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邢福增:反修例運動中的香港基督宗教

自2019年夏天,因應特區政府提出的修訂風波引發的民間抗爭運動中,基督宗教在扮演甚麼角色?


2019年8月30日,香港的基督徒的反修例遊行。 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2019年8月30日,香港的基督徒的反修例遊行。 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2019年9月中旬,香港左派報章《文匯報》接連兩天以教會在遊行期間開放休息站為題材,點名批評有關教會「包庇暴徒」。與此同時,中國「環球網」又刊出題為《這群神棍對香港的毒害,超出你想像》的文章,以極挑釁的文筆批判基督教及天主教在不同層面介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下文簡介反修例)運動,對香港「毒害極深」。文中特別指出個別宗教團體及神職人員,「不遺餘力地在香港年輕人的心裡播毒」,呼籲「現在,是時候拔拔毒了」。

其實,早於8月上旬,已有普通話視頻廣泛流傳,指控香港基督宗教為美國中情局滲透的工具(注1)。在短短一個月間,輿論攻擊由網絡資訊,到正式媒體,具名批判不同人物、組織及宗派,儼然策動另一場控訴基督教運動。

上述現象,引發我們進一步深思:左派勢力對香港宗教界在反修例運動中所扮演角色的批鬥與抹黑,有何值得關注的問題?為何基督宗教(包括基督新教及天主教)會遭受批鬥與聲討?到底,自2019年夏天以降,因應特區政府提出的修訂風波引發的民間抗爭運動中,基督宗教在扮演甚麼角色?

2019年7月10日,市民自發於愛丁堡廣場舉行追思會,悼念墮樓身亡的麥小姐。
2019年7月10日,市民自發於愛丁堡廣場舉行追思會,悼念墮樓身亡的麥小姐。攝:林振東/端傳媒

反送中的宗教聲音

雖然保安局表明涉及「宗教」的罪行不會移交,但中國政府常以「非宗教方式」處理宗教問題,家庭教會人士動輒被當局以經濟罪名定罪,並非罕見。

沒有人會預料到,特區政府在2月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會逐步演變成一場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民抗爭及逆權運動。要重構基督宗教在整場運動中的角色,必先將之置於整個運動的脈絡之中。

其實,最初政府提出修例建議,尚未引發較大迴響。除大律師公會及泛民主派的批評外,3月31日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首次反修例遊行,也僅有1.2萬人參加。直至4月立法程序啟動後,泛民議員藉修例草案委員的拉布抗爭,公民社會始有更多關注。4月底民陣發起的第二次遊行,參加人數增至13萬人。但面對民間疑慮,政府除兩度修改法案作「讓步」,以爭取商界支持外,完全未有作出合理解釋。

4月至5月間,反修例運動在「反送中」的號召下,開始獲得社會各界更多關注,其中的焦點是修例在司法層面對「一國兩制」的衝擊,及對香港市民自由及公民權利的威脅等。在醞釀與動員的階段,基督宗教最初處於較被動的位置。早於3月下旬,僅天主教陳日君樞機公開表達對修訂的憂慮。不過,陳樞機所言純為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教區立場。

至於基督教方面,最早回應的是教牧關懷團、基督徒社關團契等四個團體發起的聯署聲明(5月9日)。其後,香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牧職部職員會(5月13日)、基督教協進會執委會、社會公義與民生關注委員會(5月12、14日)、基督教服務處(5月15日)、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牧師部、社會服務部社會事務關注小組(5月16日)、天主教香港教區(5月17日)、基督教機構協會(5月20日)及金巴崙長老會香港區會(5月21日)等,先後發表聲明或代禱,對修例引發的爭議表達關注。

與此同時,基督教界開始注意修例對香港教會是否具潛在威脅。有學者指出,雖然保安局表明涉及「宗教」的罪行不會移交(註2),但中國政府常以「非宗教方式」處理宗教問題,家庭教會人士動輒被當局以經濟罪名(如非法經營、非法出版、非法集資、逃稅漏稅等)定罪,並非罕見。因此,香港教會開展的中國事工,特別是涉及不被政府認可的家庭教會或地下教會,會有機會以經濟而非宗教罪名被起訴。不過,身兼北京政協的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卻支持修例,認為符合公義原則,更不相信教友會因宗教原因而被引渡。

聯署聲明中的宗教

浸聯會主席羅慶才牧師,為回應浸會內部反對聲明的聲音,嚴正指出,修例乃「邪惡」之舉,教會應按信仰立場表達意見,否則即為「共犯」。

隨著香港教會及信徒愈益關注修例爭議,5月中旬後,以「一群宗派人」為名義的聯署聲明開始湧現:

圖:端傳媒設計組

與上述宗派人的聯署同步的,是大量中學校友及學生名義的反修例聯署聲明,其中不乏基督教及天主教背景的學校。據不完全的統計,5月底最少有344間中學的校友、學生發起聯署,佔全港中學總數的一半以上(註3)。其中涉及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學校,就筆者搜集的便近200所,涉及天主教、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浸信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信義會、崇真會等多個辦學團體。

毋庸置疑,全港各界的網上聯署,在整個反修例運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以中學(後來個別小學也出現校友聯署)為主體的聯署,在短時間內建立廣泛網絡動員力量,並在不同界別引發迴響,可謂影響深遠。據統計,全港各種聯署合共25.9萬人參與,其中中學聯署達17.3萬人

如果扣除沒有列明畢業或在讀年分及教職員資料後,按13.2萬的人數再作統計,可見參與聯署的中學校友及學生,在學學生達2.8萬人,而在近五年內畢業的校友,更高達3.5萬人。上述數據,反映年輕人(13至24歲)在聯署中的積極角色,完全改變了近年關於年輕人缺席社運的理解。從往後抗爭運動的發展觀之,年輕人的積極參與,其實在5月下旬的聯署醞釀期中,已見端倪。

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教會學校校友及學生在聯署中的高比例現象?「環球網」的結論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宗教團體和神職人員就利用其在教會學校的優勢地位,在教會學校發起支持動亂、對抗警察的學生活動以及罷課」。這種粗疏的扣帽子結論,誇大了神職人員在學生及校友中的影響力,企圖將年輕人對修例的強烈不滿,歸因於受到某種勢力的煽惑,正如其將反修例運動視作外國勢力操縱,或是基督宗教乃美國中情局滲透一樣,只是一種為迴避問題的政治抹黑而已,其目的正是要否定反修例的強大民意及動員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受5月底中學及各界聯署刺激,更多基督教宗派及教會投入關注修例爭議。6月上旬,基督教善樂堂(6月4日)、香港浸信會聯會(6月6日)及一群中國佈道會信徒(6月4日)先後發出關注修例的聲明及聯署。其中浸聯會的聲明,明確指斥政府漠視民意,教會不能「閉口不言」,一改外界對浸信會不就爭議事件表態的印象,不僅引起外界關注,更在浸信會內部,出現擱置聲明的行動(註4)。浸聯會主席羅慶才牧師,為回應浸會內部反對聲明的聲音,更嚴正指出,修例乃「邪惡」之舉,教會應按信仰立場表達意見,否則即為「共犯」。及至6月9日103萬人反修訂遊行後,由於政府表示將如期在6月12日進行二讀,開始有不同宗派及堂會舉辦祈禱會,為愈益緊張的局勢代禱。

綜觀基督宗教在醞釀動員期的角色,可見表現最積極者,實為信徒自發聯署。其實,以教會名義(包括聯合組織、宗派屬下的委員會或小組)針對修例的聲明或代禱呼籲,只有基督教協進會、中華基督教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天主教香港教區、金巴崙長老會、基督教信義會、浸聯會及宣道會,這反映出教會組織受囿政治中立,在回應爭議社會政治事件上存在的各種顧慮。

所謂政治中立,既指避免就政治立場表態的計算,亦指受個人信仰的避世及出世心態主導下的「不問政治」或「超政治」(non-political, apolitical)傾向。當然,教會也顧慮到以整體組織名義發表聲明,會否激化內部矛盾的考慮。上文提及浸聯會的聲明,引起的內部張力,正好說明宗派領袖在政治議題上表達清晰立場時,面對的壓力與挑戰。

相對而言,信徒自發聯署,既避免以整體教會名義表達立場引起的內部爭議,也可讓關心相關議題的信徒,能在凝聚宗派傳統的紐帶下,按自己對信仰的反省來回應事件。這正好符合是次反修例運動「無大台」的特徵。

不過,即或如此,這種信徒自發的行動,仍引發了內部矛盾。反對者認為此舉有「騎劫」教會之嫌,要為分裂教會負起責任。例如,九龍城浸信會信徒在5月29日發起聯署後,該教會即在6月1日於教會網頁及臉書作澄清聲明:「本教會沒有發起任何有關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特此聲明」(註5)。惟此種反應又引起部分信徒不滿,認為是一種急於與聯署「割席」(砌割)的舉動。

2019年6月17日,有學生及宗教團體在添馬公園舉行追思會,墮樓身亡的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者。

2019年6月17日,有學生及宗教團體在添馬公園舉行追思會,墮樓身亡的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者。攝:林振東/端傳媒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的靈性抗爭

有牧師曾勸喻警方在進一步行動前先作警示,卻遇到警員挑釁地說:「叫你個耶穌落黎見我哋。」數天後,有牧者在公禱會中,以「耶穌就在我們中間」作回應,勉勵教會要無懼走進社會,不要在政治爭議中缺席。

隨著反修例運動在六月由醞釀動員演變為全民抗爭,基督教也順應著局勢發展而調整其角色。五月間各宗派或信徒的聯署行動,僅止於聯署聲明本身,而未有進一步動員信徒及教牧同工。在組織動員方面,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便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這個被左派網絡點名批判的平台,最初乃為發起跨宗派聯署而設,成員包括一群關心香港社會的教牧。5月28日,30位教牧發起了反修例的聯署,收集了800多位傳道同工的參與,涉及了基督教內不同宗派。後來,因應立法會的修例二讀,籌委會在6月10日至12 日間,於政府總部發起「免於被擄的恐懼,同為這城求平安」的72小時馬拉松祈禱會。由於祈禱會在政總舉行,加上6月9日遊行後,社會高度關注6月12日立法會二讀,故有關祈禱會不僅吸引了許多關心事態發展的信徒,也因其身處開放的空間,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在政總聚集的市民。

運動中流行的抗爭聖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便是在6月11日晚禱會結束後,其中一位召集人暫時選用的結束詩歌。沒想到,從6月12日零晨起,遊行現場持續不斷的「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歌聲,在緊張的局勢中,發揮了安慰人心作用。在其後多次遊行及警民對峙中,不論是否信徒,均高唱這首聖詩,多所海外媒體更以此為題作相關報導(註6)。

其實,「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的歌聲背後,是一群在抗爭現場的教牧同工。早於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成立的教牧關懷團,旨在動員教牧同工來在前線,期望在示威者與警方中間,扮演抒緩衝突的角色。

在6月12日警方清場期間,有牧師曾勸喻警方在進一步行動前先作警示,卻遇到警員挑釁地說:「叫你個耶穌落黎見我哋。」數天後,有牧者在公禱會中,以「耶穌就在我們中間」作回應,勉勵教會要無懼走進社會,不要在政治爭議中缺席。事實上,六月以降,不少牧者走上街頭,支援年輕人,大大改善社會各界對基督教的觀感,有媒體更形容為「運動中的『救火』牧師」。甚至在連登討論區中,更有貼文表達對基督徒的欣賞。連登與「耶L」的大和解,其意義不下於運動中「和理非」與「勇武」的合作。

8月,天主教公教進行社在其專頁發佈一張耶穌擁抱抗爭者的圖片,並附有「孩子,累了嗎?!到我跟前來吧!!」的文字,傳達上主願意成為年青人心靈避難所的信息。這種與香港人同行,並直面現實的「在場」經驗,既為抗爭賦予靈性的向度,也為靈性操練增加「在地」的元素。不過,《文匯報》則以公教進行社的圖為矛頭,將這種信仰上的「同在」,曲解為對「暴徒」的「縱容」。

2019年8月31日,基督徒遊行。

2019年8月31日,基督徒遊行。攝:陳焯煇/端傳媒

接待客旅:教會休息站

教堂是「社區中的『城市綠洲』,歡迎向界人士進入,「為有需要人士提供休息、使用洗手間、接受身心靈牧養及人道服務」。

隨著反抗爭運動的遍地開花,遊行由以往集中在港島區(維園至中環)擴展至全港各地(九龍、上水、元朗、上環、旺角、將軍澳、大埔、深水埗、紅磡及土瓜灣、觀塘、荃葵青、機場等)。在各區遊行期間,不少教會均開放場地作休息站,供遊行人士入內休息,並提供醫療、祈禱空間或心靈輔導等服務。

早於6月中旬,《大公報》更點名循道衛理香港堂及救世軍教育及發展中心在6月12日成為「暴徒倉」。8月,《文匯報》又點名位於黃大仙小學內的天主教聖雲先小堂,「懷疑以宗教為幌子,『騎劫校舍成為包庇、收容暴徒的場所』。又引述網民留言質問:「縱容暴力行為,違法達義,這是辦學團體的宗旨嗎?」「將神聖地方變作藏污之所,收留暴徒以回氣攻擊黃大仙居民及設施,其心不誅」。9月,《文匯報》再點名宣道會天水圍天頌幼兒學校、宣道會海濱堂及黃大仙天主教聖雲先堂為「暴徒」提供「庇護所」。10月上旬,《大公報》又兩度抨擊循道衛理香港堂及天主教聖母聖衣堂淪為「暴徒『私竇』」「暴徒休息站」。

據悉,教育局曾將見黃大仙天主教小學校監表達關注。顯然,教會在遊行期間開放作休息站,已受到政府及左派媒體的高度關注。《文匯報》更引述律師意見,指「宗教理念絕不能凌駕法律」,「宗教不是抗辯理由」。左派報章接連的針對性報導,動輒訴諸「包庇暴徒」等判斷,將參與遊行者一概視作「暴徒」,旨在以輿論威嚇,企圖劃出紅線,要教會自律,不再開放。

誠然,教會在遊行期間開放,在內部也要面對不同立場的教友的壓力。有報導指有不滿教友表示因此「停止奉獻」。不過,儘管如此,不少教會仍願意回應社區的需要,實踐「接待客旅」的精神。筆者不完整的統計,自6月至10月初,全港各區教會(天主教及基督教不同宗派、堂會)及基督教機構最少有150多次開放(實際數目相信更多)。正如天主教天亞社引述一位教友指出,「大公教會是所有人的教會,接納所有人,只要有需要,教會都會給予幫助,不會標籤任何人」(註7)。

10月,四所天主教及基督教教會更罕有地向信徒發表公開信,重申教堂是「社區中的『城市綠洲』,歡迎向界人士進入,「為有需要人士提供休息、使用洗手間、接受身心靈牧養及人道服務」。教會在遊行期間開放,也是秉持上述原則。信末更引述《聖經》:「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的隨時幫助」(詩篇四十六1)(註8)。

2019年8月23日,中環遮打花園舉行「鹽和光為公義誓同行」基督徒集會 。

2019年8月23日,中環遮打花園舉行「鹽和光為公義誓同行」基督徒集會 。攝: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同在同行,「Stand with Hong Kong」

左派媒體再三作出批鬥式的攻擊,反映出中共向來對基督宗教在民主轉型中的角色的恐懼,動輒將爭取民主的訴求扣上「外國勢力」「顏色革命」(甚至「港獨」)的帽子。

這場香港史上前所未有的民間抗爭或逆權運動,至今仍在進行,正如《經濟學人》八月第一期封面所言:How will this end? (「點收科?」)真箇沒有人能預知。但不論結局如何,2019年的夏天,香港人以生命為捍衛自由,反抗極權,業已寫下了香港歷史上光輝的一頁。

歷史是如何地巧合?2019年是雨傘運動五週年。傘後香港的公民社會屢受打壓,社運呈現低迷,沒有人可預知,是次反修例運動,竟激發如此強大且持續的抗爭意識,程度遠超五年前的傘運。

有評論認為:「五年前的雨傘運動還是一次爭取,是積極向前的,爭取原本沒有的東西──民主。這一次,反送中的佔領是在底線旁的退守,是要保護已經長在身體裏的東西不被拿走──法治和自由。」反修例運動充分反映香港人對修例的憂慮,特別擔心一國兩制在司法層面的「防火牆」,會因此而毀於一旦。

自六月以降,儘管面對暴力威脅及白色恐懼氛圍,但民間抗爭運動絲毫沒有減退跡象。同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遍傳,儘管各人對此口號的理解不一,但仍表達了香港人對目睹香港的沉淪的痛心。9月起,「願榮光歸香港」更成為抗爭運動的進行曲,訴說著香港人對民主與自由的追求與夢想。

在是次逆權運動中,香港基督宗教的角色備受關注。左派媒體再三作出批鬥式的攻擊,反映出中共向來對基督宗教在民主轉型中的角色的恐懼,動輒將爭取民主的訴求扣上「外國勢力」「顏色革命」(甚至「港獨」)的帽子。檢視基督宗教在反修例運動中的角色,我們毋須誇大其作用。

事實上,基督宗教內,也有不少支持修例及特區政府的聲音。教會也是社會的縮影,存在不同政見,確是不爭的事實。信徒中也有不少奉「繁榮穩定」為金科玉律,將宗教形同維穩和諧。抑有進者,中國因素及統戰手段,持續在香港宗教界發酵(註9)。

因此,與其說基督宗教在反修例運動中發揮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倒不如說不少教牧及基督徒,也被是次運動所撼動,並跟許多香港人一樣,經歷了不同程度的醒覺。這一次的醒覺,表明了一種願意與香港人同行的決心,也反映出教會內部拒絕「離地」的信仰吶喊與實踐。

極權臨近,香港已進入黑暗時代。這一次的醒覺,能夠持久?也許端在於是否有更多基督徒及教會,拒絕被黑暗勢力同化,活出真實,憑信德為上主發光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註釋:
1. 長達10分鐘的節目中指,主持人稱美國中情局在香港基督教及天主教裡,「至少有300至500名外圍人員」,再通過他們,「控制和影響一萬名左右的牧師和骨幹分子」。又指「香港八成以上的所謂基督教天主教會,其實都是政治目的的組織,而不是真正的教會。」
2. 保安局文件中指出:「因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而蒙受不利或被檢控/懲罰者須拒絕請求」。
3. 按教育局資料,2018至19年度全港有587所中學。
4. 聲明發出後,有69名浸聯會理事聯署,要求擱置有關聲明。
5. 有關澄清聲明已刪除。
6. 如Time, Reuters, BBC, Fox News, NY Times等。
7. 《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升溫,中共黨媒關注天主教相關動態》,天亞社,2019年8月13日。有關報導連結已刪。
8. 信函日期為2019年10月3日,由天主教聖母聖衣堂主任司鐸羅國輝神父、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主任王震廷牧師、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主任潘玉娟牧師、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主任范爾敦牧師聯合署名。
9. 邢福增:〈中國因素陰霾下的香港基督教〉,氏著:《變局下的徘徊:從戰後到後九七香港教會社關史論》(香港:印象文字,2018),頁201至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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