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粤伶百年浮生录

2018年4月，古巴迎来近60年来首位不姓卡斯特罗的领袖。与此同时，这个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便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商业新闻里：美古达成协议，开通商业航线；喜达屋要在哈瓦那改造运营三家酒店；谷歌正登陆岛国；Airbnb首席执行官称古巴为其发展最快的市场……

今年26岁的古巴青年Yamil，看起来跟全世界的90后差不多，他用智能手机上网看世界，业余时间在哈瓦那大学孔子学院学当下很热门的外语——中文，去年还去北京和上海玩了一趟。他说自己喜欢学习“中国文化”，他会熟练地用筷子吃饭，甚至还会敲锣钹——中国粤剧里的一种打击乐器。

Yamil拥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他的中文名叫方英唱。 Yamil对中国的兴趣很大程度来自于祖母何秋兰——家里除了来自中国台山的曾祖父方标和祖父方振巨，就只有她会说中国话；他那位在唐人街住了一辈子的父亲方钧波半句中文也不会，也没想过要开口说；姑姑方玉珍也完全不懂中文。但何秋兰，这位87岁的白人老太太，会讲一口流利的粤语。她还有一个西班牙名，Caridad Amaran。

许多年来，婆孙俩住在唐人街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公寓里。这是古巴城区典型的老民宅，3层楼有5层那么高。除了中午去龙冈会馆领免费的黑豆饭，何秋兰很少下楼，有时她会去会馆打牌，或拿出她的工尺谱，竖着抄写一些方块字，然后照着唱点小曲儿。

何秋兰很开心见到孙儿在学中文，但她发现两人还是无法用“中国话”沟通。Yamil听不懂祖母讲的“唐话”（广东开平话），何秋兰也没法接他学的“北话”（普通话）。

两代人的认知落差还包括对古巴人民英雄何塞·马蒂的印象。在何秋兰受到的教育里，这位19世纪的古巴诗人、民族英雄、思想家，启蒙了古巴人民对自由的追求，从19世纪对西班牙殖民者的反抗到20世纪对美国武装干涉和贸易禁令的反抗。对于Yamil来说，何塞·马蒂同样意味着自由——21世纪不受限制上网的自由。

虽说拥有了自己的手机，但Yamil没有钱买网卡，他只能在夜晚去有何塞·马蒂雕像的公园里蹭Wi-Fi，“越是靠近何塞·马蒂，Wi-Fi信号就越好”。

“一个白人婆婆，喜欢唱粤剧”

2009年3月24日，“古巴花旦”——昔日哈瓦那国光歌剧团的台柱子何秋兰，被美国摄影家、堪萨斯大学退休华裔教授刘博智“发现”了。

但是，古巴人不太喜欢“发现”这个词。“古巴对于美洲大陆的发现过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我很高兴这个词汇已经不再常用了，因为在古巴被‘发现’之前，我们原本就生活在这里。”古巴哲学家马汀内斯·埃雷迪亚（F.Martinez Heredia）在纪录片《古巴自由故事》（The Cuba Libre Story）中说。

刘博智不仅为何秋兰拍下短片《古巴唐人》，还带她和舞台姐妹黄美玉两次到香港、广州与台山，将这个对中国人来说路途和记忆都非常遥远的美洲岛国的过去与现在呈现在公众面前。

“一个白人婆婆，喜欢唱粤剧，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仔细挖掘的事情。”刘博智说。沿着他的影像线索，导演魏时煜花8年时间，跟踪拍摄了纪录片《古巴花旦》，学者雷竞璇和黄卓才也分别在著作《远在古巴》和《古巴随笔：追寻华人踪迹》中记述了何秋兰的故事。

2019年3月中旬，何秋兰和她的戏搭子黄美玉——时年90岁的中古混血老太太，经历了哈瓦那—赫尔辛基—香港的19小时的长途旅行，出现在香港艺术节“名伶花旦展演话当年”的舞台上。这是她们第三次来到中国。3月15日到17日，连续三晚，油麻地戏院人头攒动。

照着从古巴带来的、何秋兰手抄的古老戏谱，乐师们各就各位。乐声一扬起，长达几十年的荒废流光刹那间像没存在过似的，那以情带声的嗓音，依旧是往昔繁华的哈瓦那华埠戏院舞台上娇叹“你另恋爱别人我遍走天涯”的卖花女，是一袭彩绣红衣唱“花间寄犹月老仙”的王宝钏，是往事藏心里难以言说的赵颦娘……

在香港的最后一晚，何秋兰唱起《茉莉花》和观众告别。这样能享受化粧与衣箱的协助、登台有乐队伴奏的演出经历，可能是近60年来少数的几次机会之一了。次日一早，她们便要乘飞机返回古巴——这或许是她最后一次来中国。

“古巴花旦”：“桩桩件件记心头”

《茉莉花》，这首在1896年由李鸿章以外交特使身份访问西欧和俄国时被传唱的江苏民谣，是那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背井离乡的老一代华侨心中的国歌。也正是这一帮大多数来自广东的老华侨，促成了粤剧在世界各地的落地生根。

何秋兰的养父方标就是其中之一。他来自广东开平，从小痴迷粤剧，曾经和著名粤剧行家关德兴一起学艺，但因家里反对，19岁时出走古巴，再也没有回中国。上世纪20年代，像方标这样的自由移民高达6万人。

方标30岁时，在古巴一家洗衣馆以洗衣、熨衣为生。有一天，他遇到了当时无家可归的何树花（何秋兰母亲Josefa Amaran的译名）母女俩，便把她们接回家一起生活。

在一张合影中，方标握着何树花的手。刘博智认为，这样的情感流露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男人中是很少见的。

方标经常在下工后带着何秋兰去洗衣馆对面的国光歌剧团听粤剧，开始教她开平话，后来给她请了师傅董祥，董祥教何秋兰读书写字、唱工谱、做戏。方标继续以洗衣、洗碗、卖彩票为生，并组织了一个粤剧团。父女俩还曾经同台演出。

关于古巴的中国戏院，古巴华裔赵发（Antonio Chuffat Latour）在其所著《古巴华人史略》一书中有所记述。

1875年1月，第一批中国粤剧演员从美国旧金山来到哈瓦那，将粤剧表演带到了古巴，大获成功并广受欢迎。中国戏院扩展到古巴各地的华人聚居地。1875年4月，西恩富戈斯（Cienfuegos）建起了第一家广东风格的中国戏院。1876年，大沙华（Sagua La Grand）戏院出现在一座3层高的木制建筑里，这是为一家由94人组成的中国艺术演出公司在古巴的首次演出而建立的。

很多华人放弃田间工作或生意赶到戏院观看，以至“种植园主抱怨，当地政府命令戏院只能在节假日开放”。

华人去戏院不单单为了观看戏曲中熟悉的历史情节，他们还把那里当作一个放松和社交的场所。亨利·巴里登·麦克道尔在1884年11月载于《世纪画报月刊》的《中国戏院》一文中指出，“对于那些饱经生活磨难，早已不相信现实世界中又公理存在的人们，舞台令人开心，不可能发生的事远比残酷的现实更具有吸引力”。

20世纪20年代的移民高潮使粤剧艺术在古巴得到了快速发展。除本土的戏班表演外，古巴的中国戏院主要与香港、广东等地的剧团、戏班签订合约，邀其到古巴表演。著名粤剧演员、广东粤剧全女班“金钗铎”的花旦黄小凤就曾赴哈瓦那演出。

1942年6月6日《华文商报》的一版广告反映了当时的盛况。当日，在同一版面的广告位置有钧天乐、国声与国光歌三个剧团表演粤剧的广告。国光歌剧团的广告中还出现了何秋兰的名字：

国光歌剧团本团定期六月十一号（星期四）晚八时在金鹰戏院开演威勇名剧《西河会妻》……演员阵容：雷宝琴，慷慨英雄诛奸贼！林坤仪，穷途适遇未婚妻！……何秋兰，庙祝慈心济人急！

雷宝琴、林坤仪……这些听起来像中国人名的8岁至20岁的女孩都是西方人子女或混血华裔，她们另有西班牙文名字，绝大多数不会说粤语，更看不懂汉字，需要反复记忆唱词，有的甚至用西班牙文来标注粤语发音。

而何秋兰是唯一能在粤剧团甚至古巴华人社区周旋的血统纯正的古巴白人。她喜欢写中国字，在唱词页上标注汉字发音，反复练习抄写歌词，就这样学会了写繁体字，并把抄好的歌词送给其他女孩子。她从来不会弄丢唱词，甚至可以花一整天时间听歌。

何秋兰8岁登台，最初演的是丫环，站在角落，师爷出来唱几句坐定后，她就念白：“老爷吩咐奴记实，桩桩件件记心头。”

12岁，她开始在演出的粤剧里担当主要角色，跟着剧团去古巴各地演出，包括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uba）、谢戈德阿维拉（Ciego de Avila）、关塔那摩（Quatánamo）、圣克拉拉（Santa Clara）、卡马圭（Camagüey）、西恩富戈斯、马坦萨斯（Matanza）等，每次一去就是两三个月。

也是在这段岁月里，何秋兰从语言、文化、习俗到饮食都被彻底“汉化”了。走埠期间，每个礼拜一场4小时的演出后，何秋兰就会和大家一起吃宵夜，满桌都是唐人菜：芥菜、苦瓜、萝卜、莲藕、节瓜、冬瓜，还有老火汤——北芪淮山枸杞煲鸡。2011年她第一次来到香港，接待的朋友问她想吃什么，她给出的答案是：白斩鸡、鸭润肠、老火汤、蒸肉饼和苦瓜。

就是这一年，在刘博智和众人的筹款帮助下，何秋兰实现了她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一个古巴白人女人，从未离开古巴，说想去中国，毫无犹疑地说出家乡开平石塘里。我亦不说二话，答应她。”刘博智回忆道。

在开平，何秋兰买了一袋香烛纸钱，在方标祖先的坟前持香默祷。这些民间习俗她有记忆，她对开平的生活方式也流露出亲切感。方公方氏灯楼下，何秋兰穿着自制的戏服，唱方标在她4岁时教她唱的歌：“……问句天公啊，奴奴心事重呀，难入梦……即时雷雨交加，孝感动天……”

“讨饭吃、看政府电视、等死”

“革命之后，就没戏唱了。”何秋兰曾经的戏搭子黄美玉说。

从1953年7月26日到1959年1月1日的古巴革命，让古巴成为美洲大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古巴华侨命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国有化加上货币改革后，华侨社会长期积累而得的财富荡然无存，唐人街的4家华文报纸、4个粤剧戏班、6个中文戏院成为历史。舞台上风华绝代的花旦何秋兰也结束了自己的粤剧明星生涯，在医院工作、在酒楼做收银、在中文报纸“执字粒”（排字），退休金每月7美元。

2009年，刘博智第一次来到古巴，发现唐人街已没有“唐人”味道。他见到龙冈会馆前有华人排长队，原来是领免费餐，吃的是黑豆饭，他问一个老人：“为什么没有唐人菜？”得到的回答是：“唐人菜？连人都没有啊！”

刘博智摄制的短片《古巴唐人》记录了近年古巴哈瓦那华人社区的沧桑。20多分钟的镜头里，唐人街十室九空，生意无可经营，只余下破旧而有历史性的楼房供人凭吊。百来位第二、三代不懂广东和台山话的土生混血华侨，既无能力离开，也无颜面回乡，只能以无产者的身份，在社会主义配给制度和政府的保障措施下继续生活，直至如今。“讨饭吃、看政府电视、等死。”一位老侨说。

那些在1960年代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中国的华侨未必就能获得祖国的救赎——“土地改革运动”、文化大革命、“反右”和“大跃进运动”。据刘博智多年的观察了解，一些华裔后代回乡申请取回祖业，领教过层层官僚吃饭送礼的把弄后都放弃了。一位古巴老华侨说，逃离一个共产又跌掉入另一个，他妈的命运！

留下来生活或许也没想像中那么糟糕。学者雷竞璇在往返数次古巴后认为，这个国家贫穷但不悲惨凄苦（poor but not miserable）。例如黄美玉在古巴革命后选择了去上大学，修读外交事务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外交官，派驻印度三年。何黄两人的人生道路看似有很大的阶层之分，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古巴，居民从幼儿园到大学都不需交学费，这让古巴的人口识字率99.8%超过了俄罗斯（99.7%）和中国（96.4%）。而全国统一的工资体系使绝大多数民众的月工资仅为三四十美元——不分学历和岗位，大学教授、医生和清洁工几乎挣得一样多，月工资相差不超过5美元。

1957年，26岁的何秋兰结婚，丈夫方振巨也是开平人，尤爱《光绪皇夜祭珍妃》，但不喜欢秋兰以此为业。两人育有一子方钧波，何秋兰叫他波仔。

波仔生于1958年，正好是古巴革命后的“吃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一代”。他在溯源堂（雷、方、邝三姓的宗亲会）的书记房工作，每月收入7-8美元，只够糊口，有时开销大了还难免要“啃老”。方钧波夫妻住在何秋兰隔壁，平时都去母亲家上厕所和吃饭。何秋兰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一米多高的海尔牌冰箱，是分期付款买的，月供相当于普通古巴人一个半月的工资。八年来，全家合力供这台冰箱，到今年终于还清。

刘博智见过方钧波的第三任妻子，一位体型硕大的古巴女人。他给她拍的肖像照里，她捧着一双她最喜欢的镶满水钻的高跟鞋，手上有精致的美甲。果然女人爱漂亮起来，任国家社会再怎么封锁落后也不妨碍。

方钧波身上混合了中国风俗与古巴特色。据刘博智说，方钧波在家里的门背后摆了个关公（San Fan Con）神坛，上面有整只用来辟邪的猪头、一块每天按时更换的面包，和一支抽了半根、时不时要点燃一下的雪茄，就跟中国人上香一样。

方钧波的生活有如古巴的缩影，过日子不难，想干点自己满意的事、想有点作为，却着实不容易，就这样习惯了贫乏而散漫的生活。

“身份认同”不是学术，它是生活本身

何秋兰的家，墙上挂了一幅锦旗，由江门市干部送赠，上书：“身在他乡，心怀祖国。”《古巴花旦》监制罗卡说：“有报导形容这是她们的‘寻根之旅’，未免只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看，她们文化的根毕竟是在古巴，‘回乡’‘访旧’毋宁只是还她们的一个心愿。”

这位身世复杂的古巴老人自称为是“唐人”，说“唐话”，即使那个“唐朝”早已终结了近千年。去了三次中国，她觉得就是“靓”，全是物质上的感知。她关心的，是每天够不够钱吃饭，儿孙生活如何解决。

要说何秋兰有什么“乡”与“愁”，大概都藏在了她的工尺谱里。刘博智上一次去哈瓦那见何秋兰时，她向刘博智展示了几本厚厚的粤剧剪报和手抄台词。刘博智说，不要让你的子女扔掉，何秋兰反问：“我死时谁要这些东西？他们什么也不懂。”她将两本粤剧曲谱唱本交给刘博智：“你下次来古巴，我可能不在了，我这两本书给你，舍不得也要舍得啦。”

在刘博智看来，从方标、何秋兰、方钧波到方英唱——第一代至第四代华裔的文化、生活的多面性，各群体的变异与迷惘，就像一瓶酱油落地开花，五代人对它及丰盛的中国饮食文化不离不弃。这个“酱油”如果买不到，就自己做，一代教一代。

因此，刘博智经常把镜头对准厨房与餐桌，因为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在“开门七件事”中可见一斑。例如亚洲人喝咖啡多数是加牛奶，古巴老华侨则习惯在浓的、黑的咖啡里加一大把糖；在古巴南部的特立尼达（Trinidad），唐人全死光了，但留下了新鲜的白菜；而在墨西哥的一位老华侨家中，刘博智拍过一瓶用墨西哥龙舌兰酒浸泡的蛇酒……“这很细微，你能观察到吗？你不需要用学术的字眼去下定义，‘身份认同’不是学术，它是生活本身。”

在刘博智的摄影特辑《古巴唐人》中，每一位老华侨都面对镜头，手里拿着一张祖辈的照片，照片的位置刚好在心口。这不是摆拍。当时他跟一位老华侨聊天，看到他从钱包里拿出父亲的照片，刘博智说，我给你和你爸爸拍张照吧，老华侨很自然地将这张方寸小图摆在了胸前心脏的位置——那也是他们的身份认同：不是遥远又陌生的“祖国”，而是活在自己记忆中的中国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