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從加拿大飛香港，我的反送中遊行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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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作者為浙江人，目前在加拿大做媒體，兩週前飛回香港參與了遊行，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每一天的感受，希望有助緩解一些對立。

6.14

12個小時前跟公司請了假，去香港參加6.16「反送中」遊行。決定看似是衝動，實際上從6.9大遊行開始，我已經足足猶豫了一週......6.12下午暴力清場，我在加拿大的家裏用Youtube看直播，第一顆催淚彈在加西凌晨時分落下，我一夜無眠。第二天與同事商量去現場支援，沒有人響應。台灣朋友小葉擔心我的安全，怕局勢激化得太快，我一去怕是趕上六四重演。我搖頭否認，「港府還不至於」，她答：「當年的學生也沒有預想過解放軍會開槍」。

在澳洲的Mo理解我。我們是高中同學，大學畢業出的國，如今都有着複雜到一言難盡的身份認同，她眼看我前些年回內地做新聞的種種挫敗。「要不是無法離境，我真想跟你一起！」她被簽證流程綁在原地，憤怒無處發泄，早上在豆瓣寫了一句「我的世界被分裂成兩半，一邊依舊『歲月靜好』，另一邊的人背水一戰」，半小時後被刪，系統顯示有人舉報。她錯愕不已，錯愕在自以為表達得足夠迂迴。

我們都知道，某種程度上，香港人在代為死守這最後一道防線，利益相關、命運與共，我找不到不出現的理由。

6.15

買不到直飛的航班，轉機日本，落地就收到梁凌杰墜樓的消息。上機前，許多香港人都在擔心特首在遊行前一日宣布「暫緩修例」，佯裝平息民憤，擺明是想澆滅上街的熱情。梁先生選擇的時機，令人心碎。

香港朋友阿言知道我來，特地送來頭盔、手套、護目鏡、口罩，發生「中信圍困事件」前，他們一群人在橋底休息，根本不在前線，警方連續將三顆催淚彈放到僅距離他們5到10米遠的地方，卻沒有預留撤退通道。她的朋友沒處避，吸入濃煙就醫，情緒崩潰。

我在北京生活過一年，污染指數超標的日子裏，一開始還能戴住口罩，很快就會受不了。工業用口罩非常壓迫呼吸，何況是在炎熱、潮濕的氣候，再說，它真能防得住化學煙塵的侵襲嗎？

雖然判斷第二日是和平的，大家還是在群裏積極地傳遞各種防身攻略，為有可能變換的事態作着準備，包括在被捕時聯繫誰、搜身時如何應對、處理瓦斯和辣椒水的方法……我開玩笑說，這簡直是在學習戰術，日後說不定在內地派上用場。

想到警方明知學生防護措施的薄弱，仍濫用武力，愈發感到悲哀。

6.16

精疲力竭的一天。

中午阿言來旺角與我匯合，兩個人買了乾糧、水、能量棒，跟隨眾多同伴，慢慢挪到去往港島的月台。等了四十分鐘，才擠上地鐵，然後又是一路停停走走的等待。到從金鐘站步行至堅尼地道，終於匯入遊行的黑海，我的T恤已經汗濕一半，時差的缺眠加上腰痛，幾乎耗盡了我的電量。

很久以後，我都不會忘記今天的感受，身體替我如實記錄了下來。水浸般的悶熱、下坡時突然刮來珍貴的海風……愉快的吶喊、奇異的歸屬感，後又被難以名狀的遊離取代。修例史無前例地團結了所有反建制的政治派別，人群中各個年齡層的人都有，但無一例外操着粵語。路過地鐵站，有說普通話的遊客不清楚狀況，在天橋上拍着仿若到此一遊的合影，與玻璃另一側的人潮涇渭分明。

我很想知道，在港的150萬中國大陸新移民，有多少人在同一條隊伍裏，跟我喊着同樣的口號，在同樣的場景面前紅了眼眶？還是一樣被恐懼打散，找不到可以去認同的組織？

媒體似乎不常報導在港的大陸留學生、移工是怎麼介入社會運動的，對這一群體的解釋權，很少掌握在本人手中。現身所伴隨的人身安全風險如此之大，對機器捕捉數據的畏懼、對身邊「內奸」的戒備，威脅着每一個試圖走出私領域與其他同類聯盟的內地人，無形中加重了抗爭的道德成本。

朋友木木在讀完浸會大學研究生後留港工作，前後待了9年，她幸運地擁有奇厚的同温層，公司的大陸同事這次全數上了街，倒是剩下的香港人返工不誤。木木的同事提醒她，不要說普通話，戴上口罩，不要讓人看清面貌，還要記得遮蓋身上的紋身，一旦在衝擊現場被識別出來，列入檔案，就有可能在回國探親時被投入沒有刑期的苦牢。

她當然也有煩惱，下午從紅磡家中搭巴士過來，磕磕絆絆地剛到金鐘就被女友叫走。原來她很想做些什麼，無奈另一半不認同，不認同的理由是：「為什麼你們不為新疆人被關集中營遊行」？

我和阿言手持白花，淤塞在隊伍裏，一直等到夜幕降臨，才有機會從政總折回太古廣場，完成最後的悼念。晚八點，後出發的民眾依然絡繹不絕地湧向政府總部。十一點，我回到旺角吃宵夜，與十來名顧客一起等來了頭頂電視屏幕中民陣公布人數，兩百萬人。一晚結束，我連從床爬起去關燈的力氣都沒有了。

6.18

對「死士」的稱謂深感矛盾。好像習慣了遵照一定的操守，為免模仿效應，對美化赴死的人懷有本能的懷疑。誰都不想看到更多生命與此呼應，被工具化，成為有用或無用的籌碼。但原則僅僅是原則，如果我是在地的記者，在這樣的氛圍下，未必不會破例。

針對遣詞用句的克制，在公祭現場通通被拋棄了，市民留下的鮮花、禮物、詩文，在過去的兩日綿延生長，淹沒了一整條街。我邊看邊忍不住落淚，有人去了道路中央隔離帶，站在黃色雨衣邊默哀，有人詠誦經文，更多的人只是站在路邊，無聲無息。

期間下起了雨，有人把一隻淋雨的Buzz Lightyear公仔移到了屋簷下，他背靠的紙板上寫着「WE ARE STANDING IN THE FLAMES REACHING FOR THE SKY」。

離開前，我國內的朋友們託我留言，「希望我們都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謝謝你幫我們爭取不必跳樓的一絲生機」。我在另一頁寫下「我們與你們站在一起」。

收到小葉message，「蘇丹鎮壓用了真子彈」。她還在擔心。

6.24

回來加拿大後的幾天比以往更覺孤立，與身邊不了解狀況的人多了一層隔閡。擱置的工作攆着我，有些顧此失彼的恍惚，「共時感」遺落在海岸那邊。想時時追蹤進展，又力有不逮。

隔了距離和時間，印象最深的竟然是港人的幽默感，絕望中的機敏。社交平台上，旺盛的創造力像殺不死的野草一樣，你要如何閹割這樣的人民？

6.28

對少年來說，肆虐的公權力飼養的倀鬼就是第一顆炸燬温室的毒氣彈，正面目擊那些沒有底線的中傷、誹謗、凌虐，精神上是很難負荷的。認識到不會有人對這一切破壞付出代價，那種全面坍塌的感受，逼得人揪住同伴，三三兩兩在街上徹夜駐守，像極了要戰勝鬼片後一整夜顫慄的餘震。

但他們如果知情的話，大概要驚訝，作為年長一些的人們，比如我，其實也沒有更好一些的方法。生命中的巨浪只是一波勾連起另一波，叫人沉着以對的箴言難免無效，激情與理性並不矛盾。最初天崩地裂的恐慌也許會漸漸沖淡，但心碎並不會因此減弱一些。

6.30

梁凌杰不是最後一個死諫者。七一遊行前夜，不幸重演，兩名女士陸續墜樓，其中盧姓女子只有21歲，去世前在樓梯間寫下反送中宣言，「……本人願可以小命成功換取二百萬人的心願」。另一人的遺書寫道，「……我是會被社會淘汰的花枝，漂流在河上，而不是在樹上盛開的繁花……」，想必激發無限共鳴。文末總會看到為滿足報導倫理，一併呈現的專家呼籲，在此時猶增一份無力感。明知其用意良善，也明知切忌投射，卻仍不恰當地聯想到與全球化的性別暴力伴生的「女力培養」——每消失一個人，我們假裝強身健體就能抵禦寒冬。所有人都明知阻止一雙雙腳踏向虛空的癥結出在哪裏，是什麼讓年輕人們用牢獄之災去抗辯，赤手相搏，直到以命相抵。

去年11月，發生在台灣的「婚姻平權」公投結果是三分之二的人用選票否決平權，社會嚴重撕裂，一週內9名同志自殺身亡。有同志小孩爸媽對孩子的性傾向一無所知，許多人白天上街發傳單，晚上在家還要掩飾情緒風暴，異常辛苦。而在香港，社會的大多數人都被迫成了異見者，錯認「同志」的下場是賠上個人的、運動的前途。於是你看到，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所有人費力且徒勞地試着分清人鬼，用肉眼辨別誰值得相信。

此刻我身處的時區離跨入7月還有一個小時，繼12號之後的又一次警民衝突正在上演，Telegram group裏是染血的一張張照片。阿言剛剛從家裏出發，除了提醒她「注意安全」，想說什麼都已是無言。

7.1

7.1之後收到我香港朋友，一個四歲小孩的媽媽寫給我的話：

「若問我對遊行的感想，我會說香港太和平，香港人太斯文，過去三次的遊行，參與人數絕對不少，遊行路線中有金行、油站，而大部分店鋪都照常營業，從不擔心遊行會出亂子有人趁火打劫；而人頭湧湧如補給站的便利店，以及每人必須的洗手間，各人都斯文有禮地排隊；吸煙人士如要吸煙，會自動走開到遠處，不打擾到人，特別是這幾次遊行有不少一家大小。

⋯⋯

最近這個月發生的事情太多了，無論你關心不關心，參與不參與都會受到影響，不止社會在分裂，朋友在分化，家庭也不能倖免。我那寶貝女兒被老師說最近情緒有點波動，應是有時我們討論事情大聲了令她以為我們吵架；可能因為看過警察打人的畫面，有一天在學校看消防人員救火的片段，當消防人員一出現，她就哭著說很害怕；71遊行過後晚上當我看過學生衝擊立法會的新聞後，我忍不住抱著她哭了，把她嚇得立刻放聲大哭。

71遊行後我保留了幾張宣傳單，如果將來情況變得更差，我想女兒知道：媽媽盡了自己的力量參與了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