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龚立人：请港府变回港人的政府，珍惜香港，守护港人

现代社会，一个有认受性政府必是民有、民治、民享（由人民所拥有，获人民所选出，为人民而服务）。若某政府没有能力为人民服务或只偏帮权势，人民就可以选出新政府取代之，因为人民是政府的主人，不是被管治者。

虽然现实上，不同政府只是不同程度满足民有、民治、民享的要求，但与这些要求相距甚远的政府从没有否定这些要求。中国政府就是一例。那么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政府的认受性有何特征？而当下近乎全面失信的港府，要如何找回自己的认受性？

从中央政府而来的认受性

不论我们如何讨论一国两制（两制只可以在一国下讨论还是两制是赋予一国的内容），中国政府认为一国“绝对优先”，两制要“服从”在一国之下。这里所谓的一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容许被更替的政府。所以，提出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一种“言语伪术”，说清楚点应是“一党两制”。在一国两制的“言语伪术”下，爱国与爱党刻意被混淆。不爱党会被说成为不爱国，甚至以爱国之名激发民粹主义。在言论和思想自由下，人有不爱国的自由，也有不表达意见的自由（特别针对将要通过的国歌法）。但在党国政制下，人民被剥夺不爱国的自由。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政府的认受性主要来自中央政府（即中国共产党）。所以，得中央政府领导人支持、肯定、赞赏和握手等都是很重要。就著“逃犯条例”修订一事，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说，“中央政府一直充分肯定林郑月娥和特区的工作，坚定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2019年6月17日）又于2019年7月15日，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重申以上声明。不论这些肯定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大家都留意中央政府的用词。然而，香港政府知道单从北京得来的认受性，不足以建立其在香港的认受性，所以，它没有选择不透过为人民服务赢取中央政府和香港人的信任。

虽是如此，但香港政府面对两大天生缺憾。第一，一半以上的香港人从不接受这从北京而来的认受性。例如，香港人会以“689”描述胜出行政长官选举的梁振英，“777”描述林郑月娥。这些数字既代表他们获取的票数，但同时意含他们是由“小圈子”选出来的特首，即他们的认受性成疑。中央政府曾容许香港政府“有”普选的行政长官，以此提高行政长官的认受性，但一半以上的香港人拒绝接受有政治筛选的中央政府普选方案。结果，方案遭立法会否决了。这解释为何“我要真普选”成为和平占中和雨伞运动的主要口号。

第二，特首是中央政府与香港的桥梁，但中央政府与香港从不是平等关系。那么，“桥梁”多是对执行中央政府计划的美化词。近年来，中央政府在香港的计划是将香港大陆化。柔性方式包括香港政府对每日150个内地人士移入香港的名额安排没有审批权、为配合“一带一路”而兴建香港高铁、通过违反《基本法》的一地一检、全方位参与和宣传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硬性方面包括取消议员资格、中联辨干预香港事务等。有人描述这是国内极权廿义逐步渗入香港。

香港政府的先天性缺憾是否就等于它一定要成为中央政府的傀儡？是否愿意当傀儡者才可以当上特首？更基本，特首是香港人的特首，会守护香港人吗？当然，特首角色也会因国内政治变化而变化。但从以往历任特首（包括现届）的表现，我们甚少看见他们力拒香港被大陆化的趋势。说到底，他们只著眼于中央政府的认受性。

错置香港人认受性

虽然香港政府看重中央政府的认受性，但它不可能漠视香港人的认受性，不必然因为它要向香港人负责，而因为它要向中央政府报告。因此，政府没有认真认识民意和民心，反而倚赖严重偏差的方法了解香港人认受性。林郑月娥承认在“逃犯条例”修订一事上，她没有好好聆听民意。这反映出香港政府一直错置香港人认受性。

第一，香港政府一直倚赖建制派在议会的选票，并认为他们代表民意。反讽的，建制派选票的优势并不等同他们有高的社会认受性。在民主社会，议会选票有一定代表性，但这不适用于香港议会，因为香港立法会不是由全面普选产生。事实上，有些在功能组别的选票只代表数百人。此外，建制派议员应该比众人清楚，他们支持者的组成是被动选民多于参与性选民。这可以从撑警活动反映出来。这简单道理并不难明，但林郑月娥却选择不要明白，将“逃犯条例”修订案的认受性等同立法会票数，以致她对社会其他持份者不理不睬（包括法律专业团体的意见）。

若说“逃犯条例”修订一事反映出林郑月娥的错判，我认为她的错误是只计算立法会选票（这反映在行政会议名单）、自欺地相信建制派的代表性，并幻想地以为跟建制派接触就等于真实地与市民接触。自欺是执政者最致命的弱点，但这是历届特首的特征。

第二个错置香港人认受性是玩弄数字，扭曲现实，甚至倣效中央政府思维用“外国势力干预”解释香港游行。当6月9日有一百万人游行时，政府的逻辑是，仍有六百多万人没有说不支持，一百万人是少数。在这认知下，林郑月娥毫不犹疑地宣告，按预期进行二读。最后，这导致6月12日警民冲突。若以2016年立法会选举为例，投票者有220万。那么，6月9日的一百万和6月16日的二百万游行人数绝不是小数字。警方的“报小数”（民阵举行的游行）和报大数（撑警集会）进一步令政府和建制派人士自我感觉良好。执笔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香港有二百万参加游行时称：中国有14亿人民。

其实，这种数字游戏和海外势力论述只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自欺方法。更重要的是，政府这种推卸责任思维使它从没有认识问题和有效地回应市民诉求，反而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它也相信自已编织的大话。例如，制造群众之间的对立性。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必会设法避免有群众对立发生，但林郑月娥没有做甚么，因为她仍相信没有反对她就是支持她。

第三个错置香港认受性就是对暴力的相信（包括制度暴力和警权）。这是极之反讽的，因为林郑月娥最多讲“谴责暴力”，也曾用“暴乱”和“暴徒”等名词谴责示威者，但她却“视而不见”她所倚赖的制度暴力，也没有用同样词汇谴责警察的“暴力”。警察是国家政府行使其武力媒介之一。因其行使武力是合法，所以，警察行使的武力不是暴力。我们只可以用“过度武力”或“不合乎比例武力”批评警察武力。事实上，警察权力源自政府。警察是国家政府权力伸入社会生活一个重要媒介。所以，没有不撑警察的政府；同样，没有警察会不执行政府的命令。这是二人成为一体。

于2019年7月21日，元朗发生的流氓恶棍袭击市民一事，政府和警察角色倍受质疑。容许我仍对政府尚存一点信任，我倾向认为这是地区警察与黑帮合谋多于政府与黑帮同谋，因为有警察不满管理层对示威者的相对地容忍（见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7月14日的信）。若是，我们不只要求警方将涉案者绳之以法，更要求独立委员会调查地区警察在这事件中的角色。然而，一个靠暴力获取认受性的政权绝不会容许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因为这会瓦解它的认受性。反讽，这样政府只可容许和助长其内在暴力蔓延。

政府须要重新认识其认受性——即来自民治，不是靠建制派选票；民有，不是自欺代表沉默大多数；民享和法治，不是暴力。

但是，政府有勇气和决心作出范式转移吗？这范式转移与香港政府来自中央政府认受性是否有冲突？

我们是香港的主人

在当下政治困局（即林郑月娥没有正面回应五大诉求），香港人还可以做甚么改变或软化这个政府？难道每星期都要游行吗？难道每星期都要有冲击吗？香港市民可以长期面对每星期都有游行或可能的冲击吗？

当思考下一步可以如何时，我们不妨先整理我们这50天的经验。曾形容香港是“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的讲法不再适用于香港人，因为香港人以香港为家，以生活在此地为荣。香港人没有别的地方要去，也不需去，因为香港人所爱的人和物皆在香港。不只如此，很多香港人甘愿被打、被催泪弹所伤、被拉和被检控也要保卫自己的家免被沦为属于其他人的地方。这是本土意识，但不是族群意识。这是香港人的觉醒。

第一，我们觉醒，我们是香港的主人。特首、官员、议员和警察等皆是我们的仆人。这意识改变使我们不会以蚁民自称，也无惧面对警察。我们命令林郑月娥出来与我们见面，这是主人对仆人合理的要求。可耻的是，仆人竟可以不见主人。然而，我们是香港的主人并没有使我们排斥其他人或制造阶级观念，反而应以款待之心对待他者，以合理要求见我们的仆人，使我们的香港成为一个包容、多元、对话的城市。纵使身为香港主人的香港人被不尊重对待和被打，但这无损我们是香港的主人身份。香港的主人身份从不是赋予，而是从我们对这地的认同和委身而来。

第二，我们觉醒，维系我们的是团结、良知、盼望，也是我们坚持力量的来源。团结不只是在示威期间强调的“不割席、不谴责、不笃灰”，更是那份“一个也不能少”、“一齐去、一齐回”的承担精神。从众筹登报，四处守望有自杀倾向的朋友，抬走进入立法会的朋友，到以身驱保护无辜者等是我们所经历的团结。林郑月娥的初心使她刚愎自用，因为初心可以没有良知。良知是人作为人的基本。在良知催促下，我们不会向元朗的暴力妥协，也会对不同意见者和警察保持一定尊重。我们一定要守住良知，不被仇恨所胜，因为这是觉醒的真义。盼望从来是不因成功而忘形，也不因悲哀而灰心。只有那能否定盼望的盼望才是盼望（hope against hope），因为潜在站在实现之上（potentiality stands above actuality）。我们从没有想过能成功阻止“逃犯条例”修订进入二读，但我们做到了。下一步可以如何？我们要心存没有成就愿望、但仍存盼望的信心。事实上，这是我们这多年来走过的路。失败没有消灭盼望，因为失败属于实现，盼望属于潜在（因未实现）。

第三，我们觉醒，因为我们认识没有在人的生活空间发生的制度改变不是真的革命。人的生活空间指人际相处和日常生活，并由此塑造出来空间，或反之亦然。今次运动带来我们对既有空间的生活的基本改变。例如，连侬墙不一定只限于政府总署，更可以在不同地区发生。地区游行令我们可以想像和重构空间生活，屯门就是一例。教会也突破他们神圣与凡俗的二元论。教牧和信徒加入示威，成为示威者；同样，示威者进入教堂休息，得到支援。当然，有些人不接受既定的人生活空间的改变，以致他们破坏不同地区的连侬墙，甚至用暴力伤人。但生活空间已改变，他们阻挡不了。我们关注制度改变，但不要忽视我们已制造出的生活空间的改变。生活空间的改变是最真实，最落地，最人话。它会带来制度改变，因为既定制度已承载不了人生活空间的改变。

回望这50天经历，我们不要低估自己的影响力。当然，我们也不要高估自己能力。在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原则下，我们只管努力做当做的，想像不可想像，不需计较得与失，甚至接受自己有停下来的需要。事实上，每次努力就是燃起烛光、每次行动就是散播希望、每滴汗水与泪水就是对自由的相信，甚至每次退下是对同行者的承担。

这是政府要积极争取认受性的香港人，而不是视他们为搅事份子。

重回市民

在现行的政治制度下，某些政府人士下台并没有真实地体现民有和民治的精神，但他们下台可以让市民有点舒缓。其实，一个不是从人民中获得认受性的政府不会视下台是一个负责任的行动，只会视为其权威受到挑战。

上一次董建华请辞成功，只因为当时中国政治环境，仍可容纳处于调整期的香港的变化。但在当下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环境已变得更具控制性，林郑月娥下台似乎不可能。她只可重复说，“给我和我的团队一个机会”。

那么这是什么机会？——这是转向市民认受性的时候了。否则，社会矛盾只会更加对立、不可控，林郑月娥只会更加骑虎难下，彻底失去改变的机会和可能。当示威者问：我们下一步可以如何时，我相信政府也同样问这问题。然而政府的选择已不容再失了。

（龚立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