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龔立人:請港府變回港人的政府,珍惜香港,守護港人

林鄭月娥總是說,「給我和我的團隊一個機會」——政府是時候重新爭取市民認受性了。


2019年7月21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再度發起反修例遊行。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7月21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再度發起反修例遊行。 攝:陳焯煇/端傳媒

現代社會,一個有認受性政府必是民有、民治、民享(由人民所擁有,獲人民所選出,為人民而服務)。若某政府沒有能力為人民服務或只偏幫權勢,人民就可以選出新政府取代之,因為人民是政府的主人,不是被管治者。

雖然現實上,不同政府只是不同程度滿足民有、民治、民享的要求,但與這些要求相距甚遠的政府從沒有否定這些要求。中國政府就是一例。那麼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政府的認受性有何特徵?而當下近乎全面失信的港府,要如何找回自己的認受性?

從中央政府而來的認受性

不論我們如何討論一國兩制(兩制只可以在一國下討論還是兩制是賦予一國的內容),中國政府認為一國「絕對優先」,兩制要「服從」在一國之下。這裏所謂的一國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國。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不容許被更替的政府。所以,提出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一種「言語偽術」,說清楚點應是「一黨兩制」。在一國兩制的「言語偽術」下,愛國與愛黨刻意被混淆。不愛黨會被說成為不愛國,甚至以愛國之名激發民粹主義。在言論和思想自由下,人有不愛國的自由,也有不表達意見的自由(特別針對將要通過的國歌法)。但在黨國政制下,人民被剝奪不愛國的自由。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政府的認受性主要來自中央政府(即中國共產黨)。所以,得中央政府領導人支持、肯定、讚賞和握手等都是很重要。就著「逃犯條例」修訂一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說,「中央政府一直充分肯定林鄭月娥和特區的工作,堅定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2019年6月17日)又於2019年7月15日,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重申以上聲明。不論這些肯定出於真心還是假意,大家都留意中央政府的用詞。然而,香港政府知道單從北京得來的認受性,不足以建立其在香港的認受性,所以,它沒有選擇不透過為人民服務赢取中央政府和香港人的信任。

雖是如此,但香港政府面對兩大天生缺憾。第一,一半以上的香港人從不接受這從北京而來的認受性。例如,香港人會以「689」描述勝出行政長官選舉的梁振英,「777」描述林鄭月娥。這些數字既代表他們獲取的票數,但同時意含他們是由「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即他們的認受性成疑。中央政府曾容許香港政府「有」普選的行政長官,以此提高行政長官的認受性,但一半以上的香港人拒絕接受有政治篩選的中央政府普選方案。結果,方案遭立法會否決了。這解釋為何「我要真普選」成為和平佔中和雨傘運動的主要口號。

第二,特首是中央政府與香港的橋樑,但中央政府與香港從不是平等關係。那麼,「橋樑」多是對執行中央政府計劃的美化詞。近年來,中央政府在香港的計劃是將香港大陸化。柔性方式包括香港政府對每日150個內地人士移入香港的名額安排沒有審批權、為配合「一帶一路」而興建香港高鐵、通過違反《基本法》的一地一檢、全方位參與和宣傳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硬性方面包括取消議員資格、中聯辨干預香港事務等。有人描述這是國內極權廿義逐步滲入香港。

香港政府的先天性缺憾是否就等於它一定要成為中央政府的傀儡?是否願意當傀儡者才可以當上特首?更基本,特首是香港人的特首,會守護香港人嗎?當然,特首角色也會因國內政治變化而變化。但從以往歷任特首(包括現屆)的表現,我們甚少看見他們力拒香港被大陸化的趨勢。說到底,他們只著眼於中央政府的認受性。

2019年7月21日,市民參加遊行期間舉起"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標語。

2019年7月21日,市民參加遊行期間舉起"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標語。攝:陳焯煇/端傳媒

錯置香港人認受性

雖然香港政府看重中央政府的認受性,但它不可能漠視香港人的認受性,不必然因為它要向香港人負責,而因為它要向中央政府報告。因此,政府沒有認真認識民意和民心,反而倚賴嚴重偏差的方法了解香港人認受性。林鄭月娥承認在「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上,她沒有好好聆聽民意。這反映出香港政府一直錯置香港人認受性。

第一,香港政府一直倚賴建制派在議會的選票,並認為他們代表民意。反諷的,建制派選票的優勢並不等同他們有高的社會認受性。在民主社會,議會選票有一定代表性,但這不適用於香港議會,因為香港立法會不是由全面普選產生。事實上,有些在功能組別的選票只代表數百人。此外,建制派議員應該比眾人清楚,他們支持者的組成是被動選民多於參與性選民。這可以從撐警活動反映出來。這簡單道理並不難明,但林鄭月娥卻選擇不要明白,將「逃犯條例」修訂案的認受性等同立法會票數,以致她對社會其他持份者不理不睬(包括法律專業團體的意見)。

若說「逃犯條例」修訂一事反映出林鄭月娥的錯判,我認為她的錯誤是只計算立法會選票(這反映在行政會議名單)、自欺地相信建制派的代表性,並幻想地以為跟建制派接觸就等於真實地與市民接觸。自欺是執政者最致命的弱點,但這是歷屆特首的特徵。

第二個錯置香港人認受性是玩弄數字,扭曲現實,甚至倣效中央政府思維用「外國勢力干預」解釋香港遊行。當6月9日有一百萬人遊行時,政府的邏輯是,仍有六百多萬人沒有說不支持,一百萬人是少數。在這認知下,林鄭月娥毫不猶疑地宣告,按預期進行二讀。最後,這導致6月12日警民衝突。若以2016年立法會選舉為例,投票者有220萬。那麼,6月9日的一百萬和6月16日的二百萬遊行人數絕不是小數字。警方的「報小數」(民陣舉行的遊行)和報大數(撐警集會)進一步令政府和建制派人士自我感覺良好。執筆之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香港有二百萬參加遊行時稱:中國有14億人民。

其實,這種數字遊戲和海外勢力論述只是政府推卸責任的自欺方法。更重要的是,政府這種推卸責任思維使它從沒有認識問題和有效地回應市民訴求,反而加深問題的嚴重性,因為它也相信自已編織的大話。例如,製造群眾之間的對立性。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必會設法避免有群眾對立發生,但林鄭月娥沒有做甚麼,因為她仍相信沒有反對她就是支持她。

第三個錯置香港認受性就是對暴力的相信(包括制度暴力和警權)。這是極之反諷的,因為林鄭月娥最多講「譴責暴力」,也曾用「暴亂」和「暴徒」等名詞譴責示威者,但她卻「視而不見」她所倚賴的制度暴力,也沒有用同樣詞彙譴責警察的「暴力」。警察是國家政府行使其武力媒介之一。因其行使武力是合法,所以,警察行使的武力不是暴力。我們只可以用「過度武力」或「不合乎比例武力」批評警察武力。事實上,警察權力源自政府。警察是國家政府權力伸入社會生活一個重要媒介。所以,沒有不撐警察的政府;同樣,沒有警察會不執行政府的命令。這是二人成為一體。

於2019年7月21日,元朗發生的流氓惡棍襲擊市民一事,政府和警察角色倍受質疑。容許我仍對政府尚存一點信任,我傾向認為這是地區警察與黑幫合謀多於政府與黑幫同謀,因為有警察不滿管理層對示威者的相對地容忍(見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7月14日的信)。若是,我們不只要求警方將涉案者繩之以法,更要求獨立委員會調查地區警察在這事件中的角色。然而,一個靠暴力獲取認受性的政權絕不會容許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因為這會瓦解它的認受性。反諷,這樣政府只可容許和助長其內在暴力蔓延。

政府須要重新認識其認受性——即來自民治,不是靠建制派選票;民有,不是自欺代表沉默大多數;民享和法治,不是暴力。

但是,政府有勇氣和決心作出範式轉移嗎?這範式轉移與香港政府來自中央政府認受性是否有衝突?

2019年7月21日,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聚集於上環的示威者。

2019年7月21日,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聚集於上環的示威者。攝:陳焯煇/端傳媒

我們是香港的主人

在當下政治困局(即林鄭月娥沒有正面回應五大訴求),香港人還可以做甚麼改變或軟化這個政府?難道每星期都要遊行嗎?難道每星期都要有衝擊嗎?香港市民可以長期面對每星期都有遊行或可能的衝擊嗎?

當思考下一步可以如何時,我們不妨先整理我們這50天的經驗。曾形容香港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的講法不再適用於香港人,因為香港人以香港為家,以生活在此地為榮。香港人沒有別的地方要去,也不需去,因為香港人所愛的人和物皆在香港。不只如此,很多香港人甘願被打、被催淚彈所傷、被拉和被檢控也要保衛自己的家免被淪為屬於其他人的地方。這是本土意識,但不是族群意識。這是香港人的覺醒。

第一,我們覺醒,我們是香港的主人。特首、官員、議員和警察等皆是我們的僕人。這意識改變使我們不會以蟻民自稱,也無懼面對警察。我們命令林鄭月娥出來與我們見面,這是主人對僕人合理的要求。可恥的是,僕人竟可以不見主人。然而,我們是香港的主人並沒有使我們排斥其他人或製造階級觀念,反而應以款待之心對待他者,以合理要求見我們的僕人,使我們的香港成為一個包容、多元、對話的城市。縱使身為香港主人的香港人被不尊重對待和被打,但這無損我們是香港的主人身份。香港的主人身份從不是賦予,而是從我們對這地的認同和委身而來。

第二,我們覺醒,維繫我們的是團結、良知、盼望,也是我們堅持力量的來源。團結不只是在示威期間強調的「不割蓆、不譴責、不篤灰」,更是那份「一個也不能少」、「一齊去、一齊回」的承擔精神。從眾籌登報,四處守望有自殺傾向的朋友,抬走進入立法會的朋友,到以身驅保護無辜者等是我們所經歷的團結。林鄭月娥的初心使她剛愎自用,因為初心可以沒有良知。良知是人作為人的基本。在良知催促下,我們不會向元朗的暴力妥協,也會對不同意見者和警察保持一定尊重。我們一定要守住良知,不被仇恨所勝,因為這是覺醒的真義。盼望從來是不因成功而忘形,也不因悲哀而灰心。只有那能否定盼望的盼望才是盼望(hope against hope),因為潛在站在實現之上(potentiality stands above actuality)。我們從沒有想過能成功阻止「逃犯條例」修訂進入二讀,但我們做到了。下一步可以如何?我們要心存沒有成就願望、但仍存盼望的信心。事實上,這是我們這多年來走過的路。失敗沒有消滅盼望,因為失敗屬於實現,盼望屬於潛在(因未實現)。

第三,我們覺醒,因為我們認識沒有在人的生活空間發生的制度改變不是真的革命。人的生活空間指人際相處和日常生活,並由此塑造出來空間,或反之亦然。今次運動帶來我們對既有空間的生活的基本改變。例如,連儂牆不一定只限於政府總署,更可以在不同地區發生。地區遊行令我們可以想像和重構空間生活,屯門就是一例。教會也突破他們神聖與凡俗的二元論。教牧和信徒加入示威,成為示威者;同樣,示威者進入教堂休息,得到支援。當然,有些人不接受既定的人生活空間的改變,以致他們破壞不同地區的連儂牆,甚至用暴力傷人。但生活空間已改變,他們阻擋不了。我們關注制度改變,但不要忽視我們已製造出的生活空間的改變。生活空間的改變是最真實,最落地,最人話。它會帶來制度改變,因為既定制度已承載不了人生活空間的改變。

回望這50天經歷,我們不要低估自己的影響力。當然,我們也不要高估自己能力。在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原則下,我們只管努力做當做的,想像不可想像,不需計較得與失,甚至接受自己有停下來的需要。事實上,每次努力就是燃起燭光、每次行動就是散播希望、每滴汗水與淚水就是對自由的相信,甚至每次退下是對同行者的承擔。

這是政府要積極爭取認受性的香港人,而不是視他們為攪事份子。

2019年7月21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再度發起反修例遊行。

2019年7月21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再度發起反修例遊行。攝:陳焯煇/端傳媒

重回市民

在現行的政治制度下,某些政府人士下台並沒有真實地體現民有和民治的精神,但他們下台可以讓市民有點舒緩。其實,一個不是從人民中獲得認受性的政府不會視下台是一個負責任的行動,只會視為其權威受到挑戰。

上一次董建華請辭成功,只因為當時中國政治環境,仍可容納處於調整期的香港的變化。但在當下習近平時代,中國政治環境已變得更具控制性,林鄭月娥下台似乎不可能。她只可重複說,「給我和我的團隊一個機會」。

那麼這是什麼機會?——這是轉向市民認受性的時候了。否則,社會矛盾只會更加對立、不可控,林鄭月娥只會更加騎虎難下,徹底失去改變的機會和可能。當示威者問:我們下一步可以如何時,我相信政府也同樣問這問題。然而政府的選擇已不容再失了。

(龔立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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