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5年后，留下的我们：揾食、抗争还是移民？

阿金的脸书最近给他捎来一张9年前的旧照。中学时代一齐踢球的20多个同学，穿著球衣、一脸青涩，在中学球场上排成两列：阿金和李东升互搭著肩膀，傻笑著；守门员梁天琦蹲在第一排，不苟言笑，看上去很酷；比阿金小三届、后来成为他死党和球友的路易，还未入镜。

9年后，2019年7月27日，香港反抗运动炽热升温。这天是元朗大游行，阿金约了路易一起走。元朗，他们的中学所在地，旧照中的同学，再难一个电话就约到。几年前，李东升成为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的创党成员，因2016年旺角骚乱，被控暴动罪，逃亡德国，今年28岁的他不久前刚获批出难民庇护申请；与李东升同龄的梁天琦也是“本民前”的发言人，同样因旺角骚乱被控暴动罪，去年夏天进了大屿山石壁监狱，刑期六年。

香港这些年跌宕起伏，一群同学也经历了人生抉择：旧照中，两个曾经的好友在雨伞运动前加入了香港警队，据说驻守元朗区，说不定这天大家对峙街头。示威人群中，阿金也不敢像以往那样，走得很前。雨伞运动的时候，他敢与警察在前线对抗，而现在，他出来工作几年了，成了一名公务员，有稳定收入，有想与之结婚的女友，还有父母需要照顾，一身包袱。刚开始游行不久，女友的父母就轮番打电话给阿金，敦嘱他不要参与示威，阿金最后听从了，与路易道别。

这一天，路易下了决心，要走到更前更勇武，成为示威者的前线。他黑衣黑裤，双眼以下用黑布包得严实，只露出一双眼睛。过去很多年，他说，自己就是一只“港猪”。或许也算不上政治冷感，只是没有真正投入参与。“我没那么宏大的政治理念，我是一粒微尘。”他总是这么想。但来到2019年的夏天，24岁的他发现，曾经一度未做好准备吃催泪弹的自己，成为了与防暴警察对抗的示威者前线。

一粒微尘的决心，来自香港，来自时局，也来自朋友李东升。

少年时代：高登、国歌和A-level

“如果时间回到2016年，我会参加鱼蛋革命，因为我要和我朋友走同一阵线。我的朋友是李东升。”我们与路易第一次见面，是上环一场示威行动，催泪弹不断在远方爆开，路易坐在马路中间，平静地说。

路易和阿金、李东升、梁天琦都在天水围长大，来自同一间中学，学校算得上该区名校，一群男生因为学校足球队而相识。路易和阿金、李东升比较熟络，三人都出身公屋家庭，住得相近，一个电话就可以落楼吹水。

他们出生于1991-1995年之间，作为在九七前出生的一代，大家在懵懂中度过了政权移交，又在中学时见证港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高潮与急速消退。2008年，近40%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数字此后一路插水式下跌，三年后，2011年，这一数字跌至不足20%。2008年北京奥运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推进，对这些少年似乎毫无影响。路易和阿金小时候不懂唱英国国歌《天佑女王》，到了小学，学校开始规定要唱《义勇军进行曲》，“都唔知乜来（都不知道是什么）”，同学们从不认真对待，“连老师都不会唱”；普通话课从来相当于休息堂，没人认真考试，有同学把“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拼音，故意写成“一个苹果一个橙”。

路易、阿金的父辈，与梁天琦母亲一样，年轻时从中国内地移民来港。不过，路易和朋友们长大以后都渐渐开始认同本土派的理念，希望香港与中国内地更好地区隔开来，而大约自2010年开始的一系列中港矛盾事件，更让他们对于中国内地和内地人，并无好感。“小时候都听过啦，‘移民潮’，为什么要从大陆来香港？那政权移交怎会是好事？”阿金反问。

从中学开始，阿金和路易就流连论坛“高登”，是资深用户，习惯从高登看新闻、讨论时事。“高登对我们思想的影响好重要。上高登能知天下事。”路易说。阿金就连大学做功课，也会参考高登的内容。高登从2001年开始营运，论坛上有大量网民对社会时事的评价、讨论，不少二次创作内容被传媒引用，逐渐对舆论产生影响力，后因经营问题，衍生出“连登”论坛另起炉灶。

2008年开始，伴随著内地三聚氰胺毒奶粉内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和自由行的开放，内地旅客来港大量购买婴儿奶粉、“双非”家庭来港生子等不断增加，内地人与港人产生的摩擦渐长，水货客影响北区市民生活，旅客区药房爆发增长、租金高涨等新闻，不时爆发。这些新闻亦在高登上不断传播、发酵，构成了路易和阿金对中国内地的核心印象。

不过在中学时代，新闻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校园的主调。升学前夕，阿金经常与李东升一齐温书，“好friend㗎果时！男仔一齐温书，妳知啦，玩多过温书嘛。”“三分一时间温书，三分二时间玩。考A-level （编按：香港高级程度会考、2012年开始被香港中学文凭试取代）真的好难，好辛苦的啊。”阿金笑了起来。路易在旁抗议：“痴线，我温书㗎！”路易是一群死党中最用功念书的。

在阿金记忆里，中学时的李东升很好动，“绝对不是好学生，但又不能算坏学生嘅。”李东升说话总是搞笑，“大细路（大小孩）”，他就住阿金隔壁楼，常常一齐归家，踏过黄昏黑夜。

对于未来，阿金和路易当时无甚规划，对社会认识亦流于表面。在名校里吊儿郎当的少年，最后踏入大学。阿金先攻读副学士，后来升读大学，他说总之要读到大学，有学位才揾到钱；路易在大学念的是国际关系，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希望毕业后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

李东升却在香港公开大学读书期间，一个猛子扎入社运大海，成了本土派组织“本民前”创党成员，后来本民前又邀请当时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梁天琦加入本民前，人生从此拐弯了。

“终于有人行动，终于有人醒了”

雨伞运动爆发的前一年，2013年，路易在读副学士，准备升大学，而李东升和阿金已是大学生。由中学球队开始的友谊仍在继续。周末，大家一齐踢球，然后换身衣服去钓鱼、打机。李东升对路易而言，是一个比自己年长的知心朋友、学习对象，生活里所有琐事，都彼此分享，“我和他有个connection（连结），好像他所有事都和我有关。我常常能感受到他的心情。”

这一年后，李东升很快投入社运圈子，再没很多时间出来钓鱼、踢球。起初，路易和阿金感觉有点吃惊，但也没有细问，“男生是不会问这些的”。在偶尔的相聚里，路易隐隐感觉，李东升变稳重了，多了许多思考，“脑袋好似复杂了很多”。

路易和阿金在读副学士和大学时，选择的都是社会科学专业，多了投入理解香港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他们认为，从小学开始，常识堂、历史堂的知识虽然基础，但都在无形中将民主社会的理念根植在脑中，来到大学，幼苗开始生长。阿金的课堂会讨论“公民抗命”，但他没想过，一切很快从理论变为现实。

2014年9月26日晚上，当时的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罢课集会中呼吁学生“重夺公民广场”，随后八万市民抵达声援，迫使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等人计划的占领中环行动提前发生，雨伞运动在香港爆发。阿金当时留一头长发，染成了金毛，每天下课后都和几个同学一齐金钟占领区。他说，自己当时受到民众愤怒情绪的感染，又认为“民主未必选出好的政府，但至少我们有权力让他们下台。”

他当时走得很前，在金钟，他试过冲上去向警察扔杂物。“不知为何站得那么前，读大学的时候唔识死（不怕死）。”阿金那时开始感觉，只是静坐、占领的“和理非”方式，不会为争取到香港人想要的任何东西。

当时，路易在读副学士，他认为争取普选，是公义的事情，应该要为之站出来。他也模糊的有一个想法，觉得多年来感受到的社会不公、大陆对香港资源的“掠夺”，可以由普选得到改善或解决。

“香港是一个极度资本主义的社会，流动性不足，年轻人感到灰心，读那么多书，都得不到理想的人工（薪水），”路易说，“我从中学就开始觉得，这个社会不太公平。进入大学，更加深刻体会到，有钱有exposure（增长见识的机会），无钱就连梦想都无。”路易说，自己朋友圈中当医生的，“10个有9个都是出身医生家庭，剩下一个，家里有钱。”

路易也偶尔去金钟占领区，不过他更多时间花在读书，一心希望升读大学，不太关心运动发展。雨伞运动占领长达79天，抗争群体内不同派别产生分歧，运动能量逐渐消退。后来，阿金也不怎么去了，年末的考试期来了，他开始温习。最终，期末考试还未结束，金钟就被警察清场，运动唏嘘散场，争取落实真普选的目标，遥遥无期。

不过，由雨伞运动产生的新生代力量，仍然在尝试突破无力感和雨伞后的阴霾。社区组织和新政党纷纷诞生，希望将运动的能量转化、延续。2015年1月，在雨伞运动中反对香港传统泛民和学联、学民等组织的年轻人，成立新组织本土民主前线，李东升、黄台仰为创党成员，主张“民族自决”。这一年，他们发起“光复屯门”、“光复元朗”等反水货客的抗议行动，直接针对水货客、踢打行李箱的手法，在当时并不为社会主流接受。

路易、阿金与李东升早已少了联络，李东升也没有找他们参与本民前的工作。“他或许不想牵连我们。”路易这样猜测。雨伞运动过后，他曾经参与天水围一个想参加区议会选举的组织，做了3个月左右，他就继续埋头读书。在他的感知里，整个香港社会都沉浸在雨伞的失败情绪里。

而阿金适逢毕业季，忙著找工作。他家人病了，家里开支一直“掹掹紧”（拮据），他十分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们都没料想，2016年农历新年，突然爆发旺角骚乱。在撑小贩的活动出发，大量年轻人投入参与，在旺角演变为警民冲突，一名交通警鸣枪，示威者纵火、扔砖头、焚烧垃圾反击，政府随即定性此为“暴动”，多人陆续被捕，其中包括梁天琦、黄台仰、李东升等人，其中梁天琦被控2项暴动、1项煽惑暴动罪及1项袭警罪，而黄台仰、李东升被控暴动罪。眼见身边曾朝夕相对的中学死党走到最前，路易对社会运动的触觉才真正开始启动。

“我觉得他（李东升）好厉害。那个年代肯出来做勇武派，是一件会牺牲自己的事。梁天琦得到的是六年监禁，而李东升得到的是无法回家，无法再回香港。在2016年那么少人（支持勇武派）时，他都愿意出来抗争，把自己的想法做出来。我好佩服他。”三年后提起，路易仍是满怀敬佩。

当时，社会主流并不认同本土派青年使用武力手段，“和理非”和“勇武派”互相对立、分裂。根据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的一项调查，1003名受访者就示威者对警方所使用的武力，10分为“非常接受”，受访者评分的平均值仅为2.67分，42.9%的受访者投0分。

不过，在路易和阿金看来，李东升和本民前当时的做法应该被理解，甚至是一种突破。

那几年，在高登论坛以外，路易和阿金都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水货客、内地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中某些打擦边球或是不雅的行径，令他们对中国内地的印象越来越差。两个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感觉，香港的资源正在被内地掠夺，而政府却不做出政策调整，“牺牲港人利益，向中国献媚”。

“政府拖了很久才出‘限奶令’、‘零双非’政策，但楼价方面又继续不加控制，不限制大陆人来港买卖、炒楼。”路易说，政府的不作为，最终却令他不止讨厌政府，愤怒的情绪更延续到内地人身上。（编按：政府从2011年开始暂停房地产投资移民计划， 2012年起就住宅物业交易非本地买家征收印花税。）

对于旺角骚乱，他们和高登当时流行的想法一样，都认为“终于有人行动，终于有人醒了，做出一些类似革命的行动，不再是2014年‘和理非’静坐了。”

“你每天被人殴打，然后你做出反抗，打回他，有些人出来谴责：你做什么打他呀？你打他，他不是打得你更厉害？反而让他把我们其他人也打了。X啦，要理解背后的的整个背景啊！”阿金说。他们认为，旺角骚乱的“撑小贩”不过一个导火线，真正的深层矛盾在于青年对香港政府和北京中央的不满。根据岭南大学的研究，62.1%的受访者认为旺角骚乱之后的一两年，香港仍会出现类似的骚动，而另外，64.9%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此事。

“我需要做点事，否则我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

不过，港府并没有考虑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旺角骚乱后的几年，阴霾持续笼罩香港。面对李东升在旺角骚乱后被控暴动罪，路易和阿金只能精神上支持朋友。生活轰隆隆拖著大家向前，家庭负担越见增长，思考如何生存发展，多于思考社会民主走向，这似乎注定，路易和阿金不会走上社运路。

“大家都觉得没希望了，现况不会有任何改变。之后又DQ（取消民主派议员资格）又各种手段，社会又没有任何爆发点。”路易说，毕业之后，他开始找工作，不久后进入IT行业；而曾经投身雨伞街头的阿金，则考了公务员，最终走入体制。

“总要揾食。”阿金说。有没有过挣扎？“你问的问题，我也思考过。我觉得，成个建制里面，总有一些部门是做实事的，比如水务处、渠务处、消防处。我又不是做大奸大恶，不是做差佬，食环署我也不做。长远来说，年年有得升职，就算我不思进取，都唔驶争取加人工。这是稳定的工作。”

2017年底的一晚，久未见面的李东升来找阿金下楼聊天。就像中学时代无数个夜晚一样，那一晚，两人站在楼下，抽烟，喝啤酒，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李东升告诉阿金，自己决定了，要离开香港。

“好突然。他当时已经决定好了。”阿金说，“我们就那样在楼下聊了一晚。最后他决定了，那，尊重他的决定。”

“那晚谈了一些对社会的看法，我们以前很少谈这些。他说‘和理非’这么多年有什么用？争取不到什么。又说不觉得鱼蛋这件事叫做暴力。”

阿金最记得，是李东升说，自己和梁天琦走的路不一样。“他说梁天琦选择留下来，因为梁已经有公众关注，要负担的东西和自己不一样，而他觉得自己是nobody。”阿金回忆说，“他可能觉得，与其浪费时间去坐监，不如去其他地方，起码可以做点事，有人支援一下。”

临别之前，路易也去了李东升家。路易已经毕业，聊天，吃东西，就这样过了一晚。“其实很不开心，很不舍得。”路易说，但大家都没说什么。

一度被主流社会视为手法激进的青年，坐监的坐监，逃亡的逃亡，DQ的DQ，民主进程、政制改革似乎一度沉在死水之中。谁料想，在李东升和黄台仰获德国政府批出难民身份后不久，反修例运动就爆发了，至今愈演愈烈。

这一次，路易有了稳定工作、有了工余时间，加上政府前所未有的傲慢回应激发民愤，他决定站出来。与2014年的偶尔参与不同，这一次，路易走到更前的位置。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政府继续管治香港。它根本不会解决社会不公的结构性问题。”路易说，“发达国家，大多是民主体制。我希望社会有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机会，这是威权社会所做不到的。”

他十分接受现在前线示威者的“揽炒”理念，即以要胁破坏香港经济来损害中国利益，以此为博弈筹码，迫使中港政府让步，放宽治港政策。他认为揽炒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以此逼中央回到普选的谈判桌上，“当我们彻底输了，才会真的会‘揽炒’。”

当企跳潮蔓延，运动期间出现第三个堕楼并留下遗言希望港人加油的死者时，路易一度感到精神崩溃，他发短讯告诉李东升，自己“唔掂了（不行了）”。李东升回复信息安慰他，路易感到心酸、惭愧。路易说，李东升从未对他们几个朋友分享过半点早前在难民营等候申请的艰辛，他也是后来看了媒体报道，才得知李东升曾经过得很辛苦，在异乡一度感到抑郁。

在示威者人群之中、浑身包裹严实的路易，这样解释他希望走得更前的决定：

“知道他（李东升）要离开香港，和他道别时，我好难过，好想抱住他，因为我知他这一走，肯定回不来了。”

“当年他那么努力，为何我现在都不能更努力，为何我这么多负担？我好过意不去。那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路易说，“6月9日那天，我什么都没做到，去完（游行），坐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好垃圾。我需要做点事，否则我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

离开，还是留下来

8月底，天水围一家饭馆，路易与阿金一坐下便嘻嘻哈哈起来。“话妳知，8月5日（全港大罢工）他竟然提早十五分钟出门返工，垃圾！”路易说。

“又鞭我尸！我那日真的约了客人，不敢不上班呀。”阿金无奈。（编按：鞭尸原意为侮辱死者，后延伸为嘲笑网友过去的行为。）

做了公务员的阿金，很快体会到庞大体制的限制。8月5日全港大罢工，他因工作性质，不敢请假，结果被部门表扬，却在朋友处成了“黑历史”，成天被路易取笑。得知政府内会上报公务员请假的记录，他更加只敢在工余时间及周末上街去参与示威。

“好矛盾的。”他说。“最惭愧的是，五年前的我敢走出来，五年后的我完全不同了。”

路易目前在IT行业中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仍不清楚自己其实想做什么。“从小都不会有人问你梦想是什么，找到工作，亲戚来问你，一个月赚几多？香港人都是被教育成这样的。梦想，我想不出来。”

“周星驰话，一个人无梦想，同咸鱼有乜分别？”路易说。目前他的计划是，只要有游行、示威，有精力的话都会去参加，他觉得自己应该算是一个勇武派了，但又觉得，在真正的勇武派面前，自己应该还是太懦弱，顾忌太多。

不同的道路，令这班中学好友渐渐产生裂缝。同学之中，还有两人毕业后投考警察，阿金、路易请了其中一个相熟的吃饭，庆祝他成为警察，那时2014年还未到来。

雨伞运动后，市民对警察的印象和从前不同了，反修例运动爆发后，警民关系更加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2019年8月，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民调结果显示，市民对警察的评分从6月初的61分急跌至39.4分，是201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分。

但两个警察同学还是再来找大家踢球，路易和阿金等其他同学则明显杯葛他们，每次球传到警察同学那里，路易他们就过去“铲脚”；有一次，其中一个警察同学把一张市民贴连侬墙的照片发到群组里，路易他们立即质问：“你想做什么？是否想出卖示威者？”他们也曾经听说，其中一个警察同学说，假若在现场见到示威者，他一定会“打到示威者扑街”。

今天的聚餐，警察同学不在受邀之列。啤酒喝过一杯又一杯，话题又回到李东升。

“我们成班人都说想去探望他。”阿金说。

路易说，“你还好意思说？”

“你以为便宜呀去德国？时间有几难凑？你又不会只留一日就走，对不对？有无这么多假可以请啊，有没这么多钱呀？不过一万多都可以的，只是时间难凑。”

路易又出去抽了支烟，回来说：“我打算移民。”

阿金：“我真的想过这件事，但我觉得，他日我有钱，我都不会移民。我真的觉得我喜欢香港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成长，我身边的人都在香港。”

路易显得坚定：“我打算移民。我要做好这份工作，技术移民。香港现在环境真的好差，我接受不了我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他想了一下又说：“十年后，香港可能变成第二个澳门了，那时我应该已经移民了。”

“现在2019年，说不定十年后我有了家庭，也会想移民呢。”阿金想了一下，又变了主意。

另一朋友在旁打趣：“通常说要走的人，最后都没走；说不走的人，最后都走了。”

一时无言，十年像很远。倏忽，大家又热烈起来，三人兴起，忽然很有默契地一齐背诵年少时在香港风靡一时的热血赛车手电影《头文字D》对白：

“知唔知咩系神呀？神以前都系人，不过佢做到人做唔到嘅野，之后佢就系神。一年前，校长条八婆踢左我出校。佢同我讲，佢话阿木，你不如唔好叫阿木，你索性叫条废柴啦你。之后我谂得好清楚，我要话比全世界嘅人知道，我阿木唔系废柴，我要做车手。一年啦，我已经系秋名山嘅车神，Speedstars嘅老板！”

（知不知道什么是神？神以前都是人，不过祂做到人做不到的事，之后祂就是神。一年前，校长这个八婆把我踢出学校。她对我说，她说阿木，你不如别叫阿木，你干脆叫一条废柴啦你。之后我想得好清楚，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知道，我阿木不是废柴，我要做车手。一年啦，我已经是秋名山的车神，Speedstars的老板！）

（尊重受访者意愿，路易、阿金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