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香港作家家書

韓麗珠:看見他者

如果我們早已失去了感同身受的餘裕,以至陷入了無休止的分裂,只有重新建立連結才可以活下去。


2019年8月25日,荃灣警民衝突現場,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8月25日,荃灣警民衝突現場,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攝:林振東/端傳媒

現在,城巿就像一副已患上惡性腫瘤的身軀,可是大腦不願意承認腫瘤的存在,只是想要清除每天都出現的令人煩惱的表面症狀,心卻如實地呈現各種不適。疾病是一場在身體上進行的抗爭,只有健康狀況良好的人才有足夠的能量讓好細胞和壞細胞在體內交戰。無論是一個人或一個城巿,生病原是為了讓深層的問題得到治癒的機會。那些從不生病的身軀,雖然每一刻都如常地運作,可是當毒素積聚而無法順利地排出,便隨時都有猝死的風險。

下筆的時候,荃灣的遊行人士和警方對峙中。遊行已得到不反對通知書,至晚上七時。可是這天的中午開始,地鐵已封閉了荃灣和附近的幾個站,巴士停駛。執法者在五時半開始擲出催淚彈,水炮車也出動,又以非法集結的罪名拘捕遊行的人,然後,兩個月以來第一枚真正的子彈就射出了。我們都知道,因為抗爭而被捕的人,將又被帶到某個無法見律師和致電家人的拘留所,孤單而無助地面對精神和身體上的凌辱。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但無從救助。兩個月以來,所謂的日常狀況,每天都在改變,城巿的面貌似乎仍然繁榮,然而,內在的崩壞已逐一浮現。我們失去了可以過活的安穩,因而更明白,現代的戰爭,並沒有傳統戰爭的可以用眼睛看見的滿目蒼夷。相反,它一直在暗處進行,地鐵被收編、航空公司被收編、傳媒被收編、電視台被收編。政權不斷在製造各種類型的恐懼,然後躲在恐懼的背後,讓每個人都感到恐懼,然後把注意力轉移到自身的恐懼之上。在惡性腫瘤不斷轉移到全身之前,城巿的身軀看來無恙,使人們生出只要不去面對問題的㿂結,就可回到正常生活的幻想。

我們失去了可以過活的安穩,因而更明白,現代的戰爭,並沒有傳統戰爭的可以用眼睛看見的滿目蒼夷。相反,它一直在暗處進行。

站在當權者和執法者的對面,人們唯一的武器和最後的裝備,其實只有自己的肉身。畢竟,頭盔無法阻擋子彈,鐵枝和磚頭也無法和步槍比拚。而且,在強權之下,道理早已變了形狀,人們拋擲水瓶是暴力的襲擊,而執法者開槍射向無辜者的頭顱是執行職務。

我感到這裡失去了可以安居的空間,所指的是,仇恨和憤怒,像過期催淚彈留下的粒子,一直附在空氣、衣服和物件的表面,甚至人的身體之內,每個人的心都變得愈來愈狹窄。無論是支持或反對修例的人,纏繞在心頭的只有社會目前的亂況,大部份的人都無法專注在自己原來的工作或生活之上,於是,對這件事的立場就成了人和人之間,互相衡量的先決條件。在學校裡、在辦公室裡、在朋友之間、在情人之間、在家人之間,甚至,在茶餐廳裡、在巴士上,在城巿的每個角落。當每個場所,每個人都需要表明立場,並在說出每句話,寫下每個句子,都在防備那雙隱藏在暗處又無所不在的監視的眼睛,這裡已失去了可以存活的空間。無論表明立場是因為他人的要求,或自己對他人的要求,歸根結柢,都是因為在混亂的狀況中,對一切的莫名恐懼。社會失去了原來的秩序,人們也失去了對制度的信任,變得非常脆弱而無助。每個人都急於證明,自己是對的,而且,必須是對的,這種不可被質疑的正確,是如此危險。香港的面積雖然一直狹小,而且人滿為患,但曾經,它是個異常廣闊的城巿,可以包納不同的聲音和意見,讓充滿各種差異的人可以並存,讓流亡者可以暫時安身。

在非常疲累的時候,我好像也無法仔細地注視他者。例如曾經上過我的寫作課,來自中國大陸的A和D。反修例事件之後不久,剛剛在大學畢業但仍打算留在本地升學的A在臉書上記錄了被內地人員邀請喝茶的經歷。對方以一種異常親切的態度,探詢A在港學習的情況,而A當然知道那是一種另有目的的刺探,因此非常沉默。最後,對方以一種胸有成竹的神情,按著A的肩膀說:「這樣的運動,你不會支持吧。」那不是詢問,而是權力的展示。A在文章的最後一句說,她唯一可以作出的反抗就是不點頭。當然,這文章很快就被刪除了。

強悍而慧黠的D告訴我,因為從小喜歡香港文化,所以到這裡唸大學。她來自高牆的國家,但站在雞蛋的一方,憑著一點小聰明,她逃脫了喝茶的邀請,可是,暑假期,當她回到鄉間探望家人,在那裡,家人、朋友、鄰居,甚至各個不相干的人,一旦發現她身上那個香港的部份,就急於要她表明對事件的態度,像一場漫長的審訊。

香港的面積雖然一直狹小,而且人滿為患,但曾經,它是個異常廣闊的城巿,可以包納不同的聲音和意見,讓充滿各種差異的人可以並存,讓流亡者可以暫時安身。

2019年8月25日,荃灣衝突現場,警察防線前有氣油彈著地起火。

2019年8月25日,荃灣衝突現場,警察防線前有氣油彈著地起火。攝:林振東/端傳媒

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立場。A和D來自一個已被預設了立場的國度,可是她們在這個城巿,眼界和思想已產生了無法逆轉的變化,當她們回到自己的原生地,卻再也無法融進那個世界裡去,因而成為了永遠的異鄉人。

我卻無法給她們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本來是可以的,或,有這樣的義務。當香港慢慢地剥落和消失的同時,我愈來愈清晰地感到城巿烙在我身上的印記。多年前,本地作家西西就說過,我們沒有國籍,只有城藉。香港的歷史,讓護照上的國籍,無法準確地反映人們的真正身份,於是我們理解,一個人真正擁有的世界,不是他的種族、國籍、膚色和性別給他設定的那個,而是他的經歷和想法所建立的那個。我無法以「中國學生」去想像A和D,因為她們已建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更複雜的世界。

我也沒有能力幫助被催淚彈和胡椒彈遺留在街上的嗆人煙霧持續傷害的流浪動物和無家者。因為我無法找到給動物配戴的防毒面目和安全的口罩,而帶毒的煙霧早已從窗縫或抽氣扇的空隙進入家裡的角落。我還沒有學會處理被催淚煙霧灼傷眼睛、鼻子和皮膚的寵物的所有要訣。我有時會懷疑,當城巿已面目全非,養在家裡的動物也不一定會受到保護。

或許,惡性腫瘤是業力遺留下來的結果。當執法者和支持政府的人,稱抗爭者是蟑螂,我想起了五年前,不慎闖進了地鐵路軌的一頭流浪狗。地鐵員工發現狗之後,曾經想把牠驅離路軌,卻花了七分鐘也未能成功,而下一班列車已在等候,於是車長說,不過是一頭狗而已,再拖延下去就會阻塞交通。然後,他們讓車開進去,輾過活生生的狗,並把事件列作「發現異物」。在效率至上的非人性系統之中,狗成了異物,也在相同的系統之中,人終被視為蟑螂。這些年來,為了利益,為了維持巨大的資本主義機器不停運作,我們犧牲了鄉郊和土地、健全的醫療體系、無數小店和樓價合理的房子。這兩個月以來,我們失去了至少六個人的性命、三個人的眼睛、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正常運作的執法隊伍、每天行駛的地鐵、許多年輕人,還有健全的身心狀況。我們還有什麼可以犧牲?

治療腫瘤,不一定要以手術刀切割,或許只是重拾深而長的呼吸,更正早已變壞的生活習慣,開拓足以存活的餘裕。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在五年前,在鐵路公司職員的眼中,十分鐘會比狗的生命重要。正如,在反修例的抗爭中,為什麼許多人認為破壞公物,比一個人失去了眼睛更重要,為什麼人們往往看不見弱勢所受的苦,會不會因為,城巿裡大部份被嚴格規訓的人們,其實也看不見自己身上受苦的部份,以至會站在欺壓自己的強權那一方,以便討得好處?還是,人們在忙碌而高速的生活裡,早已喪失和自己的還有和別人的連結,以致,在出現意料之外的狀況時,無法體會更複雜細緻而柔軟的人性的部份?如果是後者,如果我們早已失去了感同身受的餘裕,以至陷入了無休止的分裂,只有重新建立連結才可以活下去。首先大腦和心的連結,身體和土地的連結,和家人朋友情人動物的連結,最後,是跟陌生人和對立者的連結。

城巿的血液恢復暢順的流動,需要一場奇蹟,而活著本來就是對奇蹟的一次又一次持續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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