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給我們種子的人：台灣植物園的植物學家們

今年123歲的台北植物園，除了擁有2000多種植物，還有許許多多待解的謎團。這些謎團有時是科學的，例如一群剛從坍方山壁搶救下來的團羽鐵線蕨，如何在台北植物園的環境條件下穩定生長？例如為什麼瀕危的石碇佛甲草去年還毫無動靜，今年就開花開得沒完沒了？

有時，謎團是屬於時間的，像是雙子葉植物區裡的那尊「林火塗君碑」。林火塗到底是誰？有人說他是一位認真好學的台籍植物學生，有人說他曾捐地給植物園，歷經漫長的眾說紛紜後，植物園新立的說明牌揭開一部分謎底。

傳記與問號

原來，林火塗是一位苗圃的台籍雇員，在植物園工作近三十年不曾缺席，還曾獲得長期服勤獎。這位「發自內心喜愛植物」，「現今台北以至全島各地的行道樹與觀賞植物中，可能僅有極少數未經手於他」的認真員工，僅49歲就因病離世。為了紀念這位台灣林業界不為人知的恩人，當時的植物園長官金平亮三特別立碑紀念他。

然而，林火塗到底是誰？他是台灣哪裡人？為什麼進入植物園工作？對植物的喜好是怎麼養成的？他對台灣行道樹的栽種培育理解到什麼程度？身為台籍雇員，身後能獲得一座碑或許已是極致尊崇，但他終究留下許多歷史的問號。

相較之下，奠定台灣植物研究先河的外籍植物學家們留下的故事和線索無疑豐富許多。林火塗碑對面的法國傳教士佛理紀念碑，不遠處的日本植物學家早田文藏紀念碑，這兩位在世時互為植物採集和鑑定的可敬對手，故後仍在園內遙遙相伴，關於他們的生平和發現台灣植物方面的成就，不只有傳記專書紀錄，事實上，許多台灣植物的學名都以這兩位採集、鑑定者為名：佛氏通泉草（Mazus fauriei Bonati）、傅氏鳳尾蕨（Pteris fauriei Hieron）、早田氏鼠尾草（Salvia hayatana Makino ex Hayata）、早田蘭屬⋯⋯

金平亮三：下南洋第一人

名字，標記了人類與植物在生活用途之外的另一種關係。發現、指認、命名，這些動態在時間裡有了最初的形狀，也構成我們後來稱之為「故事」的經驗。野外滅絕的烏來杜鵑（Rhododendron kanehirai Wilson）名字底下的故事是這樣的：1918年，美國哈佛大學植物採集家威爾森（E.H. Wilson）來台，植物學家金平亮三（Ryoso Kanehira）和佐佐木舜一帶他到烏來進行採集，在警察駐在所前面的花園採集到這當地特有的杜鵑花。1921年，威爾遜在著作中發表這新種杜鵑，學名中的「kanehirai」就是為了向金平亮三表達紀念並致謝。

日後金平也在自己出版的《台灣樹木誌》特別提及，烏來杜鵑「有濫採之虞」，可惜，植物學家多年前的珍視和警告，最後敵不過的並非濫採，而是翡翠水庫興建對烏來杜鵑棲地的全面破壞。（見鐘詩文臉書粉絲頁）

在前面幾個故事現身的金平亮三，名聲雖不如命名台灣兩千三百多種植物的早田文藏大，但身為當年殖產局林業試驗場第一任主任的他，與台北植物園裡的眾多植物淵源甚深。從和平西路進入植物園首先遇見的棕櫚植物區，有許多常見的熱帶景觀植物：羅比親王海棗、孔雀椰子、紅棕櫚、黃金棕櫚⋯⋯當年都是金平亮三從新加坡、印尼、香港等地購買種子引進園內（見李瑞宗《沉默的花樹：台灣的外來景觀植物》頁129,137）。

「他可以說是台灣下南洋第一人」，林試所植物園組組長董景生這麼形容金平亮三，也認為金平亮三還留下許多植物史的謎題待解，「金平當時還引進黃金垂榕、囊葉榕、優曇華等，有些是宗教植物，但他也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為什麼要專程引進這些泛靈信仰的植物？」雖然為了帝國南進而屢赴南洋從事植物考察和引種，但，金平亮三也曾倡議台北苗圃不應以栽培外來觀賞植物為主力，應以本土原生植物為特色。足足一世紀前，他已有在地保育的前瞻概念。

48萬份標本資料：歷史作為鑰匙

時局嬗變，令這些曾活躍於大時代的植物學家們一度湮沒而不為人知，不過，植物園詳盡的植物引種紀錄和研究資料，終為他們留下行跡。而另一個印證植物學家們工作成果的關鍵，是從前存放於腊葉標本館，現移往林試所植物標本館的超過48萬份採集標本資料。

完整記載採集地點、時間的腊葉標本，是不同時代的植物學家彼此傳續、共享的原始資料庫。「方舟計劃」最初就是將瀕危植物標本採集地點的數位紀錄套疊後來的保護留區，才標記出不在保護區的植物必須優先進行域外保種。這些數位化的標本資料能發揮的作用遠不只如此，擅長數據分析的林奐宇說，「我們還曾把某個日本人從資料庫裡拉出來，看他昭和幾年幾月從台北到花蓮進行七天的採集，然後把那七天的標本調出來，知道他從第一天到第七天採集了什麼，在哪裡採集，有了地名，再回到老地圖比對，就可以重建當初的採集路線，把歷史重建起來」。

歷史是一把鑰匙，這幾年主導植物園腊葉館、南門町三二三修復重啟的董景生強調，這些自然史的建構有其重要性，近年談保種、談綠化，核心都是人類如何面對未來生活，但若缺乏對於過去的認識，關於未來往往淪為一時流行的議題或假設。而植物園裡的每一種植物都有建檔資料，可以追蹤出它們的前世今生，以及其中蘊藏哪些通往未來的路徑。

就像林奐宇正在進行的「棲位」研究，每種生物有其偏好的環境因子組合，將這些物種特性和需求對應台灣的氣象和土地利用資料，就有可能為物種「開發」合適的棲地。

「比如我知道某個物種特別喜歡潮溼和冬天，那台灣盛行東北季風的地方是哪裡？宜蘭。又知道這個物種喜歡的溫度是五度左右，就把宜蘭冬天氣溫五度的地方找出來，在電腦上模擬物種在這些地點能不能順利栽種」。不只如此，考量到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等未來必然的環境變化，電腦模擬還須分析：若該棲地的溫度或降雨發生變化，物種會受到哪些影響？

「這跟方舟計畫是有關係的，我們繁殖這麼多瀕危植物，除了資源利用推廣外，當然希望它們回到野生環境，什麼環境適合什麼物種，這些研究就能派上用場」，林奐宇說。

重洋外的台灣閣

不過，再怎麼經營擘畫，難以逆料的境遇變遷，或許才是無論哪個物種的生命主旋律。在台灣自然史理應名聲更著的川上瀧彌，來台不久採集的大量植物標本，竟在1905年一場火災中付之一炬；10年後，主持「臺灣有用植物調查」已初具規模、也成為首任「殖產局博物館」館長的川上，在博物館開幕當天因惡疾離世，時年44歲。堪稱台灣植物調查先驅，滿懷雄心壯志要在台灣經營全世界熱帶有用植物的田代安定，1902年在恆春闢建台灣第一座熱帶植物培育場（即現在的恆春熱帶植物園），卻終壯志未酬，73歲老人最後死在故鄉鹿兒島，卻選擇了台北三板橋墓園作為埋骨所在。

又或是訪談時董景生忽然憶起的一個故事。「有一年，日本新宿御苑，也就是皇宮後花園的主任來台度假，因為新宿御苑和台北植物園有直接交流，所以那主任就來植物園打了招呼。我帶著他在園裡走走，到了林試所旁邊，一走進去看到一棵大樹，他就問我那是什麼？那是一棵台灣油杉，很稀有，只有坪林附近有一些族群。後來他把所有行程都取消了，在台北植物園裡好好待了三天，想知道還有哪些植物。

原來，他在新宿御苑管理的地方叫『台灣閣』，有很多大樹他一直認不出來，其中包括一些120年前跟台灣交換的樹種。他一直沒花功夫去鑑定，直到來植物園看見這棵油杉，原來台灣閣種的就是台灣油杉，大小就跟這棵差不多。」

「我們也很驚訝，從沒想過新宿御苑裡頭有個台灣閣，還有那麼多年前過去的台灣油杉」，並且，長成一棵昂然的，好好活下來的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