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逃犯條例

讀者來函:承認我們的無知,讓出一條道路給年輕人吧

「失控」意味著我們認為還有更和平的辦法來實現5大訴求,但是其實沒有,我們沒有人知道怎麼做才是「可控」的,我們沒有人知道運動下一步應該繼續怎麼走。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成功突破佔領立法會。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成功突破佔領立法會。 攝:林振東/端傳媒

晚上9點後,衝進立法會的消息出來後,好幾個身在內地的朋友問,是否失控了?

是否應該衝進立法會,可能是6月運動至今最接近「割蓆」(劃清界線)的一次分歧。不論是內地還是在香港的朋友,即便都是運動的支持者,也有許多人對衝擊立法會有保留。理由非常說得通,佔領立法會在社會看來是「極端」行為(象徵意義上的「革命」),容易流失已有的民意支持,也會授人以柄,讓建制派和親中媒體更有理由製造信息污染,把示威者描述為「暴徒」。

這背後的問題其實是:一場具備壓倒性民意支持社會運動,可以走到哪一步?

遊行,當然沒問題,一百萬人,兩百萬人,五十五萬人。佔領立法會周圍道路,也大獲支持,港鐵車長、的士司機、基督教徒,過去被歸為保守的群體以他們的方式支援年輕人。癱瘓稅務大樓和其他政府機構的服務,也依然有市民表達理解:不需要道歉,真正錯的不是年輕人。g20峰會期間眾籌670萬港幣在不同的國家報紙登「反修例」廣告,從討論到籌款到登報只用了3天時間,也使全世界驚嘆香港年輕人抗爭的創意和執行能力。

這些都很好,和平、理智、創意兼具,能滿足最大公約數的支持者對香港人乃至中國人抗爭的想像。另一面呢?市民提出的5大訴求(撤回修例、收回暴動定性、撤銷對抗爭者控罪、追究警隊濫權、林鄭月娥下台(最新的《金鐘宣言》將這一條替換為實行雙普選),無一得到回應。

2019年7月1日,立法會會議廳被示威者佔領。
2019年7月1日,立法會會議廳被示威者佔領。攝:林振東/端傳媒

所有能嘗試的方法都一再嘗試了,政府呢,不回應,不出聲,不露面。可以想像包括失去三條人命在內,是一種怎麼樣的悲憤和絕望的情緒開始在滋生和蔓延?

現在可以來講「失控」與否的問題了。6月9日,百萬人遊行,政府態度強硬。6月12日,佔領金鐘,警察150枚催淚彈清場,政府和警隊遭受全世界的批評,林鄭依然態度強硬。6月14日,韓正南下深圳與林鄭月娥會面。6月15日,林鄭召開記者會宣布暫停修例工作,對5大訴求無一回應,並表示警察執法天公地道。同日,梁凌傑留下4大訴求(除了追究警隊責任一條)的標語後,在太古廣場墮樓身亡。6月16日,200萬人上街遊行,繼續提出5大訴求。6月18日,林鄭再次召開記者會,承認政府工作不足,向市民道歉,仍然未回應5大訴求。6月21日,佔領警察總部。6月24日,癱瘓稅務大樓。6月26日,愛丁堡廣場集會。6月27日,包圍律政中心。在此期間,林鄭月娥和其他政府官員不見蹤影。6月29日、30日,接連兩名女性墮樓身亡,一位留下「反送中」字句,另一位自陳「七一我去不了,其實真的絕望透了。」但沒有任何政府官員出聲。

其實我們應該先問一聲,這個政府是否「失控」了?

遊行、佔領、遊行、佔領、不合作、呼籲國際社會關注,所有能嘗試的方法都一再嘗試了,政府呢,不回應,不出聲,不露面。可以想像包括失去三條人命在內,是一種怎麼樣的悲憤和絕望的情緒開始在滋生和蔓延?

7月1日早上8點,一邊是會展中心內林鄭月娥一班官員慶祝回歸升旗和酒會,一邊是會展中心外和警察對峙的示威者,最有可能向官員們示威的機會也失去了。下午1點多,開始有幾個示威者以鐵籠製成的「攻城車」撞擊立法會大樓的玻璃門。這就到了很多人認為的「失控」的起點。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在會展中心外和警察對峙。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在會展中心外和警察對峙。攝:林振東/端傳媒

當所有備受稱讚的和平抗爭方式都用盡了,而政府毫無回應,從年輕人的角度看,還有什麼辦法能推進運動嗎?只剩下暴力了。有人選擇對自己的暴力——自殺(真切希望不要再有同類事情發生),自然有人選擇更進一步的暴力衝擊。

「失控」意味著我們認為還有更和平的辦法來實現5大訴求,但是其實沒有,我們沒有人知道怎麼做才是「可控」的,我們沒有人知道運動下一步應該繼續怎麼走。和平的辦法已經用盡(當然,不排除可以繼續日復一日地遊行和不合作),必然會有人失去耐心,會有人選擇顯而易見的暴力衝擊。從發展脈絡上看,政府持續龜縮,拒絕回應訴求,有年輕人會走到這一步,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預見的。

年輕人會吸收全世界的行動和思想資源,遊行、佔領、不合作之後,他們選擇了重現太陽花。

我上個月採訪的一個年輕抗爭者,訪問過程中他談了好幾次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年輕人會吸收全世界的行動和思想資源,遊行、佔領、不合作之後,他們選擇了重現太陽花。這不是「失控」,而是有次序地在推進運動,從最和平的方式開始,到今次終於佔領立法會。

而究竟佔領立法會的「暴力」有多嚴重?撞擊玻璃大門的照片當然讓人驚心,但是用董啟章的話講:「他們有破壞,但他們不是暴徒。他們是有秩序地破壞,克制地破壞。他們的破壞,是象徵的行為,是表態的方式,是表示義憤的方式。過程中他們沒有傷害過任何人,也無意圖傷害任何人⋯⋯破壞立法會的死物,就是暴力嗎?」

董啟章說的並不十分準確,其實有泛民議員在勸阻他們的過程被撞倒受傷了,但是距離警方形容的使用暴力攻擊人的「暴徒」,還差得太遠。他們攻擊的,是玻璃、是鐵門。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打破立法會大樓的玻璃。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打破立法會大樓的玻璃。攝:林振東/端傳媒

佔領立法會是一個好辦法嗎?其實我們都不知道,我相信他們也不知道。在這場運動中,我們年紀稍微大一點點的人,都應該承認自己的「無知」。

要承認我們真的「不懂」。我們不懂年輕人是怎麼做到的在一個月內「進化」出一套成熟的組織方式的,這在國際社運中都是新的經驗。

今晚7點多從遮打道行到夏殼道,我和同行的朋友目睹了一幕幕令人驚嘆的場景。密密麻麻的人群佔領了夏殼道和添美道,和6月9日晚上一樣,人數甚至更多,但是他們不再只是守在那裡而不知道做些什麼。

相反,他們自發組成了一個高效運轉的系統,前線(衝擊立法會的人)需要的物資以手勢和口號地方式傳到後方,後方迅速搜集物資(有些還需要手工製作)後,由幾條隊伍接龍傳遞過去,像流水線一樣快速而準確。物資隊伍之間,還留下了可以由一人通過的空間,有很多年輕人抱著重要物資在通道裡快速奔跑。有物資車輛通過,人群則會迅速地像「紅海」一樣分開,又合上。

這個系統又不是完全組織好再投入的,而是由陌生人臨時組成的。所以它足夠「be water」,我和朋友們走進人群,也並沒有遭到排斥,我們穿行,他們會給我們一些空間,又在恰當的時候指引我們走哪條路,讓我們不至於阻礙系統運轉。他們還會自發阻止每一個試圖拍照的人(這是他們保護自己的方式)。

我們三個年紀大一些的人,像遠古時期的野人一樣進入這個「烏托邦」,除了驚嘆,能做的,就只剩下讓一條道路給他們。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如何組織起來的,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是否有一個決策、分工的過程,我們其實什麼都不知道,但是他們就在那兒投入地「工作」。一個多小時後,在他們的支援下,前線人員把立法會大樓攻破了,開始佔領。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在立法會示威區。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在立法會示威區。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想強調的是,要承認我們真的「不懂」。我們不懂年輕人是怎麼做到的在一個月內「進化」出一套成熟的組織方式的,這在國際社運中都是新的經驗。我們也不懂,年輕人為什麼會在今晚進入立法會大樓。可能他們也沒有「想」那麼多,但這恰恰是他們使我們「不懂」的原因。而具備經驗、理論的我們,其實這麼多年有他們做得好嗎?

從6月9日開始,很多從事媒體行業的朋友,一邊做報導,一邊不得不寫很多手記(比如這篇)來給自己做心理和情緒疏導。而在我們還為催淚彈失神的時候,年輕人已經快速地進入了下一場、又下一場行動,並且每次都做得極為漂亮了。他們好像沒有包袱。我們每個人都這麼感慨。

既然如此,不要講什麼「失控」,不要談什麼「道理」,把路讓給他們,支持他們,保護他們。真正「失控」的,是那個政府。

香港 逃犯條例 七一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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