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重啟對話三年，北京終於開啟一道門縫，願意與教廷一起摸著石子過河，探索治理天主教的共識。關鍵的這塊石頭，便是「愛國會」。
設計精巧的西班牙廣場遊客如織，一旁的教廷萬民福音部鋪著淡黃磁磚，造型方正像一塊平凡的海綿蛋糕，乏人問津。這棟位在羅馬市中心的低調建物，卻是教宗擁抱普天下13億天主教信徒的厚實臂膀。
天主教隨著航海大發現走出歐洲，為了直接掌管世界各地的傳教事宜，教廷在1622年成立傳信部，1967年改名為萬民福音部，參與主教任命，讓廣布在五湖四海的教徒與教宗共融。一間會議室透露了梵蒂岡對福傳中華的牽掛，樸實的西式裝潢搭著明清家具，牆上的中文對聯寫著「碧血早成傳教種，萬方赤子祝期頤。」
臨時協議為中國教會止血
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種子，經過腥風血雨的文革，中國宗教在毛澤東去世後開始復甦。天主教卻是政府許可的五大宗教中，唯一信徒人數停滯不前的，在2005年達到1200萬的高峰後下滑，現在大約是一千萬出頭。
為了擁抱苦難的中國教徒，歷經三位教宗的努力，教廷去年九月在北京簽署《中梵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可是這份得來不易的協議被批評是與虎謀皮，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寬恕官方非法任命的八位主教（其中一位已去世），約三十位地下主教卻是前途未卜，更招來送羊入虎口的責難。
不畏流言蜚語，教宗方濟各繼續往前邁步。在中國與梵蒂岡的雙方認可後，內蒙古的集寧教區與陝西的漢中教區在八月底任命了新主教，兩場祝聖禮都公開宣讀得到了教宗的同意，踏出落實協議的步伐。
「重要的是開始解決問題。主教任命是中國天主教會身上敞開的傷口，臨時協議是先止血，避免血崩。」瓦倫特（Gianni Valente）說。他任職於萬民福音部的通訊社，但他更大的名聲源自在隸屬《義大利時報》（Stampa）的《梵蒂岡內部通訊》（Vatican Insider）所寫的報導直達教廷「天聽」，也經常傳來中國教會的第一手消息。
1992年的神州之旅扭轉了瓦倫特對中國教會的刻板印象。在媒體的二元對立敘事法中，經常是善良的地下主教對抗邪惡的地上主教，但走訪各地後，他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黑白分明。有的地上主教為了傳播福音委曲求全與政府周旋，也有地下主教以效忠教宗來遮掩個人利益或派系之爭。的確有些教區地上與地下鬧得水火不容，但也有地方是兩者相安無事。稱「地下」也名不符實，這些教會沒有官方許可，但經常是公開活動，甚至有顯赫的教堂。一些在旅館、家中聚會的教徒也向官方報備，不是秘密躲藏。
原名伯格里奧（Jorge Bergoglio）的方濟各還在阿根廷擔任主教時，就與瓦倫特一家熟識。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在2013年遜位後，全球的樞機主教在梵蒂岡舉行閉門會議，幾天後，瓦倫特接到伯格里奧的電話，得知這位老友成了教宗。
瓦倫特否認他影響了當前教廷的中國政策，而是教宗方濟各出身向來對中國友好的耶穌會，而且身段柔軟手腕靈活。中、梵重啟對話三年，北京終於開啟一道門縫，願意與教廷一起摸著石子過河，探索治理天主教的共識。
解套愛國會，阻擋中、梵關係的大石
協議簽訂後不久，就遇上了天主教愛國會這顆大石頭。根據去年二月實施的《宗教管理條例》，原本遊走法外的地下教會必須登記。「在宗教局登記不是大問題，就像其他國家一樣，政府會管理宗教團體。問題在於，逐一與地下主教懇談後，教廷了解仍有少數人不願加入愛國會。」瓦倫特解釋，「因此教廷請求中國政府不要強迫他們。」
「如果沒有這份協議，依法是可以施壓這些主教。但政府留下了灰色空間，不把他們貼上非法的標籤，這是中國的讓步。不像外界所說，全都是梵蒂岡遷就。」在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擔任研究員的義大利學者郗士（Francesco Sisci）在羅馬受訪時也表達一樣的看法。他在2015年專訪教宗，方濟各第一次公開暢談對中國的看法；今年中國官方的《環球時報》（Global Times）首次刊出教廷國務卿訪問，也是郗士採訪。
現實的發展不像談判桌上說的穩妥順當。一名參與對話的教廷高層委婉指出，在協議簽訂後，仍有不少教徒受苦，最大的痛點是陸續傳出非官方主教、神父被迫加入愛國會。儘管有擔憂也有遲疑，但這位高層認為，對話是正確的道路，至少現在雙方有溝通管道，可以針對問題商討，讓北京了解梵蒂岡的考量、教徒的掙扎。
飽受煎熬的，有閩東地下主教郭希錦。為了顧全大局，他聽從教宗的指示讓位給非法任命但得到寬恕的官方主教詹思祿。作為交換，政府承認為郭希錦為輔理主教，他在一份文件上表示願意順服主教、國家法律，但拒絕愛國會的獨立原則。地方政府卻假傳聖旨，以郭主教妥協為由，脅迫非官方神父加入愛國會。郭希錦得知後憤而收回早先簽署的文件，寧願和其他神父一起被打壓，也不加入愛國會。
面對愛國會的步步進逼，教廷在今年六月二十八日發布《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以下簡稱《指導》）挑明了講，「不要對非官方的天主教團體施加恐嚇性壓力，就像已經不幸發生的那樣。」
面對教廷的指控，北京沒有像往常一樣斥責是「外國勢力干涉內政。」因為這份指導也為地下教會面臨與教宗分離、違背天主教義的愛國會要求時，提供了化解良心不安的具體作法：簽字時可以書面或口頭說明，沒有失去對天主教教義的忠誠。
愛國會仍是中、梵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瓦倫特認為這份《指導》提供了過渡期作法，很務實但也小心翼翼，沒有批判、強迫任何人。呼籲不同觀點與立場的信徒都能夠耐心善待他人，不要冒然指責。
教廷忍辱負重與北京簽署協議，最大的心願就是官方與非官方教會合一。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07年給中國教友的信函中，雖指出愛國會與天主教義無法調和，但也說地下教會並非常態，而且不禁止教徒參與官方教會的彌撒。可是當非官方的主教跨出合法化的艱難一步，即使是以籠統的方式表示與愛國會的聯繫時，還是常常被扣上叛徒、失節的帽子。
香港榮休樞機陳日君批評教廷在消滅地下團體，但一名鑽研國際關係、不願具名的台灣學者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指導》的新意在於梵蒂岡終於出聲支持不願加入愛國會的主教，讓地下教會有繼續存在的空間。教廷也藉此為接下來的談判準備籌碼，不讓北京予取予求。
愛國或愛教，中國天主教徒的天人交戰
幾個世紀來，中國天主教徒在愛國或愛教之間「天人交戰」，愛上帝成了叛國賊，愛國則是背棄教宗。
十八世紀雍正皇帝禁教後，天主教在清朝末年隨西方列強重返神州，教徒從1900年的74萬迅速成長到1921年的200多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則有300萬，但在地化腳步緩慢。1949年，中國的137個教區中只有28個是由中國人管理，其他都在西方人手中。梵蒂岡對共產主義的無神論、唯物論反感，中共認為天主教是精神鴉片，在冷戰的結構下，教廷更成了資本主義的同路人。
天主教會堅持至一、至聖與至公，教宗是耶穌使徒伯多祿的傳人。中共對層級嚴明的天主教採斬首式的攻擊，驅逐教廷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外籍主教與神職人員，教會落得群羊無首。類似於英王亨利八世與教廷決裂建立英國國教，中共在1951年慫恿南昌主教周濟世擔任中國教宗，但遭到拒絕，獨立的中國教會落空。自治、自養與自傳的「三自運動」也未能斬斷教徒與教宗的聯繫，中共改弦更張以民族情感為號召展開「愛國運動」。
1957年在天主教愛國會成立的會議上，當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父親、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勛直言，「解放前，梵蒂岡利用天主教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服務。解放後，梵蒂岡仍對新中國懷著敵意，利用宗教煽動天主教會反對新中國。」他要求，中國天主教必須轉換為中國教徒自辦的宗教，與反革命勢力劃清界線。
與會的瀋陽總主教皮漱石呼應，「必須徹底割斷同梵蒂岡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聯繫，堅決反對梵蒂岡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國內政、侵害我國主權、破壞我們正義的反帝國運動的任何陰謀活動。」
但習仲勛也說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已經表明，允許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保持宗教聯繫。」然而愛國教會在1958年開始自選自聖，冒犯教宗任命主教的首席權，挑戰天主教的根基。中、梵關係陷入僵局。
帝國主義遺留的恩怨
「新中國」對梵蒂岡的戒心在「舊中國」時代就已經埋下。教廷在1888年承認法國的「保教權」，中國的傳教事宜有了船堅炮利的帝國當後盾，但也受制於殖民的野心。藉著不平等條約的保教權，中國的福傳繁榮興盛，民怨也隨之而起。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造成天主教5位主教、48位神父、1萬8000名教友遇害，說明積怨深厚。
保教權不只保護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也庇蔭中國教徒同樣享有治外法權。因此坊間流傳「多一個天主教徒，就少一個中國人。」更粗鄙的則說，「天主教徒是西方帝國主義者的走狗。」
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劍指天主教教會，第三共和加入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行列之際，與教廷關係依舊緊張，甚至在1904年斷交。不過，這都沒有阻礙法國利用天主教作為在中國擴張勢力的法寶。
1916年，法國藉著天津教區修建新的主教堂、主教府與修道院之際，施壓孱弱的北洋政府，以保護宗教的名義侵佔位於老西開的土地，釀成外交紛爭，並引爆天津史上的第一次大罷工。長達一個月的時間，當地民眾抵制法國貨、法國商行停業、工廠停工，法租界內垃圾堆積如山。
教宗利奧十三世（Leo XIII）在19世紀末說，如果沒有法國的砲艦，福傳在中國會更順利。即使被認為對北京態度強硬的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也在2001年道歉，「在中國多年來，反覆譴責十九世紀的教會帝國主義後，我請求原諒。」
儘管國仇家恨，中共掌權初期仍把宗教團體納入統一戰線中，透過愛國會控管但沒有趕盡殺絕，寄望他們為「多元社會」妝點門面。但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嚴厲打壓宗教活動，許多立下守貞誓約的天主教神職人員被迫嫁娶，教堂被夷為平地或是挪作他用，極少能夠毫髮無傷倖存，就連天主教愛國會也陷入停擺。
天主教復甦，地上與地下對峙加劇
文化大革命十年間，中國教會音訊斷絕，梵蒂岡以為上帝在中國播下的種子已經死了。出乎意料，不少人走過死蔭的幽谷仍信仰堅定，在沒有教廷的支持下挺過了最嚴酷瘋狂的考驗，見證天主教在中國生根。
1951年成為主教的范學淹經過勞改後，在1979年回到教區河北保定，聽聞許多主教已經離世，和他一樣倖存的也是老邁病弱。毛澤東去世，遭到下放的習仲勛也重返政壇領導宗教事務，1982年公布的《十九號文件》主張宗教雖終將消滅但過程緩慢，必須管理但不該強行禁止，奄奄一息的天主教有了一線生機。但中共隨即鐵腕掌控，在1979年底未經教宗同意，任命了傅鐵山為北京教區主教。范學淹擔憂，好不容易復活的天主教將落入政府手中。
威權政體嚴密監控，加上當年與海外通訊困難，范學淹經過漫長的反省與祈禱，在1981年未經教宗同意，也沒有政府的核可，秘密祝聖了三位主教。他知道，這不合教規，但不能在危急時刻按兵不動。
不久後，經歷過波蘭共產黨統治的若望保祿二世捎來訊息，肯定范學淹的臨機應變，考量到中國教會的處境艱難，還授予幾位老主教選任主教的特權。從1981年到1988年間，地下主教祝聖了43位新主教，1989年更是一口氣祝聖了13位，企圖壯大聲勢與地上教會分庭抗禮。
天主教慢慢恢復活力，但地上與地下教會對峙的態勢也越來越明顯，1987年開始流傳的《十三條》用決絕的態度劃下紅線。范學淹在回答教友的13個問題時指出，加入地上教會是犯了下地獄的罪行，天主教愛國會並不屬於普世教會，由愛國會祝聖的司鐸是無效的，教徒不該參與這些非法司鐸主持的彌撒。
1989年的冬日，六四清場不過是五個多月前的事，社會仍是一片肅殺之氣。但梵蒂岡與北京政府談判的風聲四起，地下教會擔憂失去代表權，不顧教宗提醒時機不宜，十幾位主教與神父在距離西安不遠的張二冊村子聚會，成立地下天主教會的主教團，並推舉因遭到軟禁而缺席的范學淹擔任團長。
幾週過後與會者都被逮捕，年邁的范學淹也在1990年底被政府帶走，二年後過世。這些自認忠貞的教徒冒著生命危險成立的地下主教團，卻跟1980年官方成立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一樣，都沒有得到教宗的承認。
教廷否認中國存在兩個教會，更是排斥忠貞教會、愛國教會的二分法，避免忠貞就不愛國、愛國就不忠貞的誤解。若望保祿二世對地上與地下主教一視同仁，都不承認兩者成立的主教團；在下放主教任命的「先斬後奏」特權時，不只給了五位地下主教，也授予四位地上主教。不偏不倚的策略是留下迴旋的空間，但結果適得其反，兩派人馬分別培養自己的擁護者，在政治的壓力下嫌隙日益加深。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07年取消了主教任命的特權，但多年的恩怨還是糾葛難解。
金魯賢，像滑溜的魚在教廷與中共之間遊走
神父金魯賢在1955年的上海「九八教難」被捕，1982年回到徐家匯時，他看到在文革時被當作穀倉的主教堂尖塔傾頹，心如刀割，誓言為上帝奮戰。和范學淹一樣曾經在羅馬深造，但金魯賢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他認為《十三條》是恨的教誨，不是愛。更具爭議的是，他決定與昔日的敵人合作，擔任佘山修道院的院長。他在1985年加入愛國會，隨後成為官方非法任命的主教，更被譴責是出賣耶穌的猶大。
從1980年代起，教宗陸續寬恕地上主教，但金魯賢到了2004年才與教宗共融。他像是蛇又像鴿子在鋼索上推動教務，為了讓更多人接納天主教，說服政府讓彌撒「中國化」從拉丁文改為中文，並得以為教宗祈禱；佘山修道院培育的修生中，13人成了主教，還成立了出版社、興學、辦理慈善組織。他曾說，「梵蒂岡認為我做得太少，中國政府又覺得我為梵蒂岡做了太多。我是夾在政府控制和梵蒂岡要求中間，一條滑溜溜的魚。」
金魯賢圓滑的手腕讓上海教會發展蓬勃，但他後來服從教宗指示，退居為地下主教范忠良的助理主教，並一起推舉繼任者促成地上與地下合一。然而，教廷與北京都支持的馬達欽在2012年祝聖時宣布退出愛國會，從此遭到軟禁，被地下教會譽為英雄。當馬達欽在2016年改口讚許金主教與愛國會周旋的智慧，又被打成叛徒。上海教會群羊無首多年，近來傳出地下教會蠢蠢欲動，有主教考慮不顧教廷的意見，私下祝聖新主教。
教會正常化的路上，愛國會是一顆怎樣都繞不開的巨石。金魯賢曾說，「你們必須同時為教會與政府服務。如果只想為國家服務，你們應該離開天主教愛國會。」他心知肚明，中共不可能連根拔起愛國會，但其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卻有闡釋的空間，愛國會可以轉化為政府與天主教之間的橋樑。
簽訂臨時協議，博弈升級
隨著時間流逝，愛國會起了變化。教廷日前發布的《指導》便說，去年簽訂協議後，北京承認教宗是中國天主教徒的領袖，愛國會的獨立只在政治領域，而不是與教宗、普世教會分離。瓦倫特也說，「當年若望保祿二世開始接受非法祝聖的主教時，並沒有要求他們退出愛國會，說明愛國會不是全無討論的空間。」
一名熟悉中梵歷史的北京學者則表示，「愛國會的實際功能不會減弱，北京不可能因為主教任命協議就給天主教一個化外之地。簽了協議，不是博弈結束，是博弈才剛開始，雙方從低階的1.0版，升級到技術難度更高的2.0版了。」
簽約後，中共手腕強硬，耍弄愛國會權威外，還有拆教堂、禁止未成年人信教的消息。「中國政府是在明示或暗示對方，不要以為簽了協議你就可以怎樣。」北京學者指出，「不過梵蒂岡至少搭起了灘頭堡，和北京暫時成了朋友，建立了起碼的互信。」
教廷相信天主教會是永恆的，可以用時間換取空間，慢慢拯救靈魂。只是中國土地遼闊，要有上帝無比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