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邁可：香港危機，會變成另一場持續三十年的衝突嗎？

人群大批湧向街道，要求基本的政治權利。揮舞大棒的防暴警察向他們發射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衝突已延續多日，說明被激怒的群眾，與被孤立和反應不力的政府之間隔閡日深。

這聽上去很像2019年夏天的香港，即我所居住的地方，但實際上我說的是五十年前的北愛爾蘭。隨着香港的危機越來越看不見解決的跡象，這次衝突也越來越像當年的那場「麻煩」起初幾年的情形——而最終持續三十年，導致三千人喪生。作為記者，我在1970和1980年代報導了北愛爾蘭的衝突。過去三年裏，我對歷史做了研究，目的是為了寫一本有關已故的凱文·博伊爾教授的生平。博伊爾教授曾是北愛爾蘭民權運動的領袖，後來成為一位傑出的人權律師。

北愛爾蘭的城市皆為維多利亞時代風格，鄉野崎嶇不平，宗教之間的敵意持續了幾個世紀，似乎與人口密集的香港這樣大都市大相徑庭。這樣的對比是鮮明的，尤其是因為這兩個社會所面對的，都是昔日不列顛殖民地所遺留的令人痛苦局面。

隨着香港的危機越來越看不見解決的跡象，這次衝突也越來越像當年的那場「麻煩」起初幾年的情形——而最終持續三十年，導致三千人喪生。

1922年，天主教佔主導的愛爾蘭其他地方脱離英國獲得獨立，而北愛爾蘭的新教教徒（他們主要為蘇格蘭定居者的後裔，其祖上當年代表英國殖民愛爾蘭）為保障自己的主導地位，創建了一個小國。當年的「麻煩」運動一開始是一場和平抗議運動，是北愛爾蘭占人口少數的天主教徒，要求享有與占人口多數的新教教徒和其他英國公民相同的政治權和民權。正如博伊爾在我寫的書中所說的：「我當時因為不公正而很義憤：那麼一大批人口竟然在英國的統治下，被排斥在政治權力結構之外！」而北愛爾蘭新教占主導地位的政府，起初的反應是冷漠、敵意，支持警察對這一運動進行鎮壓。

香港2019年的抗議活動開始時也是和平的。其直接觸因是北京所任命的特首林鄭月娥的一項法律提案，允許將人從香港引渡到中國大陸，即中國共產黨控制司法體系的地方。但更為深層的焦慮使人們的擔憂加劇：香港經濟不公平日益加重，富人獲益，而年輕人前景黯淡；政治決策由北京和此地不關心群眾生計的商業巨賈所主宰。這種情形與中國在英國殖民統治150年後結束之時——即1997年——所許諾的相去甚遠，即最終通過全民普選選出香港特首和立法會成員。最近幾年，新當選的年輕立法者已經提出了這些問題，但政府以站不住腳的程序之由將他們驅逐出立法體系，使這一動作似乎純粹出於政治原因，從而加劇了人們的被摒斥之感。

儘管律師、商業團體和普通市民已發出警告：引渡條例會使香港的獨立司法陷入危險境地，而這是香港不同於大陸的一個重要特色，但林鄭堅持要通過該條例。這導致了大規模的遊行和抗議者與警察之間的衝突。

在北愛爾蘭，政府不願意解決人們對基本民權的訴求也引發了衝突。警方為了控制人群使用了橡皮子彈和催淚瓦斯，但基本上無濟於事。正如當時身處貝爾法斯特的一位記者在1971年寫道：催淚瓦斯「很有效地使同仇敵愾的人們聚集起來，向那些以催淚瓦斯對待他們的人表達共同的仇恨」。

在人口稠密的香港街區，催淚瓦斯起到類似的「效果」，助燃了人們的氣憤。同時，正如貝爾法斯特的市民被橡皮子彈擊得發瘋一樣，香港警方使用這些武器——包括擊打在一位婦女的眼睛上——進一步激起了公眾的憤怒。

正如當時身處貝爾法斯特的一位記者在1971年寫道：催淚瓦斯「很有效地使同仇敵愾的人們聚集起來，向那些以催淚瓦斯對待他們的人表達共同的仇恨」。

等到北愛爾蘭當局在1970年代初，不情願地屈服於人們的一些基本民權要求——終止操縱選區、實現住房與就業機會平等——一切都為時已晚。越來越多的天主教徒開始將北愛爾蘭政權本身看作是非法的。本來是對某些改革的籲求變成推翻整個體制的喊聲。但對於愛爾蘭共和軍而言，這便意味着暴力運動的開始，目的則是斬斷北愛爾蘭與英國的聯繫，創建統一的愛爾蘭。

在香港，人們起初的要求是取消引渡法案，但政府在九月初才不情願地回應了這一要求。其應答的動作太小、太晚。政府傲慢不讓步，同時警察與擁護北京的地痞流氓攻擊示威者與市民，從而導致了另外四項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委員，以調查警方的行為；不能把被捕的抗議者視為暴徒；林鄭辭職；進行真正的民主改革。除非滿足所有要求，不然抗議者誓不停止。

同北愛爾蘭的情形一樣，政府的固執和警察的過度反應，使本來和平的針對一個問題的抗議運動，演變成要求徹底變革的行為。抗議運動已經與呼籲香港獨立一步之遙，從而使北京方面大為震驚，因此譴責該運動為意在斷絕香港與中國關係的「顏色革命」。

由於當局拒絕任何讓步，暴力程度開始加劇。最近幾日，少數抗議者在地鐵入口放火、向警方扔出莫洛托夫燃燒彈，而且還發生了幾起毆打被懷疑政府支持者的事件。與此同時，支持北京的團伙手舞刀刃與抗議者僵持較量。警察則或者觀望，或者只抓捕抗議運動成員。

在北愛爾蘭，和平抗議的失效與警察施加重手，引發了愛爾蘭共和軍的行動。萬幸的是，香港局勢尚未發展到此地步。但是，目前香港的事件——道路封閉、交通中斷、催淚彈飛舞，已經使我回想起1970年代貝爾法斯特日常生活出行之艱難了。

北京與香港政府不妥協的方式，很可能會將一些年輕的抗議者推向暴力與恐怖主義。

而且局勢還會惡化。同愛爾蘭共和軍當年的情形一樣，更為激進的成員的受挫感和憤怒日益增長，而國際特赦組織前一陣所描述的，對被捕的抗議示威成員「折磨和其它虐待」進一步加強了這種緊張局勢。國際特赦組織9月19日的報告已記錄了幾例香港警察的做法：毆打被拘禁者、威脅電擊他們的生殖器、用激光擊射他們的眼睛等。這與當年博伊爾的一個著名案例形成令人毛骨悚然的類比：在1972年，博伊爾身為律師，首次在歐盟人權委員會代表七個被北愛爾蘭安全部隊拘禁後遭受毆打與折磨的人，其中就包括一名囚犯的生殖器被電擊、其他幾個骨頭被打斷。博伊爾要求該委員會對警方和軍隊的行為進行更為廣泛的調查，但沒有下文。國際特赦組織現在支持人們要求對香港局勢做出獨立調查的呼籲。

同時，據當地媒體報導，在抗議者經常使用的在線聊天室中，越來越多的人在探討是否要武力反擊。仲夏期間，警方在一棟建築裏收繳了一些爆炸品，而他們就是在這裏逮捕了幾個倡導香港獨立的非主流黨派成員。也許再過不了多久，激進的少數派就會認為，除了採取更為暴力的手段，他們再別無選擇。

1969年，博伊爾在遭受新教極端分子襲擊的民權遊行中起到突出作用。他終生反對暴力，愈加積極地尋求政治解決方式。而其他人——包括參加同一次遊行的人——日後則趨向暴力與恐怖主義。因此，人們完全有理由擔心，北京與香港政府不妥協的方式，很可能會將一些年輕的抗議者推向相同的方向。

（本文最初發表於耶魯大學全球研究中心網站，原文為英文，端傳媒獲得作者授權翻譯並轉載全文）

（齊邁可，資深國際報導記者，CNN北京記者站第一任站長，在1970及80年代，報導了北愛爾蘭當時的持續衝突，現以南加州大學美中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身份居住在香港。他書寫北愛爾蘭民權運動領袖的新書《你是否同我在一起》將於明年三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