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除了選票還有什麼?在歐洲尋找公民參政的其他路徑(上)

從抵抗不公的法律,到加入議會推動憲法改革,西班牙和冰島的這兩場公民運動,改寫了本國的政治敘事,但也發出警告:公民動力,很容易會被政治體系同化。


除了手裏的選票,在過去的十年間,歐洲的普通人或是專業人士還有怎樣的方式參與民主政治? 攝:Viktor Drachev/AFP/Getty Images
除了手裏的選票,在過去的十年間,歐洲的普通人或是專業人士還有怎樣的方式參與民主政治? 攝:Viktor Drachev/AFP/Getty Images

編按:歐洲傳統大黨失去選民信任已經不是新聞。事實上,這一頭條佔據媒體視線之久,甚至讓一些讀者生出自由民主無望之感——民主到底是什麼?選舉有意義嗎?西班牙記者 Jose Miguel Calatayud 離開歐洲多年,奔走在東非、中東,最近回到了陽光明媚的家鄉巴塞羅那,發現家人和朋友們,也正發出這樣的疑問。

除了手裏的選票,在過去的十年間,歐洲的普通人或是專業人士還有怎樣的方式參與民主政治?Jose 帶着這個問題開始了一趟頗為漫長的旅途。在家鄉巴塞羅那,他看到人們組織起來對抗銀行的房貸條款;在冰島,他看到那裏的公民運動成立了政黨試圖改寫憲法。接着,他去英國見到了一批試圖改變全球避税天堂系統的税務專家;他還到了克羅地亞,在那裏,一批教育專家試着着手進行基礎教育改革——並且不受政治影響。

端傳媒分上下兩篇刊登特約記者 Jose 對歐洲公民參政的探究,書寫不同國家的抗議者遇到的挑戰和尋覓到的路徑,希望幫助大家思考民主和政治的不同維度。此為上篇。

自2009年離開後,我在2016年才回到歐洲。這意味着我錯過了歐洲經濟最糟糕的幾年。2007到2013年,希臘和西班牙的失業率增長了兩倍多;2016年後情況有所改善,但比起危機前,許多人依然陷在貧困之中。根據歐盟統計局,2016年,整個歐盟估計有1.18億人面臨貧困和社會排斥的風險(約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比2009年增加了370萬。

隨着人們失去工作或收入減少,許多人無法繼續支付房貸或房租。越來越多的人被趕出家園,除芬蘭外,所有歐洲國家的無家可歸者總數都在增加。世界不平等實驗室在2019年的一項研究顯示,歐洲各地的不平等現象加劇,最富的人賺的錢甚至比危機前還要多,而底層一半人口的收入份額則在下降。

在越來越多的人失去工作、失去家園、需要財政援助的時候,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削減了他們的福利,同時救助人們眼中貪婪而無能的銀行家,這讓許多公民感到被拋棄。緊縮措施往往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盟和歐洲央行等國際機構實施,政府在批准這些措施時,沒有進行任何公開辯論,也沒有首先通過各國議會,這讓公民感覺受到了欺騙,甚至覺得被政客背叛。

2016年,我回西班牙定居,這是歐洲西南部一個陽光明媚的角落,這兒的人們以放鬆和友好著稱。可一次在酒吧,當時的首相出現在電視上,一些顧客忽然站了起來,開始對着屏幕大喊大叫。不僅是陌生人,我認識的人也會有類似的舉動,他們會氣到幾乎眼淚。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方式,腐敗醜聞,新聞揭露政客不道德行為(譬如2016年4月的巴拿馬文件)都強化了人們的看法:政客心裏沒有公共利益,或無法抗拒那些有組織的私人或既得利益的影響。

一些人甚至對民主本身失去了信任。我質問朋友:「你有權抱怨,但如果情況讓你如此憤怒,你總還能做些什麼?」「除了每四年從一群狡詐的政客和小偷裏頭投一張票,我們無能為力。」我得到的答案大多是這樣失敗主義的論斷。這樣的反應讓我感到不安。這是真的嗎?在歐洲民主國家,每四年一次的大選是公民參與政治的唯一途徑嗎?我決定開始一趟旅程,去尋找歐洲各地,公民參與政治進程的不同方式。

權利的取得,來自拒絕遵守不公正的法律

「權利的取得總是來自於不遵守現下不公正的法律,否則就沒有進步。這應該是憲法的第一條:公民必須不遵守那些不公正的法律。」

2011年,當時26歲的馬西亞斯(Carlos Macias)在拉美當了9個月的援助工作者,但對自己的工作缺乏影響力而感到沮喪,決定搬回家鄉巴塞羅那。他在2011年5月之前回的國,恰好,當時數千名自稱「憤怒者」的抗議者佔領了許多城市的廣場,抗議緊縮,要求「真正的民主」。

馬西亞斯留着鬍子,戴着眼鏡,戴着小耳環,總是很開心的樣子。他學政治出身,可能因此厭惡政黨,遠離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動。像他這樣的人很多。當時,示威者的一首頌歌便是「他們不代表我們!」——「他們」,指的便是當選的政治家。

參與抗議下來,馬西亞斯笑著結論「不必走得太遠,如果我想改變世界,我可以從家裏開始。」也是那時,馬西亞斯聽說有一個叫做PAH(西語「為受房貸影響的人提供平台」縮寫)的組織。

PAH(「為受房貸影響的人提供平台」)於2013年的一次行動,闖進西班牙巴塞隆那一家銀行高呼口號。

PAH(「為受房貸影響的人提供平台」)於2013年的一次行動,闖進西班牙巴塞隆那一家銀行高呼口號。攝:David Ramos/Getty Images

在西班牙,經濟危機以及抵押貸款法(該法規定,如果你無法償還房貸,銀行會收回你的房屋,但你仍然揹負着剩餘的房貸債務)導致了一場大規模的住房危機。當局每天要驅逐幾十個家庭,令人震驚的是,被驅逐威脅而自殺的人數越來越多。

「(在一場PAH的聚會上)我聽說了這些悲劇,第一次發現了這些每天正在發生在自己的城市的事情。」馬西亞斯回憶道。他被PAH成員所激勵,這些人很多被房貸危機影響,但成功地反抗銀行,最終留住了自己的房子或是勾銷了債務。「離開時,我完全是震驚的,既不安又被啟迪。」馬西亞斯開始參加每週一次的會議。

PAH於2009年在巴塞羅那成立,創始人們預見到金融危機和西班牙抵押貸款法律可能引發一場住房危機。許多受影響的人參加PAH會議,希望得到免費法律援助。但PAH的活動家們經過反覆試驗,發現集體諮詢才是解決方案:會議變成了一個安全的空間,那些受影響的人來分享他們的故事,意識到他們並不孤單。會議讓他們從相互支持到能夠直接面對威脅他們的銀行和政府。

如果你已經努力嘗試,但最終銀行還是強行驅逐了你的家庭,那麼PAH的活動人士和其他受影響的人就會站在你的旁邊,站在你的門外,從身體上阻止驅逐的發生。馬西亞斯說:「這是我們告訴人們的第一件事:在這裏,沒有人會替你做事,除非你先動起來。你是你自己最好的律師。是的,我們會支持你,但前提是你自己開始戰鬥。」

基於住房危機的規模和當時已存在了兩年且運作有效的PAH,2011年5月抗議活動中的許多人都開始支持這一平台。 更多受影響的人開始參加會議。 活動家們在西班牙各地建立新的地方組織,如今,PAH已經發展成了一個由大約200個地方組織構成的網絡。

PAH的活動者們還起草了一項住房法,作為取代現行抵押貸款法的公民倡議。要將這一法律提議提交到議會,它需要至少50萬人簽名支持,到2013年1月,該倡議已獲得140多萬簽名(在一個約有4700萬人口的國家)。當時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90% 的民眾支持法律提案中的主要措施:如果銀行收回房屋,那麼債務應予取消。

2014年2月,西班牙馬德里,Miriam一家人被逼遷。

2014年2月,西班牙馬德里,Miriam一家人被逼遷。攝:Rodrigo Garcia/NurPhoto/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在議會對該法案進行辯論之前,PAH的發言人科洛(Ada Colau)和其他一些人被邀請到議會,發表20分鐘的演講。科洛講了近40分鐘,她說:「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認為,每四年投一次票不是民主,這是不夠的,這不是一張空白支票,議會團體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他們認為得到大多數人支持的事情。這不是民主……民主遠不止於此。」電視上的科洛很激動,努力剋制自己的憤怒,在某些時候還含着淚水,這引起了許多西班牙人的共鳴,他們覺得這個女人和她的活動平台比大多數政治家更能代表他們。

後來,當執政的保守派多數在議會投票反對這項法律提案時,PAH發起了一場反對這些議員的運動:聚集在政客的家門口,公開點名批評他們。這反過來激怒了國會議員,他們中的一些人將這些活動家稱為「恐怖分子」。

與此同時,2013年6月,歐洲議會卻認可了 PAH 的工作,向其頒發了一年一度的歐洲公民獎,獎勵那些工作促進歐洲價值觀和歐盟認可的基本權利的人。

2014年底,在西班牙名聲大起的科洛,作為一個獨立的公民政治平台的領導人,贏得了巴塞羅那市長的職位。這期間,馬西亞斯越來越多地參與到這個平台中來。當科洛去競選巴塞羅那市長時,馬西亞斯接替了她成為了PAH的官方發言人。

馬西亞斯說:「PAH成功地把銀行標記成詐騙犯,政府與銀行串通一氣(造成西班牙房地產危機),同時指出,只把責任歸咎於公民的那套說法是錯誤的。」

2018年,PAH更新了其法律提案,再次試圖讓議會討論並批准該提案。 這一次,活動家們不再開始收集簽名,而是說服了議會中一些小的進步黨派登記法律提案。但是,不管是執政的保守派多數黨,還是後來的社會民主黨都選擇無視這份法律提案。直到今天,這份提案仍然沒有得到執政黨的認真考慮。

一直以來,PAH地方組織都不斷在組織定期會議,阻止驅逐(現在總共阻止了2000多次驅逐) ,並舉行示威和其他公共行動(例如佔領銀行辦公室),抗議銀行和當局在住房危機中的扮演的角色。

這是一項繁重的工作,所有參與PAH的人都是志工。因為PAH甚至沒有註冊為法律實體,且不接受大讚助商的捐款,只接受個人的小額捐款。 這給予了PAH一定程度的自由、靈活性和多樣性:這些是專業NGO難以做到的。

2016年PAH的一次示威行動中,一名示威者被防暴警察推倒。

2016年PAH的一次示威行動中,一名示威者被防暴警察推倒。攝:Marcos del Mazo/Pacific Pres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為什麼PAH有這麼大的能量? 因為它組織得非常好,不是出於施捨的心態,而是在集體會議上作出決策,致力於賦權給那些受影響的人。然後,這些受影響者在為自己的案件辯護中發揮主導作用,」馬西亞斯說。但這也限制了 PAH 的能力和影響力,人們通常在業餘時間才來參與活動。由於缺乏足夠的資金和物資,活動也難以提升效力。

主流的政黨和政客,當然還有銀行仍然頑固地反對 PAH 的主要提議,但在其存在的10年裏,這個由激進人士組成的平台已經成功改變了關於住房危機的敘事,並從根本上轉變了公眾的討論,將部分責任轉移到了銀行身上。

西班牙法院證實了這種觀點,自2009年以來,西班牙法院數十次裁定銀行在抵押貸款合同中引入了濫用條款。同時,歐洲法院(ECJ)也在2013年裁定西班牙的抵押法不公平,違反了歐盟法律,因為它允許銀行濫用職權。

事實上,2015年,歐盟委員會就向西班牙發出了修改其抵押法的最後通牒,以防止銀行濫用職權。因為西班牙歷屆政府都沒有遵守,歐洲法院判處西班牙支付8000萬歐元的罰款。 直到2018年6月,西班牙終於通過了對其法律的一些修正案,從而逃過了支付罰款的懲罰。

「權利的取得總是來自於不遵守現下不公正的法律,否則就沒有進步。 」馬西亞斯說,「這應該是憲法的第一條:公民必須不遵守那些不公正的法律。」 他說PAH只是在進行和平的公民抗命,並且遵守更高級別的法律,比如歐盟基本權利憲章或世界人權宣言,因為它們都包括了住房權。

「我們的會議對所有人開放,我們也呼籲政治家們前來參加。如果他們不同意我們的提案,那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實際情況。但會來我們這裏的政客非常非常少。」馬西亞斯說。2017年底,也因PAH的曝光度而疲憊不堪的馬西亞斯辭去了發言人的職務。

你無法一邊跑馬拉松,一邊更改遊戲規則

顯然,傳統的政黨和政治體制內的其他機構往往強烈抵制來自公民的變革。鑑於這一現實,尤其,如今的民主制度是由政黨設計併為政黨服務的,加上「非常、非常少」的政客敢於參加公民政治活動人士組織的會議,公民的另一個選擇便是組建公民政黨,在政客的地盤上會面——這就是人們在冰島進行過的實驗。

十年前,冰島是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嚴重的歐洲國家之一。2008年,冰島三大銀行因無力償還債務破產。危機給這個國家留下了巨大的經濟漏洞,以至於冰島不得不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幾個歐洲鄰國的救助。 在一個過去實現充分就業的國家,許多人失去了工作,失業率從2007年的1%上升到2009年的8% 。

在那之前,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冰島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危機的嚴重性及其後果使冰島人感到意外,並使他們對那些年國家內部導致危機產生的政治和經濟管理不善感到震驚——這之前,他們認為一切都運轉良好。

冰島隨即發生了反對政治家和掌管經濟事務的官員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整個政府最終於2009年2月辭職,兩個月後進行了臨時選舉。但是,抗議者已經對傳統政黨和政客失去了信任,一些人認為改善局面的方法是自己去競選議員,通過組建一個公民政黨。

第一個嘗試便是「公民運動」(Citizens’ Movement),一個無黨派平台收集了示威者在過去幾個月的抗議活動中表達的訴求:對經濟危機進行可信的調查,採取有利於家庭和企業的緊急措施,提高公共行政的透明度,以及推出一部由普通公民而非政治家起草的新憲法。

2009年1月20日,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示威者在國會外縱火抗議。

2009年1月20日,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示威者在國會外縱火抗議。攝:Hallfor Kolbeins/AFP/Getty Images

在2009年4月的選舉中,「公民運動」獲得了冰島議會63個席位中的4個。這幾位公民議員非常渴望促成改革, 但是老議員們帶着懷疑審視這些新鮮面孔。議會政治事實上也比從外部看起來要複雜得多。公民議員們驚訝地發現,為了讓他們關心的問題在議會上得到討論,他們需要在閉門會議時進行多麼艱難的討價還價。

除了這些障礙,由於缺乏一個清晰的黨派結構,並試圖代表一場流動的草根運動,「公民運動」沒有能夠做到有成效。事實上,幾個月後,這個公民政黨便陷入了混亂,當選的四個議員中的其中一個選擇了退出,「公民運動」最終在2012年解散。

在那之後,另一位最初四名公民議員之一、詩人和活動家比吉塔(Birgitta Jonsdóttir)聯合創建了「冰島海盜黨」(Icelandic Pirate Party),由活動人士和互聯網愛好者組成,其基礎是強烈的反腐敗和支持透明度的立場,呼籲直接民主,促進和保護公民權利,強調信息自由、言論自由和隱私權。

如今52歲的比吉塔總是帶着俏皮的微笑,眼中閃爍着孩子般的光芒。2010年,她與維基解密合作製作發布了一段題為《附帶謀殺》(Collateral Murder)的視頻,揭露了2007年美國一架戰爭直升機在伊拉克造成平民傷亡的情景。此後,她在國際上聲名鵲起。 作為「公民運動」的議員,比吉塔也是冰島現代媒體倡議( Icelandic Modern Media Initiative)的主要推動者,這項議會決議旨在通過保護言論和信息自由,使冰島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安全港。在2013年4月的選舉中,海盜黨在議會中獲得了三個席位,比吉塔和她的兩名同事成為世界上第一批進入國家議會的「海盜」。

在某種程度上,「公民運動」沒有做到這一點:海盜黨一進入議會就成功地保持了人們的注意力和支持。作為一個政治團體,他們的結構更加嚴密,行動和溝通也更具戰略。通過毫不含糊地支持直接民主的數字平台和同樣產生於抗議活動的由公民主導的憲法進程,海盜黨成功利用了人們變革的願望,以及在危機之後,人們對採取更加直接、透明和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的渴望。

海盜黨呼籲徹底的透明化,所有的信息都要提供給公民,政治決策要基於證據而不是意識形態。 他們的底線是,必須剝奪傳統精英的決策權,並在所有公民中更公平地分配決策權。海盜們自己的政策也是眾包的,每個政策提案都是經由黨員們在網上論壇建議、辯論和投票產生的。

隨着任期的推進,海盜黨的支持率不斷上升,到2016年1月底,他們的投票意向為37.8% ,而當時政府中的另外兩個主流政黨的支持率僅為30% 。

2016年4月,「巴拿馬文件」揭露了當時冰島總理曾擁有一家離岸投資公司,他的妻子當時仍擁有這家公司——這證實了人們的看法,即根深蒂固的精英階層以犧牲冰島公民的利益為代價變得更加富有,這引發了另一場大規模的示威活動,迫使首相辭職。當時,海盜黨在一次民調中獲得了43% 的選票意向,這個結果很可能使他們能夠組建產生一個聯合政府。

2016年夏天,冰島大選將在十月進行,海盜黨已經成為國際新聞頭條。即使在形式上該黨沒有領導人,而是一個扁平化的平台,比吉塔也已經成為一張標誌性的面孔。當時,英國退歐公投剛剛發生,特朗普似乎真的有機會成為美國總統,比吉塔出現在冰島以外的各地新聞頭版上,並被描寫成一位很可能出現的冰島「海盜」首相。

然後實際的選舉顯示,民意調查似乎一直在表達人們對執政聯盟的憤怒,而不是表達人們真正的投票意圖。這可能是由於他們缺乏精確的政策和經濟建議,以及他們要求改革金融體系,甚至「國有化」銀行的呼聲。海盜黨不僅反對建制,而且原則上也反對體制,這一事實可能已經讓很多人厭倦了給他們投票。

當投票的時刻真正到來時,海盜黨只獲得了14.5% 的支持率和10個席位,遠遠低於幾個月前的預期,落後於進步的左翼綠色運動黨(Left-Green Movement,15.9%)和保守的獨立黨 ((Independence Party,29%),後者組建了聯合政府。

不足一年之後,也就是2017年9月,冰島政府再次垮台。這一次是因為首相的一起醜聞,他沒有披露他的父親在幫助抹去一個兒童強姦犯的犯罪記錄中所扮演的角色。新的提前選舉將於2017年10月舉行。 可被大量工作和曝光度所累、疲憊不堪的比吉塔決定不參加選舉,最終,海盜黨只獲得了6個席位。

詩人和行動家比吉塔(Birgitta Jonsdóttir)聯合創建了「冰島海盜黨」(Icelandic Pirate Party)。

詩人和行動家比吉塔(Birgitta Jonsdóttir)聯合創建了「冰島海盜黨」(Icelandic Pirate Party)。攝:Giles Clarke/Getty Images

比吉塔說:「你可以進入系統內部,試圖更深入地了解它是如何運作的,但總的來說,我不認為——除非你有非凡的天時地利人和可以完全改變這個制度——你可以實現任何真正的、根本性的改變。」

「能夠得到這個國家的信任,我非常榮幸,對此深表感激。 但與此同時,我也對這些人深感憤怒,因為他們不僅沒有在民主方面付出什麼努力,也沒有努力迫使議會做出改變。」 她說,「加入一個很小的議會團體意味着你基本上什麼都做不了,除了去提高人們的認識,努力讓人們參與進來。而人們根本就沒有在聽,他們也沒有參與。」

「他們永遠只是要求其他人去解決他們的問題。而以這種方式,我們根本不會做出任何改變。」

如今,冰島再次成了一個「成功的故事」:一個適應力極強的國家,從一場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中迅速復甦。冰島經濟在旅遊業的推動下重新回到正軌。在危機期間,因為貨幣貶值,來冰島的旅遊成本大幅下降,促進了旅遊業的繁榮。目前,旅遊業是冰島的主要產業,領先於漁業和銀行業。 而且,正如比吉塔反思的那樣,來自抗議活動的公民動力可能已經被這個體系同化了。

「我總是試圖讓人們在好的時候做一些事情,因為這些時候我們才真正有足夠的空間和精力來做最基本的準備工作。這樣,當你遇到危機時,你已經做好準備了。」比吉塔說,「因為只有在危機時刻,你才能真正實施根本性的改變,改變遊戲規則,因為你知道,這個遊戲完全是被操縱的。

「在一場馬拉松比賽中,你很難改變遊戲規則。很多海盜黨員已經開始說這樣的話:『這是一個長期的項目』。 然後我說:『夥計們,你們他媽的有妄想症。』 這不是一個長期的項目,如果你被它同化了,你就會失去你的優勢,你只是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這種情況發生在所有政黨身上。」。

普通公民參與政治不易,那麼專業人士呢?

建制政治精英往往極力抵制來自公民激進主義的變革,議會民主的官僚機制確實可能導致旨在破壞這一制度的公民政黨被同化。總而言之,對於普通公民來說,除了每四年或五年參加一次選舉投票之外,參與政治進程似乎並不容易,但也並非不可能。

民主國家,即使是低質量的民主國家,也為人們提供了足夠的空間,讓他們自己組織起來直接參與政治進程。 而且,儘管改變公共政策的制定相當有挑戰,公民政治活動也可能成功改變塑造政治話語和公共辯論的敘事。

在西班牙,當抵押貸款出現問題時,還貸方曾被視為唯一的責任方,而有缺陷的法律則允許銀行不受懲罰地從他們的權力地位中獲益。住房維權平台 PAH 的工作使許多人了解到,銀行對不良抵押貸款負有共同責任。 隨着西班牙公民向法院提起訴訟,西班牙和歐洲的法官開始宣稱西班牙的抵押貸款法屬於濫用權力行為,判決銀行歸還部分他們獲得的資金,並迫使當局修改法律。

當普通公民成為冰島議會的議員時,他們設法影響當選代表討論的問題,從體制內部支持公民主導的憲法進程,並對冰島金融危機的原因展開調查。儘管他們的總體經歷可能令人沮喪,但公民議員確實為議會注入了新鮮血液,一些資深議員——其中一些人一生中從未從事過任何其他工作——被迫直接與不是政治家的人打交道。

看到普通公民在參與政治進程時可能面臨的可能性和挑戰,我也想知道:那麼專業人士呢?是不是有人來自各自的專業領域,成為政治活動家來捍衞和推進自己領域裏的公共利益?他們參與政治,會更為有效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又去到了澤西島和克羅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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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Society foundation」為作者提供了資助,該機構不干涉研究和報道內容。原文系英文,感謝端傳媒實習生李瑞洋、張美悅的翻譯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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