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昺崙：閱讀史明，閱讀台獨運動的百年歷史

史明，本名施朝暉，台北士林人，出生於1918年11月，卒於2019年9月，生年101歲。臺灣獨立精神領袖之一，曾著作《臺灣人四百年史》，以左翼觀點建構「臺灣民族主義」史觀，也曾從事過臺灣獨立的「武裝反抗行動」。是臺灣在二戰後少數被敬稱為「革命家」的體制外政治人物。

思想啟蒙：父親與台灣文化協會

當代臺灣政治思想，可以粗糙劃分為左右及統獨四個象限，而史明就是「左獨」象限的代表人物。至於史明的左獨意識根源是什麼？可以從他生平的兩大思想啟蒙開始說起：

第一個啟蒙點，是他父親與臺灣文化協會的影響：當時日本統治臺灣已經將近23年，距離一場大規模武裝反抗事件「台南玉井事件」也過了三年。日本政府逐步建立起國民教育制度，成立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及總督府國語學校，培養了臺灣第一批現代知識份子。臺灣社會逐漸從武裝抗日，轉變成知識份子領導的反抗運動。

史明的父親林濟川，就是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學生。後來到日本留學，就讀明治大學商科專門部，在東京加入臺灣知識份子組成的「新民會」。後來積極參與組織「臺灣文化協會」，以啟蒙及解放殖民地社會為目標，與林獻堂、陳逢源、林呈祿及蔣渭水等人都是好朋友。

父親姓林，但史明之所以姓施，是因為媽媽的媽媽（阿嬤）沒有男性繼承人。就跟史明的爸爸討了子嗣來傳承施家的香火。所以史明的阿嬤特別照顧史明，史明這一輩子最深愛的親人，也是他的阿嬤。

史明就是在父親與文化協會友人往來的環境下長大，甚至還跟著父親一起去聽文化協會志士的演講，親眼看見日本警察取締並中斷講座的情況，所以從小他就對這些「抗日志士」非常親切，也耳濡目染了許多的觀念，進而產生了一種反抗威權與反抗帝國主義的意識。

第二個啟蒙點，史明在台北一中畢業之後，原本母親要他讀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但他嫌醫學校太功利，私下「逃」到東京去讀書，後來考上早稻田大學，就讀政治經濟學部。當時日本雖然已經進入戰爭時期，但是早稻田大學仍存留著自由主義的風氣，例如同學之間比較不會區分是殖民地人還是日本人，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也比較輕鬆等等，有時候同學深夜激辯哲學問題，還會去敲老師家的門，請老師出來主持公道。

不僅如此，政治經濟學部的師生私底下會組成馬克思讀書會，閱讀《馬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小林多喜二與矢內原忠雄的作品等等。史明在這個階段，吸收了包括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在內的西方哲學思想，形成了一種比較浪漫的「左翼青年」性格。也因此他大學畢業後，受到朋友的鼓舞，決定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行動。

人格特質：自在而任性的少爺

也因為史明人格養成階段的經歷——出生於殖民地的大地主家庭，父親曾是抗日志士，於戰爭時期的早稻田大學就學等等，並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對日抗戰等經歷——造就了史明無法複製的人格特質，也是與其他台獨運動者最大不同之處：

史明的特質，就是思想與行動同步、務實與浪漫交錯：史明是日本時代的知識菁英，對於「學問」非常重視。他晚年時常對年輕人說「臺灣人做革命，也要多看書。」翻看他的著作，例如，會發現他很喜歡從西方古典時代的哲學體系開始講起，從蘇格拉底講到黑格爾，並切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最後才開始談為何要建構「臺灣民族主義」。這是他非常知識菁英的一面。

其次，史明出身於地主家庭，從小生活優渥，到日本念大學時有阿嬤提供生活費，平常課餘時間會讀書、郊遊、聽古典音樂，日子過得很閒適。因此他也是有一種阿舍（台灣話的「少爺」）的自在與任性，因此他從選擇逃家念大學開始，到中國抗戰、回臺灣刺殺蔣介石、在海外高舉台獨大旗，不把財富放在眼裡等等，都有一種極端的浪漫成分在裡面。

另外一面，又因為他小時候看過臺灣文化協會的反抗行動，青年時期又受過共產黨地下工作的訓練，非常重視實務工作及成果。例如他在海外流亡期間，組織「獨立台灣會」，堅持一定要在島內進行地下工作，言明「主戰場在島內」——獨立臺灣的「獨立」寫在臺灣之前，是有「進行獨立行動」的意思，概念上比「臺灣獨立」還積極。

獨台會初期走武裝路線，包括訓練志士回台，進行炸鐵路、焚燒警察局等等近似恐怖主義的行動，到1975年左右，他認為臺灣社會結構逐漸轉變，民主運動出現空間，才逐漸改成非暴力的地下宣傳活動。

直到他晚年，還是會對年輕人耳提面命一些老左派革命家的原則：行事低調、不出風頭、不怕吃苦、嚴守紀律、要走入普羅大眾等等。

當他受訪的時候，他在紙上寫到一些人名，寫完就會立刻把紙條毀掉，縱使現在已經是民主自由的社會，還保有這樣的習慣，可以說是將革命紀律銘刻在身體上面了。

種種諸多的經歷與特質，型構了史明在海外台獨運動裡比較特殊的位置，他強調「主戰場在島內」，以及組織「臺灣大眾」的左翼革命性質（甚至在臺灣島內很多工作網路都是依賴「都市貧民」（史明用語）建立起來的）。與其他知識份子領導的台獨運動，例如日本的廖文毅、辜寬敏及林育德等人，在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

未竟的革命事業：滿滿的「失敗履歷」

縱然如此，史明的革命志業，其實大多是沒有成功的。他的「失敗履歷」如下：

一、刺殺蔣介石：史明1949年返台，組織「臺灣獨立武裝革命隊」，企圖在蔣介石回陽明山行館的路上刺殺他。但消息走漏，遭到通緝，史明只能流亡日本。這是史明最早期在島內，沒有群眾基礎、沒有後援計畫，只是想「先拿蔣介石的首級」的大膽行動。

二、武裝行動事件：史明到日本之後，獲得日本政府庇護。他經營一間中國料理餐廳，利用工作之餘，聯絡與組織「獨立臺灣會」，訓練臺灣人進行地下反抗工作。當年他訓練「」名成員，以日本作為中介，回臺灣進行爆破、縱火及破壞等行動。雖然計畫嚴密，但仍有許多同志失風被逮捕，其中鄭評因與史明計畫刺殺蔣經國，被逮捕後遭判決死刑。

當然史明在海外期間，仍透過雜誌、著書等方式，希望用理性方式進行台獨運動。可以國民黨監控嚴密，島內思想難以傳播。史明還曾在日本最接近臺灣的島嶼「與那國島」設置無線電臺，企圖將廣播打進島內，耗費他不少資金與時間。可惜後來訊號被NHK蓋台，所有努力付諸流水。

三、知識份子動員：史明自言，他的革命組織發展的成員群體裡面，比較缺乏的就是知識份子。雖然在在日本早期跟王育德、黃昭堂及辜寬敏等「台灣青年社」相關成員都有合作過，但後來都是各行其事較多。

1970年初期，當時在比利時魯汶大學（University of Leuven）政治系留學的盧修一與史明聯絡，希望能了解台灣左翼與民族革命的問題。盧修一有左翼理想，學習地下工作也非常認真，因此史明希望可以讓盧修一組織島內知識份子的線。後來盧修一到文化大學教書，史明透過日本獨台會成員前田光枝聯繫，但不幸消息走漏，1983年盧修一與前田光枝遭逮捕，盧修一遭判三年感化拘留，於是發展知識份子的路線宣告失敗。

1990年初，台大社會系畢業的陳正然到日本拜訪史明，說要發展讀書會組織，史明樂見其成，希望重新發展知識份子路線。但沒想到1991年，調查局進入清華大學校園，逮捕歷史系研究生廖偉程，同時一併逮捕陳正然、林銀福及王秀惠三名獨立台灣會成員，四人遭「懲治叛亂條例」求處重刑。此事引發「廢除刑法一百條」的民主化運動，讓台灣白色恐怖正式走入歷史。但史明的知識份子組織路線再度落空。

四、返台後從事台獨運動：史明1994年返台，臺灣已經面改選立法委員，民主化運動已經小有基礎，於是史明戰術轉變為「體制外與體制內聯合鬥爭」。他將他在日本的積蓄，全部帶回臺灣，投入新的宣傳行動。他成立了「臺灣大眾廣播電台」，希望透過資訊宣傳，宣傳台獨理念。也組織了「獨立建國宣傳車隊」，全盛時期約有數十台宣傳車（戰車）與數百名計程車司機組成的支持者，將理念放送到臺灣大街小巷。

2005年，國民黨黨主席連戰前往中國會晤中共高層，史明認為連戰是「出賣臺灣」，於是率領七十台汽車，上百名獨台會成員在高速公路攔截連戰座車，並到機場進行阻擋行動，引起不小騷動。

不過事實上史明返台後，花費了畢生的積蓄（約6000萬台幣）進行台獨宣傳運動，但響應者並不如預期來得多，影響力有限。或許這和當時民進黨在民主化運動中崛起有關，當時民進黨已經走入「選舉總路線」，為了擴大支持選民範圍，不斷往中間路線去修正，所以「臺灣獨立」思想被中間路線擠到政治光譜邊緣，史明變成了基本教義派的代表人物，不容易被主流中產階級所接受。
總而言之，我們以客觀的角度來看，史明的革命實踐並不能算是成功，很多時候甚至是慘烈的失敗，例如失去鄭評同志等人，讓史明晚年仍難過不已。並且，史明從武裝刺蔣、辦雜誌、炸鐵路行動到用擴音器掃街宣傳，等於是嘗試過了所有體制外可能的反抗形式，卻無法突破國民黨構築的嚴密鐵牢，反而間接證成了90年代體制內路線（選舉）以及李登輝路線（結構內爆）的有效性。

但是，史明之於臺灣社會的意義，本來不在於他行動手段的有效與否，而是在於理念的堅持與體制外革命的精神。所以在2008年，民進黨一度遇到信任危機，此時許多臺灣人，特別是解嚴後出生的年輕人，選擇重返「史明路線」，走上街頭去衝撞體制。例如2014年的佔領立法院運動上，將近高齡97歲的史明到立法院現場致意時，受到年輕參與者的熱烈歡迎，大家紛紛走上前合照握手，頗為溫馨，與幾十年前多數人看見史明仍會害怕閃避的情境，已大有不同，之後會詳細論述。

對許多臺灣的年輕人來說，史明是當代少數堅持體制外革命，並且從一而終的人物，這也是史明留給臺灣社會最重要的精神象徵。

思想結構：左獨與「革命兩階段」論

1952年，史明流亡到日本的時候，感覺到台灣人沒有自己的歷史，要談獨立，卻沒有任何思想基礎，大家都是憑著熱情去做，卻不知道為什麼要做、要如何做。

當時台灣島內的台獨觀點是如何呢？在日本殖民時期，約從從史明父親那一輩組織「新民會」開始，就出現一條以精英為主「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路線，要向日本人爭取台灣人的自治權，領導人物蔡培火曾提出「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時亦為我臺灣人之臺灣。」可以說是體制內路線的代表。

另外，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台灣民報》，也提出「殖民地三大解放運動：民族、階級、女性」，但這裡的民族如何定義呢？一開始是模糊的，只是相對於日本民族的「漢人」概念，後來「台灣共產黨」在1928年提出的〈政治大綱〉，開始論及「台灣民族的發展」，從歷史及階級的角度去分析，描繪出「台灣民族」的初始輪廓。

但是終戰之後，由於戰前日本政府的打壓，台灣人既有社會運動組織全數瓦解，台灣人沒有機會在國民黨接管之前，進一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所以當國民黨來台之後，仍在發展當中的台灣自決意識，幾乎遭到中華民族本位清洗。只從最基礎的語言來看，殖民地知識份子慣用的日語當然全面遭禁，但連「母語」（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等）都透過教育及官方宣傳強行壓制，談及中國要說「大陸」，談及台灣人要說「本省人」，談及台灣話僅只是「方言」等等，更遑論有更進一步的台灣人自決主張。

當時以「台灣漢人」角度，書寫台灣歷史的只有連橫的《台灣通史》，所以史明決定要進一步提出屬於「台灣民族」的歷史，於是他到日本的國會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以及向國民黨官員賄賂得來的許多資料，開始建構出一套左翼的台灣民族史觀。

史明在經營「新珍味」餐廳之餘，在樓上埋頭寫作，終於在1962年以日本寫成《台灣人四百年史》，他以「史明」作為筆名，意思是「台灣人應該明瞭自身的歷史」，原本不想讓真實身份曝光，沒想到被友人說出來，所以後來大家都習慣稱呼施朝暉叫做史明。

根據學者吳叡人的分析，史明1962年版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其左翼史觀及台灣民族的觀點都還很素樸，例如對於台灣原住民的理解不夠深，書中還將吳鳳當成文明開化的漢族義人。不過史明此時已經自覺並避開本質論，否定以血緣結成的台灣民族，而是「有著被殖民壓迫的共同命運」組成的「弱小民族台灣人」。

出版四百年史之後，史明因為不斷在台獨雜誌上跟同志討論概念，因此仍然持續修正書中觀點，一直到1980年，史明在重新學習漢文書寫後，以日式漢文重新改寫了《台灣人四百年史》。這個版本大幅修正「漢人本位主義」，將原住民定位成「原住民系台灣人」，給予原住民主體位置，他主張台灣漢人應該跟原住民結合成「統一戰線」，聯合起來對抗殖民。雖然以現在角度來看，仍然難以處理漢人跟原住民的長期衝突關係，但我們以他將鄭氏王朝描述成「殖民剝削原住民的外來政權」，事實上就是一種突破，甚至超越了很多當代的台灣史敘事。

在這個版本裡，史明也強化了政治經濟方面的論述，以吳叡人的分析來看，證成了台灣民族是在四百年來反抗殖民者、權貴的鬥爭中，形成了以「大眾」為核心的台灣人主體（大眾亦可理解為中下階層的民眾）。而這個主體，是只要有共同的反壓迫、反殖民經驗，都可以加入的。

特別的是，史明雖然是以左翼的唯物史觀為基礎，卻因為他的中國經驗（親眼看見土改的殘暴過程），導致他非常拒斥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共的共產主義是違反馬克思理念的、沒有人性的制度。他在四百年史裡面，花了許多篇幅在介紹中共的制度及缺陷，目的就是要擺脫台灣左翼雖然主張階級鬥爭與民族解放，卻終究以中國共產黨為依歸的狀況（如謝雪紅等台共成員）。

還有一點須注意的，是史明提出的「革命兩階段論」。

回顧台灣社會運動史，1927年的時候，台灣文化協會分裂成「階級鬥爭優先」與「民族自治優先」兩條路線，前者以連溫卿等左翼人士為代表，將以林獻堂等資產階級為代表的成員逐出文化協會，原本團結抗日的志士們從此分道揚鑣。

這樣「階級與民族」的優先次序問題，其實不斷困擾著殖民地的反抗運動者，至今都是台灣社會非常困難的一道習題——由於民進黨中間偏右的選舉總路線，使得許多左翼知識份子不願與之合作，幾乎每隔一段時間，本土陣營的社會運動者都會出現類似的激烈爭辯與路線分裂。

因此，史明身為社會主義者，很難不去面對「階級與民族」經常出現的矛盾問題。作為《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後續實踐主張，他提出「革命兩階段論」，他的前提是：

台灣人應先追求民族解放，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與平等。台灣人沒有獨立的政權，永遠無法得到充分的平等與自由。

在這情形之下，台灣人在第一階段，應先不分階級與族群，組成「統一戰線」，打倒殖民者（國民黨）。

接著才是第二階段，在獨立之後，以台灣大眾（中低階層者）為核心，著手推動民主及平等的制度，而且「最要緊的就是實行民主」。史明強調，第三世界國家在獨立建國之後，之所以又落入獨裁的狀態，就是因為革命的領導者沒有民主自由、沒有以人為本的觀念，所以造就了中國這樣的極權體制。

也因為有著這樣的理論，史明雖然堅持走體制外路線，不加入民進黨及相關組織，但返台後，他其實也會私下幫民進黨候選人助選，例如利用車隊幫忙進行選舉宣傳等等。晚年他力挺蔡英文選總統，以近百歲高齡前往蔡英文的選舉造勢現場給予打氣。有人向他質疑，蔡英文不但是體制內的資產階級精英，而且也是中間保守路線的政治人物，史明為何要支持她？

但就史明的理論來看，這個階段的政治行動應該是「統一戰線」時期，應該「體制內與體制外互相合作」，也就是「兄弟爬山」的階段。而他又認為，蔡英文是當前唯一可以打倒國民黨的民進黨領袖（這裡所述是2016年左右的社會氛圍），所以他幾乎是奮不顧身相挺，甚至蔡英文當選統之後，都還打破「絕不擔任體制內職務」的原則，收下了蔡英文頒給他的「總統府資政」聘書。

重返史明路線？

我們最後要問一個問題，當代台灣社會的「台灣民族主義」穩固嗎？史明的理想有可能成為主流「台灣價值」嗎？

如前所述，史明的台獨革命始終不是很順遂。就算是2005年，台灣社會已經充分民主化了，他在台灣大學門口靜坐，抗議「中國通過反分裂法」時，身邊跟隨的市民與知識份子依然不多。事實上在當時，「台灣民族主義」也是個幾乎過時的概念，年輕人對於統獨議題也是冷漠的。

但2008年國民黨的馬英九選上總統之後，意圖與中國重建「友好」關係，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隨即受邀訪台。引發了泛本土派群眾（獨派、民進黨支持者及部份維持現狀派）的恐慌，進而觸發了「圍城遊行」及「野草莓學運」等相關抗爭運動。台北街頭突然湧現了90年代初期的社會運動氛圍。

也由於馬英九的保守親中路線，促成了反對陣營「統一戰線」的契機，蔡英文獲得泛本土派群眾的共同支持，2012年總統落選的感言，進一步凝聚共識。同年，青年學生主導反媒體壟斷運動，以及同時發生的反核運動、農民運動及勞工運動等等，串起新的年輕世代，他們沒有過去民進黨及台獨運動的歷史包袱，相對同情左翼的階級訴求，並且由於出生於後解嚴時代，所以認為「自由民主」是很自然的事情，對於「台灣人」認同也相對強烈。

這樣的時代氛圍，讓史明的體制外革命精神開始重新被注意到，在藍士博、張之豪（以及筆者）等青年做口述歷史採訪，還有吳叡人及陳儀深等學者介紹之下，史明出乎意料地成為了當代青年眼中「不屈的革命家」的象徵，他的「台灣民族主義」思想也因為馬英九親中路線、中國以經濟進逼等情境，重新被台灣人理解與詮釋。

也因此在2014年「佔領立法院」（俗稱太陽花運動），史明帶著炸雞進到立法院給青年打氣，運動核心人物林飛帆也與史明握手相勉，他用台語說：「歐吉桑，咱作夥打拼」（我們一起努力）。這樣的畫面，代表左翼台獨運動跨越兩三個世代的「重新理解」與「再度合作」。

不過，2016年民進黨蔡英文全面執政後，體制內路線也隨之吸納了這些青年及其社會力。隨後在政策上，民進黨提出勞動基準法修正案，希望在台灣中小企業居多的產業體系，與勞動條件惡化的現況做出「平衡的改革」（是否真正能達到「平衡」，則意見紛雜），卻引起社會各界不滿，加上年金改革與同志婚姻等爭議議題影響，導致蔡英文政府的支持度大幅下降。

在民進黨弱化的狀態下，許多「中間選民」將政治期待轉而放在「白色力量」及「第三勢力」身上，前者代表為台北市長柯文哲，後者則為時代力量黨的黃國昌。這些新興的政治力量，傾向擺脫民進黨主導的「抗中」話語權，例如柯文哲陣營就會說「統獨是假議題」，而黃國昌也曾表達「時代力量不賣亡國感」等言論。原本的泛本土派群眾也出現分裂，在2018年年底的地方選舉上，造成民進黨的重大挫敗。

而近期則由於香港反送中運動等因素，蔡英文的支持度有逐漸回穩的現象，但國會選舉方面仍充滿不確定變因，明年台灣大選的盤勢如何，仍有待觀察。台灣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有很高的彈性，尤其對於台灣政治精英而言，在政治光譜上「流動」並不是太難達成的事情。

這裡可以觀察到的是，台灣社會對於「史明路線」的實踐，並不是基於史明熱心的革命原則。對於台灣人來說，史明作為一個革命家的熱血象徵，比他所談論的戰略、戰術、紀律、大眾路線還清晰許多。這是史明晚年遇到的難題，他所談的大多是「實務」問題，革命如何實踐、理念如何傳播等等，但台灣人對他大多是「務實」的工具性理解，史明只是個符徵（形象），而符旨（意義）則可以任意填空。

這也是史明晚年，越是受到尊崇，有時卻也更加寂寞的原因。

因此我們在「重返史明路線」後面加一個問號，台灣社會當前因為即將進行大選，亞太情勢，美中之間對抗的局勢變化又瞬息萬變，目前暫時凝聚了「亡國感」的意識。但這樣是否可以說台灣社會已經有了明確的「台灣民族主義」共識呢？這也是有待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