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B夫人》：脫北者個人悲劇和歷史悲劇的重合

韓國導演尹載皓選擇了最低的角度，觀察一個脫北女性的世界。樸素謙卑的手持攝像機跟隨着B夫人，從中國山東一路到雲南，再非法穿越到老撾、泰國，最後抵達終點韓國。這部冒着生命危險拍攝的《B夫人》使得沉默且龐大的脫北群體，在紀錄片史上獲得了昂揚的生命力量和飽滿的真實形象。這是一個在最嚴酷的政治環境與生存條件下，仍保持着清醒，爭取人格尊嚴的形象，一種精神性的存在。

南北相遇

紀錄片《B夫人》的主角，來自朝鮮半島的北邊，是一位脫北者。

對此類人群，至今沒有官方定義。通常指的是因經濟貧困、政治壓迫等各種原因跨越邊境，逃離北朝鮮的人群。因為文化上的同根同源，大部分脫北者最終目的地是韓國。儘管平壤和首爾僅僅相距不到200km，然而他們的脫北之路卻長達5000km以上。脫北的必經路線是跨越圖們江，抵達中國丹東。有的乾脆留在中國做一個沒有身份的人，有的逃亡到荒蕪的俄羅斯西伯利亞，有的在外蒙古一望無際的平原上飢渴難耐，有的在緬甸的叢林裏徒步徘徊，僅有少部分人跨越重重障礙最終抵達首爾。

紀錄片《B夫人》的導演，來自朝鮮半島的南邊，是一個韓國人。

尹載皓1980年生於韓國釜山，在拍攝電影之前，他是巴黎高等裝飾藝術學院錄像與攝影專業的留學生。在法國留學時，他獲得了一次與法國機構（French Institute）合作的契機，在法英邊境卡萊拍攝一部關於非法移民的短片。卡萊與英格蘭隔海相望，聚集着許多從不同國家來的難民。相比法國，對岸的英格蘭為難民們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難民們冒險於深夜遊泳跨越海峽，很多人游到一半就淹死了。

冒着生命危險越過法國邊境的難民，與脫北者的境遇太過於相似，像是被一種無名的力量召喚，尹載皓開始轉向朝鮮議題。除了《B夫人》，他的其他幾部作品包括紀錄片《尋找北朝鮮人》，劇情短片《搭便車的旅行者》、劇情長片《美麗的日子》，以及下一部未定名的電影項目，都關聯南北分裂問題。這一題材成為尹載皓進行自我審視的契機，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韓國政府對朝鮮，甚至是全世界對朝鮮的態度，都讓我對自己的韓國身份感到困惑。」

尹載皓認識B夫人是在中國。2012年，他剛剛完成了紀錄片《尋找北朝鮮人》，在片中他走訪了中國許多省市，與那些沒有合法身份的脫北者進行交談。下一個計劃是為脫北題材劇情片《美麗的日子》做調研。B夫人作為中間人，介紹脫北者給尹載皓認識，幫助他完成調研採訪。

B夫人操着濃重的朝鮮口音、個性倔強、行事雷厲風行，這些個人特徵讓尹載皓聯想到自己的母親。在與B夫人數次交心後，尹載皓獲得了一種強烈的身心體驗。對B夫人生存情緒的認同，是激發創作最原始的動力。他們之間產生了微妙的親和力，「我發現被體制拒絕的人更加信任我。在一起生活，有了信任的關係後，我願意去幫助他們，才有了這樣的創作衝動。這也是創作必然。」他當即決定拍攝《B夫人》，儘管當時去中國只是為了調研，手裏的設備僅有手機和一台畫質很差的DV。

朝鮮以東

紀錄片開拍的時候，B夫人已經離開朝鮮。脫北的第一站是邊境城市丹東，那裏中朝貿易頻繁，也遍布着尋覓脫北者蹤跡的朝鮮便衣警察。B夫人謝絕了婚托介紹的朝鮮族老漢，逃離了那裏。一路輾轉到山東，她與貧窮到付不起禮金的老實農民，組建了新的家庭。留在中國的朝鮮女人中，有四分之三以同樣的方式與中國男人生活在一起。相比較那些被強姦、關押、奴役的婦女，B夫人的男人很愛她，這已經很幸福了。

在中國，B夫人自學了漢語，靠協助朝鮮人非法入境賺錢。她對着鏡頭自豪地談起如何順利地將在朝鮮的丈夫與兩個兒子，偷渡到韓國的往事。鏡頭前的B夫人看起來很幸福，有聚在一起喝酒的朝鮮朋友，溫柔體貼的丈夫和善解人意的公婆。生活貧困，但有着沸騰喧囂的人情味。但B夫人也有自己的煩惱，丈夫不在的時候，她就思念起在韓國的兩個兒子。

為了賺更多的錢，給兒子提供更好的教育，B夫人決定前往韓國。她的計劃是先獲得韓國身份，再把中國丈夫帶到韓國與她一起生活。她暫別丈夫，從雲南邊境，偷渡到老撾，由那兒再到泰國。這一段驚險的偷渡經歷是片中最為珍貴的影像，它填補了脫北者跨越邊境真實影像的空白。除了B夫人，這趟偷渡之行中還有涉世未深的姑娘，背着不停哭泣的孩子的母親，那些活生生的危險、緊張、艱苦，被晃動不安的鏡頭記錄了下來，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

為了拍攝B夫人偷渡的全過程，尹載皓沒有坐飛機直接到首爾，他選擇長途跋涉，冒着觸犯法律的風險，跟隨B夫人一行非法跨越邊境。緊跟着他們後面的一隊非法越境者，在老撾被抓了。能安然無恙地把素材帶回國，尹載皓認為是命運之神的眷顧。這段經歷對他來說無法複製，也無比難忘。「在路上，我們互相幫助。休息的時候，就分享各自的私人生活。在韓國，我想不會有這樣的機會，能夠走近朝鮮人，和他們聊聊童年生活。」

應許之地

對於日見增多的脫北者，早在1962年，韓國政府就制定了《歸順北韓同胞保護法》（韓國不承認「朝鮮」政府的存在，一直稱對方為「北韓」）。這項法律至今仍在不斷完善。政府不僅給予脫北者韓國國籍，還提供住房扶助金和就業培訓。然而，在接受政府救助之前，脫北者需要經受長時間的監視，以排除朝鮮間諜的嫌疑。

B夫人因在中國邊境販賣毒品的經歷，被貼上朝鮮間諜重大嫌疑的標籤。她長達一年被監視，直到影片結束（到韓兩年）也沒能拿到韓國護照，住房和生存保障，自然遙遙無期。她與中國丈夫的重逢，不得不一拖再拖。

與此同時，因為政治環境、語言表達、飲食習慣等各方面的不同，B夫人融入社會困難重重。B夫人在韓生活拉開序幕之前，尹載皓有意識地插入了一段愛國主義演講錄音，「摧毀邪惡的政體」、「警惕赤色分子」等等攻擊性的言論，難以想象從一個12歲韓國男孩的口中激憤地喊出。這名小學生的用詞和語氣，和朝鮮的政治宣傳並無多大區別。這就是韓國當下的政治環境，地鐵裏、街道上都是類似的政治標語，孩子們在反朝鮮的政治宣傳中長大。真實的錄音配以航拍首爾高樓大廈的畫面，給觀眾造成心理上的壓抑。壓抑、混亂、痛苦，也是B夫人無法融入韓國社會的心態。這樣的表達是體驗式的。

這一時期的攝影風格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中國拍攝的影像混亂、粗糲、不安、晃動，人物反而處在幸福的狀態下。然而，當B夫人已經抵達韓國，畫面構圖規整，攝影機運動平穩，影像光滑優美。高樓林立、街道乾淨、經濟發達，人們之間的情感卻很淡薄、冷酷。它對應着B夫人的在韓的情感落差，在排斥脫北者的社會環境裏，她的內心冰冷。

B夫人在韓的經歷牽動着她的朝鮮丈夫和兩個兒子，也使任何一個歡樂的時刻都被蒙上了陰影。他們全家受到無數次來自韓國政府部門的盤問、監視、詆毀和歧視。怨恨不是抽象的，是生動而具體的。B夫人面對鏡頭從不談論政治，但她的兩個兒子常常用急促的語調抱怨體制的不公。他們厭惡朝鮮政權，也憎恨韓國政府。這是在韓脫北者中很普遍的困境。在普遍樂天派的韓國青少年中，這兩個孩子的氣質顯得非常憂鬱和孤獨。即便留着韓國男孩流行的髮型，他們依舊無法融入主流社會。

首爾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練歌房，是在大城市打拼的蟻族最愛去的避難所。B夫人在中國的時候，做過引薦脫北女性去卡拉ok做女招待的生意，這種場合她很熟悉。那天她和幾個朋友去練歌房散心，可能思念起在中國的丈夫，她唱着「心愛的人兒，我們何時才能再相見」的時候，傳遞出與她平日的堅毅所截然不同的溫柔、動人與柔弱。那天晚上， B夫人唱了很多首歌，尹載皓只記得這首。當時他想，也許就拍到這吧。

《B夫人》之後

《B夫人》雖然只是脫北者細碎的私人生活記錄，但她人生軌跡中的因果關聯，以及自我實現的層層阻隔，是國家體制和歷史環境所造成的。這部紀錄片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異見色彩，是對朝鮮體制的控訴，也是對韓國當局和社會對待脫北者態度的抗議。

這部紀錄片作為非官方的，在韓脫北者生活狀況記錄，代表着社會正義。本應起到幫助脫北者社會融合雲雲，更為直接的現實作用。然而因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左，《B夫人》沒有在韓國進行大規模放映。場所僅限於部分獨立電影放映場所，觀影人數不超過2000。

在反共思潮蔚為主流的時期，脫北者受到熱烈歡迎，他們被視為政治上的「歸順者」得到豐厚的獎勵和榮譽。當今韓國社會環境已然改變，年輕一代對脫北者是以怎樣的艱辛來到韓國漠不關心。在他們看來，如若統一，所享受的社會福利將要大打折扣。去年延世大學發起一項關於脫北者在韓現狀的社會調查，2018年有40%的脫北者感受到了來自韓國社會的不公正對待與歧視。南北分裂太久，社會根深蒂固的觀念和誤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B夫人》僅僅得到少部分高知和公益機構的關注，這是悲哀的。

不過，至少這部紀錄片對B夫人是有利的。它作為證據，幫助她排除了北朝鮮間諜的嫌疑。最終她拿到了韓國護照，儘管在此之前她已經等待了漫長的兩年。她如今的生活完全獨立，在首爾的郊區開了間酒吧，一個人住。偶爾她去朝鮮丈夫那裏和兩個兒子吃一頓飯，也偶爾給已經娶了新媳婦的中國丈夫打電話。也許因為離家太久對漢語已經淡忘，兩個人漸漸無話可說。

《B夫人》對於主人公而言還產生了什麼影響，這很難精確計算，但可以說，這部紀錄片促發了她的意識覺醒。在此以前，她把人生的悲劇緣由歸根於宿命，把個人奮鬥作為自我成全。遇見了尹載皓之後，後者教會了她更多維權策略，從精神上鼓勵她。現在B夫人正在寫一本自傳。尹載皓動用人脈，幫她聯絡出版社，省去了不少麻煩。她也時常與一名民主律師打交道，偶爾參與維權活動。B夫人已經將自己納入制度建設的一分子，其目的是為對抗朝鮮政權，也呼籲韓國社會以更開放的心態接納脫北者，消除不必要的誤解，幫助他們融入社會。

《B夫人》對尹載皓同樣意義非凡，在此之前，他的創作風格帶有形式主義的傾向，幾部學生時代的短片作品《暗夜》、《紅》等均是實驗風格的先鋒短片。《B夫人》開始，尹載皓的創作更加質樸，幾乎隱去了當代藝術的痕跡。《B夫人》體現出非常謙卑的美學。從作者意識強烈滲透的實驗電影，到默默隱去創作者身份的紀錄片。尹載皓沒有借着藝術家的身份，武斷地割裂現實，加入自己的政治觀點，而是把話語權讓位給了生活。節制、樸素、內向，沒有以辭害意的象徵和隱喻，取而代之的是貼近日常生存的質地，對一切發生事件的忠實靜觀、採訪與記錄。

這次創作經歷也徹底改變了他的三觀。韓國政治意見的分野，可以大致以東西地理位置劃分。西邊發生「光州事件」的全羅南、北道屬激進的左翼陣營，東邊的慶尚南、北道則是保守的右翼。尹載皓成長的釜山，屬右翼。拍完《B夫人》後，他的政治觀點發生了改變，開始反對觀念先行。「我對其他人，不再預先判斷了。我們永遠無法瞭解他人，也就無法對任何人進行判斷。」

尹載皓帶着對自我身份的疑問拍攝《B夫人》。然而，直到紀錄片完成，疑問也沒有得到解答，反而使他更加徬徨。當他試圖找到一個問題的答案時，會牽扯出更多的無解：「這些問題的答案，連我自己也不知道」。B夫人命運中的無常，讓尹載皓陷入深深的無力感。在宋莊的一次採訪中，筆者問及《B夫人》之後他對政治和個人命運的看法，尹載皓的回答透出悲觀的虛無感： 「通過與不合法公民的多年接觸，我愈發認為世界應該沒有國界。護照和國籍不具有任何意義。身份是一張廢紙，阻礙人們獲得理想生活⋯⋯人一生中存在的悖論、裂縫、歧義和傷痛，有的時候是無法解釋和言說的。就像生命無邊，我常常覺得自己陷入犬儒主義之中。」

《B夫人》拍攝完畢後，尹載皓完成了故事片《美麗的日子》。這部電影於2018年在韓國上映，講述了一位中國朝鮮族男孩尋找母親的故事。他的母親是一位脫北者，與B夫人的經歷類似，先是逃到中國組成新的家庭，再偷渡到韓國。《美麗的日子》彌補了尹載皓在《B夫人》裏體驗過卻沒法拍攝到的遺憾，以及一些欲言又止，不便言說的內心震蕩。

調反唱唱，一個身患旅行考據癖的電影偏執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