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專訪導演萬瑪才旦:荒誕的故事決定了表達的形式

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他也會念經,放生,在重要的佛教節日中吃素,經常在藏區長途來回,有時朝聖,有時去玩,有時拍電影。


萬瑪才旦。 攝:林振東/端傳媒
萬瑪才旦。 攝:林振東/端傳媒

如果你看過藏族導演萬瑪才旦4年前的作品《塔洛》,或許會以為他是個熱衷現實主義書寫的導演。在那一部電影中,你看到西藏人在當地的派出所做身份證,背毛主席語錄,曖昧的人在當地小酒吧裏聽藏語說唱,抽煙。

而他的新作《撞死了一隻羊》則不一樣。在荒涼漫長的公路中除了禿鷲你看不見一隻活的動物,故事中鮮有現代痕跡,充滿了超現實的情節。

萬瑪才旦說,這本身就是他風格的延續。從他很小的時候,還不識字的時候開始,就經常從家人那聽見各種怪異的西藏民間故事、鬼故事,留下有很深的印象。上學識字之後,萬瑪才旦開始自己讀事,對神話、魔幻類的故事特別感興趣。長大之後,他自己翻譯了一本西藏民間故事集。

「以前因為審查等等現實的原因,只能拍一些現實題材的電影,很多題材你都拍不了,所以表面上就呈現了這樣一個面貌(偏重現實主義)。」他說,「這次有個不一樣風格的電影出來,大家的印象是我好像刻意地轉變了,好像在做一個另一個風格的嘗試什麼的,其實完全沒有。」

萬瑪才旦。

萬瑪才旦。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就是他原本喜歡的風格。

萬瑪才旦從小就對夢境感興趣。「小時候我甚至紀錄過自己的夢,會寫下來。」他說起自己印象深刻的一個夢,叫「流浪歌手的夢」,「那個夢可能就有一些連貫性、邏輯性,講一個少年在他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一個女孩進入了他的夢,在他的夢裏面一起長大。」後來他把這個夢寫成一篇小說,為了寫這篇小說,他讀了很多關於夢的書。

「後來學電影,也對關於夢的電影非常感興趣,像褒曼的電影,費里尼的電影,他們都拍夢非常好。看到那些電影,就會有一種很親近的感覺。」

這一次,終於到他自己拍一部關於夢的電影。

可可西里的公路就適合做這樣一場夢。以前去拉薩的時候,萬瑪才旦會經過可可西里,有時是開車,有時是坐火車。可可西里公路的那種荒涼感讓他印象特別深:「尤其黃昏的時候,你從火車走,那幾乎就看不到任何的生物。那種感覺就一直在你心裏。」

萬瑪才旦找到一段可可西里的土路,一片荒蕪,海拔很高,死亡感強。其中曾經跟劇組入過藏區的化妝師,中午才到,下午就完全昏迷過去,晚上被送去搶救。哪怕劇組中的藏人,哪怕他自己,也有些不適應,中間工作人員換了一個又一個。他把路上的所有標記,活的牦牛、羊群,全都避開,還原他心中的荒涼感。就在這條沒有活物、一片蒼茫的路上,貨車司機金巴撞死了一隻羊,然後遇見了殺手金巴。荒誕從這裏開始。

《撞死了一隻羊》電影改編自導演自己的同名小說和另一名西藏作家次仁羅布的小說《殺手》。在萬瑪才旦的心中,故事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在撞死了羊之後,金巴把羊的屍體搬上車,然後繼續在荒無人煙的路上行駛,又接上了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搭車客金巴。搭車客金巴說,自己要去殺一個人,一個多年前的殺父仇人。送完殺手金巴後,司機金巴自己繼續送貨、會情人,內心卻一直牽掛著自己撞死的那隻羊,以及殺手金巴。

萬瑪才旦新作《撞死了一隻羊》。

萬瑪才旦新作《撞死了一隻羊》。網上圖片

殺手金巴來自康巴,而他的殺父仇人住在薩嘎。「這樣一個故事一般會發生在康區。」萬瑪才旦說。「藏區分為康區、衛藏、安多三大區。這一類的復仇傳統,在康巴地區比較兼顧。康巴漢子給大家的印象也是很彪悍、好鬥、血腥,有仇必報。很多文學作品或者電影以前也描寫到過康巴人復仇的故事。」電影中用的全部是康巴方言,萬瑪才旦說,這個故事與整個區域的文化或者傳統是有關聯的。

而萬瑪才旦自己來自青海,屬於安多藏區,是一個相對世俗化、現代化的地方,他以前那些比較偏現實主義的電影,例如《塔洛》,就都發生在安多藏區。而在《撞死了一隻羊》這樣主創強調荒誕、先鋒、實驗的電影中,依然可以看到來自世俗的碰撞:司機金巴作為一個走南闖北的人,視角就與殺手金巴不同。

比如他們都去了同一個茶館,當中有「百威」和「拉薩」兩種啤酒,司機點了百威,而殺手點了「拉薩」。「80年代的司機是很有見識、在當地很有威望的。他在那個地區是和外界來往最多的人,他看到的外面的世界最多,所以他會點百威啤酒,」他說,「但殺手只會點拉薩啤酒,是當地的一個啤酒。」

比如司機在車裏放藏語版的著名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陽》。這實際上源於萬瑪才旦自己的經歷。「有的人會問藏區有人會聽《我的太陽》嗎?很多年前跟我朋友開車,經過高原,他突然就放了一首《我的太陽》,當時就有一種很意外很『荒誕』的感覺,和觀眾聽到這個司機聽《我的太陽》,唱《我的太陽》,感覺是一樣的。」那種印象就一直留在他腦海中,直到完善這個劇本的時候,他想到這個細節也發生在公路上,就把它放了進來。

「荒誕」是萬瑪才旦在採訪中的高頻詞。他生於1969年,80年代左右在西北民族大學就讀,那時他是一個「相對比較安靜的人」,在校園中開始他的小說創作。

在早年的小說創作中,他就十分注重「荒誕」感。「關於夢啊,關於這種先鋒性、實驗性的表達,是我非常感興趣的。」除了自己的趣味外,他說,這種創作方向也跟國內的八十年代的文學流派有關聯:「八十年代之後,很多西方的文學流派進入了中國大陸,大家也開始嘗試各種方法,比如說意識流、荒誕、魔幻現實主義之類的。」

「魔幻現實主義在西藏比較成功。本身西藏的這種文化、土地、土地上面的民間故事,本身就充滿了魔幻現實的感覺。」萬瑪才旦說,「一些成功的作家,像扎西達娃,像色波,包括後來的阿來,都會用到這樣的一些創作方法。對我們也是一些影響。」

在司機金巴身上,這種魔幻現實主要體現在信仰與世俗的結合與反差,司機金巴撞死了羊,先是把羊的屍體載到寺廟超度與施捨,用信仰應對了他的愧疚感,轉頭他又到肉販子那買了半隻羊,去會他的情人,回到了世俗的生活狀態。「把這兩個情節放在一起,就強化了這種荒誕的感覺。但是他自己可能感受不到這種荒誕感。」

萬瑪才旦。

萬瑪才旦。攝:林振東/端傳媒

而在萬瑪才旦看來,這也是藏區的生活。「藏區的世俗生活和信仰是交織在一起的,你很難分清楚。」比如說天葬。影片中,金巴為那隻羊完成了天葬。對萬瑪才旦來說,天葬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也瞭解,也知道是怎麼回事。也不會像是一個外來者,對這個充滿了好奇感,有一種外在、表面的獵奇的心態去看它。」

萬瑪才旦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樣,無論是在青海,在大學,還是33歲時搬到了北京之後。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他也會念經,放生,在重要的佛教節日中吃素。他也經常接觸像司機金巴一樣的藏區長途司機,因為自己經常在藏區長途來回,有時是朝聖,有時是去玩,後來拍電影了,就一直到處看景。

萬瑪才旦說生活在哪裏對自己來說沒有太大的區別,在北京就是普通話說得比較多而已。對於自己的生活,他可以說得上是三緘其口:年輕時除了寫作,平日的消遣就是看電影,「體育完全不行」;在和電影產生之後,生活就「更單調了」,「大部分時間都會花在電影上。」

電影一開始沒能成為他繼續做夢的地方。作為載體,小說可承載的荒誕與實驗性更多一些,「但是電影,你慢慢會認識到電影的一個現實,你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所以可能寫實的、現實的部分就多一點。這也是我的電影和小說之間形成反差的一個原因吧。

但這部電影本身題材的荒誕給了他這樣一個機會,讓他把創作小說時的各種隱喻、象征和超現實手法放到大熒幕中,去闡釋這個故事。兩個主角名字相同,做的事也互相呼應,引起讀者很多解讀,拿去問萬瑪才旦,他會說,「只能說他們倆有一個關聯性,可能這個關聯係是超現實的,神秘的,就好像能夠感覺到你跟他的命運有一個內在的關聯。⋯⋯所以給了他們一樣的名字,不同的設置,可能這個司機很強壯,殺手看起來很瘦弱,但是內裏其實又有反差;司機他內心很柔弱,充滿慈悲心,但是殺手內心有一種癡念,他一定要找到這個仇人報仇,就像一個人的兩面一樣。所以你能看出這種關聯性,這種對立面。」

為了強化這種關聯與對立,他用了很多文學化的手法,解讀起其中奧妙時滔滔不絕。例如影片的構圖。「當聽到殺手也叫金巴的時候,兩個人的構圖馬上就變成了兩人一人一半,就在強化他們之間的那種命運的關聯性。似乎有一些冥冥之中的命運和關聯,這也是他們之間的故事一直往下走的原因、動力之一。這種暗示其實一直在強化,比如司機住的地方就是殺手曾經住過的地方,比如他們周圍的這些情境、光線、氣氛、聲音、聲音的內容,到茶館那一場戲的時候就更明顯了。」

例如影片中兩個女性角色的設置。司機在把殺手送到之後,他們其實就徹底分別了,「但是他倆之間命運的關聯性已經建立了」。二人的關聯,通過司機與兩個女人的關係體現。一個是司機的情人,萬瑪才旦安排了一場床戲,司機並不能完成他和情人的床事,半夜起身離開,「這是一個他轉變的比較明顯的過程,是他的心裏發生了一個具體變化的很明確的符號。從這一點你可以看出殺手金巴已經在影響著他了,讓他完全放不下。」

然後司機追著殺手的足跡而去,來到茶館,遇見了茶館的老闆娘,並與老闆娘曖昧對話。「老闆娘是真正見到這個殺手的人,殺手和他分開之後,其實在現實裏面是完全沒有出現了,完全是通過這個司機金巴找他,或者通過別人的講述、別人的視點來還原他的行蹤。老闆娘就是一個比較集中的濃縮。很多人都會經過茶館,老闆娘是最有可能見到他,所以就設計了這樣一個人物,讓她和其他的人顯得有一點不一樣,讓她跟這個環境的人物(不一樣)。⋯⋯」

而這樣特殊的手法,使得《撞死了一隻羊》成為一部評價不一的電影。在豆瓣網上,有的評論說,「後勁很大」,「很妙」,「越想越喜歡」,有的評論卻說,「比較厭煩這種和觀眾打啞謎,不斷用符號堆積來強說寓意的東西。」

《塔洛》電影劇照。

《塔洛》電影劇照。網上圖片

而萬瑪才旦相信自己的拍攝手法。「我覺得這就和題材有關係。這樣一個內容就不太可能用《塔洛》的方式拍出來,我覺得用《塔洛》的方式拍就完全不對了。這個題材、這個故事本身就是講這樣一個故事,它的小說具有這種先鋒性,有很強的實驗性,跟一個現實主義的小說是完全不一樣的。它裏面充滿了一種荒誕感,故事的設置、人物的走向都是朝著荒誕走的,這樣的內容就決定了會有那樣的形式。」

「所以這也是看到了這個小說引起了我的興趣的原因之一,」萬瑪才旦補充道,「也是這部電影和上面幾部產生反差的一個原因。」

在影片最後的夢中,司機金巴繼續聽起了《我的太陽》,而歌曲從現實中的藏語變成了意大利語。「增強了夢的那種超現實的感覺,就好像在我們會講平常不會講的語言,聽懂平常聽不懂的語言。在夢裏出現了他完全聽不懂的這樣一個歌曲,這樣的一種荒誕感、夢的超現實的感覺就起來了,所以有這樣的設置在裏面。」萬瑪才旦繼續解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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