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年 深度

六四三十年紀念研討會首度移師台北,持續重訪八九民主夢

六四三十年紀念研討會,今年由香港移師,來到台北舉行。三十年前,運動發生在冷戰結束前夕,追求民主體制蔚為浪潮;今日,舊體制已面臨不同挑戰,而「新冷戰」格局再度降臨。有心與會者如何重訪當年民主夢?


六四事件三十週年將屆,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 攝:陳焯煇/端傳媒
六四事件三十週年將屆,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 攝:陳焯煇/端傳媒

六四事件三十週年將屆,華人民主書院與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會議為期兩天半,當年八九民運參與者與研究者齊聚一堂,重新還原當年現場、討論未來中國情勢。過往,六四紀念研討會都在香港舉辦,這是首度大規模移師台灣,不但讓台灣本地民眾、行動者多了參與六四紀念活動的機會,也讓三十年來持續不間斷的六四紀念場景發生了置換。

「為什麼要辦在台灣,答案很簡單,如果辦在香港,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與會者都來不了(如王丹、吾爾開希、封從德、王希哲、楊建利等民運人士,多半都有訪港被拒的前例)」華人民主書院校長陶君行說,「之前雨傘運動前後的時候已經有這個現象了,他們(這些赴港申請簽證遭拒的講者)可能也覺得沒什麼太特別,也沒有特別說出來,但很多講者現在都來不了香港,光在網路上申請就過不去。在雨傘運動以前,都是有關民運的人士,現在擴大太多,連部分台灣的公民運動的人士都沒辦法來。」

八九民運學生方政。
八九民運學生方政。攝:陳焯煇/端傳媒

會議中,除了王丹、吾爾開希與封從德等台灣熟知的學運領袖之外,引人矚目的尚有:吳仁華紮實的歷史研究,為當年的歷史重新貢獻諸多重要史料。吳國光提出「六四事件政變」說,認為六四學運過程中,鄧小平調動軍隊、撤換領導人乃至任命新領導人,實是一場軍事政變,引起現場正反意見激辯。當年解放軍官李曉明與受傷學生方政同台,兩人火花,也引起台灣媒體關注。被王丹譽為「我們之中最聰明、學術做得最紮實」的學運領袖王超華,亦首次在台灣發表新書《從來就沒有救世主》。知名維權律師滕彪亦與會發表,提出在中國「高科技集權主義」下,公民如何持續行動的疑問。

劉曉波思想遺產、八九後的中國維權運動也是會場上多次反覆提起的話題。雨傘運動的周永康、三一八施懿倫也合寫了一篇論文,雖然仍在雛形,探討六四事件對香港一國兩制方案形成的影響。

會議反應熱烈,大廳一位難求,與會者發言踴躍,當中也可見不少台灣年輕學生身影。這些講者來台並不只在研討會上發表,也在各獨立書店、中研院與大學校園有演講,製造了豐富的外溢效應。

史丹福大學教授Larry Diamond。

史丹福大學教授Larry Diamond。攝:陳焯煇/端傳媒

開幕式定錨:三十年後,世界走入「後後冷戰」時期

除了六四的參與者、研究者,與中港台三地的行動者之外,研討會廣受各方矚目的講者,無疑是負責進行開幕演說的史丹福大學政治系教授Larry Diamond。Larry Diamond在會後接受《端傳媒》專訪時,他回顧89年的天安門事件時表示,今日的中國政權仍恐懼著自己的影子,「這個影子是什麼?我們都非常清楚,正是今天研討會的主題,八九六四天安門運動。」

六四運動發生在世界對「民主」抱有希望的年代。

Larry Diamond進一步分析,六四運動發生一個在世界對「民主」概念整體都抱有希望的年代。而在89年之後,柏林圍牆倒塌、共產主義垮台,直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期,世界經歷了一段「意想不到」民主進展。但自2006年或2007年開始,世界開始進入一段民主衰退期。Larry Diamond分析,在這段期間,民主衰退的腳步是「漸進式的、零碎而片段的」,但仍是可以指認的。

面對此一現象,Larry Diamond認為,與其繼續以「後冷戰」稱之,不如說世界進入了「後後冷戰」(post-post-cold war)時期。在Larry Diamond的分類中,後冷戰時期是從1991到2006年為止,特色是由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主導世界秩序,而民主是當時世界上主要的政府體制。民主自由的價值擁有極大的動能,吸引更多國家轉向民主體制,而專制政體則轉向守勢,直到2006年為止。

Larry Diamond指出,2006年後的民主衰退,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美國對伊拉克「非必要的、災難性的」軍事介入,讓許多人將民主推廣與軍事侵略畫上了等號,或認為伊拉克戰爭是一場武力強制的政權更換。第二個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機,這導致西方國家的經濟分崩離析,且造成持久的影響:全球化下不平等現象持續攀升,接著移民危機出現,反移民情緒、負面的民粹主義也不斷攀升。與此同時,俄羅斯、中國等專制政權影響力日增。

Larry Diamond認為,這些因素重疊交織、彼此強化,但在同一時間,美國的民主則不斷疲軟衰落。「我們的世界已經轉變為另一種世界,一個混亂的世界。」Larry Diamond說,「這個世界有兩個超級大國中國和美國,以及一個『半』超級大國、擁有核武的俄羅斯。這是一個美國權力和世界地位縮水的世界,但這也是一個民主仍然存在的世界。大家還不知道該怎麼稱呼這樣的新世界,這是一個在想法、權力、影響力、經濟模式等領域都有激烈爭奪戰的世界,但已經不是後冷戰了,除了後後冷戰,你也可以稱之為新冷戰。」Larry Diamond舉例,中美貿易戰與美俄之間的緊張關係,都是例子。

「我不願意說這是一個民主崩壞的時代,無論是漸進式的還是突然的崩壞,但是我們確實在一個腳步不斷加快的民主失能時代,一個對民主威脅漸增的年代。」Larry Diamond如是說,「美國、歐洲國內也有許多問題,但人民仍擁有自由可以挑戰政府、要求改革。民主提供開放、草根、自主且可協調的工具,來進行改善、自我調整、質問與再生。(建構這樣的體制)需要獨立機構、獨立司法機關、獨立監管機關,你也需要獨立和自由的媒體。而上述這些,在一個越來越鞏固加強的獨裁體制中是毫無可能性的。」

他也直指,目前的中國並不具備這樣的能力。「中國的政治體制是由上而下的,當有任何嚴重的異議、質問出現,一定會被事前制止或是事後審查刪改。一個政治體制無法容忍研究、更別說辯論自己的過去,這就是一個有問題的體制、道德破產的體制,因為它無法對自己的歷史(指八九六四運動)有誠實的叩問,無法從自己的過去學習,進而反覆犯了一人獨裁的錯誤和弊病。」

2019年5月19日,八九民運領袖王丹參加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

2019年5月19日,八九民運領袖王丹參加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重回1989:在台灣,叩問三十年前的民主夢

毫無疑問地,對於所有的與會者而言,既然身在「民主」遭逢新一輪挑戰的時刻,重訪1989並不過時。除了持續要求平反過去、重拾記憶之外,紀念活動本身也也有定標當下的意義。王丹在會議中提出要「六四學」,王超華反駁是「八九學」,王丹再回應,那不如就做「八九六四」學。

在稍晚的王超華新書發表會中,王丹進一步闡釋了他的想法:「你要了解以前的中國,必須了解八九六四,因為是過去的中國一路形成了八九六四;要了解今日的中國,就不能迴避八九六四,是八九六四形成了今天的中國。這是一個承先啟後的事件,要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了解當代史的必須。對八卦性的東西說得太多,理論說得太少。」

王丹認為,「如果當年六四成功了,可能會讓政府在民意壓力下進行改革,類似台灣模式,是一種朝野共同合作的轉型過程。那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讓黨內想做一些事情的人,可以在自下而上的壓力下進行改革,不過共產黨把這個機會丟掉了。」

但陶君行悲觀地認為,往後類似重訪六四的活動,或許都要由香港移師到台北舉辦了。

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

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我覺得可以讓台灣與香港交流,對中國的民主發展也是重要的。就算你要求台灣獨立,你也應該關心中國問題,中國的發展,對台灣香港都有很大影響。過去香港在前線,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台灣這裡可以去看香港模式行不行?」陶君行說,答案非常明顯,「所以很重要,香港人老是說要移民到台灣,但如果台灣也不行了呢?那也不是個辦法嘛。」

面對此一新的局勢,台灣本地的公民團體早也有心理準備,要在未來扛起平台重任。東吳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黃默說,看情形,香港的情形是很艱難,「我希望台灣可以是一個各方面都能同意的一個平台,不但是六四問題的討論,就算是西藏、新疆、香港、中國問題的討論,台灣都能作為一個平台,這是台灣公民社會有的作用。」黃默說,這個任務艱難,他也不敢說是否能做得到,「但如果我們能做的,就盡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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