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芽：写在刘晓波两周年忌日——13.86亿分之1秒的自由

I “但我相信黑暗是我的宿命”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德国哲学家阿多诺（W.Adorno）的著作却很少被翻译成中文，但他留给中国文学界，尤其是诗学领域一句著名的断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在这里，奥斯维辛显然是一个象征，一个以体制性的屠杀、大面积的谎言、贬低和践踏人类一切尊严从而彻底凟神的撒旦狂欢构成的噪暗象征。诗歌的抒情特质天然具有娱乐功能。比之哲学和神学而言，如果说古希腊诗歌是为了取悦善嫉而易怒之诸神的话，现代诗歌则有取悦个人世俗情绪的嫌疑。对于反思人性之恶和噪暗暴力的渊薮，对于寻求古希腊诸神之上那个在《圣经・旧约》中因授世人以普世公义之律法并在《圣经・新约》中降下爱之赎罪恩典的耶和华/基督之神，诗歌显然是乏力的。

奥斯维辛之后，诗歌面对善与恶、罪与罸、宽恕与救赎等等双重主题时，已经力所不逮。就此意义而言，抒情是野蛮的。

但是，当过度延时的体制性之恶如同沼泽，在某些国家湮没好几代人的漫长一生时，哲学和神学往往难有扎根的智性与灵性之文明土壤。诗歌反而会成为淤泥之莲，给人坚强活著并且保持高洁品性的寄托，甚至因其天然的巫咒性质从而具有语言通灵的能力，从而唤醒超自然的存在，就如大卫王那些献祭给耶和华神的赞美诗。

我想，正是在这一精神背景下，为了平衡智识与情感的偏移，也是为了平衡自我灵魂认识与形而上学认识之间的偏移，刘晓波选择了两种写作方式：评论和诗歌。前者重于批判性的知识思辨，后者偏于爱情感性的表达。对于一个在其六十一年的岁月里囚禁生活（包括漫长的学校意识形态教育对智力的蒙蔽）远远多于自由生活的人而言，智识的荒芜与情感的扭曲都会导致精神的危机，但他终未因智识荒芜而屈身于英雄自恋、圣徒崇拜和媚俗文化，也未因情感扭曲而投降于世俗利益、感官享乐和复仇心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尤其在一个崇尚功利主义的弑神论极权国家里。

赋予刘晓波这一奇迹以格外坚韧之色彩的，非刘霞莫属。作为画家和诗人的刘霞，作为中国受囚禁时间最漫长的政治犯的妻子，她以爱情，与刘晓波一同吟唱高贵的生命之歌。两个人的命运因此呈现出音乐美学的赋格形式，交相映照。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霞是苏联时代坚贞妻子的代表人物娜杰日达在历史水平面上折射的投影。

作为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奥西普・曼杰施塔姆的妻子，数十年间，娜杰日达一直在逃亡，仅仅因为自己的丈夫持有不同于苏共当局的美学见解而被判为遭流放的“人民公敌”。在逃亡中，娜杰日达背诵丈夫的每一首诗歌。谁能想到，一个柔弱女人以爱之火焰日日祭祀的沉默诗集，再加上她后来的两卷本回忆录，竟然完成了个人自由意志对抗专制暴政的历史性胜利。在那个自由写诗就是刑事犯罪的年代，她默记丈夫的诗歌，伴以人类最美好的爱情，用来抵抗暴政。暴政最邪恶之处并非对肉体的折磨和消灭，而是对记忆的篡改，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反思功能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篡改，为的是把公众蒙昧成永不知自由为何物的动物／奴隶。暴政最卑鄙之处也并非对肉体实施监禁，而是对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夯筑起高耸的铜墙铁壁。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一旦思之功能被阉割，“我”的存在便是一种幻觉，人便因之沦为工具。思之阉绝，导致个体生命的异化。

中共当局治下的“人民公敌”刘晓波获得过两个早已在文明社会绝迹的罪名：“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身为“人民公敌”的妻子，刘霞以自己悲剧的人生：长期被软禁，为现代极权主义的女性殉难史增添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形象。她也因此刷新了世人对那种总是毫无主见、总是处于男权主义之附庸地位的中国女人的偏见，因而她理所应当地享有佩戴诗歌桂冠的荣耀。我在刘晓波的文学作品中读到的第一首诗，是他的《承担——给苦难中的妻子》——

进入坟墓前
别忘了用骨灰给我写信

别忘了留下阴间的地址

白色的药片由脑浆制成

毒死我们的爱

不要为我的伤口写诗

如果你有足够的残忍
就撒上一把梭角锋利的盐

让我在清醒的灼痛中
把未完成的牺牲完成

也许，做你的囚徒
会永远不见天日
但我相信黑暗是我的宿命

一把抖动的提琴
为远方而断裂
这么深的疼痛

只为了感动远方

你从一个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
长成了往返于探监路上的妻子

智识的荒芜与情感的扭曲都会导致精神的危机，但他终未因智识荒芜而屈身于英雄自恋、圣徒崇拜和媚俗文化，也未因情感扭曲而投降于世俗利益、感官享乐和复仇心理。

II “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

这首诗歌虽然蕴含殉难的决绝与悲壮，却无一不显示刘晓波作为普通男人对妻子的心疼。在陈述了自己遵从道德律令——为“六・四”天安门殉难者的亡灵守望——而做出的牺牲之后，他对妻子满怀歉意：“你从一个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长成了往返于探监路上的妻子”。

这样一位妻子，让人不得不浮想起20世纪苏联暴政下经常往返于探监路上的女诗人爱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身影。但是，刘霞，这位21世纪往返于探监路上的妻子，则显得更加孤独，更加具有悲剧意味，因为20世纪的苏联，往返于探监路上的，是一个妻子的群体，而在21世纪的中国，似乎就只剩下刘霞一个人的身影了。流亡美国的作家余杰在《刘霞，作为刘晓波的人质》一文里披露：为了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刘霞费尽周折，旷日持久，经过层层审批，终于在监狱里举办了婚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当局曾经摄制过一部表现共产党人为了追求自由而英勇不屈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如今，将近一个世纪快要过去了，刑场上的婚礼换成了监狱中的婚礼，在在显示这个国度里根深蒂固的专制暴政除了伪装的面具不断更新之外，其实质并无多大改观。

然后就是持续好几年，每月一次，刘霞从北京乘坐火车到大连，隔著监狱的铁窗与爱人见面。可以想见，21世纪往返于北京和大连的火车上，尽是志得意满的官吏、财大气粗的暴发户、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理想迷茫的大学生，而政治犯的妻子，也就刘霞一位。她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于思念的甜蜜中品尝痛苦，感觉到“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

21世纪的中共极权主义毫无风格可言，原因就在於其一贯拙劣地模仿苏联，甚至在官方文学那乡镇砖瓦窑一样的生产模式中，也在拙劣模仿，为的是向世界表明这种毫无风格可言的极权主义还有一巴掌大的所谓自由的遮羞布。1965年，苏共当局耗费财力，附加外交攻势，终于从瑞典皇家文学院订购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平庸的肖霍洛夫。同样，2012年，中共当局利用金钱外交和政治冷遇的组合拳，为自己的马仔式共产党员小说家攫取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不是文学的荣耀，而是政治的龌龊，为的是狙击流亡法国的中文作家高行健获得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更为了遮蔽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道光辉。用流亡美国的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的话说：“国家无所不在的手砍倒那最好的，并把剩余的二流人物压制成纯粹的庸才。”

中共当局就这样极为拙劣地模仿那个业已进入历史垃圾场的苏联，就这样极为拙劣地，把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丑陋的骷髅地，殊不知，在这种极为拙劣的模仿下，却彰显出树立其上的十字架是多么雄伟，多么珍贵。但在迫害刘晓波时，中国当局在超越人性极限的愚蠢和邪恶方面，从对苏联的拙劣模仿进化到对纳粹德国的模仿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晓波是第二位因在国家监视下死亡而未能前去领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第一位是纳粹德国时代的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1889－1938）。

1936年5月，奥西茨基因肺结核，在盖世太保监视下被转送到柏林夏洛滕堡的一家医院治疗。1936年11月7日，奥西茨基被官方释放，并送往西区的一家医院，当月23日，诺贝尔委员会来到奥西茨基的住处给他授奖。但是，刘晓波因肝癌而去世，从未获得自由。中共当局也阻止了诺贝尔委员会前来中国为他授奖。

善总是匮乏，但在恶的竞赛中，中共当局总能赢得世界第一。1970年代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因起草“七七宪章”而获刑五年，而在2010年代，刘晓波却因起草“零八宪章”而获刑十一年。

因为20世纪的苏联，往返于探监路上的，是一个妻子的群体，而在21世纪的中国，似乎就只剩下刘霞一个人的身影了。

III “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

诗歌对于中国人而言，并非匮乏之物，而是文化的赘疣，尤其是闺阁怨妇诗和狎妓弄妾诗，当然还有浩如烟海却空洞无物的抒情诗。这种诗歌是一种屏风式的装饰，精致到繁琐的地步，但与生命的体验和心灵的自省无关。而在《刘晓波刘霞诗选》中，我读到难得一见的朴素的诗句。这些朴素的诗句后面，铺展著虽然极端却是最为人道主义的生命经验，铺展著两颗伟大心灵的律动。

自先秦之后，中国文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把毕生精力用于攀附朝廷效忠帝王乃至谄媚异族征服者，另一类则隐逸山水，借助修道炼丹和禅佛涅槃的玄学幻术，走向偏执的遁世主义。中国文人的两种生存境遇，就是所谓：坐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这两种文人的诗歌/文学写作，留给后代的，绝无一丝公义的担当，鲜见真实情感的吐露，惟有生存技巧的奸猾。整个中国思想史由此呈现形而上学的贫困和殉道者的缺席。庸俗唯物主义也并非起于中共当局的意识形态建构。反过来的逻辑或许更能显明自1970年代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到1980年代“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等等自由主义日趋没落的根由，其实源于民族文化基因里自由主义遗传信息的缺失。奠基自由主义的，乃是人的自由意志。但是，自由意志必须在顺服上帝之神的前提下，才是一种合法的自由意志，否则，必将导致个人主义的狂妄，从而诞生暴君和暴徒——就如“文革”时代的毛泽东和红卫兵——这两面同体的极权主义暴政。

刘晓波作为文艺学博士，最先是通过美学研究，来勘查审美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以便打破唯物主义的枷锁，企图解蔽西方“形而上学的迷雾”，并且深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从而提醒自我和他人返归始祖亚当和夏娃那样一种纯粹无邪的状态，“赤身裸体，走向上帝”。具体而言，刘晓波针对近现代中国文化景观中的地标性人物：鲁迅，批判“鲁迅的悲剧”。

用仇恨反对仇恨，用邪恶反对邪恶，用丑陋反对丑陋，用恐怖反对恐怖，这已成为反对者的惯性思维。

“鲁迅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知识界悲剧的缩影。心中没有超世俗的神圣尺度，没有对神圣的真正谦卑和敬畏，我们就会永远挣扎和沉沦，而大多数人呢，别说挣扎，连沉沦都没有。有的仅仅是苟活而已。”为了寻求“超世俗的神圣尺度”，刘晓波虽然身陷囹圄，目光却越过虚伪的儒家礼法，越过道家和佛教的极端虚无主义，投向一直难能融入中国文化血脉的遥远耶路撒冷的耶稣基督。在《铁窗后的福音》这样一篇读书笔记里，我们看到刘晓波通过阅读瑞士神学家汉斯・坤（Hans Kung）的著作《论基督徒》，接受了上帝/基督之神的精神膏抹：“人的生存提升为基督信仰的存在。做基督徒就是做真正的人。基督的人道主义不亚于一切其他的人道主义。不是分裂的人格，而是保存、消除和超越人性，是人道主义的转化。人能够按照真正的人性去生活、行动、受苦和死亡，在幸与不幸之中，在生与死之中，信仰者都将得到上帝的支持。耶稣信仰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首先是爱，其次才是智。绝对的爱无条件地构成人性的必须条件和前提。”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一卷开宗明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智慧，就是那真实与可靠的智慧，都包含两个部分，就是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加尔文指出：“除非人先仰望神的面并对祂的沉思谦卑地省察自己，否则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自己。因为我们总是自以为公义、正直、聪明和圣洁，这种骄傲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

为了认识自己，刘晓波在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层面仰望上帝／基督之神，完成了一次人格的重塑。一个新人，而非尼采哲学中的超人，就这样诞生了。这为他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砸烂学生手中的步枪提供了一则精神注脚，也为他在2009年面对政党摆布的木偶法官慷慨陈词“我没有敌人”时预设了理论前提并铺就了践履的殉道之路。他彻底摆脱了东方主义里的奸猾生存术以及奸猾生存术的孪生态：极端遁世哲学，成为拿撒勒人耶稣的追随者。就此意义而言，刘晓波的“非暴力主义”并非印度圣雄甘地那种政治策略上的“非暴力主义”，而是准宗教层面上捍卫真理／遵从公义、承担原罪／实现救赎、饶恕他人／施爱恩典的十字架式的“非暴力主义”。正如他的最后陈述所言：“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如果说刘晓波和张祖桦倡导的“零八宪章”签署运动——受到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运动的启发——还具有异见人士的政治反对与国族联邦重构之政治诉求的话，刘晓波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则让他的人生超越了政治。我相信，刘晓波看清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作为中共极权主义（倚重现代科技的反革命特质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诱惑）之反对力量：海内外分崩离析的“民运”人士和西方各国奉行绥靖主义的政党团体，皆不足以瓦解独裁，为中国带来民主自由或是走向独立思想家王力雄所谓“递进民主”的“第三条道路”。中共当局的极权主义暴政在两三代人身上不断实施的恐怖电击，造成人们意识深处自由基因的休克。而那充满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文化，像病毒一样侵入每一个人的大脑，甚至包括宗教人士和“民运”人士的大脑。用仇恨反对仇恨，用邪恶反对邪恶，用丑陋反对丑陋，用恐怖反对恐怖，这已成为反对者的惯性思维。因此，无论迫害刘晓波的中共当局，还是那些流亡海外集体发表公开信反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民运”人士（他们是中共极权主义的“赝形体”），都还没有进化到心灵文明的程度来理解刘晓波的精神遗产。就如十字架上的耶稣要用宝血和爱的恩典来完成人类之罪的救赎一样，刘晓波必须放弃政治意图转而用“我没有敌人”的爱之宣言与行动，才能消弭中国大地上数千年以来二元对立的政治仇恨意识积淤而成的滚滚洪流。

两千年前，拿撒勒人耶稣企图重建的，并非一个地上的王国，而是一个心灵的王国。因此，他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捷克斯洛伐克剧作家、“七七宪章”运动发起人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发现：独裁政权给人类恶习建立了某种秩序，从而滋生“民族之间的仇恨、猜疑、种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迹象；纯粹为了某种利益进行的拉选票、毫无节制的和轻率的斗争，十足的野心，各种想得出来的狂热，新的、前所未有而五花八门的劫掠，不同的秘密犯罪组织的出现，以及普遍的缺乏容忍、理解、趣味、节制和理性。”但他相信，即使是在独裁政权之下，人类社会“仍然有著巨大的沉睡的善意……政治家有责任去唤醒这种沉睡的潜力……必须从我自己开始做起：即在任何情况下，争取做到正派、正直、宽容和理解，同时力争反对腐败和欺骗。换句话说，我必须尽最大可能和我的良心保持一致。”

刘晓波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善的理念之上，凭借审美自由和耶稣基督之爱，创建了一种政治哲学和人道主义的新维度。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认识并理解这种政治哲学和人道主义的新维度，将是一件颇为遥远且极为艰难的事情。

刘晓波必须放弃政治意图转而用“我没有敌人”的爱之宣言与行动，才能消弭中国大地上数千年以来二元对立的政治仇恨意识积淤而成的滚滚洪流。

IV 成为黑暗最恐惧的光明

2008年春天，就在刘晓波和张祖桦倡导“零八宪章”的签名时，我慎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零八宪章”倡导的那些政治改革的呼吁，乃是一个国家走向宪政与共和的必由之路，也是每一个公民最终的自由之路。而我之所以签名，乃是因为一种内在的逻辑必然：一个作家与其文字的契合而不是背离。

1990年代，一位印度作家（他是联合国派驻土耳其的言论自由报告团成员）在伊斯坦布尔拜访奥尔罕·帕慕克。这位印度绅士问道：“帕慕克先生，你希望在小说中探讨你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却又避免卷入其中，是害怕受到起诉吗？”帕慕克“陷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绝望”，并且“立刻为我的沉默感到羞耻，然而却又深深意识到这一事实：言论自由与自尊心和人的尊严有关”。在此之前，帕慕克谨慎地保持著远离政治的小说家身份。他无视1980年代成千上万人被捕入狱和无数作家遭受迫害的事实，他也刻意回避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为声称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而导致百万亚美尼亚人被驱逐并在驱逐途中遭受屠杀的人道灾难，以及三万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惨遭杀戮的历史真相。

多么宝贵的羞耻心！

奥尔罕·帕慕克最终决定谈论这一切国家罪恶。他所遭受的是一些右翼、一些民族主义者的游行抗议和当众焚烧他的著作，并因“公开诋毁土耳其身份”的指控而面临三年刑期的审判。奥尔罕·帕慕克说：“我所生活的国度是一个荣耀总是属于帕夏、圣徒和警察的国度，而这份荣耀，作家只有在法庭上、监狱里煎熬多年之后才有可能赢得，因此，把我投进监狱，我也不会表示惊讶。我明白为什么朋友们会笑著对我说，我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像土耳其作家那样，你只有一个选择：入狱。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波是一位真正的中国作家。当奥尔罕·帕慕克坚守的这种宝贵的羞耻心在中国当下的文化环境里濒临灭绝之时，却奇迹般存活并如伤花般灿烂在刘晓波写下大量读书笔记的监狱里。

双重或者多重人格的背负虽然在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身上已是惯性使然，但我无法效仿。签名行为当然不属于萨特号召的介入文学的范畴，而仅仅属于一个人的义务，是为了常识付出自觉的行动。在文学的志趣上，我反对介入文学，但在个人的伦理中，我坚持刘晓波式的行动的介入。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像土耳其作家那样，你只有一个选择：入狱。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波是一位真正的中国作家。

签名之后，恐惧便成为不期而至的讨厌的访客。接下来的几天，每当有敲门声响起 ，我会出自本能的心悸，以为安全部门的特工要来逮捕我。监禁的恐惧，肉体拷打的恐惧，禁受不住恐惧而自我叛变的恐惧⋯⋯我变成了卡夫卡地洞里的一只鼹鼠，时时刻刻都在提心吊胆，警惕外界的风吹草动。不久，刘晓波生前友人、我的画家朋友刘毅（零八宪章第一批签名人）告诉我说，国家安全人员会同社区民警来他家盘问过几次。在我周围，人人都在传播一种恐惧：小心啊，这个国家机器随时都可以让你肉体消失。

作为文弱的作家和艺术家，我们面对的是集财富、科技和权力于一身的一个庞大的极权主义官僚集团。这个极权主义官僚集团通过跨境洗钱、家族移民、海外并购和新殖民手段，远离祖国并在西方自由国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下金钱帝国，如同潜伏在黑暗深处的路西法军团，通过政治代理人和商业“白手套”遥控中国，通过现代科技隔空吸血。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如此诡诈而阴险的政治集团。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极权主义已经不是纳粹德国和红色苏联那种恶龙型极权主义的变异体，而是一种拥有自我基因更新能力、极具隐蔽性的病毒型极权主义，依靠更加庞大的、时时渴望加入其中的、利欲薰心的民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波是一个早已消失的骑士阶层里残留最后的堂吉诃德。他所面对的风车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雨而不朽，并且愈益强悍，开始裹挟自由世界。

无论如何，刘晓波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但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与1989年一起，成了淹没和消失的历史，成为一个零记忆。遮蔽。与刘晓波和1989年有关的一切——人、书籍、报刊——统统销毁或者完全封锁。另一种手段是：流放，让那些民主运动的亲历者远离他们的祖国，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让一代人的记忆成为断层。新的一代人从记忆的废墟里诞生，隔着历史的断层，一眼墨黑地前行。新的一代人中间，就有我。1989年我在甘肃一个偏远贫苦的农村中学捧著半导体收音机听到了来自天安门广场的自由呼声，从此保留了一颗自由的种子。这自由的种子埋藏在记忆的废墟里，发芽，成长，时时抵抗极权主义对我漫长的精神戕残和病毒性的侵害。

作为自由主义美学思想家的三驾马车：李泽厚、高尔泰和刘晓波，经过政治的清洗，到了1990年代我上大学时，便已湮灭无闻。诸如计算机等级考试、英语四六级和托福考试和研究生考试这样的技术性知识，外加国家安全部门暗中物色的学生间谍的监视与告密，窒息了大学本应活跃的智性生活。要过很多年，我才查验出，与我同班的S同学和与我一同写诗的藏族朋友L，就是国家安全机关物色的学生间谍。就在这样一种智性稀缺的大学生活中，我竟然买到了盗版的李泽厚作品集，竟然在图书馆那积尘的书架上找到了高尔泰的著作《美是自由的象征》。李泽厚被体制排挤，高尔泰则流亡美国，但他们的作品和名字未遭禁绝。惟独刘晓波，他的名字和作品，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机密”，成为黑暗最恐惧的光明。

刘晓波的名字像个暗号，在热爱并期待自由的人们中间秘密流传。

一直要等到2008年，我才能读到刘晓波文集的电子版本。

假如文学是为了抵抗遗忘，你怎么解释这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学的集体哑默？因为刘晓波的被禁绝，中共当局治下的知识界，形成一次漫长的集体失语。一个多么壮观的畸形历史。多么扭曲的民族性格！苦难深重！还有什么样的词语能够概括这个民族的自我作践与自我殖民的双重煎熬呢？那么多头脑精明的作家纷纷加入有著严格行政级别的作家协会，一面享受极权政治的豢养，一面依靠自我愚弄的文笔骗取民众的崇拜。悲剧！流亡美国的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在其自传中回忆社会主义的波兰时引用另一位作家的话说：“波兰还没有一部跟它的悲剧历史相对称的文学作品；波兰现在所拥有的是小圈子文学，而不是严肃文学。”我们只需将这句话里的“波兰”置换成“中国”，就可以为中国的当代文学下一个断语——小圈子文学，而不是严肃文学。中国真正的文学在监狱里，在海外，在流亡中。

三千年来，我们一再遭遇的，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文学和形上学的贫困，是上帝/基督的缺席。

即使没有上帝，即使上帝乃是一个假设命题，但在道德实践中确实创造出了一种具有警戒意义的理性。这是我们人之为人的边界。跌落这个边界，就是恶，就是兽性，反之则是善，是神性。儒家文明是一种无边界的文明，就如马克思创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庸俗唯物主义一样，它能让人在善之天国不知珍惜，也能让人在恶之地狱无所察觉。一个在东方功利主义的大地上长久浪迹的、峨冠博带的马克思和一个从西方的精神天国反叛而来的、西装革履的孔子相遇在黄河与长江流域。这两人双面一体。他们的结合导致了人性堕落的最低点和思维粗陋的最大化，并且使我们生而为人者无从检视和反省。向上仰望的起点和向下堕落的起点原本是同一个点，但我们慌乱踟蹰的双脚始终不在这个点上。我们在失去了道德坐标的荒野中流浪千年，并将继续流浪下去。这种漫无目的的流浪造就的不是悲剧，而是一部卡夫卡式的荒诞小说。徒劳无功的寻觅和归途迢遥的返乡，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在这两个永是无可企及的极端之间被愚昧的贪念和邪恶的丑行开辟而出的精神大裂谷里，我们耗尽生命。虽也有过几次灵光乍现的觉醒，迅疾就被更其愚昧的贪念和更其邪恶的丑行埋杀至今。
终有一日，更其愚昧的贪念和更其邪恶的丑行将集中爆发。杀戮。谎言。恐惧。血祭。群氓代替酒神而在午夜狂欢。消解崇高。贬圣为奴。公民的广场成为暴君的宫廷。金钱与权力的迷狂创造偶像崇拜。祛除真知，而跪领迷信。

我和众多放弃良知的知识分子一起，再也不敢像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那样以自信到略带傲慢地口吻宣布：“我历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因为发自内心，所以他们觉察不到。”我们还能谈论什么？我们还敢于谈论什么。一种知识阶层集体的哑默，是我们在这个阶级两极分化而社会矛盾激烈冲突的时代奉献于世的智识的贫乏和勇气的欠缺。

时至今日，在中国，谈论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场大屠杀，仍然是一个禁忌。而书写1989年则将面临入狱的危险。另一个必定能让卡夫卡感到震惊的事实是，1989年在中国的太阳历中消失了。关于1989年，关于那场夭折的民主运动，关于囚禁后半生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关于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她们的子女在1989年6月4日的夜里或死亡或失踪），关于大学生的逃亡，关于最具良知的知识分子刘晓波在监狱中的囚禁，关于“六·四”民运一代在西方国家遥无归期的放逐与流亡⋯⋯

我们还敢于谈论什么。一种知识阶层集体的哑默，是我们在这个阶级两极分化而社会矛盾激烈冲突的时代奉献于世的智识的贫乏和勇气的欠缺。

V “流这义人的血”

正如耶稣所言：“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他列举了《圣经·旧约》中遭流放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这句话既是总结历史的箴言，也是针对后世所有先知型人物的预言。耶稣的命运同样应验了这个预言。他被自己的门徒犹大出卖。他被自己的另一个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主。他被自己的族人强迫，承受鞭笞、遭受羞辱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刘晓波同样遭受了这种先知的悲剧命运。他被迫害，被禁绝，被遗弃，被选择性规避。无论中共当局还是民运人士，都在嘲笑他的天真和单纯，从而遗忘了他留给中国乃至世界的精神财富何其珍贵。如今的东方，是一个独裁者的俱乐部。原本就稀缺的耶稣基督的爱之恩典正在遭受戕残，而极端恐怖主义的宗教暴力正在吞噬公义。并非基督徒的刘晓波以自己的殉难在中国这片信仰干旱的土地上，复活了耶稣基督的爱之恩典。他给了我们以爱化解恨、以坚韧抵抗侵蚀、以非暴力阻止体制性的暴力、以智性消解平庸的信心与勇气。

毫不讳言，刘晓波并不能推翻中共的极权统治，并不能重演瓦茨拉夫・哈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因为时代、文化和历史的错裂。中共当局的极权主义仍将继续。

但是，我相信上帝的“末日审判”。当耶稣列举了先知以利亚遭流放的命运时说：“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当说到先知以利沙的时候，耶稣指出：麻风瘟疫侵凌了以色列全地。而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罗马行政官彼拉多对著犹太人会众说：“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被罗马帝国殖民的犹太会众仍然逼迫，显出叛乱的迹象。彼拉多“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Matthew27:24）

别忘了耶稣的警告：“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未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Mark13:7-8）

义人的血怎能白流呢？

VI “让我的头再一次高贵地昂起”

在一首诗中，刘晓波自诩西西佛斯，就是古希腊神话中那不断推石上山的悲剧之神。但我更愿意把他看做另一个神灵——普罗米修斯——的化身。作为泰坦诸神之一的普罗米修斯，为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盗取天火，餽赠人类，遂遭神王宙斯的惩罚，镣铐加身，被缚在高加索山的石崖上，每日有神鹰啄食他的肝脏。普罗米修斯的形象激发人们获取律法和公义，而他所盗源自自然的火种，必会激活普罗大众，将这些支离破碎的个体变成人品完善的公民。

无论西西佛斯，还是普罗米修斯，甚至拿撒勒人耶稣，他们都是孤独的悲剧英雄。与他们不同的是，刘晓波拥有刘霞忠贞不渝的爱情。这场现代悲剧因为一个女人的现身，拥有了无比辉煌的尾声。作为现代悲剧英雄的刘晓波因此并不显出孤独的身影，虽然他已骑乘辽阔的大海远去。遥望他渐行渐远的背影，诵读他写给刘霞的一首爱情诗，也算一种祭祀——

亲爱的，该起身了
通往深渊的桥就要坍塌
以你的炸裂咬住我的意志
怀疑从西西佛斯的石头开始
我把全部的惶恐和仇恨
交给你，只交给你一人
让我的头再一次
高贵地昂起，直到
最黑的时刻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