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雨傘5年後,留下的我們:搵食、抗爭還是移民?

他們同在天水圍長大,中學畢業後,經歷了雨傘運動、旺角騷亂、中學好友李東昇流亡德國;五年之後,他們有的做了警察,有的慚愧自己一身包袱,無法走得更前,有的生長出往前衝的決心。


 插畫:Wilson Tsang
插畫:Wilson Tsang

阿金的臉書最近給他捎來一張9年前的舊照。中學時代一齊踢球的20多個同學,穿著球衣、一臉青澀,在中學球場上排成兩列:阿金和李東昇互搭著肩膀,傻笑著;守門員梁天琦蹲在第一排,不苟言笑,看上去很酷;比阿金小三屆、後來成為他死黨和球友的路易,還未入鏡。

9年後,2019年7月27日,香港反抗運動熾熱升溫。這天是元朗大遊行,阿金約了路易一起走。元朗,他們的中學所在地,舊照中的同學,再難一個電話就約到。幾年前,李東昇成為本土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的創黨成員,因2016年旺角騷亂,被控暴動罪,逃亡德國,今年28歲的他不久前剛獲批出難民庇護申請;與李東昇同齡的梁天琦也是「本民前」的發言人,同樣因旺角騷亂被控暴動罪,去年夏天進了大嶼山石壁監獄,刑期六年。

香港這些年跌宕起伏,一群同學也經歷了人生抉擇:舊照中,兩個曾經的好友在雨傘運動前加入了香港警隊,據說駐守元朗區,說不定這天大家對峙街頭。示威人群中,阿金也不敢像以往那樣,走得很前。雨傘運動的時候,他敢與警察在前線對抗,而現在,他出來工作幾年了,成了一名公務員,有穩定收入,有想與之結婚的女友,還有父母需要照顧,一身包袱。剛開始遊行不久,女友的父母就輪番打電話給阿金,敦囑他不要參與示威,阿金最後聽從了,與路易道別。

這一天,路易下了決心,要走到更前更勇武,成為示威者的前線。他黑衣黑褲,雙眼以下用黑布包得嚴實,只露出一雙眼睛。過去很多年,他說,自己就是一隻「港豬」。或許也算不上政治冷感,只是沒有真正投入參與。「我沒那麼宏大的政治理念,我是一粒微塵。」他總是這麼想。但來到2019年的夏天,24歲的他發現,曾經一度未做好準備吃催淚彈的自己,成為了與防暴警察對抗的示威者前線。

一粒微塵的決心,來自香港,來自時局,也來自朋友李東昇。

少年時代:高登、國歌和A-level

「如果時間回到2016年,我會參加魚蛋革命,因為我要和我朋友走同一陣線。我的朋友是李東昇。」我們與路易第一次見面,是上環一場示威行動,催淚彈不斷在遠方爆開,路易坐在馬路中間,平靜地說。

路易和阿金、李東昇、梁天琦都在天水圍長大,來自同一間中學,學校算得上該區名校,一群男生因為學校足球隊而相識。路易和阿金、李東昇比較熟絡,三人都出身公屋家庭,住得相近,一個電話就可以落樓吹水。

他們出生於1991-1995年之間,作為在九七前出生的一代,大家在懵懂中度過了政權移交,又在中學時見證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高潮與急速消退。2008年,近40%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數字此後一路插水式下跌,三年後,2011年,這一數字跌至不足20%。2008年北京奧運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推進,對這些少年似乎毫無影響。路易和阿金小時候不懂唱英國國歌《天佑女王》,到了小學,學校開始規定要唱《義勇軍進行曲》,「都唔知乜來(都不知道是什麼)」,同學們從不認真對待,「連老師都不會唱」;普通話課從來相當於休息堂,沒人認真考試,有同學把「一寸光陰一寸金」的拼音,故意寫成「一個蘋果一個橙」。

路易、阿金的父輩,與梁天琦母親一樣,年輕時從中國內地移民來港。不過,路易和朋友們長大以後都漸漸開始認同本土派的理念,希望香港與中國內地更好地區隔開來,而大約自2010年開始的一系列中港矛盾事件,更讓他們對於中國內地和內地人,並無好感。「小時候都聽過啦,『移民潮』,為什麼要從大陸來香港?那政權移交怎會是好事?」阿金反問。

插畫:Wilson Tsang

從中學開始,阿金和路易就流連論壇「高登」,是資深用戶,習慣從高登看新聞、討論時事。「高登對我們思想的影響好重要。上高登能知天下事。」路易說。阿金就連大學做功課,也會參考高登的內容。高登從2001年開始營運,論壇上有大量網民對社會時事的評價、討論,不少二次創作內容被傳媒引用,逐漸對輿論產生影響力,後因經營問題,衍生出「連登」論壇另起爐灶。

2008年開始,伴隨著內地三聚氰胺毒奶粉內地食品質量安全問題和自由行的開放,內地旅客來港大量購買嬰兒奶粉、「雙非」家庭來港生子等不斷增加,內地人與港人產生的摩擦漸長,水貨客影響北區市民生活,旅客區藥房爆發增長、租金高漲等新聞,不時爆發。這些新聞亦在高登上不斷傳播、發酵,構成了路易和阿金對中國內地的核心印象。

不過在中學時代,新聞和社會問題並不是校園的主調。升學前夕,阿金經常與李東昇一齊溫書,「好friend㗎果時!男仔一齊溫書,妳知啦,玩多過溫書嘛。」「三分一時間溫書,三分二時間玩。考A-level (編按:香港高級程度會考、2012年開始被香港中學文憑試取代)真的好難,好辛苦的啊。」阿金笑了起來。路易在旁抗議:「癡線,我溫書㗎!」路易是一群死黨中最用功唸書的。

在阿金記憶裏,中學時的李東昇很好動,「絕對不是好學生,但又不能算壞學生嘅。」李東昇說話總是搞笑,「大細路(大小孩)」,他就住阿金隔壁樓,常常一齊歸家,踏過黃昏黑夜。

對於未來,阿金和路易當時無甚規劃,對社會認識亦流於表面。在名校裏吊兒郎當的少年,最後踏入大學。阿金先攻讀副學士,後來升讀大學,他說總之要讀到大學,有學位才搵到錢;路易在大學唸的是國際關係,他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希望畢業後能夠找到一份好工作。

李東昇卻在香港公開大學讀書期間,一个猛子扎入社運大海,成了本土派組織「本民前」創黨成員,後來本民前又邀請當時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梁天琦加入本民前,人生從此拐彎了。

「終於有人行動,終於有人醒了」

雨傘運動爆發的前一年,2013年,路易在讀副學士,準備升大學,而李東昇和阿金已是大學生。由中學球隊開始的友誼仍在繼續。週末,大家一齊踢球,然後換身衣服去釣魚、打機。李東昇對路易而言,是一個比自己年長的知心朋友、學習對象,生活裏所有瑣事,都彼此分享,「我和他有個connection(連結),好像他所有事都和我有關。我常常能感受到他的心情。」

這一年後,李東昇很快投入社運圈子,再沒很多時間出來釣魚、踢球。起初,路易和阿金感覺有點吃驚,但也沒有細問,「男生是不會問這些的」。在偶爾的相聚裏,路易隱隱感覺,李東昇變穩重了,多了許多思考,「腦袋好似複雜了很多」。

路易和阿金在讀副學士和大學時,選擇的都是社會科學專業,多了投入理解香港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他們認為,從小學開始,常識堂、歷史堂的知識雖然基礎,但都在無形中將民主社會的理念根植在腦中,來到大學,幼苗開始生長。阿金的課堂會討論「公民抗命」,但他沒想過,一切很快從理論變為現實。

2014年9月26日晚上,當時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在罷課集會中呼籲學生「重奪公民廣場」,隨後八萬市民抵達聲援,迫使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等人計畫的佔領中環行動提前發生,雨傘運動在香港爆發。阿金當時留一頭長髮,染成了金毛,每天下課後都和幾個同學一齊金鐘佔領區。他說,自己當時受到民眾憤怒情緒的感染,又認為「民主未必選出好的政府,但至少我們有權力讓他們下台。」

他當時走得很前,在金鐘,他試過衝上去向警察扔雜物。「不知為何站得那麼前,讀大學的時候唔識死(不怕死)。」阿金那時開始感覺,只是靜坐、佔領的「和理非」方式,不會為爭取到香港人想要的任何東西。

當時,路易在讀副學士,他認為爭取普選,是公義的事情,應該要為之站出來。他也模糊的有一個想法,覺得多年來感受到的社會不公、大陸對香港資源的「掠奪」,可以由普選得到改善或解決。

「香港是一個極度資本主義的社會,流動性不足,年輕人感到灰心,讀那麼多書,都得不到理想的人工(薪水),」路易說,「我從中學就開始覺得,這個社會不太公平。進入大學,更加深刻體會到,有錢有exposure(增長見識的機會),無錢就連夢想都無。」路易說,自己朋友圈中當醫生的,「10個有9個都是出身醫生家庭,剩下一個,家裏有錢。」

路易也偶爾去金鐘佔領區,不過他更多時間花在讀書,一心希望升讀大學,不太關心運動發展。雨傘運動佔領長達79天,抗爭群體內不同派別產生分歧,運動能量逐漸消退。後來,阿金也不怎麼去了,年末的考試期來了,他開始溫習。最終,期末考試還未結束,金鐘就被警察清場,運動唏噓散場,爭取落實真普選的目標,遙遙無期。

不過,由雨傘運動產生的新生代力量,仍然在嘗試突破無力感和雨傘後的陰霾。社區組織和新政黨紛紛誕生,希望將運動的能量轉化、延續。2015年1月,在雨傘運動中反對香港傳統泛民和學聯、學民等組織的年輕人,成立新組織本土民主前線,李東昇、黃台仰為創黨成員,主張「民族自決」。這一年,他們發起「光復屯門」、「光復元朗」等反水貨客的抗議行動,直接針對水貨客、踢打行李箱的手法,在當時並不為社會主流接受。

路易、阿金與李東昇早已少了聯絡,李東昇也沒有找他們參與本民前的工作。「他或許不想牽連我們。」路易這樣猜測。雨傘運動過後,他曾經參與天水圍一個想參加區議會選舉的組織,做了3個月左右,他就繼續埋頭讀書。在他的感知裏,整個香港社會都沉浸在雨傘的失敗情緒裏。

而阿金適逢畢業季,忙著找工作。他家人病了,家裏開支一直「掹掹緊」(拮据),他十分需要一份穩定的工作。

他們都沒料想,2016年農曆新年,突然爆發旺角騷亂。在撐小販的活動出發,大量年輕人投入參與,在旺角演變為警民衝突,一名交通警鳴槍,示威者縱火、扔磚頭、焚燒垃圾反擊,政府隨即定性此為「暴動」,多人陸續被捕,其中包括梁天琦、黃台仰、李東昇等人,其中梁天琦被控2項暴動、1項煽惑暴動罪及1項襲警罪,而黃台仰、李東昇被控暴動罪。眼見身邊曾朝夕相对的中學死黨走到最前,路易對社會運動的觸覺才真正開始啟動。

插畫:Wilson Tsang

「我覺得他(李東昇)好厲害。那個年代肯出來做勇武派,是一件會犧牲自己的事。梁天琦得到的是六年監禁,而李東昇得到的是無法回家,無法再回香港。在2016年那麼少人(支持勇武派)時,他都願意出來抗爭,把自己的想法做出來。我好佩服他。」三年後提起,路易仍是滿懷敬佩。

當時,社會主流並不認同本土派青年使用武力手段,「和理非」和「勇武派」互相對立、分裂。根據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的一項調查,1003名受訪者就示威者對警方所使用的武力,10分為「非常接受」,受訪者評分的平均值僅為2.67分,42.9%的受訪者投0分。

不過,在路易和阿金看來,李東昇和本民前當時的做法應該被理解,甚至是一種突破。

那幾年,在高登論壇以外,路易和阿金都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水貨客、內地遊客越來越多,他們中某些打擦邊球或是不雅的行徑,令他們對中國內地的印象越來越差。兩個土生土長的香港青年感覺,香港的資源正在被內地掠奪,而政府卻不做出政策調整,「犧牲港人利益,向中國獻媚」。

「政府拖了很久才出『限奶令』、『零雙非』政策,但樓價方面又繼續不加控制,不限制大陸人來港買賣、炒樓。」路易說,政府的不作為,最終卻令他不止討厭政府,憤怒的情緒更延續到內地人身上。(編按:政府從2011年開始暫停房地產投資移民計畫, 2012年起就住宅物業交易非本地買家徵收印花稅。)

對於旺角騷亂,他們和高登當時流行的想法一樣,都認為「終於有人行動,終於有人醒了,做出一些類似革命的行動,不再是2014年『和理非』靜坐了。」

「你每天被人毆打,然後你做出反抗,打回他,有些人出來譴責:你做什麼打他呀?你打他,他不是打得你更厲害?反而讓他把我們其他人也打了。X啦,要理解背後的的整個背景啊!」阿金說。他們認為,旺角騷亂的「撐小販」不過一個導火線,真正的深層矛盾在於青年對香港政府和北京中央的不滿。根據嶺南大學的研究,62.1%的受訪者認為旺角騷亂之後的一兩年,香港仍會出現類似的騷動,而另外,64.9%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此事。

「我需要做點事,否則我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他」

不過,港府並沒有考慮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建議,旺角騷亂後的幾年,陰霾持續籠罩香港。面對李東昇在旺角騷亂後被控暴動罪,路易和阿金只能精神上支持朋友。生活轟隆隆拖著大家向前,家庭負擔越見增長,思考如何生存發展,多於思考社會民主走向,這似乎註定,路易和阿金不會走上社運路。

「大家都覺得沒希望了,現況不會有任何改變。之後又DQ(取消民主派議員資格)又各種手段,社會又沒有任何爆發點。」路易說,畢業之後,他開始找工作,不久後進入IT行業;而曾經投身雨傘街頭的阿金,則考了公務員,最終走入體制。

「總要搵食。」阿金說。有沒有過掙扎?「你問的問題,我也思考過。我覺得,成個建制裏面,總有一些部門是做實事的,比如水務處、渠務處、消防處。我又不是做大奸大惡,不是做差佬,食環署我也不做。長遠來說,年年有得升職,就算我不思進取,都唔駛爭取加人工。這是穩定的工作。」

2017年底的一晚,久未見面的李東昇來找阿金下樓聊天。就像中學時代無數個夜晚一樣,那一晚,兩人站在樓下,抽菸,喝啤酒,有一搭沒一搭地聊。

李東昇告訴阿金,自己決定了,要離開香港。

「好突然。他當時已經決定好了。」阿金說,「我們就那樣在樓下聊了一晚。最後他決定了,那,尊重他的決定。」

「那晚談了一些對社會的看法,我們以前很少談這些。他說『和理非』這麼多年有什麼用?爭取不到什麼。又說不覺得魚蛋這件事叫做暴力。」

阿金最記得,是李東昇說,自己和梁天琦走的路不一樣。「他說梁天琦選擇留下來,因為梁已經有公眾關注,要負擔的東西和自己不一樣,而他覺得自己是nobody。」阿金回憶說,「他可能覺得,與其浪費時間去坐監,不如去其他地方,起碼可以做點事,有人支援一下。」

臨別之前,路易也去了李東昇家。路易已經畢業,聊天,吃東西,就這樣過了一晚。「其實很不開心,很不捨得。」路易說,但大家都沒說什麼。

一度被主流社會視為手法激進的青年,坐監的坐監,逃亡的逃亡,DQ的DQ,民主進程、政制改革似乎一度沉在死水之中。誰料想,在李東昇和黃台仰獲德國政府批出難民身份後不久,反修例運動就爆發了,至今愈演愈烈。

這一次,路易有了穩定工作、有了工餘時間,加上政府前所未有的傲慢回應激發民憤,他決定站出來。與2014年的偶爾參與不同,這一次,路易走到更前的位置。

「我無法接受這樣的政府繼續管治香港。它根本不會解決社會不公的結構性問題。」路易說,「發達國家,大多是民主體制。我希望社會有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機會,這是威權社會所做不到的。」

他十分接受現在前線示威者的「攬炒」理念,即以要脅破壞香港經濟來損害中國利益,以此為博弈籌碼,迫使中港政府讓步,放寬治港政策。他認為攬炒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以此逼中央回到普選的談判桌上,「當我們徹底輸了,才會真的會『攬炒』。」

當企跳潮蔓延,運動期間出現第三個墮樓並留下遺言希望港人加油的死者時,路易一度感到精神崩潰,他發短訊告訴李東昇,自己「唔掂了(不行了)」。李東昇回覆信息安慰他,路易感到心酸、慚愧。路易說,李東昇從未對他們幾個朋友分享過半點早前在難民營等候申請的艱辛,他也是後來看了媒體報道,才得知李東昇曾經過得很辛苦,在異鄉一度感到抑鬱。

在示威者人群之中、渾身包裹嚴實的路易,這樣解釋他希望走得更前的決定:

「知道他(李東昇)要離開香港,和他道別時,我好難過,好想抱住他,因為我知他這一走,肯定回不來了。」

「當年他那麼努力,為何我現在都不能更努力,為何我這麼多負擔?我好過意不去。那是一種無形的壓力。」路易說,「6月9日那天,我什麼都沒做到,去完(遊行),坐在那裡,我覺得自己好垃圾。我需要做點事,否則我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他。」

插畫:Wilson Tsang

離開,還是留下來

8月底,天水圍一家飯館,路易與阿金一坐下便嘻嘻哈哈起來。「話妳知,8月5日(全港大罷工)他竟然提早十五分鐘出門返工,垃圾!」路易說。

「又鞭我屍!我那日真的約了客人,不敢不上班呀。」阿金無奈。(編按:鞭屍原意為侮辱死者,後延伸為嘲笑網友過去的行為。)

做了公務員的阿金,很快體會到龐大體制的限制。8月5日全港大罷工,他因工作性質,不敢請假,結果被部門表揚,卻在朋友處成了「黑歷史」,成天被路易取笑。得知政府內會上報公務員請假的記錄,他更加只敢在工餘時間及週末上街去參與示威。

「好矛盾的。」他說。「最慚愧的是,五年前的我敢走出來,五年後的我完全不同了。」

路易目前在IT行業中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他仍不清楚自己其實想做什麼。「從小都不會有人問你夢想是什麼,找到工作,親戚來問你,一個月賺幾多?香港人都是被教育成這樣的。夢想,我想不出來。」

「周星馳話,一個人無夢想,同鹹魚有乜分別?」路易說。目前他的計畫是,只要有遊行、示威,有精力的話都會去參加,他覺得自己應該算是一個勇武派了,但又覺得,在真正的勇武派面前,自己應該還是太懦弱,顧忌太多。

不同的道路,令這班中學好友漸漸產生裂縫。同學之中,還有兩人畢業後投考警察,阿金、路易請了其中一個相熟的吃飯,慶祝他成為警察,那時2014年還未到來。

雨傘運動後,市民對警察的印象和從前不同了,反修例運動爆發後,警民關係更加達到前所未有的緊張程度。2019年8月,香港民意研究所公佈民調結果顯示,市民對警察的評分從6月初的61分急跌至39.4分,是2016年有記錄以來的最低分。

但兩個警察同學還是再來找大家踢球,路易和阿金等其他同學則明顯杯葛他們,每次球傳到警察同學那裏,路易他們就過去「剷腳」;有一次,其中一個警察同學把一張市民貼連儂墻的照片發到群組裏,路易他們立即質問:「你想做什麼?是否想出賣示威者?」他們也曾經聽說,其中一個警察同學說,假若在現場見到示威者,他一定會「打到示威者撲街」。

今天的聚餐,警察同學不在受邀之列。啤酒喝過一杯又一杯,話題又回到李東昇。

「我們成班人都說想去探望他。」阿金說。

路易說,「你還好意思說?」

「你以為便宜呀去德國?時間有幾難湊?你又不會只留一日就走,對不對?有無這麼多假可以請啊,有沒這麼多錢呀?不過一萬多都可以的,只是時間難湊。」

路易又出去抽了支煙,回來說:「我打算移民。」

阿金:「我真的想過這件事,但我覺得,他日我有錢,我都不會移民。我真的覺得我喜歡香港這個地方。我在這個地方成長,我身邊的人都在香港。」

路易顯得堅定:「我打算移民。我要做好這份工作,技術移民。香港現在環境真的好差,我接受不了我生活在這樣的地方。」

他想了一下又說:「十年後,香港可能變成第二個澳門了,那時我應該已經移民了。」

「現在2019年,說不定十年後我有了家庭,也會想移民呢。」阿金想了一下,又變了主意。

另一朋友在旁打趣:「通常說要走的人,最後都沒走;說不走的人,最後都走了。」

一時無言,十年像很遠。倏忽,大家又熱烈起來,三人興起,忽然很有默契地一齊背誦年少時在香港風靡一時的熱血賽車手電影《頭文字D》對白:

「知唔知咩係神呀?神以前都係人,不過佢做到人做唔到嘅野,之後佢就係神。一年前,校長條八婆踢左我出校。佢同我講,佢話阿木,你不如唔好叫阿木,你索性叫條廢柴啦你。之後我諗得好清楚,我要話比全世界嘅人知道,我阿木唔係廢柴,我要做車手。一年啦,我已經係秋名山嘅車神,Speedstars嘅老闆!」

(知不知道什麼是神?神以前都是人,不過祂做到人做不到的事,之後祂就是神。一年前,校長這個八婆把我踢出學校。她對我說,她說阿木,你不如別叫阿木,你乾脆叫一條廢柴啦你。之後我想得好清楚,我要告訴全世界的人知道,我阿木不是廢柴,我要做車手。一年啦,我已經是秋名山的車神,Speedstars的老闆!)

(尊重受訪者意願,路易、阿金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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