評論深度逃犯條例

白信:從治理暴力到路線鬥爭,香港革命是中國的內生危機

那些僅僅關注香港《基本法》的學者,或認為「一國兩制」架構本身即埋藏憲政危機,卻忽略內地的「憲政」架構及其變動也是關鍵,從而決定着這場危機的內生性質。

2019年10月1日,香港示威者於各區進行抗議,警察以催淚彈驅散。

2019年10月1日,香港示威者於各區進行抗議,警察以催淚彈驅散。攝:劉子康/端傳媒

刊登於 2019-10-23

#逃犯條例#香港#評論#中國因素

六月初以來,香港民眾的大規模抗議已經持續了四個多月。雖然,在經過了漫長的「不戰不降不和」、始終迴避民眾訴求的不應期後,特首林鄭月娥於九月初正式宣布了撤回「送中條例」,她所唯一依靠的成建制的反動員力量——香港警察也已經在過去四個月逮捕抗議者超過2400人(10月8日警方公布的數字),接近街頭激進派的總體規模。

但在十月一日北京舉行國慶七十週年慶祝活動時,一位香港中學生卻被警方用實彈擊中受傷,抗議運動曾一度被注入了新的力量。

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相似的一幕:1967年6月2日伊朗國王巴列維訪問西柏林的當天,一位參與示威的27歲大學生奧尼佐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庫拉斯(Karl-Heinz Kurras)射殺在街邊一處停車場內。事後的法庭調查宣判庫拉斯無罪,但多年以後的東德檔案顯示庫拉斯當時是以斯塔西線人身份,被授意執行這一謀殺,意在影響德國政局。在那之後,德國學運轉向以RAF-紅軍派為代表的激進主義路線,而柏林每年紀念六月二日的活動持續至今。

相比之下,幸運地保住了性命的18歲高中學生曾志健,對香港抗議運動的轉折意義同樣重大。這當然並不直接意味着香港民眾的抗爭將由此轉向更加激進的路線,但運動的抗爭焦點則從香港特首所代表的行政當局轉向北京的中央政府,而他們所遭受的鎮壓,在以警隊為代表的持續來自港府的暴力之後,將會面臨愈來愈多、更為恐怖的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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