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逃犯條例

內地生筆記:中大校長對話場內外,與那篇讓內地生激憤的人民日報評論

人民日報這一篇備受爭議的時評,也許意外地成為推動內地生與本地生交流的契機。或者說,其實整個反修例運動,都是一個彼此交流的機會,因為它讓幾乎每個人都開始思考政治。

2019年10月3日,中大校長崇智與學生對話。

2019年10月3日,中大校長崇智與學生對話。攝:林振東/端傳媒

桃子燒酒

刊登於 2019-10-17

#香港中文大學#段崇智#逃犯條例#香港#讀者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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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開學以來,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裏隨處可見的文宣海報,週會上一個個黃色藍色白色的頭盔,晚上10點準時喊起來的被內地生誤聽為「功夫燒烤,士多啤梨」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不停收到的港鐵停運、學校餐廳提早關閉的消息,Facebook論壇和內地生樹洞平台上激烈的中港矛盾爭論,這一切都在提醒你,我們在經歷不「正常」的校園生活。甚至,作為內地生的我們開始悄咪咪地互相試探,通過稍稍透露立場的朋友圈下的點讚和評論,朋友給哪篇文章點的「在看」,彼此在交流中的用詞,在心中默默劃分黃藍陣營。若是嗅到立場不同,我們就心照不宣地不聊政治,只談風月。

這個夏天在香港發生的社會運動,像一雙手,不斷地把政治、身份認同、中港矛盾這些議題推到內地生面前,再怎麼想過小確幸的生活,都必須要直視和面對這現實。朋友圈裏關於政治的信息和情緒越來越多,即使在暑假錯過了付國豪機場事件「SHAME ON HK」的刷屏,10月10日的校長對話也給了內地生一個表達的機會。不過,據筆者觀察,這次的朋友圈刷屏並沒有出現在對話會當天,而是在次日深夜,人民日報的文章發表之後。

與校長對話,普通話的發言

10月10日下午,中大校長段崇智再次會見學生,邵逸夫堂坐滿了學生和校友,我與朋友戴着口罩入場,有點恍惚,不知道黑色的海洋會怎麼看待我們。我在較前排的位置落座,身邊的本地同學聚集成一個小組,把拿到的籌號擺在一起,我立刻就明白他們是選好了發言人,其他人都把籌號投入箱中,增加被抽中發言的概率。我和朋友知道有傳媒直播,擔憂曝光,僅在書面意見上寫下了「如何構建本地生和內地生之間的對話平台、學校有什麼措施保障支持香港運動的內地生的言論自由」等問題,投入箱中,把現場發言的籌號給了隔壁的香港同學,他們說「我們又有槍了」。

最開始的校長簡短發言,數次被激動的香港同學打斷,校長被激光筆照射。提及校園環境被破壞、因不同政見而起的校園霸凌時,在後排本地同學的噓聲和憤怒的喊聲中,左邊的區域響起了激烈的掌聲,我才發現左邊坐着很多像是內地研究生的同學。在第一位用普通話的女生發言時,左前的區域也表現得十分支持。這位女生發言時,一字一頓地說她希望本地同學尊重她的言論自由,說自己和身邊同學因為本地學生「打壓」不同政見的內地生而感到恐懼,最後看着台下說出了引起最大聲浪的「正是你們自己在破壞香港的法治、自由、民主」。

本地同學聽到普通話發言之時,就表現得有些情緒激昂,在這位女生的講話逐漸顯露立場時爆發了巨大的憤怒,本地學生激動地叫喊着「返大陸啦」、「NMSL」,還有人用普通話叫着「平反六四」,數次打斷她。我的一個同學坐在後排,是個支持香港運動的內地生,她說,她覺得耳朵都快要被這種帶有仇恨的言論喊聾了。雖然明白香港人的憤怒,也知道在這個時候本地同學不會考慮到有部分內地生也是支持他們的,但那種群情激憤地對內地生集體的辱罵,還是讓她感到極大的壓力和不舒服。她說她突然覺得自己是少數人裏面的少數人,在內地生裏支持香港是少數,在香港同學面前,那一晚又感到了自己是一名還沒被接納的少數派。在內地生裏,可能因為無需顧忌強權的審查,激進表達民族主義情緒的人聲音高,充斥公共討論空間,內地生的形象總是和激進愛國派聯繫在一起。同樣,叫喊得最大聲、最難聽的香港同學的聲音總是被捕捉來標記「香港學生」。

我坐在前排,周圍的香港同學非常冷靜,甚至對後排叫喊的本地生有些生氣,在那位女生發言之時,他們高舉「停止」的手勢,希望他們快點停下辱罵和叫喊,後來「討伐」的聲浪似乎已經無法控制,他們便放棄了,沉默着。那位發言的內地女生在發言後就匆匆離開了,那一片的內地生似也離開了。他們沒能聽到最後,令人想哭的控訴性暴力的發言,錯過了那個理解香港同學絕望的機會,也沒能聽到本地同學的道歉。之前坐在我身旁的一個香港男生,高高瘦瘦,頭髮在後面紮成髻,發言時說他覺得他們做了很「醜怪」(丟臉)的事情,本地學生完全沒有表現出對不同意見發言者的尊重。

對話會臨近尾聲,又有一個男生用普通話發言,但他贏得了本地學生的掌聲。他開頭便說,香港同學不要忘記,在內地也有一群在爭取民主自由的人。我想這是一個主動溝通的態度,他表示出對本地同學的尊重和理解,主動拉近了跟情緒激動的本地生的距離。

無論是之後的閉門會談,還是其他同學的發言,都沒有出現在內地媒體的報導裏。環球時報在當晚20:54分,對話會還沒結束之時,便迅速發布了第一位普通話發言的女生的報導,不久後,這位女生接受了環球時報的專訪。

內地女生的發言和對性暴力的控訴,都沒在內地本科生的圈子裏引起太大的迴響(據筆者觀察,當天親身來到對話會、看對話會直播和關注對話會信息的內地本科生還是少數)。引爆輿論導火線的是人民日報的一篇「常規」文章。

人民日報與孤立的在港內地生

隔天深夜,人民日報以這次對話會為主題,發文質問《「博文約禮」,港中大學生做到了嗎?》,短短幾分鐘後就在我的微信群組和朋友圈中激起強烈反響。在一個為慶祝七十週年國慶而設的內地生群組中,對官方媒體的憤怒迅速蔓延:「人民日報胡扯啥呢」、「人民日報現在說話越來越口無遮攔了」、「這是變成噴子的走向嗎」,類似的負面評價在朋友圈也不絕於耳。審視這些留言,情緒被點燃的原因無非是人民日報以偏概全,字裏行間儼然將批評的對象覆蓋至所有中大學生,並認可了香港中文大學已成「香港暴徒大學」的說法。

當「暴徒」的帽子冠到自己頭上,有些內地生開始發聲斥責。但我們又醒了幾成呢?這衝擊能否帶領我們走出成見、增加我們了解和試圖理解香港的意願呢?

我見到一些原本政治冷感或反對示威的朋友,開始反思香港人的訴求,以至追溯運動的全貌。一位從前非常不理解反修例運動的內地生朋友發來信息,當她看到內地媒體只在一味譴責對話會中的學生,而對其中的性暴力指控輕描淡寫乃至加以嘲諷時,她好像終於能理解香港一二。有朋友看到校長的冷漠和學生的弱小憤怒,對這場運動的感覺和以前相比,「有點不一樣了」。

但可惜的是,這些人似乎還是少數。很多人似乎只關心自己是否被污名化,自己的學歷是否還能保值,自己未來的工作是否受到影響。「自己、自己、自己」,彷彿只有在社會時事與「自己」密切相關時,我才能聽見內地生群體的聲音。8月13日機場付國豪事件發生時,朋友圈充盈滿屏的紅底白字「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我了」;10月1日掛國旗的內地生被霸凌後撰文詳述過程,朋友圈紛紛轉載,一時間眼裏都是國旗紅。而反觀使無數港人徹夜難眠的721和831夜晚,卻從未在我的朋友圈激起幾滴水花。也許是因為大家都是明白人,知道說什麼話會帶來危險,而選擇噤聲,也許是真的不關心、不了解。

剛入學的大一學妹和我說,她身邊不少人都很後悔來香港讀書,感覺學歷貶值。內地生的樹洞平台上,很多人透露來香港讀書的原因是中大的排名和國際化的教育,將高考分數最大化利用。其實我來香港讀書的原因也類似,我想應該很少人會將香港民主自由的言論和學術氛圍放在首要的考慮因素。

但這個夏天,在港呆了幾年的我,時常為曾經的自己和一些內地生感到些許遺憾,如果能早一點、多一點了解這個城市就好了。話說白了,其實內地生沒有必須要了解香港、關心香港命運的義務,本地同學也沒有照顧內地生情緒的義務,但人不止於完成義務。面對歷史,我們有見證和擔當的責任。

除了擔憂學校的招牌和學歷的含金量之外,眾人憤怒的留言中也透出幾分「棄子」的淒涼。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支持反修例運動,卻在此時被人民日報反推向「暴徒」一方。微博的最高贊評論嘲笑着「香港這些憨批大學,一個個都在詮釋書唸到狗肚子裏」,再往下滑,數百條評論均來自在港內地生,他們努力澄清着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不等於廢青,批評人民日報不夠客觀公正,卻也同時被不少大陸網民攻擊。於是有人感慨自己「裏外不是人」,有人感慨自己「淪為犧牲品」,更有甚者選擇以「政治類不實信息」原因投訴該篇文章,或通過人脈網絡以求人民日報發出道歉聲明或撤回文章。

我們與他們,鴻溝的彌合

在內地的輿論場,這件事不過為香港年輕人是「暴徒」、「廢青」的論述提供了新理據,我相信香港人早已習以為常也並不在乎。但對於內地生來說,這或許是第一次被官媒代表和點名批評。人民日報這篇文章似乎是一個拳頭,將許多人砸得暈頭轉向;又似乎是一陣風,飄過不留痕,憤恨過後,仍然會激進地愛國愛黨,仍然對示威者義憤填膺;又或者,這是一粒種子,在他們心中已埋下不信任的根,只等待着更多的灌溉。

隨着大陸與香港的輿論日漸對立,在港內地生似乎必須在漂泊中尋覓一個容身的空間。政治表達和參與上,我們還是新手,對民族主義有依附和敬畏,對香港的陌生又不斷滋生着恐懼和猶疑。意識形態是一種選擇,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本不應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塑造成為無法跨越的鴻溝。

「我們與他們」是Zygmunt Bauman著作《Thinking Sociologically》的一個章節,他說,「我們」與「他們」不僅是兩種不同的群體,而且區分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喜歡與討厭、信任與懷疑、安全與恐懼、合作與對立。因為人與人的差異和區隔出現了「連續性中斷」,我們把人分為兩類,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在另一個群體身上減弱,也因為只有模糊和殘缺的印象,我們會傾向於懷疑他們、恐懼他們。我們甚至期待他們處處和我們作對,因為外群是內群虛構的負面自我,為了建立自我認同,為了內部團結和心理安全,我們需要這個負面形象。

對內地生和本地生來說,也許這樣的對立都是在想像裏建構的「我們」和「他們」。如果真誠地面對面交流,坐下來聊聊,也許我們可以去彌合這人為的鴻溝。那些形象模糊的黑衣人會變得立體起來,他們不再只擁有一個扁平的「廢青」、「暴徒」標籤,他們可能是全副武裝的前線示威者,也可能是一個被副校長攬着哭的男同學;那些被貼上「五毛」、「小粉紅」標籤的咄咄逼人的內地生,也許有一天會說「想要幫上香港的忙」。事實上,我看見有內地生耐心看完校長見面會的直播,開始理解香港,也有本地同學主動和內地同學介紹香港。當校長段崇智經過閉門對話後,都能瞬間從「段狗」變成「段爸」,內地生和本地生的差異,或許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當政治主動來敲門,避無可避,人民日報這一篇備受爭議的時評,也許意外地成為推動內地生與本地生交流的契機。或者說,其實整個反修例運動,都是一個彼此交流的機會,因為它讓幾乎每個人開始思考政治,這也是一場我們正在經歷着的、需要很多思考和選擇的成長試煉。無論最終選擇什麼方向,這場運動都是我們繞不開的坎。

這本書裏還說了,「鼓吹共同體概念的團體,不論勢力多麼龐大,不論多麼努力,它們對真實的掌控,仍不免脆弱和不堪一擊」。一場對話會,幾篇官媒文章,我們親眼目睹發生了什麼,我們的同學在控訴什麼,我們校長的態度是什麼,我們的國家是怎麼想我們的,這種真實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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