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從改良與革命之爭,旁觀香港這場「時代革命」

儘管國族情感受到衝擊,但大陸自由主義者恐怕仍然需要努力超越這種本能反彈,避免落入民族主義敘事的窠臼。


2019年7月28日,示威者在德輔道中與防暴警察對峙。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2019年7月28日,示威者在德輔道中與防暴警察對峙。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這是一場叛亂嗎?」
「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1789年7月14日,當巴黎民眾攻佔巴士底獄之後,利昂古爾公爵連夜向路易十六報告,君臣之間這段對話雖然字面上平淡無奇,但在漢娜·萼蘭(Hannah Arendt)看來,堪稱「微言大義」——18世紀末期的「革命」概念並不像今天一樣帶有開天闢地般的嶄新氣象,恰恰相反,是天體運行般周而復始的回歸,但這一次在利昂古爾口中,「革命」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它意味着一場勢不可擋的洪流,乃是人力不可挽回的,即便君權也無能為力。

對於2019年的北京「君上大權」來說,同樣的問題再度浮現——遠在香港所發生的,究竟是一場叛亂,還是一場革命?尤其當近十年來「顏色革命」作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升級迭代版本,已經成為北京的心腹之患,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又成為這場運動最引人注目的口號,是像當年對待烏坎一樣恩威並施地平息衝突,還是放在「顏色革命」框架中來理解、並以最高等級來全力應對?

目前看來,北京毫無疑問選擇的是後者。這種選擇是數十年來「路徑依賴」的慣性體現,並不令人意外,但放在中國大陸內部的「改良vs革命」語境中,香港事態又提供了更難得的樣本和更豐富的闡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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