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2日，教宗方濟各及習近平同日踏上美國的土地。
同樣是歷史性的訪美行程，一個是12億天主教徒愛戴的精神領袖，所到之處掀起旋風如搖滾巨星；一個則是13億人口的國家主席，沿路的歡迎也夾帶反對者抗議。和2014年方濟各訪韓，專機經過中國上空時相比，這是中梵領袖歷史上最接近的距離。但最終，兩人還是擦身而過。
早一日返國的教宗方濟各，在回羅馬的專機上向媒體強調，中國是個偉大的國家，他希望有天能拜訪中國。他也不厭其煩說出2013年就任以來的心願：「在我看來，和中國這樣文化悠久並有許多機會造福人類的偉大國家做朋友，會是一大喜悅。」
中梵領袖在美國土地上的錯身意味深長。北京與梵蒂岡之間這個似近又遠的距離，自1942年教廷與中華民國建交，1951年駐華使館從南京遷到台北之後，緩步進退走了74年，經歷五任教宗。
幾十年的僵局，在2013年教宗方濟各和習近平僅隔一日接班後，彷彿有新的契機。3年來梵蒂岡頻頻遞出橄欖枝，中方也都有善意回應，雙方互動頻繁，關係一年比一年升溫，今年的種種跡象更令外界預測，中梵的歷史性突破很快就要到來。
兩岸關係變化 決定台梵斷交時間表
梵蒂岡是義大利羅馬的城中之國，國土面積只有0.44平方公里，比太平島更小。它沒有軍隊，也沒有獨立的工業，卻是全世界天主教神職人員的行政中樞。教宗作為天主教會的最高領袖，也是全球12億天主教徒的精神及道德象徵。梵蒂岡作為特殊的政治實體，在國際社會舉足輕重，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小的國家，也是最大的國家。
在中國和梵蒂岡走向正常關係之間，主教任命權、中國三自愛國教會、台海問題，是三個主要障礙。這三個問題，除了與台灣斷交對教廷有無足輕重的道德問題，主教任命權和教會管轄權都牽涉到雙方意識型態及權力基礎的矛盾，是中梵六十幾年來的雙人舞不斷進退迴旋的主因。
北京的消息源對端傳媒記者透露，相比前兩個問題，台灣才是教宗抵不了彼岸大陸的主因——梵蒂岡是台灣目前在歐洲的唯一邦交國，也是相較其他中南美洲及非洲小國，唯一具有道德象徵及國際影響力的國家。這位不肯透露姓名的消息源說，這一關鍵甚至不在於教廷是否要和台灣斷交，而是北京評估一旦中梵建交會將台灣推得更遠．必須針對台海關係的變化，來決定何時能讓教廷和台灣斷交。
2016年1月，台灣總統大選結果揭曉，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在國會、中央、地方完全執政。新總統蔡英文520就任後的台海局勢，牽動着中台梵三角關係。台灣方面一貫低調回應，中梵則頻頻透過媒體釋放消息，暗示今年會有重大突破。
親近梵蒂岡的義大利媒體持續釋出「梵蒂岡高層消息」，表示中梵建交指日可待。今年2月的中國新年前夕，教宗接受《Asia News》專訪時，表達他對中國文明的崇敬及喜愛，被指為避開敏感的宗教自由問題，持續向北京發出熱切呼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其後也回應，中國一直很真誠要促進中梵關係。
香港《南華早報》評價，教宗的「磕頭外交」（Kowtow Diplomacy）是能夠收到具體成效的高明作法。《Foreign Affaris》更預測，2016年9月，教宗要替德瑞莎修女封聖，這是宣布中梵建交的好機會——這位世人懷念的修女曾在若望保祿二世在任時，擔任過非正式的中國特使。
5月2日，負責中國事務的教廷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樞機主教接受義大利媒體專訪時表示，目前中梵正處在有意繼續對話、一起尋找解答中國教會問題的正面階段，「就我個人而言，我敢說前景可期。」但他也指出，「中梵關係有高低起伏，目前還不到下結論的時候。但希望發的芽能開花結果，這對中國本身和全世界都是好事。」
而後許多中方媒體紛紛報導，中梵即將建交。
據《文匯報》報導，中梵之間談判了近4年的主教任命協議已基本達成，預料梵方應該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回應。目前雙方在主教任命權的默契是，由各教區自選出一名主教人選，報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再報國家宗教局備案，最後通過外交渠道通報梵方做最後同意，兩方都無異議才會舉行祝聖，中方不會強行祝聖。
520前，北京官方研究機構一位不願具名的中梵專家向端傳媒記者表示，這幾年中梵對話一直都在進行，梵方也很主動善意，目前普遍輿情包含國際社會，中國地上地下教會和梵蒂岡都覺得中梵建交指日可待，「實際上卻還沒這麼快。」
他透露，主教任命權在這幾年已經有了默契，3年來雙方皆無擅自祝聖主教．實際上北京按兵不動的癥結，正是台海關係。
他認為對北京來說，中梵建交的實質政治紅利不大，梵蒂岡之於北京的政治價值更在於打擊台灣的手段。但考慮到梵蒂岡是台灣最重要的邦交國，「這個牌打出去就把台灣推出去了，對台海統一不利，本來可以左右兩方取得最大利益，一旦建交會變成一個死棋……而北京要利用建交前獲得最大談判空間。一旦建交，中梵兩方也就都要受到國際法的制約。」
但這位長期研究中梵關係的專家表示，目前確實是兩國長久以來最接近的時刻，中梵建交很有可能在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達成。「中梵關係和台海關係互為表裡，北京要等蔡英文的520就職演說之後，才會定調。」
蔡英文只提九二會談 中梵建交快了？
520答案揭曉。
在蔡英文親自定稿，六千多字的就職演說中，「九二共識」和「一中原則」的北京版標準答案沒有被填進空格中。4小時後，國台辦回應這是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隔日，發言人馬曉光表示，「九二共識」是兩岸政治制度性對話的基礎，一旦這個基礎沒有，將暫停兩岸政治對話機制。
兩岸局勢將如何變化還有待觀察，但2008年以來，國共交往的甜蜜年代已宣告結束。過去8年在「九二共識」的框架之下，兩岸高度交流，外交休兵。北京一方面將台灣的外交空間框入「一中原則」中，一方面不挖牆腳替馬政府保住22個邦交國。如今「九二共識」基礎上附加的外交紅利，隨着北京宣稱的「交流基礎不在」，也宣告用盡。
520前對於外界所謂「中梵隨時建交」還語帶保留的北京學者，520後向記者表示，他對於建交非常樂觀。他透露，蔡英文的520就職演說不提「九二共識」，只提了九二會談，相當於默認台灣獨立。接下來中國會採取主動姿態，中梵關係會變得更加高調，「中梵建交，快了。」
彷彿北京就在等這一刻。但台灣並非沒有準備。
1月16日大選結束後，台灣政府涉外部門便已密切評估，蔡英文執政後雪崩式斷交的可能性。梵蒂岡是最被關注的邦交國之一。而副總統陳建仁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過去也因為抗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和學術成就被教廷封了兩個騎士頭銜，與羅馬教會的深厚淵源，被視為新政府維持台梵關係的重要角色。
據端傳媒了解，從2013年3月教宗方濟各和習近平上任後，中梵在羅馬及北京進行了4輪秘密對話。分別是2014年6月在羅馬、2015年10月北京、今年1月羅馬，而最近一輪對話則在5月初剛於北京舉行完畢。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梵在1月開始，第一次設立了聯合工作小組，共同商討相關事宜，作為未來建交的鋪墊。
一位熟悉教廷事務的台灣資深外交官員向端傳媒分析，這類工作小組類似梵蒂岡與越南的建交談判機制，也意味着中梵間要將對話制度化，定期召開來處理彼此歧見，即是一般所熟知主教任命權、教導權，以及行政權等問題。
他以越南為例解釋：梵越在雙方高層互訪後於2007年成立「朝向外交關係的越梵聯合工作小組」，雙方的接觸談判，由不定期轉向定期的對話機制，但至今梵越還沒建交。因此他判斷，中梵對話的工作小組1月才設立，未來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逐一解決。
據悉，中梵之間的對話機制有知會台灣。根據梵方說法，目前為止雙方談判事宜限於宗教事務，而不到政治事務。520前，台灣方面則評估台梵暫無立即斷交可能。
但520後，局勢如何變化很難預測。教廷駐華大使館至截稿前，未有答覆端傳媒關於教廷是否已準備在近日與台灣斷交的問題。
長期研究中台梵關係，高雄文藻外語學院國際關係助理教授梁潔芬修女則認為，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是若望保祿二世1987年和北京恢復對話以來，教廷的一貫政策，29年來中梵即將建交的傳聞從沒間斷過。無論520後台梵是否馬上斷交，這是大勢所趨，無法避免。
台灣「被斷交」陰影不斷
1942年梵蒂岡和中華民國政府建交，1946年將駐華大使館設於南京。1949年，以無神論為意識型態的共產黨政權在北平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外籍神職人員、傳教士被逐出中國，來到港澳及台灣。
國民政府遷台後，教廷一度繼續觀望，不想放棄發展了400年、教徒已有約300萬的中國教區，直到1951年中共政權穩定，開始驅逐教會，教廷不得不離開中國，將大使館遷到台北。台灣在冷戰時期扮演重要角色。
1950年，中國一些神職人員以反抗殖民主義為名，發起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運動」，後來被中共挪用，建制一套獨立於羅馬教會的中國獨立教會系統．以「一會一團」——「中國主教教愛國會」與「中國主教團」來控制天主教，並直接隸屬國家宗教局管理，挑戰羅馬教會的聖統制。
台灣政治大學宗教所教授蔡彥仁認為，中國過去的政治傳統，天子一直是政教合一的領袖。康熙皇帝曾因禮儀之爭而對天主教態度趨冷，雍正、乾隆更明令禁教。而到了共產黨政權，政治觀還是承襲一貫的天朝心態，宗教從來都不能凌駕在政治之上。
到了60年代，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嚴酷的宗教壓迫導致所有宗教信仰都被取締，包括天主教會。許多忠誠於羅馬教宗的教徒為信仰不惜被打壓甚至殉道，也有許多教友轉入地下秘密活動。受到官方認可的地上教會，有的在夾縫中求存，有的則和權力為伍，也埋下中國內部地上及地下教會分化的問題。
礙於數百萬的教友和教會在中共控制之中，教廷與台北始終保持謹慎的關係。梵蒂岡一度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上，採取同意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的「兩個中國政策」，但因兩個中國皆不願意而調整回來。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後，教廷將駐台北使節的級別從大使級改為臨時代辦，維持「一個中國」政策。
1979年，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開始恢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採取控制而非消滅的策略。當時接任教宗的若望保祿二世來自波蘭，對共產極權國家有深刻體驗，他一方面靈活地調整對中國教會的態度：給予忠於羅馬的地下教會主教特權，讓其「先祝聖，後呈報」，藉此保存天主教信仰的正統；但同時對於地上教會的諸多非法祝聖主教也較寬容，以延續中國天主教會的發展。另一方面，則以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為目標，1987年開始積極恢復對中談判。
1999年左右，雙方對於主教任命權已經大致取得共識，準備建交。當時教廷的國務卿蘇達諾主教甚至對媒體表示，只要北京上午同意，教廷的駐華大使館當天就可以從台北遷到北京。
從那時起，台灣就一直處於「被斷交」的陰影中，但台灣天主教會也有心理準備。1998年被拔擢的台灣樞機主教單國璽，在當時曾建議教廷不要輕易放棄台灣，可將台灣作為和北京談判的籌碼，以及協助發展中國教區的「橋樑教會角色」，台梵關係才又稍稍穩定下來。
2000年1月，北京在雙方即將建交前，突然單方面祝聖主教，並且強迫合法主教參加祝聖儀式，讓教廷極為不滿。而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一國慶日時，教廷為120名中國的殉道者封聖，亦嚴重觸怒北京。中梵關係再次降至冰點。一位北京宗教學者分析，宗教事務是江澤民主政時代的弱項，對於法輪功過於嚴厲、中梵要建交了雙方又交惡，這也成了江任內的兩件敗筆。
2005年若望保祿二世逝世，經過一番波折，時任的陳水扁總統夫婦赴梵參加喪禮，中方憤而不派使節出席。接着本篤十六世繼任，繼續謹慎與北京交流。
出身德國的本篤十六世是個神學家，重視教會法典在中國的恢復，是北京眼中的「基本教義派」。2007年，他針對中國教會發表一封長達50餘頁，翻譯成多國文字的牧函，對於中國教區的特殊狀況，提出詳盡的原則性解釋，讓教友得以遵守，他特別希望中國地上地下教會不再分化，鼓勵「共融」。
同年他還成立「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除了教廷國務院及傳信部的官員，還邀請了港澳台的代辦，樞機及主教們，修會神父及學者等30人左右參加，每年度召開，足見其對中國事務之重視。
雖說本篤十六世2007年的牧函措辭溫和，但也為中梵談判設下底線，被中方認為「過於基本教義」，「不了解中國國情」。
2004年到2008年期間的前台灣駐教廷大使杜筑生向端傳媒回憶，2008年，時任教廷外交次長，也就是現任國務卿帕洛林樞機主教曾向他表示，雖然媒體傳言很多，事實上必須解決主教任命權問題，雙方才可能從對話到談判。但教廷卻連和中國恢復對話都相當困難，建交還早。
中國政府與梵蒂岡在1987年恢復對話後，曾彼此妥協，如有中國神父知道自己將被祝聖，會私下先尋求梵蒂岡同意，但這個非正式安排在2010年被胡錦濤中斷。當時北京施壓8個梵蒂岡認可的合法主教，要求他們參加官方指定的非法主教祝聖典禮。中梵關係由此惡化，發展到2010年中斷對話的程度。
北京官方的中梵學者認為，若望保祿二世和本篤十六世都是歐洲人，對待中國屬於冷戰思維，態度多是批評，沒有在對話中釋放善意，關係很難改善。但這個情況，在2013年教宗方濟各及習近平同時上任後，有了明顯不同。
梵對中事務 雜音已難發出
面對中國，方濟各不脫歷任教宗一貫態度，但他意志更為堅定，身段更為柔軟。
教宗方濟各就任後，就給隔日亦正式接班的習近平發了賀文，習近平也善意回覆。首位出身拉丁美洲的方濟各，作風平易近人被譽為「窮人的教宗」，教眾寄望他可以改革積弊多時、醜聞纏身的教會。而上任後以反腐為旗幟，打壓異己收束權力於一身的習近平，也被許多人投射中國夢。北京中梵專家認為，兩人都是在權力使用上比較強勢主導的領袖，一上任就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
方濟各的中國情懷承自他所屬的耶穌會，這個在16世紀才成立的修會，有兩位與中國深有淵源的傳教士——沙勿略．方濟各（St. Francis Xavier）與利瑪竇（Matteo Ricci）。
沙勿略．方濟各是耶穌會的創始人之一，天主教會喻之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當年他熱切的從西班牙出發到亞洲傳教，足跡遠到印度、馬六甲及日本，一心想進中國卻壯志未酬，於1552年病逝在廣東外海的上川島。聖方濟各死的那年利瑪竇出生，30年後的1583年，明朝萬曆年間，利瑪竇成了第一個成功進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
教宗方濟各在今年2月接受Asia News專訪時提到：「當我還是個男孩時，每當讀到任何關於中國的事物，總會激起我的崇敬之意。之後我從利瑪竇的一生看到，他實際上和我感受到一樣的事：景仰。我看到他是如何進入這個偉大的文明，並且與它對話。」
方濟各一上任，即任命教廷著名的知中派，帕洛林樞機主教為國務卿，負責對中談判。
帕洛林樞機主教在本篤十六世時，就是對中事務的談判代表，但後來被調任到委內瑞拉擔任總主教，因此和當時的阿根廷總主教、現任的教宗方濟各熟識。據北京消息源透露，北京對帕洛林一直印象很好，認為他廣泛聽取意見，化敵為友。
84歲的香港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告訴端傳媒，教宗方濟各繼任後，本篤時代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再也沒有召開，委員會名存實亡。現在由帕洛林樞機主教主導的中梵秘密對話，已完全繞開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
「教廷現在已經幾乎沒有人站在我們這邊。」陳日君樞機落寞地說。
他指的「我們」，是他心繫一輩子，在中國地下地上教會的弟兄。他回憶，過往的中國事務會議上，雖然主導對中談判的國務院和傳信部官員都傾向和中國示好，但委員會成員多元，內部還是有許多辯論，然而現在的對中事務只掌握在少數人手上，「教會意見看來很一致，已經很少雜音」。
陳日君當然知道，自己就是這不合時宜的「雜音」之一。
他1932年出生上海，1948年到香港入慈幼會，1989年後曾在中國教書7年，1996年被若望保祿二世指定為香港助理主教。由於了解地上地下教會狀況，在若望保祿二世時，被延攬為中國秘密會議的成員。2007年本篤十六世成立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陳日君也在教廷的對中事務上扮演重要角色，直到2013年本篤十六世離任為止。他親身見證梵蒂岡近20年來對中事務的變化。
中國地下地上教會的問題相當複雜，無法簡單化約成正邪善惡，但過去羅馬一向較重視忠誠的地下教會．陳日君觀察到，近年顯着的趨勢是，對中示好的教廷越來越邊緣化地下教會，他擔心這樣下去，在中國境內因為信仰受到迫害的人士處境會更艱難。
今年4月，習近平召開多年來罕見高規格的「中央宗教工作會議」，再次強調宗教工作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要走「中國化路線」。
北京的中梵專家分析，「中國化」和天主教會一向強調的「本地化」不同。「本地化」指的是傳教要尊重當地的文化風俗、入境隨俗，而「中國化」，直白地理解，就是教會還是歸共產黨管，北京沒有妥協的可能。
蔡彥仁觀察，中國的宗教政策在1978之後有放鬆的大趨勢，直到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確實是很大的轉變」，從這兩年浙江省以「三改一拆」為由，大規模的拆十字架運動可看出全面收緊。他認為令習近平警覺的，可能正是90年代東歐共產國家倒台與工會及天主教的力量之間的關係，「組織是基督宗教的強項，而且是會員制的，緊密連結的，這也是為何共產政府特別防備的原因。」
但習的這番講話沒有引起梵蒂岡的緊張。消息源向端傳媒透露，目前雙方對主教任命權的默契是教宗保持了名義上的任命，但實際決策權還是中國政府說了算。正是這個默契，3年來雙方皆無擅自祝聖主教，而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雙方同意下祝聖了安陽的助理主教。
「中梵之間是兩個權威的衝突。」梁潔芬修女分析，「主教任命權、教導權、教會行政權，是一千多年以來羅馬教會的權力基礎，也是天主教之所以和基督教不同的核心原因，一旦棄守了，天主教就不再是天主教。」
讓渡權力的教會還是天主教會嗎？許多天主教徒深信教宗不會在原則上讓步，但回望歷史，教廷為了保住元氣，延續教會生命並非沒有妥協過。無論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時代，或者在東歐的共產國家。
「現在的教宗來自南美洲，對共產黨的認識沒有這麼深刻，」陳日君樞機表示，過去拉丁美洲的苦難來自於右翼軍事政權的壓迫，共產黨是被政府迫害的弱勢，但東歐和亞洲的共產黨不同，「教會不能重蹈東方政策的覆轍。」
陳日君說的是60年代冷戰正熾，教宗保祿六世為了改善與東歐共產政權的關係，採取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
這可追溯至1962年至1965年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精神：「天主教向全世界開放，以對話代替對抗」。當時教廷與多個東歐共產政權協議，共商主教人選，並且停止批判人權問題。這個政策雖然是為了保留教會元氣，但也因為妥協過多，對忠貞抵抗的教徒噤聲，在道德上飽受批評。
而恢復梵二會議的「對話精神」，正是方濟各上任後不斷強調的。
杜筑生則認為，梵蒂岡並非一般世俗國家，不能用現實政治的邏輯來看待其國際關係。教宗希望和中國交往的出發點還是牧靈，台灣實質上也沒辦法左右中梵關係。「我在任時都跟教廷強調，我們樂見教廷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只要大陸人民可以享受宗教自由，只要教廷不背棄原則。」
教廷從無斷交紀錄
然而中梵如果建交，台灣會如何？梁潔芬修女認為，轉變未必不能承受。
「教廷在這十年就已經避免用『斷交』來定義台梵關係可能的轉變，」梁潔芬修女強調，教廷不應該使用這樣的話語，讓自己落入道德的兩難，畢竟教廷沒有和任何國家斷交的紀錄。
如她一直所倡導的，她認為台梵關係應該盡可能從外交關係轉為文化關係，將原本的低度官方交流，轉變成文化、博物館、科技、國家計畫等高度文化社會交流。這樣即便邦交關係不在，也能將對台灣的傷害降到最低。
「這3年的台梵關係比之前都好。」她認為，一方面這是教廷對於台梵關係「轉變」所做的準備；另一方面，港澳回歸的一國兩制之下，台灣在中華教區更顯得獨立而珍貴，「橋樑教會的角色會更重。」
當外界的焦點都在中梵關係的回溫時，教廷除了積極和中國破冰，也對台灣也採取平衡策略。剛結束了8年任期的前教廷駐華代辦陸思道（Paul Russell），與剛卸任的前台灣駐教廷大使王豫元，一直積極推動深化台梵間實質關係。
2011年台梵簽訂《高等教育學位採認協定》，2013年前總統馬英九夫婦前往梵蒂岡參加教宗方濟各的就職大典，2014年教廷西斯汀教堂合唱團首度訪華演出反應熱烈。
2015年也是教廷高層官員來台最密切的一年，這年11月，教廷臨時通知故宮，表示願意出借禮儀聖器室從未對外展示過的聖器。在雙方高度配合，以及台灣主教團的支援下，60組珍貴聖器運到台北，於今年2月到5月在故宮舉辦「天國的寶藏－－教廷文物特展」，吸引了兩百萬參觀人潮，其中不乏亞洲其他國家的天主教徒組團前來朝聖。
1552年一心要進中國傳教的聖方濟各，他的聖髑與聖髑箱也在這一次特展中，來到了台灣。
聖教東傳，是天主教從不放棄的心願，對1951年被迫離開中國的梵蒂岡來說，台灣只是一個暫留的小島，進不去大陸的橋樑。如同葬在廣東外海上川島的聖方濟各。他終究要回去。終究會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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