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从加拿大飞香港，我的反送中游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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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者为浙江人，目前在加拿大做媒体，两周前飞回香港参与了游行，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每一天的感受，希望有助缓解一些对立。

6.14

12个小时前跟公司请了假，去香港参加6.16“反送中”游行。决定看似是冲动，实际上从6.9大游行开始，我已经足足犹豫了一周……6.12下午暴力清场，我在加拿大的家里用Youtube看直播，第一颗催泪弹在加西凌晨时分落下，我一夜无眠。第二天与同事商量去现场支援，没有人响应。台湾朋友小叶担心我的安全，怕局势激化得太快，我一去怕是赶上六四重演。我摇头否认，“港府还不至于”，她答：“当年的学生也没有预想过解放军会开枪”。

在澳大利亚的Mo理解我。我们是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出的国，如今都有着复杂到一言难尽的身份认同，她眼看我前些年回内地做新闻的种种挫败。“要不是无法离境，我真想跟你一起！”她被签证流程绑在原地，愤怒无处发泄，早上在豆瓣写了一句“我的世界被分裂成两半，一边依旧‘岁月静好’，另一边的人背水一战”，半小时后被删，系统显示有人举报。她错愕不已，错愕在自以为表达得足够迂回。

我们都知道，某种程度上，香港人在代为死守这最后一道防线，利益相关、命运与共，我找不到不出现的理由。

6.15

买不到直飞的航班，转机日本，落地就收到梁凌杰坠楼的消息。上机前，许多香港人都在担心特首在游行前一日宣布“暂缓修例”，佯装平息民愤，摆明是想浇灭上街的热情。梁先生选择的时机，令人心碎。

香港朋友阿言知道我来，特地送来头盔、手套、护目镜、口罩，发生“中信围困事件”前，他们一群人在桥底休息，根本不在前线，警方连续将三颗催泪弹放到仅距离他们5到10米远的地方，却没有预留撤退通道。她的朋友没处避，吸入浓烟就医，情绪崩溃。

我在北京生活过一年，污染指数超标的日子里，一开始还能戴住口罩，很快就会受不了。工业用口罩非常压迫呼吸，何况是在炎热、潮湿的气候，再说，它真能防得住化学烟尘的侵袭吗？

虽然判断第二日是和平的，大家还是在群里积极地传递各种防身攻略，为有可能变换的事态作着准备，包括在被捕时联系谁、搜身时如何应对、处理瓦斯和辣椒水的方法……我开玩笑说，这简直是在学习战术，日后说不定在内地派上用场。

想到警方明知学生防护措施的薄弱，仍滥用武力，愈发感到悲哀。

6.16

精疲力竭的一天。

中午阿言来旺角与我汇合，两个人买了干粮、水、能量棒，跟随众多同伴，慢慢挪到去往港岛的月台。等了四十分钟，才挤上地铁，然后又是一路停停走走的等待。到从金钟站步行至坚尼地道，终于汇入游行的黑海，我的T恤已经汗湿一半，时差的缺眠加上腰痛，几乎耗尽了我的电量。

很久以后，我都不会忘记今天的感受，身体替我如实记录了下来。水浸般的闷热、下坡时突然刮来珍贵的海风……愉快的呐喊、奇异的归属感，后又被难以名状的游离取代。修例史无前例地团结了所有反建制的政治派别，人群中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有，但无一例外操着粤语。路过地铁站，有说普通话的游客不清楚状况，在天桥上拍着仿若到此一游的合影，与玻璃另一侧的人潮泾渭分明。

我很想知道，在港的150万中国大陆新移民，有多少人在同一条队伍里，跟我喊着同样的口号，在同样的场景面前红了眼眶？还是一样被恐惧打散，找不到可以去认同的组织？

媒体似乎不常报导在港的大陆留学生、移工是怎么介入社会运动的，对这一群体的解释权，很少掌握在本人手中。现身所伴随的人身安全风险如此之大，对机器捕捉数据的畏惧、对身边“内奸”的戒备，威胁着每一个试图走出私领域与其他同类联盟的内地人，无形中加重了抗争的道德成本。

朋友木木在读完浸会大学研究生后留港工作，前后待了9年，她幸运地拥有奇厚的同温层，公司的大陆同事这次全数上了街，倒是剩下的香港人返工不误。木木的同事提醒她，不要说普通话，戴上口罩，不要让人看清面貌，还要记得遮盖身上的纹身，一旦在冲击现场被识别出来，列入档案，就有可能在回国探亲时被投入没有刑期的苦牢。

她当然也有烦恼，下午从红磡家中搭巴士过来，磕磕绊绊地刚到金钟就被女友叫走。原来她很想做些什么，无奈另一半不认同，不认同的理由是：“为什么你们不为新疆人被关集中营游行”？

我和阿言手持白花，淤塞在队伍里，一直等到夜幕降临，才有机会从政总折回太古广场，完成最后的悼念。晚八点，后出发的民众依然络绎不绝地涌向政府总部。十一点，我回到旺角吃宵夜，与十来名顾客一起等来了头顶电视屏幕中民阵公布人数，两百万人。一晚结束，我连从床爬起去关灯的力气都没有了。

6.18

对“死士”的称谓深感矛盾。好像习惯了遵照一定的操守，为免模仿效应，对美化赴死的人怀有本能的怀疑。谁都不想看到更多生命与此呼应，被工具化，成为有用或无用的筹码。但原则仅仅是原则，如果我是在地的记者，在这样的氛围下，未必不会破例。

针对遣词用句的克制，在公祭现场通通被抛弃了，市民留下的鲜花、礼物、诗文，在过去的两日绵延生长，淹没了一整条街。我边看边忍不住落泪，有人去了道路中央隔离带，站在黄色雨衣边默哀，有人咏诵经文，更多的人只是站在路边，无声无息。

期间下起了雨，有人把一只淋雨的Buzz Lightyear公仔移到了屋簷下，他背靠的纸板上写着“WE ARE STANDING IN THE FLAMES REACHING FOR THE SKY”。

离开前，我国内的朋友们托我留言，“希望我们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谢谢你帮我们争取不必跳楼的一丝生机”。我在另一页写下“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

收到小叶message，“苏丹镇压用了真子弹”。她还在担心。

6.24

回来加拿大后的几天比以往更觉孤立，与身边不了解状况的人多了一层隔阂。搁置的工作撵着我，有些顾此失彼的恍惚，“共时感”遗落在海岸那边。想时时追踪进展，又力有不逮。

隔了距离和时间，印象最深的竟然是港人的幽默感，绝望中的机敏。社交平台上，旺盛的创造力像杀不死的野草一样，你要如何阉割这样的人民？

6.28

对少年来说，肆虐的公权力饲养的伥鬼就是第一颗炸毁温室的毒气弹，正面目击那些没有底线的中伤、诽谤、凌虐，精神上是很难负荷的。认识到不会有人对这一切破坏付出代价，那种全面坍塌的感受，逼得人揪住同伴，三三两两在街上彻夜驻守，像极了要战胜鬼片后一整夜颤栗的余震。

但他们如果知情的话，大概要惊讶，作为年长一些的人们，比如我，其实也没有更好一些的方法。生命中的巨浪只是一波勾连起另一波，叫人沉着以对的箴言难免无效，激情与理性并不矛盾。最初天崩地裂的恐慌也许会渐渐冲淡，但心碎并不会因此减弱一些。

6.30

梁凌杰不是最后一个死谏者。七一游行前夜，不幸重演，两名女士陆续坠楼，其中卢姓女子只有21岁，去世前在楼梯间写下反送中宣言，“……本人愿可以小命成功换取二百万人的心愿”。另一人的遗书写道，“……我是会被社会淘汰的花枝，漂流在河上，而不是在树上盛开的繁花……”，想必激发无限共鸣。文末总会看到为满足报导伦理，一并呈现的专家呼吁，在此时犹增一份无力感。明知其用意良善，也明知切忌投射，却仍不恰当地联想到与全球化的性别暴力伴生的“女力培养”——每消失一个人，我们假装强身健体就能抵御寒冬。所有人都明知阻止一双双脚踏向虚空的症结出在哪里，是什么让年轻人们用牢狱之灾去抗辩，赤手相搏，直到以命相抵。

去年11月，发生在台湾的“婚姻平权”公投结果是三分之二的人用选票否决平权，社会严重撕裂，一周内9名同志自杀身亡。有同志小孩爸妈对孩子的性倾向一无所知，许多人白天上街发传单，晚上在家还要掩饰情绪风暴，异常辛苦。而在香港，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被迫成了异见者，错认“同志”的下场是赔上个人的、运动的前途。于是你看到，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所有人费力且徒劳地试着分清人鬼，用肉眼辨别谁值得相信。

此刻我身处的时区离跨入7月还有一个小时，继12号之后的又一次警民冲突正在上演，Telegram group里是染血的一张张照片。阿言刚刚从家里出发，除了提醒她“注意安全”，想说什么都已是无言。

7.1

7.1之后收到我香港朋友，一个四岁小孩的妈妈写给我的话：

“若问我对游行的感想，我会说香港太和平，香港人太斯文，过去三次的游行，参与人数绝对不少，游行路线中有金行、油站，而大部分店铺都照常营业，从不担心游行会出乱子有人趁火打劫；而人头涌涌如补给站的便利店，以及每人必须的洗手间，各人都斯文有礼地排队；吸烟人士如要吸烟，会自动走开到远处，不打扰到人，特别是这几次游行有不少一家大小。

⋯⋯

最近这个月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无论你关心不关心，参与不参与都会受到影响，不止社会在分裂，朋友在分化，家庭也不能幸免。我那宝贝女儿被老师说最近情绪有点波动，应是有时我们讨论事情大声了令她以为我们吵架；可能因为看过警察打人的画面，有一天在学校看消防人员救火的片段，当消防人员一出现，她就哭著说很害怕；71游行过后晚上当我看过学生冲击立法会的新闻后，我忍不住抱著她哭了，把她吓得立刻放声大哭。

71游行后我保留了几张宣传单，如果将来情况变得更差，我想女儿知道：妈妈尽了自己的力量参与了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