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特殊的6月，反《逃犯條例》修訂一役，香港人不帶期望，哀兵上陣，就算難言勝利，總算取得一點成果。今次群眾運動中，青年人的參與和行動再成焦點。9日深夜和12日在金鐘的衝突，都明顯地以青年人為骨幹，而今次參與運動的年輕人，有參加過雨傘運動的，但也有很多應該是「後雨傘」一代，即是說他們在五年前年紀還太小，沒有參與過雨傘運動。
有趣的是，回到4月時，香港社會似乎有一種普遍印象，覺得青年人對《逃犯條例》修訂並沒有太大的關心，例如4月初王慧麟在《明報》的一篇文章，就指出《逃犯條例》修訂看來是要針對商業罪行，而青年對商界非常反感，所以對反修例不以為然。放到大一點的背景中看，很多較常參與社運的朋友都觀察到，香港近兩三年的遊行示威整體人數不高之餘，亦較少見年輕人參與。一般的理解是，面對著政權的強力打壓，貧富懸殊和樓價高企等問題又毫無改善跡象，年輕人感到絕望和無力，所以不再關心政治。
這些說法也許都是實際情況的一部分，但回到6月運動高峰之前，年輕人的無力感其實有多高？他們對社會運動有甚麼看法？他們如何看雨傘運動？平時如何接觸時事資訊？如何使用社交媒體？解答這些問題，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後雨傘一代在反《逃犯條例》修訂一役中「突然出現」，背後有甚麼樣的基礎。
筆者跟兩位中大同事在2014年11月對香港的大學生做過一次社交媒體使用和政治參與調查研究，樣本數為795人。今年3月至4月初，我們又做了一次調查，樣本數為908人。兩次調查均使用多階段或然率抽樣方法，以確保樣本能代表大學生群體。當然，「大學生」不等於「年輕人」，但在社運場合，大學生往往是較為活躍的一群，值得特別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