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柴春芽:寫在劉曉波兩週年忌日——13.86億分之1秒的自由

劉曉波必須放棄政治意圖轉而用「我沒有敵人」的愛之宣言與行動,才能消弭中國大地上數千年以來二元對立的政治仇恨意識積淤而成的滾滾洪流。


2017年7月19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離世後七天,全球發起公祭,支聯會晚上亦於添馬公園發起追思會,以作悼念。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7年7月19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離世後七天,全球發起公祭,支聯會晚上亦於添馬公園發起追思會,以作悼念。 攝:林振東/端傳媒

I 「但我相信黑暗是我的宿命」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領軍人物,德國哲學家阿多諾(W.Adorno)的著作卻很少被翻譯成中文,但他留給中國文學界,尤其是詩學領域一句著名的斷言:「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

在這裏,奧斯維辛顯然是一個象徵,一個以體制性的屠殺、大面積的謊言、貶低和踐踏人類一切尊嚴從而徹底凟神的撒旦狂歡構成的噪暗象徵。詩歌的抒情特質天然具有娛樂功能。比之哲學和神學而言,如果說古希臘詩歌是為了取悅善嫉而易怒之諸神的話,現代詩歌則有取悅個人世俗情緒的嫌疑。對於反思人性之惡和噪暗暴力的淵藪,對於尋求古希臘諸神之上那個在《聖經・舊約》中因授世人以普世公義之律法並在《聖經・新約》中降下愛之贖罪恩典的耶和華/基督之神,詩歌顯然是乏力的。

奧斯維辛之後,詩歌面對善與惡、罪與罸、寬恕與救贖等等雙重主題時,已經力所不逮。就此意義而言,抒情是野蠻的。

但是,當過度延時的體制性之惡如同沼澤,在某些國家湮沒好幾代人的漫長一生時,哲學和神學往往難有紮根的智性與靈性之文明土壤。詩歌反而會成為淤泥之蓮,給人堅強活著並且保持高潔品性的寄託,甚至因其天然的巫咒性質從而具有語言通靈的能力,從而喚醒超自然的存在,就如大衞王那些獻祭給耶和華神的讚美詩。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劉曉波 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