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中的「救火」牧師：他們擋警察、唱聖詩、支援年輕人

企跳情緒在香港蔓延。7月3日，旺角亞皆老街一棟大廈天台，當王少勇趕過去時，一個女孩剛被社工攬了下來。狹窄的樓道裏擠滿從Telegram聞訊而來的年輕人，王少勇對他們介紹自己：「我是一直在前線的牧師。」出乎他意料，年輕人「像摩西分紅海」一般，讓出了一條路。王少勇趕緊爬上樓，警方只讓社工進入，而他能做的，是留在樓道裏幫忙傳遞紙巾。下樓時，年輕人們對他說：「牧師辛苦了，你們一直到處救火。」

企跳潮是從612佔領運動後三日，有黃衣男子在懸掛「反送中」標語後不幸墮樓開始的。在七一前，再有兩名女性墮樓死亡，生前分別留下遺言希望港人加油、「反送中」等。至七一這天，數萬人佔領金鐘幹道，部份示威者衝擊並進入立法會，佔領約三小時後撤離。午夜開始，警方在室外以催淚彈強力清場，並於翌日開始高調截查人群、進行搜證，最終逮捕13名有關人士。7月3日，全港各地出現多宗企跳事件，大批網民、社工、教師等分赴現場援助；7月4日凌晨，一名女性墮樓，遺言「不是民選的政府是不會回應訴求」、「甚麼也改變不了的無力感令人煎熬」。

「一天裏接連出現很多企跳個案，這是香港從未見過的事。林鄭月娥成天說要與年輕人對話，她出來了嗎？」王少勇沉痛道。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運動從6月9日開始加速延燒，像王少勇一樣投入現場的牧師，打開了教牧參與公民運動的新局面。不過行動走到今天，形勢瞬息萬變，王少勇說自己亦在思考，教會力量可以如何繼續介入當下情況。他和一些牧者正在商討，或仿效雨傘運動之後成立的醫護團體「杏林覺醒」，成立一個屬於教牧的界別團體，「讓教牧能夠以更新、更長遠固定的面貌，參與公共空間和公民社會。」

在長達近一個月並未完結的運動裏，香港的部分牧者正以不同方式，結合自身信仰，靈活參與到運動當中，他們向自己發問：教會，在公民社會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擋在警民之間

烈日當空，立法會大門前，手持長盾牌、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與數以千計甚至上萬的年輕示威者們，正緊張對峙。這是6月12日中午11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要在立法會恢復二讀，儘管3天前有百萬港人上街抗議，政府卻並無退意。空氣裏是一觸即發的氣息，眼見雙方均準備有所動作，劍拔弩張之際，一位女牧師跑來對王少勇說：「你叫其他人衝出去吧！」王少勇二話不說，向身後二十多位牧師叫道：「那裏好像要衝了，我們大家走過去，隔開他們！」

唔好叫人耶撚，哩啲堅係神既使者。（別叫他們耶撚，這些真的是神的使者。）

這群牧師一齊衝了上去，他們穿著便衣，手拉著手，以身體擋在了防暴警察和示威的年輕人之間。王少勇就站在第一排，他和這些牧師唱起了那首後來在香港變得耳熟能詳的聖詩：“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所有牧師又舉起彼此緊牽的雙手，以示和平。

這一幕被他們身後的示威者及記者攝下，在社交媒體廣傳。一個多小時後，在網絡論壇「連登」上，有人發出帖子：「[耶撚] 十多位牧師在立法會大門最前線手拖手擋著警察，不讓他們對學生動武力」。

帖子獲近4500個正評、17頁網友回應，大多是感動之聲：「我個時係佢地後面，覺得佢地背影好巨大」、「今朝都係金鐘見到好多神父牧師，好感動」，然後開始有人呼籲，不要再叫基督徒做「耶撚」：「已經無耶撚唔耶撚，都係愛香港嘅同路人」、「基督徒，以後唔准嗌耶x」。

其中還有一條留言如此說道：「唔好叫人耶撚，哩啲堅係神既使者（別叫他們耶撚，這些真的是神的使者）」。

民眾對教會人行動的態度轉變

所謂「耶撚」，是對基督徒具有貶義的形容，源自於香港另一個流行論壇「高登」。「撚」本是粵語裏男性性器官的粗口，不過在高登卻形成了一種「撚文化」，用「撚」將喜好不同事物的人分類，例如經常容易不安的人，叫「不安撚」，又如女權主義者經常被形容為「女權撚」。而「耶撚」則是高登用戶用來指代他們所認為虔誠到走火入魔、或行為差劣的基督徒。

「耶撚」在高登、連登上已被使用多年。看到今次感謝牧師的帖子，以及年輕人對牧者行動的感激，對王少勇來說，這些都是5年前無法想象的。

2014年雨傘運動，他記得好清楚，在10月2日，當大批示威者因政府寸步不讓而憤怒、要即時佔領龍和道時，王少勇和四十多名牧師身穿牧師服，奮力擠到百多名防暴警察前面，身後同樣是情緒高漲的示威者。他們那時希望，萬一局勢惡化，可用身體擋在兩者之間，化解危機。沒想到，當他們唱起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時，幾個年輕示威者向他們呼喝：「牧師！唱歌唔該唔好嚟呢度唱吖，唔該！（唱歌請不要在這裏唱，拜託！）」「慳啲啦！（省省吧！）」「唱詩返教會唱！」

「我們那時是被拒絕的感覺。」王少勇說，自己那天晚上十分「悲憤」，無法入睡，遂起身憤而寫文投書：「……群眾對代表著教會的教牧棄如敝履……香港教會在牧養上的失效，原來已經跌到一個難以想象的尺度。」

不過，五年後，情況大為不同。

就在「神的使者」這樣的讚譽出現之前，王少勇就發現，原本不怎麼受歡迎的祈禱會，竟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大批基督徒及部分示威民眾參與。

5月下旬的香港，社會各界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聲音已越來越強烈，全港掀起一股聯署風暴，近500間中學裏有約300間的校友發起聯署，社福界、文化界、法律界、新聞界等人士亦紛紛響應。6月9日爆發百萬人大遊行前後，由楊建強牧師所發起的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與王少勇所在的關懷團，還有香港基督徒社關團契一齊，發起「72小時馬拉松禱告」行動，由6月9日起，連續4日在政府總部外舉行晚會或早會禱告。

祈禱會成效驚人。不算6月9日遊行那晚，10號星期一的晚上，雨後，祈禱會來了約400人；第二晚下大雨，來了超過1000人；第三天，12號佔領的早上，來了超過2000人。

「如果你去過教會就知道，香港教會聚會人數最少的就是祈禱會，有些教會是取消了祈禱會的。一間數百人的教會，可能只有十個人去祈禱會，當中還有一個是牧師。」王少勇說，「但這一次不同了。」

今年44歲的王少勇，是一間中型獨立教會的主任牧師。他頭髮微微有些花白，戴黑框眼鏡，自6月9日百萬人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以來，他幾乎每日到有示威者的現場，身上常穿黑色恤衫，踢一雙涼鞋，「現場太熱了，方便一點」。

「為什麼五年後會變成這樣？我把credit（功勞）給朱耀明牧師、戴耀廷和陳健民教授（戴、陳均信仰基督教）。」王少勇說，「人們因此發現，原來基督徒會走出來，基督的信仰原來不是那麼離地的。」

唱聖詩在雨傘運動時曾被群眾喝罵，可在這次反修例運動中，一度成為基督徒甚至普通市民的抗爭手段。這一切都從6月11日晚上那次祈禱會開始。

11日的夜晚8點，不少市民響應網絡號召，聚集在政總、立法會門口。祈禱會內容平常，但到了尾聲，參與的上千名基督徒看起來並不想這麼快離開政府總部。於是，主持的牧師說：「讓我們用一首歌來結束今天的祈禱會吧。」他帶頭唱了起來：「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這是一首反覆重複一句話的小調，現場的基督徒開始用不同的聲部合唱起來。不久後這名牧師發現，現場的年輕人不用帶領，繼續傳唱下去。

我們沒有這麼偉大，但我們用一個溫柔的力量抗衡眼前全副武裝的警察。

這時，大批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陸續到場，在立法會門口與示威者對峙，氣氛一度緊張。警方又在立法會對出添美道路口截查每一輛駛入的車。然而，在場唱歌的人越來越多，甚至有非信徒的市民也加入了這聖詩隊伍。不同聲部的聲音此起彼伏，天橋上、地面上，人們彼此應和，柔和中透出力量，令現場對峙氣氛稍微降溫。

組織祈禱會的牧師之一楊建強，是在第二天早上起床時看報紙才知道，這群基督徒和市民，昨晚一直馬拉松式唱了整整九個小時。

「這是上帝的工作。」他由衷地說。

那晚在場的王少勇感到動容：「詩歌有種奇妙的力量，一種溫柔的力量。它是無能者的大能，像耶穌一樣釘在十字架上，戰勝死亡。我們沒有這麼偉大，但我們用一個溫柔的力量抗衡眼前全副武裝的警察。」

「教會幾時關心過政治？」

「天主教同基督教幾時關心過社會政治？我印象中無。我出來社會29年，從未見過教會如此大規模為政治議題發聲。」從事社福工作的基督徒吳先生對記者表示，「所以當我見到連浸信聯會都出聲，真係好驚訝。」

兩教沒關心過社會政治，是誇張說法，過去數十年，兩教的神職人員以個人名義或教會屬下某部門的名義，對社會、政治議題的發聲，時有發生，例如天主教陳日君樞機、基督教朱耀明牧師對雨傘運動的支持和參與。不少基督教自發組織的團體亦持續參與公民社會運動，例如嘗試連結神學院、堂會及民間團體的「香港基督徒學會」。不過，能夠令不同宗派的教會如此大規模明確表達反對當權者意見的事件，在王少勇的認知中，「對上一次可能是六四了。」

「在香港，有些教會對政治議題的參與程度是比較低的，」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香港基督徒學會總幹事龔立人說，這種現象的背後有值得留意的歷史原因，「一個地方的教會對政治的參與程度，同地區的公民教育有關。香港社會很特別，它所經歷過的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是不鼓勵市民參與政治的，尤其在六七暴動之後，政府刻意要香港人不要太政治化。教會作為社會一份子，自然受此影響。」

此外，教會自身的利益或許亦有影響。

據2016年《香港年報》，香港744萬人口當中，當中約6.8%即50萬人為基督徒，約5.2%即38.4萬人為天主教徒。香港基督教的教會宗派林立，有規模較大、屬下堂會較多的宗派如聖公會、循道會、長老會、中華基督教會、博道會、浸信會等，亦有規模較小的獨立教會，如九龍佑寧堂等。

而大型堂會崛起，是1997年之後的發展趨勢。根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普查數字，全港崇拜人數500人或以上的堂會，1994年只有38間，2014年則增長至98間，升幅達110.3%，為大中小規模堂會裏升幅之冠；1000人以上的堂會組別則是從2009年才開始設立的，當年有32間，到2014年則增至34間，崇拜人數超過8萬人。

龔立人指出，規模較大的教會，需要一定經濟能力維持；由於教會的主要收入來自會員的奉獻，大教會的會員往往是經濟能力好的人，而經濟能力好的人，往往是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所以「通常都不會觸碰那個制度，他們就會叫你不要再亂。」

龔立人又分析，教會過去在政治議題上較少發聲的原因，還包括與政府的合作關係：「這種關係是存在的，無論是辦學、社會服務、轉換已有的土地用途。所以對某些教會是不傾向跟政府「撐到咁行」（把關係弄僵），教會的制度本身使它不想如此。」

例如辦學方面，殖民地時期開始政府就選擇了教會作為合作團體，撥款給教會去營運學校，以此減少政府的長期行政費用。「教會在辦學所得的資源不是錢，而是空間。在一區你原本無法『插隻腳入去』，但因為有間教會學校，你就有一席之地，空間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源。」

至於轉換土地用途，比如1930年，挪威宣教士艾香德牧師以港幣3100多元購入面積達100多萬平方英呎的沙田道風山地皮，建立「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一百年前這些地方都沒人去，政府那時就賣地給教會，做一些宗教事務。」90年代，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與大地產商新鴻基合作，改建該地皮為樓盤「曉翠山莊」，「他們改變土地用途，賠錢給政府，教會就賺了筆錢。」龔立人說，「但現代就未必有很多這種情況了。這就是吃老本。」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亦向端傳媒特別指出，不少教會內有中國事工，每年會上大陸做交流等工作，要公開對政府意見說不，部分教會中人會擔心危及他們在中國的工作。

近年由於各種政治事件，香港社會的公民意識高漲，教會人士對社會、政治議題的參與似乎亦開始增加。五年前雨傘運動，不少牧師、教友自發到場，參與情緒支援等工作。王少勇作為召集人之一的「教牧關懷團」，正是雨傘運動所延續下來的一股基督教牧者力量。

30 VS. 4000，少數派的堅持

在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之前，胡志偉牧師連同三十多名來自不同宗派、教會的教牧，成立了這個關懷團，在宗派以外，以自發團體身份，靈活應對政治運動。

「全港有4000個教牧，我們這裏不過30人。」王少勇說，成立之初，第一次開會，他們借用了素來較傾向開明派的基督教協進會的地庫房間，「你想一下，有什麼教會願意借地方給我們呢？」

關懷團一開始分了內圍、中圍和外圍三部分，參與內圍的牧師，是做好了被捕的打算。關懷團在佔領區設立小站，主要做情緒支援工作。常有佔領者走過來對他們說：「牧師可否為我祈禱？」王少勇便為他們祈禱。他主動走到街上，看到神情呆滯、表情傷心的人，便與對方聊天。

福音不只是講信耶穌、永遠都幸福平安，真正的福音是講公義、甚至是會吃苦的。

王少勇還堅持在講道時抨擊政府，討論時弊，有信眾無法接受，起身離開，再也沒回到王少勇的教會。王少勇告訴自己：「福音不只是講信耶穌、永遠都幸福平安，真正的福音是講公義、甚至是會吃苦的。」

雨傘運動後，失望感籠罩社會，關懷團一度沉寂，直到2017年，13名青年因反新界東北撥款衝擊立法會案而入獄，「雙學三子」亦因公民廣場案而被判囚，關懷團的WhatsApp群組再次活躍起來。

「拜這這個政府所賜，為我們製造新的問題，令我們有走在一起的原因。」王少勇笑說。

是次反《逃犯條例》修訂的行動，循道衛理教會聯合會的前會長袁天佑牧師認為，「比起五年前，教會人士（參與行動）的自發性的確大好多。」

在教會裏，若要以整個堂會甚至聯會的名義就政治議題出聲明，由於各人意見或許不一，通常難以做到；於是，以個人身份發起「一群來自某某教會的教牧及信徒」的聯署，便應運而生，雨後春筍般湧現。

「這次條例修訂，是非黑白分明，不像雨傘運動那樣，可能各人對佔領行動有不同意見。現在好多市民心裏有憤怒，基督徒也一樣。」袁天佑說。

雖然民意似乎不少站在反對條例修訂這邊，但回到教會，王少勇仍聽到一些不一樣的聲音：在教會的WhatsApp群組裏，有教友毫不客氣批評他「騎劫了上帝」。

他苦笑道：「我怎有那麼大本事？不過我覺得自己在不斷進化，從前我在講道時好直率批評七警打人事件，現在我學會用更加溫和的方式，分享親身經歷，希望讓意見不一的弟兄姊妹更願意聽我講。」

28: 26，靠兩票通過的聲明

當王少勇、楊建強等牧師聯同不同宗派牧者成立關懷團、籌委會這樣的小團體，以靈活姿態應對政治大時代，尚且會收到教會內部的反對聲音之時，一些大宗派教會所作出的聲明行動，更遭遇外人所不知的困難。

6月7日，信眾超過8萬人的大教會香港浸信會聯會發出聲明，呼籲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聲明援引《聖經》指出：「神呼召他作以色列人的守望者，吩咐他若有刀劍快將臨到，作守望者若發出警告，人卻充耳不聞，因而滅亡的話，罪不在他身上。然而，當刀劍臨到，守望者卻沒有發出警告，導致人滅亡的話，上帝就要向他追討流人血的罪。」

大教會聯會罕見發聲，輿論一片驚訝，不過王少勇、袁天佑卻不太意外。2018年，會長羅慶才牧師、第二副會長林海盛牧師剛剛於浸信會聯會履新。「羅牧師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袁天佑如此評價。「羅牧師是我老一輩的牧師，一直非常出名，看到他的聲明以後，更覺得他非常厲害，」王少勇說，「而林海盛牧師絕對是資深一輩牧者中的開明派，從6月9日開始，我多次在（行動）現場遇見他。」

將近62歲的林海盛，形容自己「一向走得比較前」：2018年，他和羅慶才二人發起聯署，就國內多地拆除十字架事件，批評大陸政府打壓宗教自由；2014年，香港另一大教會聖公會的大主教鄺保羅在講道中諷刺七一遊行及預演佔中的參與者，林海盛聯同多名牧師發起「抗保羅」行動，刊登《鄺保羅言論不代表我們》的聯署聲明。三十年前，林海盛還曾跟隨朱耀明牧師，攜捐款上京支援八九民運學生。林海盛同時承認自己在同性戀議題上屬「保守」取態：他曾任香港反同性戀組織「明光社」主席。

5月中旬，林海盛就與羅慶才討論，認為應該就《逃犯條例》修訂問題出一份反對聲明。「重要的是，如果條例修訂通過，一國兩制就『散散地』（有點散架了）了。我們會活在恐懼中。我們不相信大陸法制，這很明顯，這是關乎我們眾人的事。一國兩制散掉，香港還是香港嗎？」

5月16日，林海盛火速草擬了一份聲明，5天後就帶進8人的常務委員會討論，以微弱票勢通過，提上500人的理事會議程。6月4日，浸信會聯會在旺角的會址，一間能容納數百人的會議室裏，本來有約500人的理事會，僅有80多人出席了會議。浸信會聯會由各間獨立浸信會聯合組成的一個組織，旨在事工上合作，對各堂會並無實際管轄權力，於是平日出席理事會的各堂會人員也不多。

我好驚訝，竟然有兩票！原本打定輸數，預計不會通過的……這是神跡。

這一次理事會，從晚上7點多一直開到10點鐘。林海盛形容會上氣氛是「大家都各自表達不同意見」，記者追問「意思是爭論很激烈？」他笑著點頭：「是的。」

最終，發布聲明的提議，以28：26僅兩票之差，獲得大會通過。

「我好驚訝，竟然有兩票！原本打定輸數，預計不會通過的……這是神跡。」林海盛說，「那他們不來開會，我們全按章程，大家舉手，過了。」

6月7日，聯會發布聲明，要求政府撤回條例修訂，沒來參與會議的理事如夢初醒，共68人馬上簽署反對該聲明，將反對聲音推上林海盛案頭。林海盛笑說：「羅牧師壓力大點，因為他是會長，我在旁邊就幫他擋擋箭。我不能說我沒有壓力，你們訪問我就有壓力啦。但會長叫我接受這個訪問的。」

「可能我們以前真係少出聲，令他們這一代人受好大的苦」

浸信會聯會過去很少以整個聯會的名義對政治議題發聲，林海盛說，這可能是因為一句聖經金句：「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所謂爭議性的題目，大家就會覺得，『算啦』，『唔好搞咁多』，最多用個人聯署，不要在聯會的層面搞。」他說。

這種心態似乎成了教會對政治表現冷感的一個原因。「神學裏有一個有趣的概念，叫『復和』。如果大家都爭吵的事，就不要多談。」龔立人分析道，「於是，政治事件大家根本不討論，沒有機會去討論，甚至辦一場討論會都覺得不好，會令大家嘈交（吵架）。但其實嘈交已經存在，倒不如呈上來。」

「教會現在是不懂得如何『嗌交』（吵架）。」龔立人總結。

「政教分離」經常被用作教會不觸碰政治議題的理由。林海盛說，這是教會內常見的誤解：「說政教分離就是我們不要參與政治，其實這是一個錯誤。政教分離指的是“sepe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意思是教會在組織行政和財政上完全獨立於政府，而並非指對社會不公義不發聲。」

人們對政治不理解、對權力不信任，講『政教分離』就是『不要搞我』這樣。

1801年，康乃狄克州丹伯里（Danbury）浸信會寫信給美國總統Thomas Jefferson，表達對行使宗教自由的擔心，於是Jefferson回信，要建立一道「教會與國家分離的墻」（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指宗教自由不受政府管控，將是美國願景的關鍵部分，這是「政教分離」一說的來源。

龔立人就認為，「對政教分離的理解其實很簡單，我反而覺得這成了一個藉口，因為我們對政治本身採取比較負面的態度，覺得政治是骯髒、牽涉權力的，而我不想被利用，所以用一個政教分離做藉口。人們對政治不理解、對權力不信任，講『政教分離』就是『不要搞我』這樣。」

「教會就是公民社會的一員。」龔立人續指，「公民社會有一樣很特別的東西：對話。大家走到一起，學會彼此相處，就他們所認為什麼是美好的社會，而參與談論並付諸行動。」

在香港社會，教會可以怎樣參與到公民社會的討論和行動？龔立人認為，參與的方式其實十分廣闊。他所在的「香港基督徒學會」，亦有份發起了一場行動。6月11日，52個宗教及社福團體向記者宣布發起612罷工、罷市行動，在這個記者會前一天，龔立人與學會裏的幾個同事，用了一天時間討論應否發起罷工罷市，並起草聲明、聯絡團體。

「教會在整個議題討論、行動策劃與動員裏，也應該有自己的角色。」龔立人如此說。「是否可以參與得更多？我們對good society（良好社會）的實踐可以如何去做？這是教會和所有人都可以思考的問題。」

可能我們以前真係少出聲，令他們這一代人受好大的苦。

「可能我們以前真係少出聲，令他們這一代人受好大的苦。我感到好難過。」67歲的袁天佑最後說，「見到今次教會的表現，我覺得好有希望；見到年輕人的努力，我感到香港好有希望。」

不過，持續高強度的運動，加上港府官員的消極回應，似乎正在消磨年輕人的希望感，到了7月1日這天，絕望和奮力一搏的情緒更見強烈。衝擊立法會事件過去，政府、警方、建制派不斷強烈譴責，稱衝擊者為「暴徒」，而運動的支持者則呼籲理解年輕人的絕望。

臨發稿前，王少勇突然致電記者：「剛才問我如何看待衝擊立法會，我有說話想補充。好想說，對，他們的行為是犯法了，但犯的是地上的法，這不一定是錯的。耶穌潔淨聖殿，他也在當時的聖殿裏搗亂，但大家會說，當時環境不公義，要體諒耶穌。那我們為何不體諒年輕人？我不覺得衝擊是犯錯，當把它放在整個不公的立法機關之下審視。」

講完，他長舒一口氣：「我如果講完呢句，畀教會炒咗就算了。（我如果說完這句，被教會炒了就算了。）」

（實習記者梁敏琪、余美霞、尹詩瑜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