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逃犯條例 讀者來函

城市與地理媒介——對近日澳洲華人學生群體之間因港對峙和衝突的觀察

從前麥克盧漢所言:媒介是人的延伸。今天看來,人是地理媒介的延伸。


2019年8月9日,為聲援香港連串的示威活動,於布里斯班昆士蘭大學的臨時“列儂牆”上貼了一張紙條。 攝:Patrick Hamilton/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8月9日,為聲援香港連串的示威活動,於布里斯班昆士蘭大學的臨時“列儂牆”上貼了一張紙條。 攝:Patrick Hamilton/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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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月多前開始的反送中,早已波及到澳洲本土。從七月底的昆士蘭大學爆發中港學生肢體衝突,到阿德萊德和墨爾本的莫納什大學,八月中旬蔓延到城市中心和城市廣場,在近期維州州立圖書館前近千名學生雙方的推搡指罵中到達頂點。

8月18日打開微信上各大澳洲華人公眾號和澳洲各微信大群,無一例外的將各個海外城市的集會扣上了港獨的帽子,即使海報上只寫着「Stand with Hong Kong」。並配發了各地華人社區護旗手反遊行的圖片視頻,一些視頻裏大家持紅旗喊口號,「只有暴徒,沒有暴政」。

作為媒體理論的學習者和研究者,這一系列的事情中有幾個元素使我很感興趣:城市,國際學生,媒體使用。我想問一個很多人都想問的問題:為什麼很多人出了國境線,沉浸在國際媒體環境中而拒絕多樣化信源;懼怕獨立思考,卻又在思考之前行動,用身體戰隊?

近日還發生了所謂的飯圈式愛國。針對帝吧出征,中國人民大學劉海龍教授在2017年撰文認為,參與者成功將新媒體馴化為構建民族身份的中間,同時他們的行為也被新媒體改變,催生了「粉絲民族主義」(fandom nationalism)。

然而這個說法無法解釋海外華人學生群體中的對峙。賽博空間媒介超越了自然媒介的時空局限,但無法解釋肉身的碰撞。

這個問題在我看來,需要有物質性的討論參與其中。從前麥克盧漢所言:媒介是人的延伸。今天看來,人是地理媒介的延伸。在《地理媒介》一書中,墨爾本大學的麥考爾教授指出,媒介不只再現(represent)現實而是呈現(present)現實。如今可被觀察到的碰撞在海外華人社群中一步步升級,從原事之戰,到話語之戰,再升級為城市之戰。其中是符號的對峙,亦是實體的對峙。

城市是集中體現行為的地方。城市不只需要被書寫,也需要反覆回溯與訴說。城市也是符號的生產、消費和融合之地,是意識形態的具身化場所。城市本身也是媒介,也有傳播功能。而現在這個城市的規則在慢慢被改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空間的關係都被抗爭改寫了。城市本身受其特有的法律、政治、經濟力量所影響。城市空間的生產受資本制約,而這個資本很大程度上也是留學生貢獻的。留學是澳洲的第三產業。排在煤炭與旅遊業之後。據澳洲統計局數字,留學生在17-18財年貢獻了324億澳元。

國際留學生已成為輿論角力場。

我們這些遠距離的人消費了暴力的符號,忙不迭的依照個人喜好給這個符號召喚對應的軀體。參與者在城市中流動。符號卻似乎沒有跨越空間和軀體流動。之前一次端的會員通訊裏所言,對於內地媒體使用者而言,防火牆,審查與輿論控制共同構成一片玻璃幕牆。有趣的是沒有牆的時候,交流依然不暢。

在我看來,所謂的牆不只是一層,至少三層。另外兩層還包括內部抵制和外媒壓力。我們總說,民主被去中心化了,可同時,牆和集權思想也被去中心式的內化了。很多學生身在墨爾本,日常所消費的依然是大陸媒體,接觸的是同温層。面對外媒,他們又不知如何消化。

大陸成為一個文化內容自給自足的所在,不再需要對外交換。民族文化與民族國家被混淆起來,成為愛豆。民族、國家、政府、政黨、公眾、暴力、革命… 這些概念從本體論上被故意混淆,糾纏在一起,就如同在百度搜索引擎上,將新疆再教育營的概念偷換為新疆成人再教育一樣容易。在2019年8月19日人民日報微信版文章中,對於「亂港分子」(值個名詞的提出似乎有鬆口之意,不再亂扣港獨帽子)提出的問題「大陸人為什麼愛國愛黨」作了解答。解答如下:「愛國還需要理由?因為有國才有家;因為祖國是我的驕傲,因為這是很多人用命守護的地方,因為盛世不易,以為我們知史、懂史、尊史。」文末提出,「按這些亂港分子的提問邏輯,越受教育,英語越流利,就越不愛國?」。

官媒喜斷章取義,以掩天下悠悠之口。因為大陸媒介容易控制由於網絡化造成的圖形與背景分離,媒介不再是訊息。而個體也是如此。近期事例比如8月15日在墨爾本大學舉行的完美風暴:香港的政治危機講座。

例子就是被瘋傳的伯恩斯教授集聚批判性與反諷的演講,被很多學生(包括墨爾本大學中國學生會的微博,也包括我從前的學生)掐頭去尾的節選成一句話「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而po到臉書微博和微信上。他們自動忽略了剩餘98%對港府的批判。也自動忽略了記者林慕蓮講述的這十週來香港的種種,也無視了前面王教授所講的香港自1997年以來面臨的嚴峻經濟形勢。形勢一片大好。上行下效已經無法簡單的解釋這種通感現象。只有納粹時期的一體化提供了可反思的範式。

「中國遠征軍們」有着集體行動指南,有幾個明顯的源於流行文化的視覺符號象徵 icon,比如王耀,比如那兔,比如五星紅旗。在網路上他們是阿中的粉絲。他們的速度是網路傳輸的速度,是光速。去中心化的公眾參與相形見絀。不論線上或者線下的理性討論需要的是思辨和時間。也許被網絡時間驅動的行為真的太快,來不及批判性思維,來不及民主。從前賽博空間和數位媒體最引以為傲的是消滅空間和實體,其實只是重置了時空,重新分布了權力。

我在墨爾本四年,現執教一年,平日講媒體理論,講公共領域,講沉默螺旋,講公眾參與。很長時間並不置身事內。有大陸的黨員朋友從微信發來訊息,「墨爾本港獨勢力甚為囂張,望你安好。」我也只是沉默。不知從何說起。難道對她說,「不要被洗腦」。

當兩方爭論,彼此都要對方「不要被洗腦」時,就變成經典的「he said, she said」, 似乎在做無用功。就像原教旨主義者和達爾文主義者的爭論,沒有任何共同立場與敘事。他們只能爭論具體應如何行動。而語言又不足以表達所有這些。

而且說什麼都會被曲解,會被斷章取義。我曾經以為只有緘默是最純粹的在場和反叛。

我所在的碩士項目中八九成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四年前我也是其中之一,也因觀點與當時接觸的眾人不同而被冷遇,也彷徨,恐懼過,也痛哭過。後來只能開導自己,如果一切感覺都會過去,痛苦也是過眼雲煙,提前預支一下兩年後的從容平靜也好。經歷過這些,現在亦並無其他辦法,只有將自己角色轉化,變成保護者與教育者,變成漢娜鄂蘭所講的,行動者。也只能帶着學生不停追問一條基準線:國家的權力需不需要制衡?需要被誰制衡?暴力是否能夠能消解行動的存在意義?到底何為暴力?何為暴政?何為暴徒?

我意識到自己在背負的是由中國官方教育欠缺所造成的學生的原罪。

但前路並非一片黯淡。在剛剛過去的一週,在碩一的學生(其中絕大部分剛來到墨爾本不到一個月)關於公共領域的討論課上,我設計了兩道題目。第一題是大家分享自己政治參與的經歷。很多學生都說,並不參與,怕說錯話被警察請喝茶。有一些說曾經在微博發表過言論卻被炸號,或發的圖片在微信被悄無聲息的屏蔽了。還有一些說轉發過,或者點讚過人民日報關於香港問題的文章和帖子。

第二題是情景討論。我將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的事件重現到當代社會,並請學生分組,以澳洲為基地,設計自己的新聞start-up。要學生考慮他們是否報導學生運動,從何角度,如何處理與政府的關係,如何應對媒體封鎖,是否有必要培養公眾媒體參與,以支持哈貝馬斯理想化範式的公共領域。有趣的是,每一組學生都從學運的角度出發,站在政府對面,支持公民抗命。更加有趣的是,對於這種做法,絕大多數學生給出的原因是「因為這樣可以最大化受眾,從而最大化利益」。

希望這樣的活動和對話會讓他們在漫長的留學生活中能有所思。

作者系墨爾本大學傳媒博士候選人,城市傳播和公眾參與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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