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大批湧向街道，要求基本的政治權利。揮舞大棒的防暴警察向他們發射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衝突已延續多日，說明被激怒的群眾，與被孤立和反應不力的政府之間隔閡日深。
這聽上去很像2019年夏天的香港，即我所居住的地方，但實際上我說的是五十年前的北愛爾蘭。隨着香港的危機越來越看不見解決的跡象，這次衝突也越來越像當年的那場「麻煩」起初幾年的情形——而最終持續三十年，導致三千人喪生。作為記者，我在1970和1980年代報導了北愛爾蘭的衝突。過去三年裏，我對歷史做了研究，目的是為了寫一本有關已故的凱文·博伊爾教授的生平。博伊爾教授曾是北愛爾蘭民權運動的領袖，後來成為一位傑出的人權律師。
北愛爾蘭的城市皆為維多利亞時代風格，鄉野崎嶇不平，宗教之間的敵意持續了幾個世紀，似乎與人口密集的香港這樣大都市大相徑庭。這樣的對比是鮮明的，尤其是因為這兩個社會所面對的，都是昔日不列顛殖民地所遺留的令人痛苦局面。
隨着香港的危機越來越看不見解決的跡象，這次衝突也越來越像當年的那場「麻煩」起初幾年的情形——而最終持續三十年，導致三千人喪生。
1922年，天主教佔主導的愛爾蘭其他地方脱離英國獲得獨立，而北愛爾蘭的新教教徒（他們主要為蘇格蘭定居者的後裔，其祖上當年代表英國殖民愛爾蘭）為保障自己的主導地位，創建了一個小國。當年的「麻煩」運動一開始是一場和平抗議運動，是北愛爾蘭占人口少數的天主教徒，要求享有與占人口多數的新教教徒和其他英國公民相同的政治權和民權。正如博伊爾在我寫的書中所說的：「我當時因為不公正而很義憤：那麼一大批人口竟然在英國的統治下，被排斥在政治權力結構之外！」而北愛爾蘭新教占主導地位的政府，起初的反應是冷漠、敵意，支持警察對這一運動進行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