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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月多前開始的反送中，早已波及到澳洲本土。從七月底的昆士蘭大學爆發中港學生肢體衝突，到阿德萊德和墨爾本的莫納什大學，八月中旬蔓延到城市中心和城市廣場，在近期維州州立圖書館前近千名學生雙方的推搡指罵中到達頂點。
8月18日打開微信上各大澳洲華人公眾號和澳洲各微信大群，無一例外的將各個海外城市的集會扣上了港獨的帽子，即使海報上只寫着「Stand with Hong Kong」。並配發了各地華人社區護旗手反遊行的圖片視頻，一些視頻裏大家持紅旗喊口號，「只有暴徒，沒有暴政」。
作為媒體理論的學習者和研究者，這一系列的事情中有幾個元素使我很感興趣：城市，國際學生，媒體使用。我想問一個很多人都想問的問題：為什麼很多人出了國境線，沉浸在國際媒體環境中而拒絕多樣化信源；懼怕獨立思考，卻又在思考之前行動，用身體戰隊？
近日還發生了所謂的飯圈式愛國。針對帝吧出征，中國人民大學劉海龍教授在2017年撰文認為，參與者成功將新媒體馴化為構建民族身份的中間，同時他們的行為也被新媒體改變，催生了「粉絲民族主義」(fandom nationalism)。
然而這個說法無法解釋海外華人學生群體中的對峙。賽博空間媒介超越了自然媒介的時空局限，但無法解釋肉身的碰撞。
這個問題在我看來，需要有物質性的討論參與其中。從前麥克盧漢所言：媒介是人的延伸。今天看來，人是地理媒介的延伸。在《地理媒介》一書中，墨爾本大學的麥考爾教授指出，媒介不只再現(represent)現實而是呈現(present)現實。如今可被觀察到的碰撞在海外華人社群中一步步升級，從原事之戰，到話語之戰，再升級為城市之戰。其中是符號的對峙，亦是實體的對峙。
城市是集中體現行為的地方。城市不只需要被書寫，也需要反覆回溯與訴說。城市也是符號的生產、消費和融合之地，是意識形態的具身化場所。城市本身也是媒介，也有傳播功能。而現在這個城市的規則在慢慢被改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空間的關係都被抗爭改寫了。城市本身受其特有的法律、政治、經濟力量所影響。城市空間的生產受資本制約，而這個資本很大程度上也是留學生貢獻的。留學是澳洲的第三產業。排在煤炭與旅遊業之後。據澳洲統計局數字，留學生在17-18財年貢獻了324億澳元。
國際留學生已成為輿論角力場。
我們這些遠距離的人消費了暴力的符號，忙不迭的依照個人喜好給這個符號召喚對應的軀體。參與者在城市中流動。符號卻似乎沒有跨越空間和軀體流動。之前一次端的會員通訊裏所言，對於內地媒體使用者而言，防火牆，審查與輿論控制共同構成一片玻璃幕牆。有趣的是沒有牆的時候，交流依然不暢。
在我看來，所謂的牆不只是一層，至少三層。另外兩層還包括內部抵制和外媒壓力。我們總說，民主被去中心化了，可同時，牆和集權思想也被去中心式的內化了。很多學生身在墨爾本，日常所消費的依然是大陸媒體，接觸的是同温層。面對外媒，他們又不知如何消化。
大陸成為一個文化內容自給自足的所在，不再需要對外交換。民族文化與民族國家被混淆起來，成為愛豆。民族、國家、政府、政黨、公眾、暴力、革命… 這些概念從本體論上被故意混淆，糾纏在一起，就如同在百度搜索引擎上，將新疆再教育營的概念偷換為新疆成人再教育一樣容易。在2019年8月19日人民日報微信版文章中，對於「亂港分子」（值個名詞的提出似乎有鬆口之意，不再亂扣港獨帽子）提出的問題「大陸人為什麼愛國愛黨」作了解答。解答如下：「愛國還需要理由？因為有國才有家；因為祖國是我的驕傲，因為這是很多人用命守護的地方，因為盛世不易，以為我們知史、懂史、尊史。」文末提出，「按這些亂港分子的提問邏輯，越受教育，英語越流利，就越不愛國？」。
官媒喜斷章取義，以掩天下悠悠之口。因為大陸媒介容易控制由於網絡化造成的圖形與背景分離，媒介不再是訊息。而個體也是如此。近期事例比如8月15日在墨爾本大學舉行的完美風暴：香港的政治危機講座。
例子就是被瘋傳的伯恩斯教授集聚批判性與反諷的演講，被很多學生（包括墨爾本大學中國學生會的微博，也包括我從前的學生）掐頭去尾的節選成一句話「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而po到臉書微博和微信上。他們自動忽略了剩餘98%對港府的批判。也自動忽略了記者林慕蓮講述的這十週來香港的種種，也無視了前面王教授所講的香港自1997年以來面臨的嚴峻經濟形勢。形勢一片大好。上行下效已經無法簡單的解釋這種通感現象。只有納粹時期的一體化提供了可反思的範式。
「中國遠征軍們」有着集體行動指南，有幾個明顯的源於流行文化的視覺符號象徵 icon，比如王耀，比如那兔，比如五星紅旗。在網路上他們是阿中的粉絲。他們的速度是網路傳輸的速度，是光速。去中心化的公眾參與相形見絀。不論線上或者線下的理性討論需要的是思辨和時間。也許被網絡時間驅動的行為真的太快，來不及批判性思維，來不及民主。從前賽博空間和數位媒體最引以為傲的是消滅空間和實體，其實只是重置了時空，重新分布了權力。
我在墨爾本四年，現執教一年，平日講媒體理論，講公共領域，講沉默螺旋，講公眾參與。很長時間並不置身事內。有大陸的黨員朋友從微信發來訊息，「墨爾本港獨勢力甚為囂張，望你安好。」我也只是沉默。不知從何說起。難道對她說，「不要被洗腦」。
當兩方爭論，彼此都要對方「不要被洗腦」時，就變成經典的「he said, she said」, 似乎在做無用功。就像原教旨主義者和達爾文主義者的爭論，沒有任何共同立場與敘事。他們只能爭論具體應如何行動。而語言又不足以表達所有這些。
而且說什麼都會被曲解，會被斷章取義。我曾經以為只有緘默是最純粹的在場和反叛。
我所在的碩士項目中八九成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四年前我也是其中之一，也因觀點與當時接觸的眾人不同而被冷遇，也彷徨，恐懼過，也痛哭過。後來只能開導自己，如果一切感覺都會過去，痛苦也是過眼雲煙，提前預支一下兩年後的從容平靜也好。經歷過這些，現在亦並無其他辦法，只有將自己角色轉化，變成保護者與教育者，變成漢娜鄂蘭所講的，行動者。也只能帶着學生不停追問一條基準線：國家的權力需不需要制衡？需要被誰制衡？暴力是否能夠能消解行動的存在意義？到底何為暴力？何為暴政？何為暴徒？
我意識到自己在背負的是由中國官方教育欠缺所造成的學生的原罪。
但前路並非一片黯淡。在剛剛過去的一週，在碩一的學生（其中絕大部分剛來到墨爾本不到一個月）關於公共領域的討論課上，我設計了兩道題目。第一題是大家分享自己政治參與的經歷。很多學生都說，並不參與，怕說錯話被警察請喝茶。有一些說曾經在微博發表過言論卻被炸號，或發的圖片在微信被悄無聲息的屏蔽了。還有一些說轉發過，或者點讚過人民日報關於香港問題的文章和帖子。
第二題是情景討論。我將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的事件重現到當代社會，並請學生分組，以澳洲為基地，設計自己的新聞start-up。要學生考慮他們是否報導學生運動，從何角度，如何處理與政府的關係，如何應對媒體封鎖，是否有必要培養公眾媒體參與，以支持哈貝馬斯理想化範式的公共領域。有趣的是，每一組學生都從學運的角度出發，站在政府對面，支持公民抗命。更加有趣的是，對於這種做法，絕大多數學生給出的原因是「因為這樣可以最大化受眾，從而最大化利益」。
希望這樣的活動和對話會讓他們在漫長的留學生活中能有所思。
作者系墨爾本大學傳媒博士候選人，城市傳播和公眾參與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