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蘭革命40年（二）：革命之子，城市化與「兩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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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一個伊朗人在1979年革命勝利那一年出生，那麼到2019年，他會迎來自己的40歲生日。在這40年間，他經歷過一次舉國動員的對外戰爭（兩伊戰爭）、兩任最高領袖、七位總統以及至少三次經濟全面崩盤；他在伊斯蘭共和國體制下生活的時間，已經超過了被革命推翻的巴列維國王對這個國家的統治期（不到38年）。至於那些同樣在1979年登上舞台中心的人物，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薩達姆·海珊）在2006年被送上了絞刑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及戴卓爾夫人（柴契爾夫人）也在最近十多年先後作古。只有「大撒旦」——美國這個頭號敵人——依然在對伊朗實施制裁。

同樣是由於「大撒旦」的存在，如此富有紀念意義的年頭失去了本該屬於它的慶典。

2019年2月11日，即40年前霍梅尼教長重返德黑蘭的紀念日，只有不到2萬名民眾冒着雨夾雪，前往自由廣場（Azadi Square）參加政府組織的遊行。他們中有許多人是學生、退休老人以及放假的公務員，照例高舉着寫有譴責美國、沙特阿拉伯以及以色列政府口號的標語。往年常見的焚燒美國國旗以及擊打特朗普畫像紙牌的情景很少出現（儘管類似的情況在幾個月後就回來了），這部分是由於人們仍在為另一樁危機感到心神不寧——1月30日，魯哈尼總統在電視講話中罕見地承認：「今天，國家正面臨着過去40年來最大的壓力和經濟制裁。」受美國重啟制裁和油價低迷的雙重影響，伊朗里亞爾在2018年貶值超過70%，全國通貨膨脹率高達35%，25歲以下的年輕人有30%處於失業狀態。根據2019年初發布的民調結果，儘管有多達80%的受訪民眾認為困境應當歸咎於特朗普政府撕毀核協議，但也有60%的人指責現任政府治國無方、腐敗猖獗。為打擊越來越頻繁的黑市外匯交易和囤積黃金活動，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去年8月批准成立特別法庭，絞死了兩名黑市商人。

意識形態和宗教無法解釋這一切：它們甚至也無法充分解釋40年前那場革命的起源。在今天伊朗的8100萬人口中，有超過2/3出生在革命勝利以後，「1979年意味着什麼」對他們而言並不屬於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無論是革命本身，還是由它催生的伊斯蘭共和國體制，都構成了更大範圍內的城市化進程的一部分，並且不可逆轉。

作為全球範圍內推進城市化最為激進的國家之一，在1950年之後的半個世紀裏，伊朗城市人口的比例由27%猛增到60%，並有望在2030年突破80%。單是今天德黑蘭市區接近900萬的常住居民數量，就與一個世紀以前禮薩汗（老巴列維）初掌權柄時的波斯王國相當。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與人口結構的高度年輕化相配合，本身就構成了一種足以重塑經濟和政治結構的力量：在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着手實施非正式的二胎化政策以前，伊朗一度在長達30年裏保持了年均超過3%的人口增長。

通貨膨脹、高失業率、貧富不均：40年前曾經引發革命的那些經濟和社會問題，在2019年的伊朗依舊未能獲得解決，而它們在一切處於高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口爆炸國家都不鮮見。從這個意義上說，伊朗革命並不比2010年之後發生在埃及、突尼斯以及敘利亞的一切更特殊。與波斯文明接近5000年的歷史相比，伊斯蘭共和國至今為止的40年歷史也可以僅僅被當作插曲。但1979年提出的問題，依然在今天的波斯高原上回蕩：如何使一種不可逆轉的經濟現代化進程，服務於儘可能多的普通人？而它的答案，將決定伊朗的未來。

屬於城市的革命

巴列維父子以伊朗的凱末爾自居，但他們無法複製出另一個土耳其。

1971年10月12日，波斯帝國建國2500年慶典在古城波斯波利斯的遺址上舉行。多麼奢華的盛況！丹麥、比利時、挪威等16個國家的君主，蘇聯、法國、西德等26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領導人，以及美國副總統、英國王夫、西班牙王儲等600位貴賓應邀出席，僅餐酒就用去2.5萬瓶。巴黎梅森·楊森（Maison Jansen）室內裝潢公司為來賓們修建了62座16世紀風格的帳篷式別墅，馬克西姆餐廳（Maxim’s）的165位廚師、西點師和侍者帶着全套餐具與食材從法國飛來負責烹飪、接待，250輛加長款「梅賽德斯」轎車在德黑蘭機場迎來送往。貴賓們在波斯波利斯觀看了為期6天的閲兵、演出和文物展，與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把盅言歡，隨後才心滿意足地帶着禮品回國。整個慶典耗資超過1億美元，巴列維對此充滿自豪：「我們提供給貴客的可不是乾麪包和蘿蔔頭！」

51歲的國王在位已有整整30個年頭，有足夠的理由為他的治國業績感到驕傲——經過長達18年的「白色（經濟）革命」，伊朗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已經高達17%，人均GDP由60年代初的160美元飆升至2250美元（同期香港約為4500美元）。全國92%的農戶擁有自己的土地，疾病死亡率低於2%，人均壽命比50年代末增加了10歲。覆蓋3至14週歲兒童的免費教育和午餐制度已經普遍實行，婦女擁有受教育和自由擇業的權利，高等院校在讀人數接近20萬人。按照政府的設想，到80年代中期，伊朗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將與西歐國家齊平；到20世紀最後10年，除能源產業以外的重化工業、製造業以及城市化的水平也將與美國基本相當。

構成這種經濟奇蹟基礎的，是波斯王國始於19世紀的早熟城市化進程。如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方學教授妮基·基蒂（Nikki Keddie）在其著作《革命的根源：現代伊朗解析史》（Roots of Revolution: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中指出的那樣，自公元7世紀薩珊王朝滅亡以來，乾旱的氣候因素和遊牧民族的頻繁入侵消解了在伊朗建立中央集權政體的可能性。在愷加王朝統治下，波斯王國的存在實際上表現為一系列分裂的中心城市與什葉派教士影響下的邊疆地帶的鬆散集合；並且由於英俄兩國在中亞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興起，日益感受到來自外部的壓力。但外力的侵入也帶來了始料未及的結果：伊朗不必再依賴其乾旱土地上的凋敝農業來供養城市人口，而可以藉助出賣礦產財富、經濟作物的種植權乃至交通開發權來換取進口糧食，進而供養更多的城市居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人口離開了鄉村，湧入德黑蘭、馬什哈德等大城市尋找工作機會：這種情況在19世紀70年代就已經變得顯著。即使沒有巴列維父子日後實施的土地制度改革，農村在伊朗的快速衰敗也將成為必然趨勢。

巴列維父子以伊朗的凱末爾自居，但波斯高原特殊的地理、氣候條件以及多個不同民族混居的歷史，都決定了他們無法複製出另一個土耳其。伊朗依舊不屬於典型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但1908年之後石油經濟的勃興，特別是50年代初能源產業國有化的實現，畢竟帶來了近乎取之不竭的鉅額財富，足以使整個國家的城市化進程變得更加迅捷。它最終創造出了一個高度分裂的社會：頂層是少數權貴以及發育緩慢的城市中產階級，操着流利的英語，以歐美人的價值觀看待世界；底端則是數以百萬計、並且仍在快速膨脹中的「新城市人」，經由教士的引導和巴扎人的扶助形成一個整體。國王用成為中產階級的預期來籠絡他的國民，並將廣泛的福利政策當作從教士手中爭奪人心的工具。

但激增的伊朗人均收入並不能反映其他一些事實，比如居高不下的通脹率、巨大的貧富差距以及腐敗橫行。雄心勃勃但缺乏規劃的工業建設計劃造成了鉅額財政赤字，政府只能以向歐洲和日本企業出讓油田勘探和開採權作為彌補。中產階級的數量的確出現了增長，但他們積累財富的速度遠遠落後於更靠近權力中心的那部分人。僅僅63位王室成員就在瑞士擁有數十億美元的存款，同時還通過為外國石油公司充當掮客繼續斂財；因物價飛漲和電力、住房短缺陷於困頓的底層民眾則每每無人接濟。國王離群索居地安坐在深宮中，通過秘密警察組織「薩瓦克」（SAVAK）的6萬名特工肆意迫害潛在的政治對手——從信仰共產主義的地下游擊隊到霍梅尼教長的追隨者。在統治集團上層與城市貧民的矛盾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巴列維仍在計劃耗費10億美元為自己預修陵墓，良性政治互動的渠道已經斷絕。

最終，1973年禁運危機引發的原油價格暴漲，成為了矛盾總爆發的導火索。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在「贖罪日戰爭」期間實施統一行動，導致油價在一夜之間暴漲四倍。財政收入的激增和一系列基建項目的上馬造成了經濟過熱，青壯年人口帶着增加收入的期待源源不斷地湧向大城市，卻落入了通貨膨脹、住房短缺、交通擁堵的陷阱。無須太多勞動力、並且更樂於僱傭外籍勞工的石油工業也無法為他們提供足夠數量的新增工作崗位。

到了1977年，當國王突然決定擠破通脹泡沫、並採取強硬手段管控把持在巴扎商人和中產階級手中的私營工商業時，攤牌的時刻終於到來。一個高速城市化進程中的國家，從極度樂觀驟然跌入谷底，這造成的殺傷力，要遠遠大過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任何預期——類似的情況隨後也發生在21世紀初「大馬士革之春」破產之後的敘利亞——國王站在了整個城市的對立面，他的統治在短短一年多以後就結束了。

「千禧一代」在當下

所有「兩面人」都清楚另一件事：他們所享受的「正常」生活是有條件的，更是有風險的。

「沒有新滑板，也沒有新鞋和合金支架」，活躍在社交軟件 Instagram 上的伊朗滑板教練賈汗（Jahan）通過電子郵件告訴我，「去年5月美國重啟制裁之後，通過土耳其購買加拿大和美國滑板裝備的渠道就被切斷了。沒人想要伊朗里亞爾：它的票面價值至少得劃掉兩個零，才能反映真實的購買力。好在我原本也沒有多少存款」。

27歲的賈汗在德黑蘭一家的健身房擔任教練，月收入800萬里亞爾。按照2019年7月下旬的官方匯率，這筆錢相當於190美元，但沒人能從銀行兑換到相應數額的外匯現鈔：在黑市上，800萬里亞爾至多能換到60美元，還得是運氣好的時候。作為伊朗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即出生於1982年到2000年之間的年輕人之一，賈汗認為造成麻煩的罪魁禍首是特朗普——「在我的中學時代，留長髮、有紋身、穿着嘻哈風格寬鬆牛仔褲的街頭青年還會時不時被帶去警察局扣上一晚。但2015年核協議達成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政府在市中心的公園裏闢出了幾片空地，供喜愛滑跑和跑酷的年輕人聚會。在那裏，我結識了十幾個志趣相近的小伙子，組建了自己的滑板社，還舉辦過小型比賽」。但現在，特朗普把他的窗戶重新關上了。

不公開提倡，但也不嚴厲打擊：今天的伊朗政府對待歐美文化以及「非伊斯蘭」娛樂方式的態度，足以令像賈汗這樣的年輕人感到心滿意足。畢竟，他們的父輩還能回憶起革命勝利之初種種疾言厲色的禁令：1979年7月23日，霍梅尼在一次演講中把流行音樂與鴉片類比，認為「演奏音樂是對國家和青年的背叛行為」。在那之後，樂器、電影、「墮落」的現代藝術以及化粧品都從普通伊朗人的生活中消失了；婦女們被迫包裹起君主制時代無須強制披掛的頭巾，伊斯蘭教法變成了度量言行正當性的唯一尺度。不過這一切甚至沒能延續到20世紀結束——隨着兩伊戰爭的告終和霍梅尼去世，令行禁止的全民動員狀態開始變得鬆弛。始於1990年代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允許人們相對自由地追逐財富；娛樂作為一種可以創造市場效益的產業，得到了心照不宣的接納，官方意識形態的威懾力則漸漸收縮為一種表面化的形式。如同《世界是平的》作者、《紐約時報》中東事務記者弗裏德曼（Thomas L. Friedman）所言，文化不是一種民族基因，它將隨社會發展而發生改變。

「在今天的伊朗大都市，幾乎每個人都是『兩面人』」，伊斯法罕商人佩吉曼（Pejman）告訴我，「他們的日常生活方式更接近歐美國家和東亞，同時半心半意地遵從着殘存的官方戒律」。在迪拜、阿布扎比和莫斯科機場，當載有伊朗旅客的航班抵達時，婦女們齊刷刷地摘下頭巾、露出閃閃發亮的耳環和精緻的粧容，已經變成了一道特殊景觀。「和中國一樣，伊朗的中產階級關心手機和汽車，貸款在城市裏買房，不少人曾到周邊國家旅行購物」，佩吉曼向我介紹。唯一不同的是他們萬萬不敢超前消費：根據教法，欠債不還者依然會被逮捕入獄。

按照伊朗官方公布的數據，截止到21世紀初，全國有超過1/3的人口可以被劃入中產階級之列。他們中包含醫生、律師、大中學教師以及能源專家，月收入普遍超過700美元。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完全了解外部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最初是通過走私進來的DVD，接着是衞星電視和互聯網」，賈汗告訴我，「我在Youtube上學習肯尼思·安德森（美國滑板手）的技術，我妹妹則會關心和卡戴珊姐妹有關的消息」。甚至連最困擾年輕人的公共場合的性別隔離也被互聯網繞過了：20多年前，青年男女們需要在夜色掩護下偷偷溜出門，在公園一角戰戰兢兢地靠在一起。如今，手機上的即時通訊軟件已經能夠幫助他們躲開父母，享受隱秘的自由。

但所有「兩面人」也都清楚另一件事：他們所享受的「正常」生活是有條件的，更是有風險的。

孕育出伊朗城市中產階級的土壤，從來都不是制度經濟學泰斗奧爾森（Mancur Olson）在《權力與繁榮》中所說的那種「最優狀態」：既有可靠而邊界清晰的個人權利，又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特殊利益集團。這一點完全不曾因為革命而發生改變。只有在數量足夠多的嘗試者付出個人代價之後，政府才會補償性地承認他們已經被賦予了某種權利；更多時候，規則被故意設置的模糊不清，以賦予經手者足夠大的尋租空間，下游的每一個個體則永遠處在易受損害的不穩定狀態。反之，政府決策造成的影響卻是決定性的，毫無博弈空間。

在伊斯蘭共和國體制下，脆弱的城市中產階級依然是最頻繁被犧牲的。經歷過兩伊戰爭期間全國性的物資短缺和財政破產，他們直到1990年代後期才在經濟自由化改革中恢復了部分活力，隨後又掉進了更大的通脹漩渦。過去15年間，處在制裁壓力下的德黑蘭當局平均每年增發30%的貨幣來填補預算虧空，這一數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倍，造成的衝擊大部分由城市中產階級默默吸收。與此同時，由於革命衞隊把持的雙軌經濟的存在，政府控制的「正規」經濟每年只能新創造不到100萬個工作崗位。失業率長期超過22%的城市年輕人選擇了一種「佛系」應對之道：不婚不育。截止到2018年，伊朗35歲以下男性的未婚率已經接近50%。

國際環境對他們同樣不甚友好。儘管2019年春天的一項民調顯示，有60%的伊朗人認為他們和歐美國家「分享相同的價值觀和經濟訴求」，但特朗普顯然早已將他們打入另冊。2015年核協議（JCPOA）達成之時，成年上萬的伊朗青年湧上街頭歡呼慶祝；但當美國重啟經濟制裁的消息在2018年夏天傳來時，缺乏對衝準備的政府再度逃之夭夭，聽憑民眾獨自承擔後果。超過50%的城市中產階級被裏亞爾崩盤的衝擊所波及，大批從事與進口商品有關行業的私營中小企業宣告破產，那些剛剛攢夠錢、準備買下第一輛轎車的中年人眼睜睜地看着他們的存款變成一堆廢紙。相比之下，賈汗的情形似乎還好一些：「我還能指望以後。」

1月30日，魯哈尼在講話中稱讚了人民為應對經濟滑坡做出的「抵抗、努力和犧牲」。他同時還表示，鑑於災難完全是由「美國及其追隨者的壓力」所造成，「盡忠職守的政府和伊斯蘭體系」不應受到任何責難。

風繼續吹

對今天的伊朗年輕人而言，國家領導層中「開明」與「保守」的區分，若不能惠及民生，都不具備真實意義。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在「抵抗、努力和犧牲」的日子裏，革命的幽靈也從未自伊朗上空遠離。

作為1979年革命的參與者之一，城市中產階級並未能從伊斯蘭共和國獲得相應的回報。準戰時狀態從革命勝利之日一直持續到90年代初，幾乎令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中產階級在事實上被消滅。直到1997年，伊朗的人均GDP才勉強回升至1470美元的水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這一數字還不及「白色革命」末期的1/4。

被視為「開明派」的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及其繼任者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在1990年代執掌國家經濟大權之後，以最大限度地恢復石油產能、並允許城市私人商業活動重新繁榮為中心，帶來了世紀之交伊朗經濟的復甦。以私營企業主為中心的新一代中產階級，亦開始嶄露頭角。

然而這波鼓吹市場至上和專家中心主義的自由化改革措施，依舊無法解決與城市化進程伴生的貧富差距和就業問題。第一代革命元老中，蒙塔澤里（Hussein-Ali Montazeri）、穆薩維（Mir-Hossein Mousavi）等具有濃厚左翼思想的人士曾經提議以針對農村的專門福利政策控制湧向大城市的人浪，但被拉夫桑賈尼所拒絕。後者在其任內削減了多達數十億美元的福利補貼開支，同時對除能源、重工業以外的大批國企實施私有化，爭議頗大。

以油氣開採為中心的經濟發展路線，在增加了賬面收入的同時，依舊無法化解從70年代延續至今的高通脹、住房緊張和高失業率狀況。中產階級的確在一個時期內積累起了若干財富，但他們的積蓄每天都在貶值。

更何況，即使是贊成市場經濟道路的「開明派」，也在利用雙軌制造成的權力尋租空間聚斂私財。2005年拉夫桑賈尼再度代表改革集團出戰總統大選，卻以懸殊差距不敵具有民粹色彩的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除去緣自保守派集團的狙擊外，也與青年學生和城市貧困階層對其家族成員的不滿直接相關——拉夫桑賈尼的長子曾任德黑蘭地鐵公司CEO達13年之久，次子在與法國道達爾公司的能源生意中獲利頗豐，三子則是坐擁首都200畝緊俏地塊的房產開發商。整個國家的財富分配狀況，似乎又回到了革命爆發前夜的狀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7年12月底，以發端於什葉派聖城馬什哈德（Mashhad）的大規模抗議示威為起點，憤怒的質問聲再度自伊朗民間響起。此次示威最初僅系針對政府糟糕的經濟表現而起，甚至一度被認為是代表保守派利益的教士集團對温和派魯哈尼的政治威懾。在馬什哈德街頭出現的第一批示威者，幾乎都是坐困於高物價、高失業率和高通脹的赤貧階層。然而，攻擊的目標隨即開始擴大。除去馬什哈德以外，在德黑蘭以及卡什馬爾、亞茲德等城市也出現了從數百人到數萬人不等的抗議遊行，有人高喊「我們不要伊斯蘭共和國」的口號。「革命搖籃」德黑蘭大學的數百名學生高呼着反對伊斯蘭神權政體的口號，點火焚燒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宣傳海報。在中部地區的示威活動中，第一次出現了巴列維國王的畫像，並有人高呼：「哈梅內伊，無恥之徒，滾出伊朗！」儘管示威活動最終在政府的彈壓下得到平息，但引發不滿的根源依舊不曾消弭。

霍梅尼教長曾經以他開創的「第三條道路」具備兼容諸種文明的開放性以及對伊斯蘭世界的吸引力而自豪；但40年過後，伊斯蘭共和國模式在曾經困擾巴列維父子的城市化進程的衝擊面前同樣表現得無能為力。

日益自閉於「什葉派新月」之夢和單純的強力彈壓手段之中的年長教士群體，正在喪失與中下層民眾曾經具有過的那種鮮活的社會紐帶，淪為新的孤島。

對今天的伊朗年輕人而言，國家領導層中「開明」與「保守」的區分，若不能惠及民生，都不具備真實意義。畢竟，他們中的許多人從出生之日起就居住在城市，早已習慣了使用互聯網、Telegram 和 Instagram，也渴望擁有和他們的歐美同齡人相仿的經濟和社會環境。而當40年前那場神聖而莊嚴的革命發生時，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還沒有出生。

牛津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羅根（Eugene Rogan）曾經告訴我：「和一度歸入奧斯曼帝國治下的阿拉伯諸國不同，波斯或者說伊朗有着不同的文化、語言和民族背景，也有自己一以貫之的身為獨特文明的自豪感。」什葉派教義內生的主動性，以及伊朗人對自身領土和人口核心區的滿足感，都決定了它的未來不會是另一個敘利亞。但和1979年的起點相比，這還遠遠不夠，還需要更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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