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主教任命協議：「地上」、「地下」教會合一，梵蒂岡的中國夢

經過無數次的預言與落空，梵蒂岡與中國簽署主教任命協議的傳言成真。在重啟對話的4年後，教廷外交部副部長卡米萊利（Antoine Camilleri）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9月22日在北京簽署關於在中國境內任命主教的臨時性協議。

這紙中梵兩國認為得來不易、但外界看來充滿爭議的協議，早在5年前方濟各被選為教宗之初就已經啟動。但諷刺的是，當年這一段歷史場景，曾經是馬英九任內最重要的外交突破行動之一：

2013年3月19日，梵蒂岡的聖伯多祿廣場擠進十幾萬人參加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的就職彌撒。萬頭鑽動中，一個微小的身影牽扯著兩岸恩怨以及梵蒂岡與中國的數百年糾葛。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難得以邦交國元首的身分登上世界舞台與各國政要互動，還會晤了新教宗。

與中華民國總統相遇前，教宗已問候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教宗方濟各登基的日子萬里無雲，但一片烏雲籠罩著台灣。

與中華民國總統見面前，3月13日被選為教宗的方濟各，第一時間先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示好，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的時間比方濟各獲選晚一天，方濟各向習拍出賀電這個動作，說明了選任教宗的樞機閉門會議已經賦予新教宗「重返亞洲」的任務。

身為首位出身耶穌會、第一位來自南美洲的教宗，方濟各毫不掩飾他對中國的熱愛，任命外交高手帕洛林（Pietro Parolin）擔任國務卿，與北京重啟停滯多時的對話，讚許偉大中華文明，並多次表示願意到訪。還沒踏上中國土地，方濟各已經在上空盤旋。2014年出訪南韓時，他的教宗專機第一次飛越中國領空，並依教廷禮節問候途經的國家，在飛機上拍了電報給習近平。

2015年9月26日，兩名分別掌管13億人口的領袖同時經過紐約機場，卻擦身而過。「這樣的巧合是原本預期兩人在此歷史性會晤，但北京在最後一刻收手。」梵蒂岡事務專家波禮堤（Marco Politi）曾在2011年預測教宗本篤十六世將打破慣例在生前退位，今年3月，他在羅馬向記者表示，中梵關係依舊跌宕起伏，「確定的是，教宗方濟各下定決心要與北京達成協議。」

儘管沒有見到方濟各，但教宗在美國、聯合國大會掀起的偶像旋風讓希望擺脫韜光養晦展開大國外交的習近平見識到，教廷雖無軍事、經濟實力，但縱橫捭闔的軟實力不可小覷。習近平在2016年托好友獻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絲綢拓文給教宗方濟各，意味深長的厚禮表明中、梵關係淵遠流長，超越無神論共產主義與上帝代言人之爭。

來自阿根廷的方濟各沒有歐美殖民主義色彩，耶穌會在16世紀的傳教士利瑪竇更是天主教中國化的代表。北京卸下一道心防，一改敷衍態度，積極與梵蒂岡對話。每過一陣子便有主教任命協議簽約在即的風聲，兩國建交不遠、台灣邦交岌岌可危的傳言更是不斷。

今年先是香港榮退樞機陳日君打破保密原則，曝光梵蒂岡要求兩位教宗承認的主教讓位給非法主教。隨後義大利《晚郵報》在2月中引述不具名的教廷高層言論：「3月底後，每天都是主教任命協議簽約的好日子。」陳日君隨後加碼指出，簽約日就在復活節前後，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面積不過0.44平方公里的梵蒂岡，結果又是一場空。沉寂數月後，中、梵終於在北京簽署協議。

「越南模式」的啟發

歷史學教授喬瓦尤里（Agostino Giovagnoli）任教於米蘭天主教聖心大學，與教廷高層關係良好並經常前往中國，他在市區鬧中取靜的校園中受訪時明白指出：「目前梵蒂岡與北京只協商主教任命，外交關係不在議程上。」雙方從過去的經驗汲取教訓，決定一步一步來，首先著手解決最關鍵但也最難的主教任命問題。「因為這點沒有共識的話，其他都是枉然。」

事實上，協議草案早在2009年就已經擬定，卻因為負責主談的帕洛林突然被調派到委內瑞拉，中方對教廷陣前換將大感不滿。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態度轉趨強硬，北京也再度自行任命主教，對話陷入僵局。

共產黨在1949年掌權時，中國的天主教徒人數遠超過新教徒，如今態勢反轉，發展迅猛的新教約有6000萬信徒，天主教徒的人數卻停滯在1200萬人左右，阻礙之一便是主教任命權。中共千方百計斬斷中國教會與教廷的聯繫，1956年成立「天主教愛國會」，隨後在1958年開始「自選自聖」。任命主教是教宗的權力，以此維持教會的「至一、至聖與至公，從使徒傳下來的教會」，但在中共統治下卻演變成效忠教宗的地下教會與順服政府的地上教會。

儘管有地上、地下之分，梵蒂岡堅稱中國只有一個教會，只是劃分為兩個團體。喬凡尤里指出，「教廷與中國對話的主要目的是協助天主教徒的信仰生活，化解地上與地下教會的衝突。」長達70年的嫌隙，地下教會隨著主教老死，多達70個教區陷入「群羊無首」、教徒相互撻伐的困境。

向來抗拒外來勢力介入內政的中國在2000年前後發現，原來「主教都與教宗同一陣營」，愛國會的主教都偷偷要求教宗寬恕、共融。數十年來的阻攔無法消弭天主教徒對教宗的忠誠，至今地下教會人數仍超過地上教會。喬瓦尤里說，「北京慢慢理解，地上、地下教會之爭不只是天主教徒對抗天主教徒，也是中國人之間的衝突，憑添社會不安。」

要讓羊群合一、社會和諧，首先要解決牧羊的人選爭議。「北京在意的是，要知道教宗選的主教是誰，確定人選不反政府、不反共產黨。」喬瓦尤里表示。

中、梵協議內容保密到家，簽約後也不曝光，外人無法得知主教任命模式。但如同香港榮退樞機湯漢指出的，同樣位在亞洲的共產國家越南是值得參考的模式。

根據有限的資料分析，越南主教任命的模式通常是梵蒂岡在徵求地方教會的意見後，選出一些主教候選人，然後由梵蒂岡的國務院、萬民福音部官員與越南外交部、宗教局的工作小組磋商，熟悉當地情形的越南樞機主教、不駐地的越南宗座代表也參與其中。達成共識後，將人選交給教宗宣布任命，再由越南教會安排祝聖。

喬凡尤里指出，「越南的例子證明一旦簽訂協議，雙方會為了各自的利益遵守。主教不再無所適從，越南政府與教廷難免意見不同，但在溝通後總是可以找出共識。」

但中國天主教徒佔全體人口比例更低、北京態度也更強硬。喬凡尤里認為，「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協商的機制讓世俗權威與梵蒂岡共同決定人選，一旦敲定後，這名主教也就確定自己得到雙方背書，不會左右為難。」況且中國政府一直否認梵蒂岡的存在，一手主導主教任命，「如果北京承認教宗是中國天主教徒的領袖，教宗能夠分享主教任命權，就是跨出一大步。」

反對者批評，無論如何主教仍舊都是中共偏好的人選。喬凡尤里指出這樣的說法忽略了現實情況：天主教徒佔中國人口不到1％，「主教的候選人本來就有限，有的太老，有的太年輕，有人不願意當，結果一個教區頂多能夠選出二、三人。」

根據總部位在紐約的耶穌會雜誌《美利堅》（America）報導，中、梵同意的方式是：教區神職人員、修女和教友針對宗教局提出的名單投票，選出一名交給北京當局後，通過外交途徑向教廷提交這一候選人的名字。教廷經過調查後，由教宗決定批准或否決。若提名人選遭否決，北京將再提出另一人選。

發出這則新聞的《美利堅》駐梵蒂岡特派員歐康諾（Gerard O’Connell）向記者表示，「即使簽訂了主教任命協議，也只是起點，未來中、梵仍有許多問題待解。」

越南或中國模式像是量身訂製，可是與世俗政權共享主教任命權並非天主教史上頭一遭。教廷與歐洲政權千年來多次爭奪主教任命權，近代政教分離、國家世俗化，政府才放手由教宗決定。「不過直到現在，法國史特拉斯堡的主教還是由法國總統任命、教宗承認。」喬凡尤里解釋，「當然，現在法國總統根本不在意誰當，因此這個權力是名義上的，但過去這是握在帝王手中實實在在的權力。」而瑞士也曾因為教派之爭，當地教會逕行選出主教。伊斯蘭國家如伊拉克、黎巴嫩與敘利亞因國情特殊，是由當地的主教共同推選新主教。

即使鳥籠變大，北京仍是提鳥籠的人

梵蒂岡苦心孤詣與北京交談，為的就是中國天主教徒合一。問題是，即使教宗方濟各與習近平都在主教任命協議上簽字，一些地下教會可能繼續抗拒中國政府的管理。喬凡尤里樂觀評估，反抗者將是少數，「因為天主教的傳統是，一旦教宗做了決定，教徒就要跟隨。就連陳日君也說，如果教宗簽了協議，他不會公開反對教宗。」

但也有相對悲觀的看法。一位熟悉國際政治的學者在台北接受訪問時說，「地下教會的人現在一定是無所適從，一些不願加入官方教會的神職與教友可能延續原本的信仰方式。有些不願服從中國政府的人，甚至會還俗或放棄天主教信仰，參加基督教的家庭教會，或另組天主教的家庭教會。」

習近平為協商保留了餘地，上任來愛國教會系統從未任命主教。但他對宗教越抓越緊，外來的基督宗教無論是新教或天主教都面臨威脅，拆教堂、撤十字架以及神職人員「被旅遊」的事件層出不窮。在這種氣氛下教廷堅持推進對話，許多地下教會擔憂這是向共產政權屈膝。

教廷高層受訪時強調眼前情況確實不盡如人意，但未來可能還會惡化，現在能做的就是為籠中教徒爭取更大的鳥籠空間。

「問題是，提鳥籠的人將是中國政府。」這位要求匿名的國際政治學者點出核心爭議，「中共對境內教會施壓的力道不斷增強以提升談判籌碼，迫使教廷接受現狀。」他也反問，「達成主教任命協議後，雖然教宗對主教人選有置喙權，但往後中國主教在教務上是聽中國政府還是教廷？」

他語重心長指出，「中共可能借各種理由擺弄國內教會，教廷也連帶成為中共操弄的對象。」中國的《宗教事務條例》在今年2月上路，要求宗教活動場所要辦理法人登記，「像是北京在迫使教廷讓步，要把地下教會的人逼上來。地下教會規模比官方教會大，教廷必須謹慎顧慮他們的感受。」

值得擔憂的還有，一旦主教都合法化後，地上與地下教理當合一，原地下教會成員可能遭到秋後算帳。這位國際政治專家認為，梵蒂岡「有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的」出發點是正確的，因為日後教廷與中國協商或處理爭議有依據。現在的臨時協議方式，「對教廷較有保障，期滿後檢討再決定是否續約。」不過，他提醒，「中國天主教會背後的黑手是中共，中共政策隨主政者意志而變，搖擺不定，這很令人擔心。」

教宗方濟各也明白局勢不利梵蒂岡，牌都在北京手中，6月接受《路透社》專訪時他已經表明：「對話有風險，但我寧願冒險，好過不對話的必然失敗。」

梵蒂岡在上千年的歷史中數次屈服於世俗政權，喬凡尤里說，「因為在那時刻，別無選擇。拉長時間看，許多政權已經消失，但梵蒂岡依舊屹立不搖。」

梵蒂岡委曲求全，擔心「裂教」

關於主教任命，雙方的問題不只在未來，更多是過去。喬凡尤里指出，雙方在未來主教任命方式早有共識，是中共早先在簽約前翻出舊帳，要求教宗先承認7名非法主教。麻煩的是「汕頭」與「閩東」兩教區同時都有地上、地下主教，琢磨多時後，教廷要求莊建堅與郭希錦兩位地下主教退讓，犧牲小我、完成中國教會合一的大我。

汕頭主教莊建堅高齡88歲，超過天主教須在75歲退休的教規，因此讓位給非法主教黃炳章的爭議較低。可是閩東主教郭希錦年僅60歲，卻要從正權主教退居為非法主教詹思祿的助理或輔理主教。原本應該保密的操作卻因媒體揭露以及陳日君嚴厲撻伐「教廷出賣中國地下教會」，鬧得天翻地覆。

一名鑽研歐洲近、現代史的台灣學者受訪時指出，儘管非法主教在得到教宗的寬宥後可名正言順成為合法主教，但合法主教讓位給原本是非法主教的情況確實特殊，即使在東歐共產主義時代也沒有發生過。「更何況，黃炳章是遭到天主教法典中最嚴厲的『絕罰』重刑。」被絕罰的主教也就被排除在教會之外，不得再行使任何主教職權。

這位歷史學家指出，「這顯示教廷做了很大的讓步，可以說是委曲求全，為的是希望可以徹底解決當地複雜的問題。」

不過，來自高雄並在梵蒂岡電台工作數十年的江國雄卻表示，「由誰擔任主教、何種等級是教宗的權力。」他退休後仍著作不倦，撰寫台、中、梵外交史，在羅馬郊區的家中受訪時指出，「況且中共將會承認這兩位退讓的地下主教。而(北京任命的)非法主教轉正之前要向教宗懺悔、輸誠，公開歸順教宗了，才可以成為合法主教。」此外，教廷代表到汕頭與閩東的情況是否如陳日君所描述，至今仍眾說紛紜。

喬凡尤里也說，天主教的歷史上不乏教宗要求主教退讓的案例，汕頭、閩東並非獨一無二。「重要的是讓中國教會合一，梵蒂岡非常擔心中國教會走上裂教（schism）。」中國教會若脫離普世教會，是教廷難以承受的損失。

汕頭、閩東的主教之爭鬧得彷彿地上、地下水火不容，然而若望保祿二世在1980年代呼籲地上、地下教會修合，經過數十年發展，兩者已經不是壁壘分明，而且各地情況不一，不可一概而論。有的依舊敵對，有的相安無事甚且相互協助，而許多地下教會已經是公開運作，並非躲在暗不見天日的秘密角落。

「聖座與中國對話的反對者誇大了地上與地下教會的差異，並把這當作工具以攔阻對話進行，這對天主教在中國的福傳毫無助益。」施省三神父2016年向耶穌會雜誌《天主教文明》表示。他在教廷額我略大學教書30年並任職於梵蒂岡電台25年，2007年卸任後回到故鄉上海徐家匯繼續傳教。

地下主教問題懸而未決

未來的主教任命方式有共識，非法主教可能得到教宗的赦免，但三十多位地下主教的問題懸而未決。「對話已經觸及這個議題，但還不是很正式討論。」喬凡尤里表示，中國各地差異極大，必須仔細斟酌每個案例。大致而言，地下主教多已年邁，未來將會退休。有的主教則得到中國政府承認，像是蘭州的韓志海、邯鄲的孫繼根，接下來「扶正」的可能是曾經三度入獄的齊齊哈爾主教魏景義，未來應該會有更多主教採取這個途徑「地上化」。棘手的是拒絕政府承認的幾位主教，他們堅持不加入天主教愛國會，像是曾經「被旅遊」的溫州主教邵祝敏。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07年的「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天主教會」信函中指出，控制地上教會的天主教愛國會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與民主自辦」的原則，試圖凌駕在主教之上，與天主教的教義不合，因此一些忠於教宗的主教拒絕加入愛國會。不過，愛國會的性質正在改變中。喬凡尤里解釋，「一些愛國會的主席是由主教擔任，如果主教與教宗共融，顯示愛國會慢慢地只是名義上獨立，但實質上不再是完全獨立於普世教會之外。」

教宗方濟各充滿彈性的對話策略被批評是背離了前任本篤十六世設下的底線，甚至有人渲染為兩位教宗之爭。「2007年的信函還是非常重要，但必須依事實的變動來解讀準則。教宗方濟各延續了本篤十六世的路線圖，像是透過特殊的慈悲聖年來促進中國教會的合一。」與教宗方濟各同樣出身耶穌會，曾擔任本篤十六世與方濟各的發言人，現在是本篤十六世基金會秘書長的倫巴底（Federico Lombardi）神父向記者表示。

國務卿帕洛林成箭靶

主導談判的教廷國務卿帕洛林是反對者的箭靶，被陳日君指為「少信德的人，瞞著教宗與中國妥協、做邪惡的交易。」聽聞這番國務卿與教宗唱對台戲的嚴厲批評，言談溫文儒雅的江國雄忍不住提高聲調反駁，「這是把教宗當作糊塗蛋？帕洛林是教宗的秘書，有教宗的指示他才可以執行，而且要向教宗匯報。國務院裡面還有委員會監督，不是國務卿一個人可以胡搞。」

熟悉教廷運作的多位專家都表示，教宗方濟各密切掌握中、梵對談，帕洛林時時向上稟報進展與困難，尤其是要求兩位合法主教退讓如此重大的決定，絕對是有教宗首肯，不可能是國務卿和談判團隊隻手遮天的「魔鬼交易。」可是反對協議的教徒不能批評教宗，因此把箭頭都指向了帕洛林。

面對指控，帕洛林在接受義大利媒體訪問時回應，「如果對方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如果已經尊重宗教自由，就沒有協商的必要，因為我們已經擁有我們想要的。」

「東方政策」不適用解讀中國

帕洛林在委內瑞拉擔任教廷大使時，與當時擔任阿根廷樞機主教的方濟各僅有一面之緣。方濟各當上教宗後，不顧反對聲音，堅持任命擅長與共產國家打交道的帕洛林擔任國務卿。帕洛林在冷戰時代跟隨推動「東方政策」的卡薩洛里（Agostino Casaroli）處理東歐的教會問題，隨後更成功推動「越南模式」，讓教廷跨入亞洲的共產主義國度。

1960年代冷戰最嚴峻的時候，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推出「和平對話」化解僵局，有「聖靈007」稱號的卡薩洛里開始展露外交長才，穿梭東西兩大陣營搭起雙方溝通的橋樑。支持者認為，卡薩洛里的「東方政策」讓教廷與東歐共產國家重啟關係，並介入調停國際糾紛，如西德與波蘭的領土與教區之爭。反對者則批評，在「東方政策」下教會淪為「沉默教會」，漠視教徒所受的苦難。

甚至有論者指出，反共的波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親共的卡薩洛里擔任國務卿是在玩弄兩手策略，可是喬凡諾里認為這樣的指控忽略了史實。「確實不該誇大東方政策，」但他也指出，「若望保祿二世雖然堅決反共，卻從未要求天主教徒推翻政府、鬧革命。相反的，他要教徒保持冷靜，避免爆發內戰。結果如他所願的，波蘭和平演變。」這位波蘭主教延續了前兩任若望二十三世與保祿六世的路線，只是情勢隨時間轉變，當若望保祿二世1978年開始擔任教宗時，東歐共產黨慢慢露出頹勢，因此教廷也可以堅持更強硬的路線。

不論「東方政策」成敗功過，喬凡諾里和波禮堤都指出，沿用這個框架分析北京與教廷的對話會錯估局勢，「因為中國不是基督教國家，東歐或東德雖然有不同教派，但都同屬基督文明。」

教廷對中策略與冷戰思維脫勾，定位為文明間的對話，讓天主教順應習近平的「中國化」預留空間。教廷在今年3月底舉辦了一場「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相互作用與濡化（inculturazione）」研討會，教廷外交部長加拉格（Paul Richard Gallagher）在會上表示，「耶穌會士利瑪竇等人融入中國文化的傳教方式，呼應當前中共的宗教中國化要求。」

為求和平，教宗堅持與中國對話

教宗方濟各是若望二十三世「和平對話」的信徒。方濟各指出，若望二十三世的《和平通諭》（Pacem in terris）遏止了冷戰在古巴危機時演變成世界大戰，而眼前的局勢猶如「碎片化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像中、美對峙的態勢也越來越尖銳。

教宗方濟各積極推動與中國對話，首要是為天主教徒爭取信仰的空間，其次就是為了世界和平。「當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梵蒂岡在推進國際議程時，從環保、氣候變遷到器官非法買賣等，都不能少了北京的參與。」喬凡諾里表示。

梵蒂岡政教合一，上帝與凱撒不分家。地緣政治對教廷也很重要，一個國家的國力發展會影響當地與鄰近國家的教會發展，20世紀初日本發展迅速，教廷不顧伴隨崛起的軍國主義與之建交是一例，眼前中國是類似的情形。

現在中國雖以強國自詡，但宗教自由與人權飽受批評，改善與梵蒂岡的關係能夠稍微遮掩這方面的赤字。

「不過，教廷不會為了建交而建交，」江國雄表示，「只有在建立外交關係才能討論教會事務時，教廷才會考慮建交是不是對該國百姓、區域與世界和平有益。」

要不要走向建交，北京有所忌憚

北京向梵蒂岡開出的建交條件之一是「先和台灣斷交」。一位不願具名的國際政治學者指出，「這是打擊台灣外交的煙幕彈。梵蒂岡怎麼會還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時，就先把橋切斷？跟台灣斷交後，怎麼確保就可以和北京建交？」

一般的揣測是北京有意奪取梵蒂岡，讓台灣少一個邦交國。但事實與此相反，傾向建交的是教廷方面。「在2009年時，梵蒂岡確實提出建立外交關係的要求，但中國回絕。」喬凡諾里指出，中共要的只是理順主教紛爭，但不要教廷的大使派駐北京。

關鍵在於，教廷的大使也就是天主教會在中國的領袖，必須享有相當的自由四處拜訪主教、神職人員與教徒，這點讓中共相當不自在。這也是為何梵蒂岡與越南在主教任命達成共識多年，至今沒有外交關係的原因。與其他國家的使節相較，教廷大使管理的天主教徒是數目繁多的中國人；相對的，即使是美國使領館，也只是管理在中國的少數美國公民。

上述的國際政治學者也說，「我看中共是不想建交，因為建交後的內部效應恐怕不是它可以控制的。」中共仍舊認為東歐和蘇聯共產黨政府垮台與若望保祿二世有相當關聯，他們擔心「蘇東波」效應發生在中國。另一方面，北京與梵蒂岡的互動受兩岸關係影響極大，「若真要使出這個殺手鐧，中共會等待適當時機，也就是當台灣政府做出非常激怒它的舉措，或認為有極大外力介入兩岸事務時。」

教廷雖然尋找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但沒有出賣台灣。「1970年代聯合國在討論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卡薩洛里詢問保祿六世意見，教宗決定保持中立觀望。」喬凡諾里接著說，「到了1980年代，中共施壓梵蒂岡，若望保祿二世還是沒有接受。」

教廷的中國政策像是停滯在1949年，因為兩岸其實尚未解開國共內戰遺留的問題，所以教廷在台北使館的正式名稱是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也就是「教廷駐華大使館」。「一中各表或是兩中各表，是統一、是獨立，梵蒂岡說過很多次，兩岸的問題要兩岸自己解決，要用自己的頭腦去解決。」江國雄表示。

台灣主教團今年5月到梵蒂岡述職時，台北總主教洪山川向教宗表示，「希望教廷不要把我們看成中國的一部份，不要把我們連在一起。」然而，翌日的梵蒂岡官方媒體《羅馬觀察報》（L’Osservatore Romano）斗大的標題寫著：Visita 《ad limina》dei presuli della Conferenza episcopale regionale cinese，也就是「中華地區主教團述職」。在教廷的官方稱呼上，台灣仍無法擺脫「中國」或「中華」字眼。

如果有一天梵蒂岡與中共建交，派駐教廷大使到北京之際，對台灣的處置方式可能是改派「宗座代表」到台北。喬凡諾里表示，「這不失一個優雅的解套方式。」從目前層級偏低的蒙席代辦升格為總主教，對台灣可以說是「失了面子，得了裡子。」一般而言，宗座代表與教廷大使都是總主教擔任，只是宗座代表並非正式使節。

1922到1933年首位派駐中國的剛恆毅便是宗座代表，江國雄表示，「即使職銜是宗座代表，剛恆毅和其他大使平起平坐，國民政府非常禮遇他，孫中山要在南京奉厝時，也特別邀請他。」

文藻大學人文教育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客座教授梁潔芬修女接受《天亞社》訪問時也說，「早在2008年，教廷已經派人到台灣談非外交關係，台灣政府應該已經部署良多。」

「中梵即使有天建交，對台灣而言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江國雄說，「這反而讓中華民國理順與教廷的關係，交往更加名正言順，不像現在，時時刻刻要看中共的臉色。」

放下邦交的執著，台梵外交前途萬里晴空，或是烏雲蔽日，但願上帝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