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昺仑：阅读史明，阅读台独运动的百年历史

史明，本名施朝晖，台北士林人，出生于1918年11月，卒于2019年9月，生年101岁。台湾独立精神领袖之一，曾著作《台湾人四百年史》，以左翼观点建构“台湾民族主义”史观，也曾从事过台湾独立的“武装反抗行动”。是台湾在二战后少数被敬称为“革命家”的体制外政治人物。

思想启蒙：父亲与台湾文化协会

当代台湾政治思想，可以粗糙划分为左右及统独四个象限，而史明就是“左独”象限的代表人物。至于史明的左独意识根源是什么？可以从他生平的两大思想启蒙开始说起：

第一个启蒙点，是他父亲与台湾文化协会的影响：当时日本统治台湾已经将近23年，距离一场大规模武装反抗事件“台南玉井事件”也过了三年。日本政府逐步建立起国民教育制度，成立总督府医学专门学校及总督府国语学校，培养了台湾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台湾社会逐渐从武装抗日，转变成知识分子领导的反抗运动。

史明的父亲林济川，就是总督府国语学校的学生。后来到日本留学，就读明治大学商科专门部，在东京加入台湾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民会”。后来积极参与组织“台湾文化协会”，以启蒙及解放殖民地社会为目标，与林献堂、陈逢源、林呈禄及蒋渭水等人都是好朋友。

父亲姓林，但史明之所以姓施，是因为妈妈的妈妈（阿嬷）没有男性继承人。就跟史明的爸爸讨了子嗣来传承施家的香火。所以史明的阿嬷特别照顾史明，史明这一辈子最深爱的亲人，也是他的阿嬷。

史明就是在父亲与文化协会友人往来的环境下长大，甚至还跟着父亲一起去听文化协会志士的演讲，亲眼看见日本警察取缔并中断讲座的情况，所以从小他就对这些“抗日志士”非常亲切，也耳濡目染了许多的观念，进而产生了一种反抗威权与反抗帝国主义的意识。

第二个启蒙点，史明在台北一中毕业之后，原本母亲要他读总督府医学专门学校，但他嫌医学校太功利，私下“逃”到东京去读书，后来考上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部。当时日本虽然已经进入战争时期，但是早稻田大学仍存留着自由主义的风气，例如同学之间比较不会区分是殖民地人还是日本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比较轻松等等，有时候同学深夜激辩哲学问题，还会去敲老师家的门，请老师出来主持公道。

不仅如此，政治经济学部的师生私底下会组成马克思读书会，阅读《马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小林多喜二与矢内原忠雄的作品等等。史明在这个阶段，吸收了包括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思想，形成了一种比较浪漫的“左翼青年”性格。也因此他大学毕业后，受到朋友的鼓舞，决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行动。

人格特质：自在而任性的少爷

也因为史明人格养成阶段的经历——出生于殖民地的大地主家庭，父亲曾是抗日志士，于战争时期的早稻田大学就学等等，并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抗战等经历——造就了史明无法复制的人格特质，也是与其他台独运动者最大不同之处：

史明的特质，就是思想与行动同步、务实与浪漫交错：史明是日本时代的知识菁英，对于“学问”非常重视。他晚年时常对年轻人说“台湾人做革命，也要多看书。”翻看他的著作，例如，会发现他很喜欢从西方古典时代的哲学体系开始讲起，从苏格拉底讲到黑格尔，并切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后才开始谈为何要建构“台湾民族主义”。这是他非常知识菁英的一面。

其次，史明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生活优渥，到日本念大学时有阿嬷提供生活费，平常课余时间会读书、郊游、听古典音乐，日子过得很闲适。因此他也是有一种阿舍（台湾话的“少爷”）的自在与任性，因此他从选择逃家念大学开始，到中国抗战、回台湾刺杀蒋介石、在海外高举台独大旗，不把财富放在眼里等等，都有一种极端的浪漫成分在里面。

另外一面，又因为他小时候看过台湾文化协会的反抗行动，青年时期又受过共产党地下工作的训练，非常重视实务工作及成果。例如他在海外流亡期间，组织“独立台湾会”，坚持一定要在岛内进行地下工作，言明“主战场在岛内”——独立台湾的“独立”写在台湾之前，是有“进行独立行动”的意思，概念上比“台湾独立”还积极。

独台会初期走武装路线，包括训练志士回台，进行炸铁路、焚烧警察局等等近似恐怖主义的行动，到1975年左右，他认为台湾社会结构逐渐转变，民主运动出现空间，才逐渐改成非暴力的地下宣传活动。

直到他晚年，还是会对年轻人耳提面命一些老左派革命家的原则：行事低调、不出风头、不怕吃苦、严守纪律、要走入普罗大众等等。

当他受访的时候，他在纸上写到一些人名，写完就会立刻把纸条毁掉，纵使现在已经是民主自由的社会，还保有这样的习惯，可以说是将革命纪律铭刻在身体上面了。

种种诸多的经历与特质，型构了史明在海外台独运动里比较特殊的位置，他强调“主战场在岛内”，以及组织“台湾大众”的左翼革命性质（甚至在台湾岛内很多工作网路都是依赖“都市贫民”（史明用语）建立起来的）。与其他知识分子领导的台独运动，例如日本的廖文毅、辜宽敏及林育德等人，在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

未竟的革命事业：满满的“失败履历”

纵然如此，史明的革命志业，其实大多是没有成功的。他的“失败履历”如下：

一、刺杀蒋介石：史明1949年返台，组织“台湾独立武装革命队”，企图在蒋介石回阳明山行馆的路上刺杀他。但消息走漏，遭到通缉，史明只能流亡日本。这是史明最早期在岛内，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后援计划，只是想“先拿蒋介石的首级”的大胆行动。

二、武装行动事件：史明到日本之后，获得日本政府庇护。他经营一间中国料理餐厅，利用工作之余，联络与组织“独立台湾会”，训练台湾人进行地下反抗工作。当年他训练“”名成员，以日本作为中介，回台湾进行爆破、纵火及破坏等行动。虽然计划严密，但仍有许多同志失风被逮捕，其中郑评因与史明计划刺杀蒋经国，被逮捕后遭判决死刑。

当然史明在海外期间，仍透过杂志、著书等方式，希望用理性方式进行台独运动。可以国民党监控严密，岛内思想难以传播。史明还曾在日本最接近台湾的岛屿“与那国岛”设置无线电台，企图将广播打进岛内，耗费他不少资金与时间。可惜后来讯号被NHK盖台，所有努力付诸流水。

三、知识分子动员：史明自言，他的革命组织发展的成员群体里面，比较缺乏的就是知识分子。虽然在在日本早期跟王育德、黄昭堂及辜宽敏等“台湾青年社”相关成员都有合作过，但后来都是各行其事较多。

1970年初期，当时在比利时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euven）政治系留学的卢修一与史明联络，希望能了解台湾左翼与民族革命的问题。卢修一有左翼理想，学习地下工作也非常认真，因此史明希望可以让卢修一组织岛内知识分子的线。后来卢修一到文化大学教书，史明透过日本独台会成员前田光枝联系，但不幸消息走漏，1983年卢修一与前田光枝遭逮捕，卢修一遭判三年感化拘留，于是发展知识分子的路线宣告失败。

1990年初，台大社会系毕业的陈正然到日本拜访史明，说要发展读书会组织，史明乐见其成，希望重新发展知识分子路线。但没想到1991年，调查局进入清华大学校园，逮捕历史系研究生廖伟程，同时一并逮捕陈正然、林银福及王秀惠三名独立台湾会成员，四人遭“惩治叛乱条例”求处重刑。此事引发“废除刑法一百条”的民主化运动，让台湾白色恐怖正式走入历史。但史明的知识分子组织路线再度落空。

四、返台后从事台独运动：史明1994年返台，台湾已经面改选立法委员，民主化运动已经小有基础，于是史明战术转变为“体制外与体制内联合斗争”。他将他在日本的积蓄，全部带回台湾，投入新的宣传行动。他成立了“台湾大众广播电台”，希望透过资讯宣传，宣传台独理念。也组织了“独立建国宣传车队”，全盛时期约有数十台宣传车（战车）与数百名计程车司机组成的支持者，将理念放送到台湾大街小巷。

2005年，国民党党主席连战前往中国会晤中共高层，史明认为连战是“出卖台湾”，于是率领七十台汽车，上百名独台会成员在高速公路拦截连战座车，并到机场进行阻挡行动，引起不小骚动。

不过事实上史明返台后，花费了毕生的积蓄（约6000万台币）进行台独宣传运动，但响应者并不如预期来得多，影响力有限。或许这和当时民进党在民主化运动中崛起有关，当时民进党已经走入“选举总路线”，为了扩大支持选民范围，不断往中间路线去修正，所以“台湾独立”思想被中间路线挤到政治光谱边缘，史明变成了基本教义派的代表人物，不容易被主流中产阶级所接受。
总而言之，我们以客观的角度来看，史明的革命实践并不能算是成功，很多时候甚至是惨烈的失败，例如失去郑评同志等人，让史明晚年仍难过不已。并且，史明从武装刺蒋、办杂志、炸铁路行动到用扩音器扫街宣传，等于是尝试过了所有体制外可能的反抗形式，却无法突破国民党构筑的严密铁牢，反而间接证成了90年代体制内路线（选举）以及李登辉路线（结构内爆）的有效性。

但是，史明之于台湾社会的意义，本来不在于他行动手段的有效与否，而是在于理念的坚持与体制外革命的精神。所以在2008年，民进党一度遇到信任危机，此时许多台湾人，特别是解严后出生的年轻人，选择重返“史明路线”，走上街头去冲撞体制。例如2014年的占领立法院运动上，将近高龄97岁的史明到立法院现场致意时，受到年轻参与者的热烈欢迎，大家纷纷走上前合照握手，颇为温馨，与几十年前多数人看见史明仍会害怕闪避的情境，已大有不同，之后会详细论述。

对许多台湾的年轻人来说，史明是当代少数坚持体制外革命，并且从一而终的人物，这也是史明留给台湾社会最重要的精神象征。

思想结构：左独与“革命两阶段”论

1952年，史明流亡到日本的时候，感觉到台湾人没有自己的历史，要谈独立，却没有任何思想基础，大家都是凭着热情去做，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要如何做。

当时台湾岛内的台独观点是如何呢？在日本殖民时期，约从从史明父亲那一辈组织“新民会”开始，就出现一条以精英为主“台湾议会请愿运动”路线，要向日本人争取台湾人的自治权，领导人物蔡培火曾提出“台湾乃帝国之台湾，同时亦为我台湾人之台湾。”可以说是体制内路线的代表。

另外，台湾人唯一的言论机关《台湾民报》，也提出“殖民地三大解放运动：民族、阶级、女性”，但这里的民族如何定义呢？一开始是模糊的，只是相对于日本民族的“汉人”概念，后来“台湾共产党”在1928年提出的〈政治大纲〉，开始论及“台湾民族的发展”，从历史及阶级的角度去分析，描绘出“台湾民族”的初始轮廓。

但是终战之后，由于战前日本政府的打压，台湾人既有社会运动组织全数瓦解，台湾人没有机会在国民党接管之前，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当国民党来台之后，仍在发展当中的台湾自决意识，几乎遭到中华民族本位清洗。只从最基础的语言来看，殖民地知识分子惯用的日语当然全面遭禁，但连“母语”（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等）都透过教育及官方宣传强行压制，谈及中国要说“大陆”，谈及台湾人要说“本省人”，谈及台湾话仅只是“方言”等等，更遑论有更进一步的台湾人自决主张。

当时以“台湾汉人”角度，书写台湾历史的只有连横的《台湾通史》，所以史明决定要进一步提出属于“台湾民族”的历史，于是他到日本的国会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以及向国民党官员贿赂得来的许多资料，开始建构出一套左翼的台湾民族史观。

史明在经营“新珍味”餐厅之余，在楼上埋头写作，终于在1962年以日本写成《台湾人四百年史》，他以“史明”作为笔名，意思是“台湾人应该明了自身的历史”，原本不想让真实身份曝光，没想到被友人说出来，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呼施朝晖叫做史明。

根据学者吴叡人的分析，史明1962年版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其左翼史观及台湾民族的观点都还很素朴，例如对于台湾原住民的理解不够深，书中还将吴凤当成文明开化的汉族义人。不过史明此时已经自觉并避开本质论，否定以血缘结成的台湾民族，而是“有着被殖民压迫的共同命运”组成的“弱小民族台湾人”。

出版四百年史之后，史明因为不断在台独杂志上跟同志讨论概念，因此仍然持续修正书中观点，一直到1980年，史明在重新学习汉文书写后，以日式汉文重新改写了《台湾人四百年史》。这个版本大幅修正“汉人本位主义”，将原住民定位成“原住民系台湾人”，给予原住民主体位置，他主张台湾汉人应该跟原住民结合成“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对抗殖民。虽然以现在角度来看，仍然难以处理汉人跟原住民的长期冲突关系，但我们以他将郑氏王朝描述成“殖民剥削原住民的外来政权”，事实上就是一种突破，甚至超越了很多当代的台湾史叙事。

在这个版本里，史明也强化了政治经济方面的论述，以吴叡人的分析来看，证成了台湾民族是在四百年来反抗殖民者、权贵的斗争中，形成了以“大众”为核心的台湾人主体（大众亦可理解为中下阶层的民众）。而这个主体，是只要有共同的反压迫、反殖民经验，都可以加入的。

特别的是，史明虽然是以左翼的唯物史观为基础，却因为他的中国经验（亲眼看见土改的残暴过程），导致他非常拒斥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共的共产主义是违反马克思理念的、没有人性的制度。他在四百年史里面，花了许多篇幅在介绍中共的制度及缺陷，目的就是要摆脱台湾左翼虽然主张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却终究以中国共产党为依归的状况（如谢雪红等台共成员）。

还有一点须注意的，是史明提出的“革命两阶段论”。

回顾台湾社会运动史，1927年的时候，台湾文化协会分裂成“阶级斗争优先”与“民族自治优先”两条路线，前者以连温卿等左翼人士为代表，将以林献堂等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成员逐出文化协会，原本团结抗日的志士们从此分道扬镳。

这样“阶级与民族”的优先次序问题，其实不断困扰着殖民地的反抗运动者，至今都是台湾社会非常困难的一道习题——由于民进党中间偏右的选举总路线，使得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不愿与之合作，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本土阵营的社会运动者都会出现类似的激烈争辩与路线分裂。

因此，史明身为社会主义者，很难不去面对“阶级与民族”经常出现的矛盾问题。作为《台湾人四百年史》的后续实践主张，他提出“革命两阶段论”，他的前提是：

台湾人应先追求民族解放，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台湾人没有独立的政权，永远无法得到充分的平等与自由。

在这情形之下，台湾人在第一阶段，应先不分阶级与族群，组成“统一战线”，打倒殖民者（国民党）。

接着才是第二阶段，在独立之后，以台湾大众（中低阶层者）为核心，着手推动民主及平等的制度，而且“最要紧的就是实行民主”。史明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建国之后，之所以又落入独裁的状态，就是因为革命的领导者没有民主自由、没有以人为本的观念，所以造就了中国这样的极权体制。

也因为有着这样的理论，史明虽然坚持走体制外路线，不加入民进党及相关组织，但返台后，他其实也会私下帮民进党候选人助选，例如利用车队帮忙进行选举宣传等等。晚年他力挺蔡英文选总统，以近百岁高龄前往蔡英文的选举造势现场给予打气。有人向他质疑，蔡英文不但是体制内的资产阶级精英，而且也是中间保守路线的政治人物，史明为何要支持她？

但就史明的理论来看，这个阶段的政治行动应该是“统一战线”时期，应该“体制内与体制外互相合作”，也就是“兄弟爬山”的阶段。而他又认为，蔡英文是当前唯一可以打倒国民党的民进党领袖（这里所述是2016年左右的社会氛围），所以他几乎是奋不顾身相挺，甚至蔡英文当选统之后，都还打破“绝不担任体制内职务”的原则，收下了蔡英文颁给他的“总统府资政”聘书。

重返史明路线？

我们最后要问一个问题，当代台湾社会的“台湾民族主义”稳固吗？史明的理想有可能成为主流“台湾价值”吗？

如前所述，史明的台独革命始终不是很顺遂。就算是2005年，台湾社会已经充分民主化了，他在台湾大学门口静坐，抗议“中国通过反分裂法”时，身边跟随的市民与知识分子依然不多。事实上在当时，“台湾民族主义”也是个几乎过时的概念，年轻人对于统独议题也是冷漠的。

但2008年国民党的马英九选上总统之后，意图与中国重建“友好”关系，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随即受邀访台。引发了泛本土派群众（独派、民进党支持者及部份维持现状派）的恐慌，进而触发了“围城游行”及“野草莓学运”等相关抗争运动。台北街头突然涌现了90年代初期的社会运动氛围。

也由于马英九的保守亲中路线，促成了反对阵营“统一战线”的契机，蔡英文获得泛本土派群众的共同支持，2012年总统落选的感言，进一步凝聚共识。同年，青年学生主导反媒体垄断运动，以及同时发生的反核运动、农民运动及劳工运动等等，串起新的年轻世代，他们没有过去民进党及台独运动的历史包袱，相对同情左翼的阶级诉求，并且由于出生于后解严时代，所以认为“自由民主”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于“台湾人”认同也相对强烈。

这样的时代氛围，让史明的体制外革命精神开始重新被注意到，在蓝士博、张之豪（以及笔者）等青年做口述历史采访，还有吴叡人及陈仪深等学者介绍之下，史明出乎意料地成为了当代青年眼中“不屈的革命家”的象征，他的“台湾民族主义”思想也因为马英九亲中路线、中国以经济进逼等情境，重新被台湾人理解与诠释。

也因此在2014年“占领立法院”（俗称太阳花运动），史明带着炸鸡进到立法院给青年打气，运动核心人物林飞帆也与史明握手相勉，他用台语说：“欧吉桑，咱作伙打拼”（我们一起努力）。这样的画面，代表左翼台独运动跨越两三个世代的“重新理解”与“再度合作”。

不过，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全面执政后，体制内路线也随之吸纳了这些青年及其社会力。随后在政策上，民进党提出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希望在台湾中小企业居多的产业体系，与劳动条件恶化的现况做出“平衡的改革”（是否真正能达到“平衡”，则意见纷杂），却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加上年金改革与同志婚姻等争议议题影响，导致蔡英文政府的支持度大幅下降。

在民进党弱化的状态下，许多“中间选民”将政治期待转而放在“白色力量”及“第三势力”身上，前者代表为台北市长柯文哲，后者则为时代力量党的黄国昌。这些新兴的政治力量，倾向摆脱民进党主导的“抗中”话语权，例如柯文哲阵营就会说“统独是假议题”，而黄国昌也曾表达“时代力量不卖亡国感”等言论。原本的泛本土派群众也出现分裂，在2018年年底的地方选举上，造成民进党的重大挫败。

而近期则由于香港反送中运动等因素，蔡英文的支持度有逐渐回稳的现象，但国会选举方面仍充满不确定变因，明年台湾大选的盘势如何，仍有待观察。台湾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很高的弹性，尤其对于台湾政治精英而言，在政治光谱上“流动”并不是太难达成的事情。

这里可以观察到的是，台湾社会对于“史明路线”的实践，并不是基于史明热心的革命原则。对于台湾人来说，史明作为一个革命家的热血象征，比他所谈论的战略、战术、纪律、大众路线还清晰许多。这是史明晚年遇到的难题，他所谈的大多是“实务”问题，革命如何实践、理念如何传播等等，但台湾人对他大多是“务实”的工具性理解，史明只是个符征（形象），而符旨（意义）则可以任意填空。

这也是史明晚年，越是受到尊崇，有时却也更加寂寞的原因。

因此我们在“重返史明路线”后面加一个问号，台湾社会当前因为即将进行大选，亚太情势，美中之间对抗的局势变化又瞬息万变，目前暂时凝聚了“亡国感”的意识。但这样是否可以说台湾社会已经有了明确的“台湾民族主义”共识呢？这也是有待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