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運關鍵詞書寫筆記（六）：從傘運到反修例，「升級」的萬千可能

七月伊始，香港反修例運動引發的抗爭進入了新階段。遊行示威和抗議活動突破了傳統的集會地點，進入香港各區。示威者的裝備、手段、策略、戰術，也因應警力的升級而不斷變動。官方以強硬的態度重整話語權，擺出不退讓的姿態。元朗事件，則讓示威者乃至普通市民，開始面對近在家門的恐懼。焦灼、難眠的仲夏里，人們開始思考，這場尚未結束的運動，還有什麼「升級」的可能？在六、七月夾縫中的第六場「傘運關鍵詞」講座，「流動共學課室」請到嶺南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香港社運研究者袁瑋熙，回顧「升級」這樣一個發軔自雨傘時代，卻也引發我們思考當下的關鍵詞。

在雨傘運動中，「升級」指的是2014年的佔領持續兩個月后，抗爭者期待通過改變行動方式、提高抗議強度，來迫使港府讓步，同時也為佔領本身的膠著狀態提供出路。11月30日，學聯和學民思潮提出圍堵政總，阻礙政府運作。袁瑋熙回憶，當時不少人響應「升級」，但不知具體要做什麼，也不清楚下一步要怎麼辦。「升級」付諸實踐時，速龍小隊已經出來，用警棍趕人。徹夜攻防后，示威者被擊退，大量市民受傷，士氣受挫。不少親歷者都覺得，這一晚作為運動的轉折點，標誌著雨傘的失敗。這種升級未果卻節節告退的身心挫敗經驗，也留下了持久的創傷。

受邀參與「關鍵詞計劃」時，袁瑋熙本打算和流動共學的聽眾分享他對雨傘「升級」過程的最新研究。不過，就像五年前一樣，這個突如其來的熾熱夏天，讓他擱置了這個計劃（當時他暫停研究，關注雨傘運動）。六月末的講座中，他轉而聚焦正在發生的反修例運動，以此回望雨傘，希望在比照今昔中，互相理解彼此。如果說「升級」作為雨傘留下的關鍵詞，在當時的語境中，主要指的是抗爭現場具體行動方式的變化；那麼，袁瑋熙的分析則啟發我們以更宏觀的角度思考：今次運動在各個場域——不論是街頭還是不同的社交媒體——發生的更廣義的「社會動員」，和五年前相比有哪些突破？它又在什麼意義上延續、豐富了「升級」的意涵？

抗爭的時空變遷

今夏運動的抗爭空間不同，處理空間/地點的策略也有較大改變，這是理解動員過程如何逐步「升級」的關鍵。

今夏運動的抗爭空間不同，處理空間/地點的策略也有較大改變。袁瑋熙說，「雨傘的時候，大家是79天佔三個地方，邏輯是要『守住』，用了路障和鐵馬。但這樣比較靜態，沒有靈活性去收縮。」相反，這一次不再用長期佔領作為方法——「Be water，即是到處去找新的空間，包括政府大樓的整個範圍（灣仔—金鐘一帶）。大家不再爭執要守住一個地方，而是到處走，很難預測。」

袁瑋熙進而分析，當需要守住一個很大的地方時，行動的轉型便有限制。雨傘時，許多資源用於維持佔領區的運作，使抗爭有延續性。在此情況下，「升級」——改佔領為包圍——就不僅是單向地提高強度。它同時也意味著破壞——甚至放棄——臨時成型、卻有內在秩序的抗爭空間。換言之，「升級」之所以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除了它未必能帶來所期待的政治效果，也與這種地理空間的「兩面性」所承載的負擔有關（注1）。

今次的運動沒有這個負擔。「從抗爭空間上看，『升級』便是，如果訴求不得到回應，我們明天就去圍堵；如果政府不做到某些事，我們就換個地方去做一項新的事。」在袁瑋熙看來，這種空間視角的重要性在於說明，問題不是示威者本質上「激進」或者「保守」，而是他們具體的抗爭方法如何影響運動的走向。

其次，這次運動的時間性和雨傘也有很大不同，而這是理解動員過程如何逐步「升級」的關鍵。袁瑋熙回顧道，雨傘運動爆發前的罷課參與者數量有限，知道的人也不多，無法支持到佔領。而三個佔領區的出現，則是在警察放催淚彈之後，突然爆發的市民自發行動。

反修例運動則是一步步升溫的。二月，陳同佳案觸發修例事件，不同政治團體開始有反應。 三月初，民陣和泛民政黨組織了小型的遊行：從西區警署到中聯辦，距離幾乎是對面馬路，參與者50人左右；月中，香港眾志到區議會抗議；月底，逾一萬兩千人從灣仔到政府總部，議題炒熱。四月，非政治團體——大律師工會、商會、宗教團體——走出來。到月底的遊行，人數已達到13萬。

袁瑋熙認為，五月的動員是整個運動的轉折點，因為出現了大規模的網上聯署。6月9日百萬大遊行之前的多元身份聯署所展現的，即是一種連結性動員的準則。許多人並不是「直接」因為反修例就站出來，而是因為修例爭議提供了一個大的框架，讓那些本已存在、但處於「政治冬眠」狀態的人際/社群網絡被激活，形成了臨時卻也強大的身份政治狀態。

沿著袁瑋熙的思路，我們可以把6月9日視為一個反修例運動「升級」的關鍵節點。現在看來，百萬人遊行已是一個歷史事實，而在那個歷史現場，許多市民在街上的感覺是充滿驚喜的——竟然有這麼多人和我一起走出來，也許「我們」還能繼續做點什麼。反之，雨傘時的「升級」壓力是逆否的，領導者的擔心是：如果不做點什麼，會不會就這樣結束了？相比之下，6月9日之後，運動形式的「升級」顯得更自然。

「睇住民意行動」

「睇住民意行動」，打破「越後生越極端」的大眾的刻板認識。

當「民意」連結、匯聚，成為可以計數的事實和可見、可感的身體經驗后，運動也呈現出加速狀態，民間動員與政府回應一來一回的對壘。袁瑋熙談道，這種持續的交鋒不僅倚賴，也催育了一個由數個社交媒體配合而成的動員方式：連登是大腦、Telegram是手腳、Instagram是感官。在「無大台」的論壇上通過自由發言、投票而討論出行動方向，由各種Telegram小組去實施（文宣、物資、戰術等等）；Instagram的影像，則讓最年輕的參與者（他們越來越少用Facebook）對運動有了直觀的感受——許多遊行素人加入示威者的行列，透過的就是這種路徑。

袁瑋熙等學者所做的民調，讓這些素人的政治面貌清晰起來。比起雨傘，這一次參與者的平均年齡更低。很多人沒有直接經歷過傘運（也因此沒有過創傷），或者當時還是中學生。袁瑋熙為這一代的抗爭者勾勒出這樣的側寫：他們未必知道『左膠』是什麼，也不太清楚陳雲是誰、有什麼論述。即使他們大致上知道什麼是『勇武vs.和理非』，也不拘泥一些意識形態底下的抗爭。他們知道自決﹑本土派和港獨的大致輪廓，但也不是分得很清楚。

袁瑋熙在銅鑼灣富德樓談這些發現的同晚，李立峯也在不遠的北角分享了同期調查的相關結果：反修例運動中，越是年輕的遊行參與者，越認同被視為「和理非」代表的民陣的作用，也越認為抗爭需要顧及民意。據講座記錄，這一結論最讓在場觀眾感到意外，畢竟，在經歷了雨傘運動和旺角事件后，「越後生越極端」是大眾的刻板認識。

六月以來，常常看到說法是，本次運動中「勇武」與「和理非」形成大和解，或者找到了配合的方式。不過，幾位學者的初步研究，也啟發我們換一種思路：運動中出現新的抗爭主體，已經無法再用勇武、左膠、和理非，甚至本土派等雨傘時期留下的標籤來簡單描述，需要用新的概念去捕捉。

或許可以這樣說，今次運動培育了一種具有高度反身性（reflexivity）的抗爭主體性，它使參與者對自身和群體的關係有了更動態、在政治上也更成熟的理解。在「行動」之餘，他們中的許多人也不斷觀察、反省自己和其他參與者都做了什麼，經媒體傳播后有什麼公眾效果，在此基礎上討論，怎麼做才最有利於下一步。他們學會不斷對在規模和政治能量上，均「大過」個人立場和意願的「公共動態」做判斷，再根據判斷來調整自己的行動，以便更好地服務這個想象中的抗爭共同體，贏得更多民意。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7月10日晚上，阻止破壞連儂墻的青年市民，在路人的鏡頭前，寧願選擇被搗毀者毆打，也不還手（據說，青年練過拳術），跌倒后更是幾度起身，堅定地擋在打人者面前。視頻傳出，鼓舞了許多普通人守衛連儂墻的決心，情感動員效果遠勝當場還擊可以達到的一切。那個青年實在讓人感慨，「勇武」也可以有此種境界。又比如，7月1日晚，幾位示威者在衝入立法會后，完全明白民意對衝擊有負面判斷。在這樣的時刻發表宣言，除了申明政治主張，也是對民意最大的爭取——既然已經衝進來了，就要考慮說些什麼，才最有利於運動的推進。當然，今次的示威者在具體做法上，不是沒有分歧，但這種「睇住民意行動」的思路，經過短短幾十日，成為抗爭文化中的新常識。

溢出治理術的抗爭生態

它每每以溢出治理術的方式揭露自身的樣貌，很難作為一個邊界明確的社會過程，被強大卻僵化的建制權力系統理解、治理，遑論瓦解。

我們可以把相互配合的社交媒體視為媒介基礎設施（media infrastructure），它和現場示威的有機結合，形成了不需要特定指揮官，但可以通過彌散在不同位置的抗爭主體，靈活應對形勢變化的抗爭機制。更重要的是，是次運動中，這種機制調動出許多本已屬於香港社會經濟生活的元素，把它們轉化為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因此，從六月至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漸漸成型的抗爭生態（ecology of resistance），它展現出高度複雜性、多樣性，具有不確定的演化方向。它每每以溢出治理術的方式揭露自身的樣貌，很難作為一個邊界明確的社會過程，被強大卻僵化的建制權力系統理解、治理，遑論瓦解。

譬如，讓香港人被視為「經濟動物」的全球經貿連帶和商業文化，在運動中意外地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全球各地香港人、留學生的聯署從反修例動員的初期就已出現。6月26日的遊行，接連造訪多國領事館遞信，同日的愛丁堡廣場集會，使用了多國語言傳達信息。同時間，連登發起眾籌，迅速收攏資金，透過港人在多國的網絡，登報支持運動。7月底，連登亦出現大量討論，如何建立實在可運行的商業平台，靠經濟活動來支持被以暴動罪起訴的抗爭者。

談起這樣的動員，袁瑋熙說，他們體現的不是很精英的那種intellectual，而是一種很「在地的鬼才」；他們的背景可能是廣告業、市場營銷，或者熱衷研究國際關係的網友……即使是律師、醫生或者文創行業的人，也都要用「連登語言」跟人溝通才行得通。這也提醒我們，儘管困難重重，但另類的經濟想象力（economic imagination）可以從「金融中心」生長，未必一定來自體系的邊緣（注2）。

當然，抗爭生態的「溢出」，也意味著為運動進程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反修例運動中出現的新風氣，是抗爭者和市民對這種不確定性顯得更加寬容，也願意使用更豐富的標準去判斷局勢的推進，反思和改進抗爭的不足之處。比如，無解的局面和升級的警力，迫使人們質問：「暴力」是否就是評判衝擊的唯一用詞，不同形式的「暴力」是否對等，是否要不分語境地譴責一切「暴力」？

不同的抗爭路線雖非齊頭並進，但回顧演進的過程，它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意或無意地，為彼此創造了可能性。這給許多見證者上了一堂生動的政治課：社會運動的「升級」，不一定是簡單的線性過程，仿佛一開始就提出了最終目標，成敗的標準也早已註定，此後照做便是。相反，行動的結果包含的不確定性本身就是抗爭的一部分，而不是什麼意外。接受了這一點，便可以採用更多元的標準判斷爭議性的行動（例如7月1日衝擊立法會），而不是做只分對錯的選擇題。

講座中，許寶強也評論道，抗爭能達到什麼效果，社運參與者所付出的努力，無論如何也只是多種因素之一。抗爭者無法控制的因素還有許多，譬如歷史的潮流和各種偶然性的事件（contingency），它們對於抗爭的走勢都有關鍵影響。正如今夏的「完美風暴」中，政府接連的施政失誤，無疑是動員規模升級中重要的推手。

在雨傘之後的書寫中，許寶強反復強調這個觀點，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年輕人的無力感，期冀疏導他們卸下運動后的情感包袱，不把「失敗」全部歸因于自己（注3）。相比之下，近兩個月來的抗爭，則出現了走得更遠的情感共同體：對於「失敗」，大家一起承擔後果。七一當晚，幾個衝進立法會的示威者希望死守到底，但還是被其他隊友強行救了出來。「一齊進，一齊退」令人感慨，不是因為整齊劃一的紀律性，而是不讓個別人承受過多代價的擔當。「無大台」不只是進擊時的組織方式，更是這種「善後」時的團結精神。

6月15日，梁凌杰先生在金鐘不幸墜樓。他在樓頂掛出的橫幅，既是抗議，也是死士對「香港人」的詢喚。受到觸動而走出來的市民，相信在翌日的二百萬人遊行不是少數。在他之後，又有數位青年選擇以死相諫，牽動全城。許多市民收到區內有人輕生的風聲，並不特別在意信息是否真實（也無法判斷），就走出家門，力所能及地參與搜救。這種今夏常見的「義舉」，非理性計算可以解釋。互不相識的市民在抗爭中以此建立的情感紐帶，亦不是一般的社會生活中會出現的人際狀態。

在抗爭生態中基於情感體驗的動員方式和道德經濟學，也溢出了治理術的邊界。

上述在抗爭生態中基於情感體驗的動員方式和道德經濟學，溢出了治理術的邊界。六月至今，面對以這種狀態連結彼此的香港市民，政府的應對捉襟見肘。高度「公關化」和沿襲已久的去政治化（亦是去情感化）的處理手段，既無法回應政治訴求，也無法「管治」人們的情感—道德期待。「行之有效」的機制中的暗格，更是慢慢展現在世人眼前，成為主要的治理工具。終於，人們看到失控的警隊、元朗黑夜、「落區」的催淚彈……

8月5日，官方繼續使用「暴動影響民生和經濟」來回應罷工和不合作運動，鼓勵市民走出來挑戰他們。有評論者認為，局勢從「政府vs.示威者」的對立中轉型，向「人民內鬥」的方向演進。雨傘時，建制力量曾經使用類似的「反運動」（countermovement）策略消耗抗爭（注4）。今次形成的抗爭生態，能否抵禦這種從內部被瓦解的挑戰？當政府明確不回應五大訴求的時候，抗爭還有什麼選擇？

回答這些問題，除了看多方互動的走勢，也要求抗爭者對政府重整話語權的嘗試，作出有力回應。正如許寶強所說，運動對峙狀態下中最難出現、但也最值得珍視的，是它催生出的更基進的質問（radical questioning）。人們想撤回條例，擔心的「究竟」是甚麼？經過數月的動員，人們從「失去自由」、「被人拉」等現象，很快過渡到更深層的共識，反修例其實最根本的動力，是想「保衛香港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當局說，示威者是希望和香港「玉石俱焚」的暴徒，亦非香港真正的「持份者」。回應這樣的指控，除了堅持抗爭，也需要迎擊指控背後的真問題：什麼才是香港的「玉」和「石」？誰持份，誰無份，憑什麼？以及，我們要的是什麼樣的一個香港？如何勇敢地去實現它？這些是傘運在進入膠著狀態后，示威者實際上面對，但未充分回答的問題。若要避免落入次次「盡地一煲」的社運窠臼，就要提出有說服力和想象力的城市願景。反修例運動以防守型動員——保住現在的香港——獲得了強大的動員力，它或許很難直接「升級」為一個「重奪未來」的進取型運動，但值得期待。

（馬天池，自由撰稿人）

注1：關於空間對運動主體身份認同的作用及其限制，亦見袁瑋熙對旺角佔領區的討論。Yuen, S. (2018). Contesting middle-class civility: place-base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Hong Kong’s Occupy Mongkok.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7(4), 393-407

注2：Appel, H. (2014). 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economic imagin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29(4), 602-625.

注3：詳見《情感政治》 天窗出版 （2018）、《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

注4：Yuen, Samson, and Edmund W. Cheng. “Neither repression nor concession? A regime’s attrition against mass protests.” Political Studies 65.3 (2017): 611-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