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邢福增：反修例运动中的香港基督宗教

2019年9月中旬，香港左派报章《文汇报》接连两天以教会在游行期间开放休息站为题材，点名批评有关教会“包庇暴徒”。与此同时，中国“环球网”又刊出题为《这群神棍对香港的毒害，超出你想像》的文章，以极挑衅的文笔批判基督教及天主教在不同层面介入反对《逃犯条例》修订（下文简介反修例）运动，对香港“毒害极深”。文中特别指出个别宗教团体及神职人员，“不遗余力地在香港年轻人的心里播毒”，呼吁“现在，是时候拔拔毒了”。

其实，早于8月上旬，已有普通话视频广泛流传，指控香港基督宗教为美国中情局渗透的工具（注1）。在短短一个月间，舆论攻击由网络信息，到正式媒体，具名批判不同人物、组织及宗派，俨然策动另一场控诉基督教运动。

上述现象，引发我们进一步深思：左派势力对香港宗教界在反修例运动中所扮演角色的批斗与抹黑，有何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何基督宗教（包括基督新教及天主教）会遭受批斗与声讨？到底，自2019年夏天以降，因应特区政府提出的修订风波引发的民间抗争运动中，基督宗教在扮演甚么角色？

反送中的宗教声音

虽然保安局表明涉及“宗教”的罪行不会移交，但中国政府常以“非宗教方式”处理宗教问题，家庭教会人士动辄被当局以经济罪名定罪，并非罕见。

没有人会预料到，特区政府在2月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会逐步演变成一场香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民抗争及逆权运动。要重构基督宗教在整场运动中的角色，必先将之置于整个运动的脉络之中。

其实，最初政府提出修例建议，尚未引发较大回响。除大律师公会及泛民主派的批评外，3月31日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首次反修例游行，也仅有1.2万人参加。直至4月立法程序启动后，泛民议员藉修例草案委员的拉布抗争，公民社会始有更多关注。4月底民阵发起的第二次游行，参加人数增至13万人。但面对民间疑虑，政府除两度修改法案作“让步”，以争取商界支持外，完全未有作出合理解释。

4月至5月间，反修例运动在“反送中”的号召下，开始获得社会各界更多关注，其中的焦点是修例在司法层面对“一国两制”的冲击，及对香港市民自由及公民权利的威胁等。在酝酿与动员的阶段，基督宗教最初处于较被动的位置。早于3月下旬，仅天主教陈日君枢机公开表达对修订的忧虑。不过，陈枢机所言纯为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教区立场。

至于基督教方面，最早回应的是教牧关怀团、基督徒社关团契等四个团体发起的联署声明（5月9日）。其后，香港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神学牧职部职员会（5月13日）、基督教协进会执委会、社会公义与民生关注委员会（5月12、14日）、基督教服务处（5月15日）、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牧师部、社会服务部社会事务关注小组（5月16日）、天主教香港教区（5月17日）、基督教机构协会（5月20日）及金巴仑长老会香港区会（5月21日）等，先后发表声明或代祷，对修例引发的争议表达关注。

与此同时，基督教界开始注意修例对香港教会是否具潜在威胁。有学者指出，虽然保安局表明涉及“宗教”的罪行不会移交（注2），但中国政府常以“非宗教方式”处理宗教问题，家庭教会人士动辄被当局以经济罪名（如非法经营、非法出版、非法集资、逃税漏税等）定罪，并非罕见。因此，香港教会开展的中国事工，特别是涉及不被政府认可的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会有机会以经济而非宗教罪名被起诉。不过，身兼北京政协的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鸣却支持修例，认为符合公义原则，更不相信教友会因宗教原因而被引渡。

联署声明中的宗教

浸联会主席罗庆才牧师，为回应浸会内部反对声明的声音，严正指出，修例乃“邪恶”之举，教会应按信仰立场表达意见，否则即为“共犯”。

随著香港教会及信徒愈益关注修例争议，5月中旬后，以“一群宗派人”为名义的联署声明开始涌现：

与上述宗派人的联署同步的，是大量中学校友及学生名义的反修例联署声明，其中不乏基督教及天主教背景的学校。据不完全的统计，5月底最少有344间中学的校友、学生发起联署，占全港中学总数的一半以上（注3）。其中涉及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学校，就笔者搜集的便近200所，涉及天主教、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浸信会、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信义会、崇真会等多个办学团体。

毋庸置疑，全港各界的网上联署，在整个反修例运动中，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以中学（后来个别小学也出现校友联署）为主体的联署，在短时间内建立广泛网络动员力量，并在不同界别引发回响，可谓影响深远。据统计，全港各种联署合共25.9万人参与，其中中学联署达17.3万人。

如果扣除没有列明毕业或在读年分及教职员资料后，按13.2万的人数再作统计，可见参与联署的中学校友及学生，在学学生达2.8万人，而在近五年内毕业的校友，更高达3.5万人。上述数据，反映年轻人（13至24岁）在联署中的积极角色，完全改变了近年关于年轻人缺席社运的理解。从往后抗争运动的发展观之，年轻人的积极参与，其实在5月下旬的联署酝酿期中，已见端倪。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教会学校校友及学生在联署中的高比例现象？“环球网”的结论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宗教团体和神职人员就利用其在教会学校的优势地位，在教会学校发起支持动乱、对抗警察的学生活动以及罢课”。这种粗疏的扣帽子结论，夸大了神职人员在学生及校友中的影响力，企图将年轻人对修例的强烈不满，归因于受到某种势力的煽惑，正如其将反修例运动视作外国势力操纵，或是基督宗教乃美国中情局渗透一样，只是一种为回避问题的政治抹黑而已，其目的正是要否定反修例的强大民意及动员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受5月底中学及各界联署刺激，更多基督教宗派及教会投入关注修例争议。6月上旬，基督教善乐堂（6月4日）、香港浸信会联会（6月6日）及一群中国布道会信徒（6月4日）先后发出关注修例的声明及联署。其中浸联会的声明，明确指斥政府漠视民意，教会不能“闭口不言”，一改外界对浸信会不就争议事件表态的印象，不仅引起外界关注，更在浸信会内部，出现搁置声明的行动（注4）。浸联会主席罗庆才牧师，为回应浸会内部反对声明的声音，更严正指出，修例乃“邪恶”之举，教会应按信仰立场表达意见，否则即为“共犯”。及至6月9日103万人反修订游行后，由于政府表示将如期在6月12日进行二读，开始有不同宗派及堂会举办祈祷会，为愈益紧张的局势代祷。

综观基督宗教在酝酿动员期的角色，可见表现最积极者，实为信徒自发联署。其实，以教会名义（包括联合组织、宗派属下的委员会或小组）针对修例的声明或代祷呼吁，只有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天主教香港教区、金巴仑长老会、基督教信义会、浸联会及宣道会，这反映出教会组织受囿政治中立，在回应争议社会政治事件上存在的各种顾虑。

所谓政治中立，既指避免就政治立场表态的计算，亦指受个人信仰的避世及出世心态主导下的“不问政治”或“超政治”（non-political, apolitical）倾向。当然，教会也顾虑到以整体组织名义发表声明，会否激化内部矛盾的考虑。上文提及浸联会的声明，引起的内部张力，正好说明宗派领袖在政治议题上表达清晰立场时，面对的压力与挑战。

相对而言，信徒自发联署，既避免以整体教会名义表达立场引起的内部争议，也可让关心相关议题的信徒，能在凝聚宗派传统的纽带下，按自己对信仰的反省来回应事件。这正好符合是次反修例运动“无大台”的特征。

不过，即或如此，这种信徒自发的行动，仍引发了内部矛盾。反对者认为此举有“骑劫”教会之嫌，要为分裂教会负起责任。例如，九龙城浸信会信徒在5月29日发起联署后，该教会即在6月1日于教会网页及脸书作澄清声明：“本教会没有发起任何有关修订《逃犯条例》的联署，特此声明”（注5）。惟此种反应又引起部分信徒不满，认为是一种急于与联署“割席”（砌割）的举动。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的灵性抗争

有牧师曾劝喻警方在进一步行动前先作警示，却遇到警员挑衅地说：“叫你个耶稣落黎见我哋。”数天后，有牧者在公祷会中，以“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作回应，勉励教会要无惧走进社会，不要在政治争议中缺席。

随著反修例运动在六月由酝酿动员演变为全民抗争，基督教也顺应著局势发展而调整其角色。五月间各宗派或信徒的联署行动，仅止于联署声明本身，而未有进一步动员信徒及教牧同工。在组织动员方面，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便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个被左派网络点名批判的平台，最初乃为发起跨宗派联署而设，成员包括一群关心香港社会的教牧。5月28日，30位教牧发起了反修例的联署，收集了800多位传道同工的参与，涉及了基督教内不同宗派。后来，因应立法会的修例二读，筹委会在6月10日至12 日间，于政府总部发起“免于被掳的恐惧，同为这城求平安”的72小时马拉松祈祷会。由于祈祷会在政总举行，加上6月9日游行后，社会高度关注6月12日立法会二读，故有关祈祷会不仅吸引了许多关心事态发展的信徒，也因其身处开放的空间，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在政总聚集的市民。

运动中流行的抗争圣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便是在6月11日晚祷会结束后，其中一位召集人暂时选用的结束诗歌。没想到，从6月12日零晨起，游行现场持续不断的“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歌声，在紧张的局势中，发挥了安慰人心作用。在其后多次游行及警民对峙中，不论是否信徒，均高唱这首圣诗，多所海外媒体更以此为题作相关报导（注6）。

其实，“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的歌声背后，是一群在抗争现场的教牧同工。早于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成立的教牧关怀团，旨在动员教牧同工来在前线，期望在示威者与警方中间，扮演抒缓冲突的角色。

在6月12日警方清场期间，有牧师曾劝喻警方在进一步行动前先作警示，却遇到警员挑衅地说：“叫你个耶稣落黎见我哋。”数天后，有牧者在公祷会中，以“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作回应，勉励教会要无惧走进社会，不要在政治争议中缺席。事实上，六月以降，不少牧者走上街头，支援年轻人，大大改善社会各界对基督教的观感，有媒体更形容为“运动中的‘救火’牧师”。甚至在连登讨论区中，更有贴文表达对基督徒的欣赏。连登与“耶L”的大和解，其意义不下于运动中“和理非”与“勇武”的合作。

8月，天主教公教进行社在其专页发布一张耶稣拥抱抗争者的图片，并附有“孩子，累了吗？！到我跟前来吧！！”的文字，传达上主愿意成为年青人心灵避难所的信息。这种与香港人同行，并直面现实的“在场”经验，既为抗争赋予灵性的向度，也为灵性操练增加“在地”的元素。不过，《文汇报》则以公教进行社的图为矛头，将这种信仰上的“同在”，曲解为对“暴徒”的“纵容”。

接待客旅：教会休息站

教堂是“社区中的‘城市绿洲’，欢迎向界人士进入，“为有需要人士提供休息、使用洗手间、接受身心灵牧养及人道服务”。

随著反抗争运动的遍地开花，游行由以往集中在港岛区（维园至中环）扩展至全港各地（九龙、上水、元朗、上环、旺角、将军澳、大埔、深水埗、红磡及土瓜湾、观塘、荃葵青、机场等）。在各区游行期间，不少教会均开放场地作休息站，供游行人士入内休息，并提供医疗、祈祷空间或心灵辅导等服务。

早于6月中旬，《大公报》更点名循道卫理香港堂及救世军教育及发展中心在6月12日成为“暴徒仓”。8月，《文汇报》又点名位于黄大仙小学内的天主教圣云先小堂，“怀疑以宗教为幌子，‘骑劫校舍成为包庇、收容暴徒的场所’。又引述网民留言质问：“纵容暴力行为，违法达义，这是办学团体的宗旨吗？”“将神圣地方变作藏污之所，收留暴徒以回气攻击黄大仙居民及设施，其心不诛”。9月，《文汇报》再点名宣道会天水围天颂幼儿学校、宣道会海滨堂及黄大仙天主教圣云先堂为“暴徒”提供“庇护所”。10月上旬，《大公报》又两度抨击循道卫理香港堂及天主教圣母圣衣堂沦为“暴徒‘私窦’”“暴徒休息站”。

据悉，教育局曾将见黄大仙天主教小学校监表达关注。显然，教会在游行期间开放作休息站，已受到政府及左派媒体的高度关注。《文汇报》更引述律师意见，指“宗教理念绝不能凌驾法律”，“宗教不是抗辩理由”。左派报章接连的针对性报导，动辄诉诸“包庇暴徒”等判断，将参与游行者一概视作“暴徒”，旨在以舆论威吓，企图划出红线，要教会自律，不再开放。

诚然，教会在游行期间开放，在内部也要面对不同立场的教友的压力。有报导指有不满教友表示因此“停止奉献”。不过，尽管如此，不少教会仍愿意回应社区的需要，实践“接待客旅”的精神。笔者不完整的统计，自6月至10月初，全港各区教会（天主教及基督教不同宗派、堂会）及基督教机构最少有150多次开放（实际数目相信更多）。正如天主教天亚社引述一位教友指出，“大公教会是所有人的教会，接纳所有人，只要有需要，教会都会给予帮助，不会标签任何人”（注7）。

10月，四所天主教及基督教教会更罕有地向信徒发表公开信，重申教堂是“社区中的‘城市绿洲’，欢迎向界人士进入，“为有需要人士提供休息、使用洗手间、接受身心灵牧养及人道服务”。教会在游行期间开放，也是秉持上述原则。信末更引述《圣经》：“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随时帮助”（诗篇四十六1）（注8）。

同在同行，“Stand with Hong Kong”

左派媒体再三作出批斗式的攻击，反映出中共向来对基督宗教在民主转型中的角色的恐惧，动辄将争取民主的诉求扣上“外国势力”“颜色革命”（甚至“港独”）的帽子。

这场香港史上前所未有的民间抗争或逆权运动，至今仍在进行，正如《经济学人》八月第一期封面所言：How will this end? （“点收科？”）真个没有人能预知。但不论结局如何，2019年的夏天，香港人以生命为捍卫自由，反抗极权，业已写下了香港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历史是如何地巧合？2019年是雨伞运动五周年。伞后香港的公民社会屡受打压，社运呈现低迷，没有人可预知，是次反修例运动，竟激发如此强大且持续的抗争意识，程度远超五年前的伞运。

有评论认为：“五年前的雨伞运动还是一次争取，是积极向前的，争取原本没有的东西──民主。这一次，反送中的占领是在底线旁的退守，是要保护已经长在身体里的东西不被拿走──法治和自由。”反修例运动充分反映香港人对修例的忧虑，特别担心一国两制在司法层面的“防火墙”，会因此而毁于一旦。

自六月以降，尽管面对暴力威胁及白色恐惧氛围，但民间抗争运动丝毫没有减退迹象。同时，“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遍传，尽管各人对此口号的理解不一，但仍表达了香港人对目睹香港的沉沦的痛心。9月起，“愿荣光归香港”更成为抗争运动的进行曲，诉说著香港人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与梦想。

在是次逆权运动中，香港基督宗教的角色备受关注。左派媒体再三作出批斗式的攻击，反映出中共向来对基督宗教在民主转型中的角色的恐惧，动辄将争取民主的诉求扣上“外国势力”“颜色革命”（甚至“港独”）的帽子。检视基督宗教在反修例运动中的角色，我们毋须夸大其作用。

事实上，基督宗教内，也有不少支持修例及特区政府的声音。教会也是社会的缩影，存在不同政见，确是不争的事实。信徒中也有不少奉“繁荣稳定”为金科玉律，将宗教形同维稳和谐。抑有进者，中国因素及统战手段，持续在香港宗教界发酵（注9）。

因此，与其说基督宗教在反修例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倒不如说不少教牧及基督徒，也被是次运动所撼动，并跟许多香港人一样，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醒觉。这一次的醒觉，表明了一种愿意与香港人同行的决心，也反映出教会内部拒绝“离地”的信仰呐喊与实践。

极权临近，香港已进入黑暗时代。这一次的醒觉，能够持久？也许端在于是否有更多基督徒及教会，拒绝被黑暗势力同化，活出真实，凭信德为上主发光。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

注释：
1. 长达10分钟的节目中指，主持人称美国中情局在香港基督教及天主教里，“至少有300至500名外围人员”，再通过他们，“控制和影响一万名左右的牧师和骨干分子”。又指“香港八成以上的所谓基督教天主教会，其实都是政治目的的组织，而不是真正的教会。”
2. 保安局文件中指出：“因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意见而蒙受不利或被检控／惩罚者须拒绝请求”。
3. 按教育局资料，2018至19年度全港有587所中学。
4. 声明发出后，有69名浸联会理事联署，要求搁置有关声明。
5. 有关澄清声明已删除。
6. 如Time, Reuters, BBC, Fox News, NY Times等。
7.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升温，中共党媒关注天主教相关动态》，天亚社，2019年8月13日。有关报导连结已删。
8. 信函日期为2019年10月3日，由天主教圣母圣衣堂主任司铎罗国辉神父、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主任王震廷牧师、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主任潘玉娟牧师、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国际礼拜堂主任范尔敦牧师联合署名。
9. 邢福增：〈中国因素阴霾下的香港基督教〉，氏著：《变局下的徘徊：从战后到后九七香港教会社关史论》（香港：印象文字，2018），页201至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