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企跳情绪在香港蔓延。7月3日，旺角亚皆老街一栋大厦天台，当王少勇赶过去时，一个女孩刚被社工揽了下来。狭窄的楼道里挤满从Telegram闻讯而来的年轻人，王少勇对他们介绍自己：“我是一直在前线的牧师。”出乎他意料，年轻人“像摩西分红海”一般，让出了一条路。王少勇赶紧爬上楼，警方只让社工进入，而他能做的，是留在楼道里帮忙传递纸巾。下楼时，年轻人们对他说：“牧师辛苦了，你们一直到处救火。”

企跳潮是从612占领运动后三日，有黄衣男子在悬挂“反送中”标语后不幸堕楼开始的。在七一前，再有两名女性堕楼死亡，生前分别留下遗言希望港人加油、“反送中”等。至七一这天，数万人占领金钟干道，部份示威者冲击并进入立法会，占领约三小时后撤离。午夜开始，警方在室外以催泪弹强力清场，并于翌日开始高调截查人群、进行搜证，最终逮捕13名有关人士。7月3日，全港各地出现多宗企跳事件，大批网民、社工、教师等分赴现场援助；7月4日凌晨，一名女性堕楼，遗言“不是民选的政府是不会回应诉求”、“甚么也改变不了的无力感令人煎熬”。

“一天里接连出现很多企跳个案，这是香港从未见过的事。林郑月娥成天说要与年轻人对话，她出来了吗？”王少勇沉痛道。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运动从6月9日开始加速延烧，像王少勇一样投入现场的牧师，打开了教牧参与公民运动的新局面。不过行动走到今天，形势瞬息万变，王少勇说自己亦在思考，教会力量可以如何继续介入当下情况。他和一些牧者正在商讨，或仿效雨伞运动之后成立的医护团体“杏林觉醒”，成立一个属于教牧的界别团体，“让教牧能够以更新、更长远固定的面貌，参与公共空间和公民社会。”

在长达近一个月并未完结的运动里，香港的部分牧者正以不同方式，结合自身信仰，灵活参与到运动当中，他们向自己发问：教会，在公民社会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挡在警民之间

烈日当空，立法会大门前，手持长盾牌、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与数以千计甚至上万的年轻示威者们，正紧张对峙。这是6月12日中午11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要在立法会恢复二读，尽管3天前有百万港人上街抗议，政府却并无退意。空气里是一触即发的气息，眼见双方均准备有所动作，剑拔弩张之际，一位女牧师跑来对王少勇说：“你叫其他人冲出去吧！”王少勇二话不说，向身后二十多位牧师叫道：“那里好像要冲了，我们大家走过去，隔开他们！”

唔好叫人耶撚，哩啲坚系神既使者。（别叫他们耶撚，这些真的是神的使者。）

这群牧师一齐冲了上去，他们穿著便衣，手拉著手，以身体挡在了防暴警察和示威的年轻人之间。王少勇就站在第一排，他和这些牧师唱起了那首后来在香港变得耳熟能详的圣诗：“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所有牧师又举起彼此紧牵的双手，以示和平。

这一幕被他们身后的示威者及记者摄下，在社交媒体广传。一个多小时后，在网络论坛“连登”上，有人发出帖子：“[耶撚] 十多位牧师在立法会大门最前线手拖手挡著警察，不让他们对学生动武力”。

帖子获近4500个正评、17页网友回应，大多是感动之声：“我个时系佢地后面，觉得佢地背影好巨大”、“今朝都系金钟见到好多神父牧师，好感动”，然后开始有人呼吁，不要再叫基督徒做“耶撚”：“已经无耶撚唔耶撚，都系爱香港嘅同路人”、“基督徒，以后唔准嗌耶x”。

其中还有一条留言如此说道：“唔好叫人耶撚，哩啲坚系神既使者（别叫他们耶撚，这些真的是神的使者）”。

民众对教会人行动的态度转变

所谓“耶撚”，是对基督徒具有贬义的形容，源自于香港另一个流行论坛“高登”。“撚”本是粤语里男性性器官的粗口，不过在高登却形成了一种“撚文化”，用“撚”将喜好不同事物的人分类，例如经常容易不安的人，叫“不安撚”，又如女权主义者经常被形容为“女权撚”。而“耶撚”则是高登用户用来指代他们所认为虔诚到走火入魔、或行为差劣的基督徒。

“耶撚”在高登、连登上已被使用多年。看到今次感谢牧师的帖子，以及年轻人对牧者行动的感激，对王少勇来说，这些都是5年前无法想象的。

2014年雨伞运动，他记得好清楚，在10月2日，当大批示威者因政府寸步不让而愤怒、要即时占领龙和道时，王少勇和四十多名牧师身穿牧师服，奋力挤到百多名防暴警察前面，身后同样是情绪高涨的示威者。他们那时希望，万一局势恶化，可用身体挡在两者之间，化解危机。没想到，当他们唱起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时，几个年轻示威者向他们呼喝：“牧师！唱歌唔该唔好嚟呢度唱吖，唔该！（唱歌请不要在这里唱，拜托！）”“悭啲啦！（省省吧！）”“唱诗返教会唱！”

“我们那时是被拒绝的感觉。”王少勇说，自己那天晚上十分“悲愤”，无法入睡，遂起身愤而写文投书：“……群众对代表著教会的教牧弃如敝履……香港教会在牧养上的失效，原来已经跌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尺度。”

不过，五年后，情况大为不同。

就在“神的使者”这样的赞誉出现之前，王少勇就发现，原本不怎么受欢迎的祈祷会，竟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大批基督徒及部分示威民众参与。

5月下旬的香港，社会各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声音已越来越强烈，全港掀起一股联署风暴，近500间中学里有约300间的校友发起联署，社福界、文化界、法律界、新闻界等人士亦纷纷响应。6月9日爆发百万人大游行前后，由杨建强牧师所发起的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与王少勇所在的关怀团，还有香港基督徒社关团契一齐，发起“72小时马拉松祷告”行动，由6月9日起，连续4日在政府总部外举行晚会或早会祷告。

祈祷会成效惊人。不算6月9日游行那晚，10号星期一的晚上，雨后，祈祷会来了约400人；第二晚下大雨，来了超过1000人；第三天，12号占领的早上，来了超过2000人。

“如果你去过教会就知道，香港教会聚会人数最少的就是祈祷会，有些教会是取消了祈祷会的。一间数百人的教会，可能只有十个人去祈祷会，当中还有一个是牧师。”王少勇说，“但这一次不同了。”

今年44岁的王少勇，是一间中型独立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头发微微有些花白，戴黑框眼镜，自6月9日百万人反《逃犯条例》修订大游行以来，他几乎每日到有示威者的现场，身上常穿黑色恤衫，踢一双凉鞋，“现场太热了，方便一点”。

“为什么五年后会变成这样？我把credit（功劳）给朱耀明牧师、戴耀廷和陈健民教授（戴、陈均信仰基督教）。”王少勇说，“人们因此发现，原来基督徒会走出来，基督的信仰原来不是那么离地的。”

唱圣诗在雨伞运动时曾被群众喝骂，可在这次反修例运动中，一度成为基督徒甚至普通市民的抗争手段。这一切都从6月11日晚上那次祈祷会开始。

11日的夜晚8点，不少市民响应网络号召，聚集在政总、立法会门口。祈祷会内容平常，但到了尾声，参与的上千名基督徒看起来并不想这么快离开政府总部。于是，主持的牧师说：“让我们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祈祷会吧。”他带头唱了起来：“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这是一首反复重复一句话的小调，现场的基督徒开始用不同的声部合唱起来。不久后这名牧师发现，现场的年轻人不用带领，继续传唱下去。

我们没有这么伟大，但我们用一个温柔的力量抗衡眼前全副武装的警察。

这时，大批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陆续到场，在立法会门口与示威者对峙，气氛一度紧张。警方又在立法会对出添美道路口截查每一辆驶入的车。然而，在场唱歌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非信徒的市民也加入了这圣诗队伍。不同声部的声音此起彼伏，天桥上、地面上，人们彼此应和，柔和中透出力量，令现场对峙气氛稍微降温。

组织祈祷会的牧师之一杨建强，是在第二天早上起床时看报纸才知道，这群基督徒和市民，昨晚一直马拉松式唱了整整九个小时。

“这是上帝的工作。”他由衷地说。

那晚在场的王少勇感到动容：“诗歌有种奇妙的力量，一种温柔的力量。它是无能者的大能，像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战胜死亡。我们没有这么伟大，但我们用一个温柔的力量抗衡眼前全副武装的警察。”

“教会几时关心过政治？”

“天主教同基督教几时关心过社会政治？我印象中无。我出来社会29年，从未见过教会如此大规模为政治议题发声。”从事社福工作的基督徒吴先生对记者表示，“所以当我见到连浸信联会都出声，真系好惊讶。”

两教没关心过社会政治，是夸张说法，过去数十年，两教的神职人员以个人名义或教会属下某部门的名义，对社会、政治议题的发声，时有发生，例如天主教陈日君枢机、基督教朱耀明牧师对雨伞运动的支持和参与。不少基督教自发组织的团体亦持续参与公民社会运动，例如尝试连结神学院、堂会及民间团体的“香港基督徒学会”。不过，能够令不同宗派的教会如此大规模明确表达反对当权者意见的事件，在王少勇的认知中，“对上一次可能是六四了。”

“在香港，有些教会对政治议题的参与程度是比较低的，”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香港基督徒学会总干事龚立人说，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值得留意的历史原因，“一个地方的教会对政治的参与程度，同地区的公民教育有关。香港社会很特别，它所经历过的殖民地时期，港英政府是不鼓励市民参与政治的，尤其在六七暴动之后，政府刻意要香港人不要太政治化。教会作为社会一份子，自然受此影响。”

此外，教会自身的利益或许亦有影响。

据2016年《香港年报》，香港744万人口当中，当中约6.8%即50万人为基督徒，约5.2%即38.4万人为天主教徒。香港基督教的教会宗派林立，有规模较大、属下堂会较多的宗派如圣公会、循道会、长老会、中华基督教会、博道会、浸信会等，亦有规模较小的独立教会，如九龙佑宁堂等。

而大型堂会崛起，是1997年之后的发展趋势。根据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的普查数字，全港崇拜人数500人或以上的堂会，1994年只有38间，2014年则增长至98间，升幅达110.3%，为大中小规模堂会里升幅之冠；1000人以上的堂会组别则是从2009年才开始设立的，当年有32间，到2014年则增至34间，崇拜人数超过8万人。

龚立人指出，规模较大的教会，需要一定经济能力维持；由于教会的主要收入来自会员的奉献，大教会的会员往往是经济能力好的人，而经济能力好的人，往往是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所以“通常都不会触碰那个制度，他们就会叫你不要再乱。”

龚立人又分析，教会过去在政治议题上较少发声的原因，还包括与政府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是存在的，无论是办学、社会服务、转换已有的土地用途。所以对某些教会是不倾向跟政府“撑到咁行”（把关系弄僵），教会的制度本身使它不想如此。”

例如办学方面，殖民地时期开始政府就选择了教会作为合作团体，拨款给教会去营运学校，以此减少政府的长期行政费用。“教会在办学所得的资源不是钱，而是空间。在一区你原本无法‘插只脚入去’，但因为有间教会学校，你就有一席之地，空间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至于转换土地用途，比如1930年，挪威宣教士艾香德牧师以港币3100多元购入面积达100多万平方英呎的沙田道风山地皮，建立“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一百年前这些地方都没人去，政府那时就卖地给教会，做一些宗教事务。”90年代，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与大地产商新鸿基合作，改建该地皮为楼盘“晓翠山庄”，“他们改变土地用途，赔钱给政府，教会就赚了笔钱。”龚立人说，“但现代就未必有很多这种情况了。这就是吃老本。”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亦向端传媒特别指出，不少教会内有中国事工，每年会上大陆做交流等工作，要公开对政府意见说不，部分教会中人会担心危及他们在中国的工作。

近年由于各种政治事件，香港社会的公民意识高涨，教会人士对社会、政治议题的参与似乎亦开始增加。五年前雨伞运动，不少牧师、教友自发到场，参与情绪支援等工作。王少勇作为召集人之一的“教牧关怀团”，正是雨伞运动所延续下来的一股基督教牧者力量。

30 VS. 4000，少数派的坚持

在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之前，胡志伟牧师连同三十多名来自不同宗派、教会的教牧，成立了这个关怀团，在宗派以外，以自发团体身份，灵活应对政治运动。

“全港有4000个教牧，我们这里不过30人。”王少勇说，成立之初，第一次开会，他们借用了素来较倾向开明派的基督教协进会的地库房间，“你想一下，有什么教会愿意借地方给我们呢？”

关怀团一开始分了内围、中围和外围三部分，参与内围的牧师，是做好了被捕的打算。关怀团在占领区设立小站，主要做情绪支援工作。常有占领者走过来对他们说：“牧师可否为我祈祷？”王少勇便为他们祈祷。他主动走到街上，看到神情呆滞、表情伤心的人，便与对方聊天。

福音不只是讲信耶稣、永远都幸福平安，真正的福音是讲公义、甚至是会吃苦的。

王少勇还坚持在讲道时抨击政府，讨论时弊，有信众无法接受，起身离开，再也没回到王少勇的教会。王少勇告诉自己：“福音不只是讲信耶稣、永远都幸福平安，真正的福音是讲公义、甚至是会吃苦的。”

雨伞运动后，失望感笼罩社会，关怀团一度沉寂，直到2017年，13名青年因反新界东北拨款冲击立法会案而入狱，“双学三子”亦因公民广场案而被判囚，关怀团的WhatsApp群组再次活跃起来。

“拜这这个政府所赐，为我们制造新的问题，令我们有走在一起的原因。”王少勇笑说。

是次反《逃犯条例》修订的行动，循道卫理教会联合会的前会长袁天佑牧师认为，“比起五年前，教会人士（参与行动）的自发性的确大好多。”

在教会里，若要以整个堂会甚至联会的名义就政治议题出声明，由于各人意见或许不一，通常难以做到；于是，以个人身份发起“一群来自某某教会的教牧及信徒”的联署，便应运而生，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次条例修订，是非黑白分明，不像雨伞运动那样，可能各人对占领行动有不同意见。现在好多市民心里有愤怒，基督徒也一样。”袁天佑说。

虽然民意似乎不少站在反对条例修订这边，但回到教会，王少勇仍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在教会的WhatsApp群组里，有教友毫不客气批评他“骑劫了上帝”。

他苦笑道：“我怎有那么大本事？不过我觉得自己在不断进化，从前我在讲道时好直率批评七警打人事件，现在我学会用更加温和的方式，分享亲身经历，希望让意见不一的弟兄姊妹更愿意听我讲。”

28: 26，靠两票通过的声明

当王少勇、杨建强等牧师联同不同宗派牧者成立关怀团、筹委会这样的小团体，以灵活姿态应对政治大时代，尚且会收到教会内部的反对声音之时，一些大宗派教会所作出的声明行动，更遭遇外人所不知的困难。

6月7日，信众超过8万人的大教会香港浸信会联会发出声明，呼吁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声明援引《圣经》指出：“神呼召他作以色列人的守望者，吩咐他若有刀剑快将临到，作守望者若发出警告，人却充耳不闻，因而灭亡的话，罪不在他身上。然而，当刀剑临到，守望者却没有发出警告，导致人灭亡的话，上帝就要向他追讨流人血的罪。”

大教会联会罕见发声，舆论一片惊讶，不过王少勇、袁天佑却不太意外。2018年，会长罗庆才牧师、第二副会长林海盛牧师刚刚于浸信会联会履新。“罗牧师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袁天佑如此评价。“罗牧师是我老一辈的牧师，一直非常出名，看到他的声明以后，更觉得他非常厉害，”王少勇说，“而林海盛牧师绝对是资深一辈牧者中的开明派，从6月9日开始，我多次在（行动）现场遇见他。”

将近62岁的林海盛，形容自己“一向走得比较前”：2018年，他和罗庆才二人发起联署，就国内多地拆除十字架事件，批评大陆政府打压宗教自由；2014年，香港另一大教会圣公会的大主教邝保罗在讲道中讽刺七一游行及预演占中的参与者，林海盛联同多名牧师发起“抗保罗”行动，刊登《邝保罗言论不代表我们》的联署声明。三十年前，林海盛还曾跟随朱耀明牧师，携捐款上京支援八九民运学生。林海盛同时承认自己在同性恋议题上属“保守”取态：他曾任香港反同性恋组织“明光社”主席。

5月中旬，林海盛就与罗庆才讨论，认为应该就《逃犯条例》修订问题出一份反对声明。“重要的是，如果条例修订通过，一国两制就‘散散地’（有点散架了）了。我们会活在恐惧中。我们不相信大陆法制，这很明显，这是关乎我们众人的事。一国两制散掉，香港还是香港吗？”

5月16日，林海盛火速草拟了一份声明，5天后就带进8人的常务委员会讨论，以微弱票势通过，提上500人的理事会议程。6月4日，浸信会联会在旺角的会址，一间能容纳数百人的会议室里，本来有约500人的理事会，仅有80多人出席了会议。浸信会联会由各间独立浸信会联合组成的一个组织，旨在事工上合作，对各堂会并无实际管辖权力，于是平日出席理事会的各堂会人员也不多。

我好惊讶，竟然有两票！原本打定输数，预计不会通过的……这是神迹。

这一次理事会，从晚上7点多一直开到10点钟。林海盛形容会上气氛是“大家都各自表达不同意见”，记者追问“意思是争论很激烈？”他笑著点头：“是的。”

最终，发布声明的提议，以28：26仅两票之差，获得大会通过。

“我好惊讶，竟然有两票！原本打定输数，预计不会通过的……这是神迹。”林海盛说，“那他们不来开会，我们全按章程，大家举手，过了。”

6月7日，联会发布声明，要求政府撤回条例修订，没来参与会议的理事如梦初醒，共68人马上签署反对该声明，将反对声音推上林海盛案头。林海盛笑说：“罗牧师压力大点，因为他是会长，我在旁边就帮他挡挡箭。我不能说我没有压力，你们访问我就有压力啦。但会长叫我接受这个访问的。”

“可能我们以前真系少出声，令他们这一代人受好大的苦”

浸信会联会过去很少以整个联会的名义对政治议题发声，林海盛说，这可能是因为一句圣经金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所谓争议性的题目，大家就会觉得，‘算啦’，‘唔好搞咁多’，最多用个人联署，不要在联会的层面搞。”他说。

这种心态似乎成了教会对政治表现冷感的一个原因。“神学里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叫‘复和’。如果大家都争吵的事，就不要多谈。”龚立人分析道，“于是，政治事件大家根本不讨论，没有机会去讨论，甚至办一场讨论会都觉得不好，会令大家嘈交（吵架）。但其实嘈交已经存在，倒不如呈上来。”

“教会现在是不懂得如何‘嗌交’（吵架）。”龚立人总结。

“政教分离”经常被用作教会不触碰政治议题的理由。林海盛说，这是教会内常见的误解：“说政教分离就是我们不要参与政治，其实这是一个错误。政教分离指的是“sepe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意思是教会在组织行政和财政上完全独立于政府，而并非指对社会不公义不发声。”

人们对政治不理解、对权力不信任，讲‘政教分离’就是‘不要搞我’这样。

1801年，康乃狄克州丹伯里（Danbury）浸信会写信给美国总统Thomas Jefferson，表达对行使宗教自由的担心，于是Jefferson回信，要建立一道“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墙”（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指宗教自由不受政府管控，将是美国愿景的关键部分，这是“政教分离”一说的来源。

龚立人就认为，“对政教分离的理解其实很简单，我反而觉得这成了一个借口，因为我们对政治本身采取比较负面的态度，觉得政治是肮脏、牵涉权力的，而我不想被利用，所以用一个政教分离做借口。人们对政治不理解、对权力不信任，讲‘政教分离’就是‘不要搞我’这样。”

“教会就是公民社会的一员。”龚立人续指，“公民社会有一样很特别的东西：对话。大家走到一起，学会彼此相处，就他们所认为什么是美好的社会，而参与谈论并付诸行动。”

在香港社会，教会可以怎样参与到公民社会的讨论和行动？龚立人认为，参与的方式其实十分广阔。他所在的“香港基督徒学会”，亦有份发起了一场行动。6月11日，52个宗教及社福团体向记者宣布发起612罢工、罢市行动，在这个记者会前一天，龚立人与学会里的几个同事，用了一天时间讨论应否发起罢工罢市，并起草声明、联络团体。

“教会在整个议题讨论、行动策划与动员里，也应该有自己的角色。”龚立人如此说。“是否可以参与得更多？我们对good society（良好社会）的实践可以如何去做？这是教会和所有人都可以思考的问题。”

可能我们以前真系少出声，令他们这一代人受好大的苦。

“可能我们以前真系少出声，令他们这一代人受好大的苦。我感到好难过。”67岁的袁天佑最后说，“见到今次教会的表现，我觉得好有希望；见到年轻人的努力，我感到香港好有希望。”

不过，持续高强度的运动，加上港府官员的消极回应，似乎正在消磨年轻人的希望感，到了7月1日这天，绝望和奋力一搏的情绪更见强烈。冲击立法会事件过去，政府、警方、建制派不断强烈谴责，称冲击者为“暴徒”，而运动的支持者则呼吁理解年轻人的绝望。

临发稿前，王少勇突然致电记者：“刚才问我如何看待冲击立法会，我有说话想补充。好想说，对，他们的行为是犯法了，但犯的是地上的法，这不一定是错的。耶稣洁净圣殿，他也在当时的圣殿里捣乱，但大家会说，当时环境不公义，要体谅耶稣。那我们为何不体谅年轻人？我不觉得冲击是犯错，当把它放在整个不公的立法机关之下审视。”

讲完，他长舒一口气：“我如果讲完呢句，畀教会炒咗就算了。（我如果说完这句，被教会炒了就算了。）”

（实习记者梁敏琪、余美霞、尹诗瑜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