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年 深度 六四專訪

香港記者陳潤芝的六四記憶:「每隔二十分鐘,軍人就開槍,砰砰砰砰砰」

同事打開房門朝外看,然後轉過頭,陳潤芝第一次見到有人嘴唇是紫色的,「外面一定是軍隊。好恐怖。」


陳潤芝:「我只是觀察者,不可能改變任何事情。作為一個小小的記者,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告訴大家,這件事(六四清場)是不對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不對的。」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陳潤芝:「我只是觀察者,不可能改變任何事情。作為一個小小的記者,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告訴大家,這件事(六四清場)是不對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不對的。」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2005年,47歲的陳潤芝在長安街上看到的,是圍滿燈飾的高樓大廈,天安門張燈結彩,恍如白晝。

時值歲末,「國情研習班」的大巴,載著包括陳潤芝在內的一群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駛過長安街,在座的有採訪過八九民運的記者,也有媒體老總。此時陳潤芝早已從亞洲電視轉入有線新聞工作。身邊讚歎聲此起彼伏:「好厲害啊!你看這邊這幢,有一條街那麼寬!」「不對,你看這邊,這幢更誇張,簡直是凱旋門十倍!」「前面叫司機開慢點啦,那邊那幢更嚇人!我來不及拍啦!」

這一刻,坐在大巴裏的陳潤芝不會想到,三年後,汶川遭遇強震,毒奶粉事件曝光,劉曉波身陷囹圄;再向後,習近平於2013年上台,兩年後大批維權律師被捕,四年後劉曉波病逝。

當彩燈照進大巴,陳潤芝跌進記憶,那是1989年6月,天安門廣場上的燈,熄滅了。

製作:Stanley Leung/端傳媒

製作:Stanley Leung/端傳媒

入京:報道六四,是「歷史把我放到了那個位置」

1989年6月3日凌晨兩三點,陳潤芝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Ida(陳潤芝的英文名)!起來了!好多軍隊入城!」同事在電話裏大叫。陳潤芝睡眼惺忪,立即衝去同事的房間,這是北京飯店12樓,所有記者聚在房間露台上,攝影機對準近在眼前的長安街。只見一列軍隊沿著長安街,自西向東,向天安門廣場小跑前進。他們看起來年紀很小,都是「娃娃兵」。

和逾百米寬、如今有雙向十車道的長安街相比,這列軍隊看起來「好像一條線」。陳潤芝和同事們討論,都認為軍隊的陣勢很奇怪,如果要入城、圍天安門廣場,「兵力是單薄到不堪的」。

很快,就在記者眼皮底下,大量民眾從天安門廣場湧過來,把長長的軍隊攔住。雙方對峙之下,有市民將單車扔向軍隊,試圖沖散他們。

這是陳潤芝赴京第四天,也是她加入亞視第四年。這年七月,她就要移民加拿大。報道六四,在陳潤芝看來,是「歷史把我放到了那個位置」。

從4月15日胡耀邦逝世開始,香港媒體就高度參與到北京學運的報道中,連被視為有官方背景的《大公報》、《文匯報》皆大力報道。5月20日中共戒嚴,翌日《文匯報》發表四字社論「痛心疾首」,這是1949年之後中共報業史上第一次有傳媒「開天窗」寫社論。彼時風頭正勁的亞視,更陸續派出十幾名記者和攝製隊成員上京,在港的新聞編輯部差不多空了。亞視是整個華人地區首間電視台,新聞質素一直為人稱道。

香港民眾從未對國內事務產生如此高的關注度,局勢起伏,他們日夜守在電視機前,緊盯現場報道,為記者鼓掌。試過北京那邊衛星傳播被中斷,後來又接通,記者做衛星直播時,仍在港的陳潤芝接到新聞部樓下接線生電話:「好多人打電話進來讚你們!」整個五月,鮮花成批成批送來,新聞部都被擺滿了,花籃子直擺到外面電梯大堂裏。

新聞總監包雲龍原以為陳潤芝即將移民,來不及赴京。但陳潤芝眼見北京的同事們相繼病倒,主動請纓。5月31日,海關在陳潤芝回鄉證上蓋章,她正式加入報道八九學運的隊伍。

5月31日,海關在陳潤芝回鄉證上蓋章,她正式加入報道八九學運的隊伍。

5月31日,海關在陳潤芝回鄉證上蓋章,她正式加入報道八九學運的隊伍。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有女同事稍微打開房門,朝外看了看,轉過頭,陳潤芝看見她嘴唇發紫。「我第一次見到有人嘴唇是紫色的。我就知道,外面一定是軍隊。好恐怖。」

一到北京,陳潤芝馬上到天安門廣場採訪民眾。官方宣佈戒嚴已過十日,她嗅到廣場上已經渙散的氣息,整個運動似乎失去了方向。陳潤芝感覺清場即將到來,「以為會像『四五』(運動)那樣,用棍棒打你(清場)。」

事態正在走向失控,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講話似乎已被丟棄。檯面底下,暗流湧動,水即將沸騰。

戒嚴:「我真的怕得要死」

6月3日早上,娃娃兵進城後,帶著困惑,陳潤芝到六部口巡街,看到一些已被市民攔下的軍車,裏面有槍。她爬上一輛軍車,眼前的軍人個個灰頭土臉,也不肯回答她的提問。周圍市民秩序井然,他們看守著軍車,有意識不去碰觸槍支;一見記者,就為他們開路:「記者來了,讓路給記者採訪。」

採訪完市民後。下午四五點,陳潤芝正和幾個同事在飯店休息,彼時已有傳言,說新華門有軍人和學生發生流血衝突,有軍人被打中腦袋。她感覺「水已經沸騰起來」。忽然一個男同事叫道:「外面有好多軍隊呀!」有女同事稍微打開房門,朝外看了看,轉過頭,陳潤芝看見她嘴唇發紫。「我第一次見到有人嘴唇是紫色的。我就知道,外面一定是軍隊。好恐怖。」

她回到房間,站在浴室裏,哭了足足十分鐘,然後對自己說:「停啦,妳停、停、停。」

他們立即把所有安全鎖、防盜鏈全部扣上,然而十幾個大漢已經來到房門外,把門拍得彷如山響:「你開門!你開門!」

陳潤芝拖慢語氣道:「我們裏面有兩個女記者,你們進來會不會打人?」

他們不理:「你先開門!先開門!」大漢個個身高六尺,其中一人拿著一圈鑰匙,早已把門打開,只剩防盜鏈扣著,這顯然有點激怒他們。

另一位攝影同事已經打電話回港,原來在做即時電話報道。陳潤芝眼見沒法拖延,只好溫聲道:「這裏有女記者,你進來不要打人。」就把他們放了進來。穿著制服的大漢們向他們吼道:「你知不知道現在在戒嚴?!你們還在拍攝?!」陳潤芝好聲好氣說:「我們不熟悉而已。我們不拍了。」

一通警告過後,房間內氣壓驟降。陳潤芝打電話回家,是父親接的。她的父親是一名香港警察,「什麼都見過,殮房見過,暴動也見過。」但當陳潤芝報告情況、安慰家人時,父親語氣雖鎮靜,卻說:「喂,冇理由唔驚呀(沒理由不害怕)。」

那一刻陳潤芝崩潰了。之前她一直沉浸在工作的興奮裏,現在才回過神來。「我真的怕得要死。我連房門都不敢出。」

陳潤芝到天安門廣場現場報導八九民運的新聞報導截圖。

陳潤芝到天安門廣場現場報導八九民運的新聞報導截圖。圖:受訪者提供

晚飯過後,從北京飯店後方的小巷回來,見到一些軍人坐在地上好像被揍過、敗兵之將的樣子,陳潤芝和同事們都覺得「今夜一定出事」。她回到房間,站在浴室裏,哭了足足十分鐘,然後對自己說:「停啦,妳停、停、停。」

這是6月3日的夜晚。電視不斷播放通知,警告市民不要外出。而亞視記者謝志峰已帶著一班記者,只裝備沾水的毛巾,一頭扎進廣場的夜色裏。

槍響:三輪車載著流血的傷者離開,又再來,再走

長安街上,人頭湧動。一輛裝甲車如雷轟鳴,從天安門廣場,朝北京飯店樓下方向疾馳,那裏站滿了民眾。陳潤芝看得目瞪口呆,「裝甲車原來跑起來這麼快」。直到裝甲車衝抵的最後一兩秒,人群才開始移開。「後面的人怎來得及挪開?太殘忍了。」陳潤芝並不確定,裝甲車有沒有撞到民眾。

她嚇得趕緊給廣場上的同事打電話:「我在高處看(情形)好危險,你們快點回來。」謝志峰他們不肯:「我們這邊還可以,可以做多一陣。」

手機在當時是救命的寶物,陳潤芝不敢消耗同事的電量,又趕緊打給回去香港給總編輯伍國任:「不要再用他們的報道了,會死人的,叫他們回來吧!」伍國任說:「他們說現在走回來,比留在那裏還危險。」

「改革開放進行中,你卻搞一場這樣的屠殺。就像你有一間漂亮的缸瓦舖,你在慢慢修復古董,怎知一頭狂牛衝了進來,撞爛所有的東西。」陳潤芝說,「那些人命的損失是無法挽回的。」

第一下槍聲響起。不可置信的感覺向她湧來。

然後「砰砰砰砰砰」,接二連三,槍聲不停。

救護車駛過來,架著大木板的三輪車駛過來。流血的傷者被載走,車再來,又再走。那個情景,正如人們今日能看到的照片。

陳潤芝不能相信。1982年她唸大學,還會到大陸旅行,感覺一切都在慢慢進步。1987年,她去昆明報道《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議。會議過後,她和香港代表司徒華、李福善、李柱銘、烏維庸、廖瑤珠和譚惠珠,以及中方官員鄭偉榮一齊,在大廳裏唱歌。那時氣氛融洽,大家「是有朋友傾的(可以做朋友的)」。

當槍聲響起,歷史的巨輪轉向。一切都改變,李柱銘與司徒華隨後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改革開放進行中,你卻搞一場這樣的屠殺。就像你有一間漂亮的缸瓦舖,你在慢慢修復古董,怎知一頭狂牛衝了進來,撞爛所有的東西。」陳潤芝說,「那些人命的損失是無法挽回的。」

這一晚幾乎無眠。同事李少媚負責做電話報道。陳潤芝和同事不斷觀察廣場狀況,每在槍響時便趕緊躲回房間;她們都為廣場上的同事憂心。6月4日凌晨五點鐘,她累得昏睡過去,一小時後再醒來,早晨已降臨,槍聲卻未遠去。

早上十點鐘左右,一些市民踩自行車回到現場,不斷試圖靠近軍隊。每隔二十分鐘,軍人就開槍,他們不止站在隊伍裏,還衝出來開。砰砰砰砰砰,陳潤芝和同事李少媚趕緊躲回房間。再回露台時,只見軍隊前面已倒下十幾個黑點——這樣的場景不斷重複。

中午,陳潤芝做電話現場報道,一聽到那邊香港同事徐佩瑩的聲音,她已差點哭出來。

「可以這麼說,我們現在目擊的……(哽咽,無法說話)是一些令人很難過的鏡頭。那些市民是沒有武器,也沒有任何橫幅或者什麼。他們只不過踩單車在接近軍隊的地方兜圈,或者很不明智地集結。」

她終於哭了起來,再強忍下去。

三十年過去,她坐在桌前,對記者說:「真殘忍啊。」

撤離:六四令她更加關切中國人權事件

6月5日晚上,陳潤芝和大部分香港記者、學生一齊,登上港府派來的港龍包機。就在起飛前,忽然十幾個公安人員走入機艙,稱有人證件有問題,需要查看。氣氛立即十分緊張,眾人懸心等待發落。然而此時,支聯會李卓人主動站起來,對帶頭公安說:「這班機是我負責。」公安便把他帶走。學聯成員李蘭菊激動起來,想衝出去找李,被亞視新聞總監包雲龍制止。港龍的空姐紅著眼睛,向大家說明航空規定,飛機無法繼續留在原地等候。

飛機就這樣起飛了。

當飛機降落到香港啟德機場,機上所有人鼓起掌來,然後哭成淚人。就在此時,手臂戴著黑紗的機場人員和香港市民湧上前來,夾道歡迎,溫暖與苦澀在記者們的內心交織、勒緊。「把同胞都拋棄在北京了,他們會怎麼樣?」陳潤芝無法回答。

香港傳媒六月五日離開北京前在北京機場合照,前左一為李卓人,上機後被帶走。
香港傳媒六月五日離開北京前在北京機場合照,前左一為李卓人,上機後被帶走。圖:受訪者提供
李卓人被帶走後有學聯同學激動想衝出機艙找他,隨即被時任亞視新聞總監包雲龍制止,並解釋飛機無法再等。
李卓人被帶走後有學聯同學激動想衝出機艙找他,隨即被時任亞視新聞總監包雲龍制止,並解釋飛機無法再等。攝影:葉紹麒
大批新聞界同業和市民在啟德機場迎接北京回港記者。
大批新聞界同業和市民在啟德機場迎接北京回港記者。圖:受訪者提供
當飛機降落到香港啟德機場,機上所有人鼓起掌來,然後哭成淚人。就在此時,手臂戴著黑紗的機場人員和香港市民湧上前來,夾道歡迎。
當飛機降落到香港啟德機場,機上所有人鼓起掌來,然後哭成淚人。就在此時,手臂戴著黑紗的機場人員和香港市民湧上前來,夾道歡迎。圖:受訪者提供
甫下機,警方政治部人員向記者了解北京狀況。
甫下機,警方政治部人員向記者了解北京狀況。攝影:葉紹麒

6月8日,經歷三天軟禁,在中國官方要求下,李卓人簽了「悔過書」,獲准登機回港。

陳潤芝一直留在了新聞行業裏。六四過後,她按原計劃移民加拿大,因當地華人新聞媒體影響力較小,於93年回港,加入有線新聞,退休前為有線新聞直播新聞台台長。「我比較現實,人首先要解決自己的生活。」

她仍像剛入行時那樣充滿行動力和敏銳觸覺。像1986年她迅速電話採訪了劫持華航飛機到北京的機師王錫爵的太太、並獲上司賞識一樣;2000年,她又採訪了新當選為台灣副總統的呂秀蓮,這一次,她的獨家新聞,被時任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批評為「鼓吹分裂」。

她說六四從未過去。「六四是共產政權最殘酷、極致的表現。它的殘酷,其實到現在都有不同程度的表達,包括逮捕人權律師、強力打壓所有為民請命的人。」

六四的經歷也令她更加關切中國人權事件。近日最新發生的維權新聞,她逐一數來:「危志立,幫工人爭取權益,被捕了;然後北大馬克思學會幫工人爭取權益,又抓了。(中共政權)高度敏感到一個程度,不容許任何第三方力量去糾正一些錯誤的行為,社會如何進步?」

「當一些事成為日常以後,你就覺得,是這樣的啦,沒眼看。香港人千萬不要有這個(想法)。……如果有一日來到你面前,你怎麼辦?」

經過2003年,香港以一場百萬人大遊行而改變政府23條立法的決定,她更覺面對政權的打壓不能坐以待斃。當身邊有人覺得「我出聲都沒用」,她堅持認為,不能以功能性去看待一切——「如果七百萬香港人都這麼想,你豈不是像澳門那樣?人最終都要去見上帝,你中間的過程是否也應該過得好好的?善用你的blessing。」

六四三O:「這件事(六四清場)是不對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不對的。」

2008年底,陳潤芝自費、請假到美國採訪吳仁華、程真、陳一諮、王軍濤等,又跑去深圳訪問人權律師浦志強,寫成《六四二O》。她希望不止著眼六四,更要碰觸「後八九」的中國狀況。她在書中問道:「今天的祖國,有沒有比廿年前更開放、民主、廉潔?傳媒自由度,有沒有比廿年前多了,還是少了?」

她那時還約訪當年的「廣場四君子」、「零八憲章」發起人、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劉曉波爽快答應:「行!你來吧!」一個星期後,劉曉波被捕了。

八年多後,2017年,服刑中的劉曉波病重的消息登上世界各大新聞版面,陳潤芝在香港,和眾人一樣從新聞中得悉噩耗。她再次發出歎息:「好殘忍。」

今年六四30週年,陳潤芝再次自費出書《六四三O》,採訪對象包括王丹、王超華,還有「後八九」的維權律師滕彪等。

今年六四30週年,陳潤芝再次自費出書《六四三O》,採訪對象包括王丹、王超華,還有「後八九」的維權律師滕彪等。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今年六四30週年,她再次自費出書《六四三O》,採訪對象包括王丹、王超華,還有「後八九」的維權律師滕彪等。她仍說:「是歷史把我放在那個位置。」多年從事新聞,來到這一刻,「我退休了,有時間、資源、人脈,那我運用這些知識和經歷,去多做一點事情,引起香港人對國內人權狀況的關注。」

「我只是觀察者,不可能改變任何事情。作為一個小小的記者,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告訴大家,這件事(六四清場)是不對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不對的。」

她說對中國的感情,來自於在採訪、在新聞中所見的各種維權和民運人士。「包括危志立的太太(鄭楚然),包括譚作人犧牲家庭幸福,明知會坐牢,夫妻倆完全無悔,連女兒的教育都犧牲了。」

她在新書裏訪問了王丹,王丹第一次坐牢是坐四年,去到三年零六個月,官方告訴他:你寫悔過書,我早點放你。王丹母親說:都坐了三年半了,把它坐完!不寫!

「你有沒有見過這麼厲害的媽媽?如果我兒子被捕了一天,叫他寫悔過書,我會說:快點寫,快點寫,不要說那麼多。王丹媽媽卻說不要寫。我真是服了。」

如今再看陳潤芝珍藏的那張1987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後照片,司徒華、李福善、烏維庸、廖瑤珠都早已去世,只剩李柱銘和譚惠珠仍健在。六四之後,他們走向不同的道路:譚惠珠後來成了港區人大代表,一度稱國民教育教材無需納入六四內容;而李柱銘則在六四翌年成立港同盟(民主黨前身),每年風雨不改參與維園六四紀念晚會。

陳潤芝也會去維園燭光晚會。有一次,她乘的士過去,司機知道她參加六四紀念晚會,對她說:「也把我的心帶過去。」當她向媒體憶起這一幕時,不禁落淚:「香港人還是明辨是非、站得堅定。」她認為,紀念六四,「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出聲,但可以出聲的人要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地方,是不是更有一個道義的責任去發聲?」

如今,大陸的言論空間急劇收窄,政治愈加高壓。也喜歡做台灣新聞的陳潤芝說:「一個對比:228事件,當年我是看著李登輝道歉的。但我覺得,我不會看到中國領導人就六四事件道歉。」

「習近平也說過,不搞三權分立,不搞獨立司法。那我看不到希望在哪。但你不能因為渺茫而什麼都不做。因為你知道事情沒有希望,你才會去努力。」

1987年,陳潤芝去昆明報道《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議。會議過後,她和香港代表司徒華、李福善、李柱銘、烏維庸、廖瑤珠和譚惠珠,以及中方官員鄭偉榮一齊,在大廳裏唱歌。那時氣氛融洽。

1987年,陳潤芝去昆明報道《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議。會議過後,她和香港代表司徒華、李福善、李柱銘、烏維庸、廖瑤珠和譚惠珠,以及中方官員鄭偉榮一齊,在大廳裏唱歌。那時氣氛融洽。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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