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國政協副主席、首任特首董建華發表言論,認為七一衝擊立法會是破壞法治,又承認自己擔任特首期間推行的通識教育失敗,是年輕人「出問題」的重要原因。作為任教通識科10年的老師,筆者知道,這種將青年抗爭的動因推算在通識科上的說法做法,五年前也發生過。
學校、師生的遊戲規則
幾年前,2014年10月末,香港的佔領運動已持續四周,當時焦點都放在大學生和中學生的自發和積極參與,其中一道風景就是處於佔領區的自修室,加上佔領前的「罷課不罷學」,大家都驚訝學界和年輕人的力量。《明報》在10月26日的頭版卻將目光放在通識教育科上,透露得悉有政府極高層有意向中學通識科「開刀」,欲增加《基本法》及「一國概念」等內容,削去「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部分。這是將佔領運動跟通識教育(其實還有國民教育)鏈接上了。
這「放風」令通識界能及早提出眾多強而有力的理由反對,比如通識並不等同政治教育,還包括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現代中國、能源科技與環境等眾多範疇;隨意開刀會損害香港人珍視的教學自主,恐怕會擊起更多反彈;更重要的是,通識老師自己都質疑通識科有沒有這種「能耐」,成為推動青年人上街、佔領的主因。拿通識來開刀,恐怕是捉錯用神。
這不是通識老師妄自菲薄。學者趙永佳、阮筠宜和梁懿剛等在2018年在《港澳研究》中發表〈通識科如何影響香港中學生?》一文(留意文章版權屬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研究發現學生對通識科的興趣對他們的公民和政治參與影響不大。喜歡通識科和不喜歡通識科的兩組學生,普遍都沒有參與有組織的社區和政治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