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记者陈润芝的六四记忆：“每隔二十分钟，军人就开枪，砰砰砰砰砰”

2005年，47岁的陈润芝在长安街上看到的，是围满灯饰的高楼大厦，天安门张灯结彩，恍如白昼。

时值岁末，“国情研习班”的大巴，载着包括陈润芝在内的一群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驶过长安街，在座的有采访过八九民运的记者，也有媒体老总。此时陈润芝早已从亚洲电视转入有线新闻工作。身边赞叹声此起彼伏：“好厉害啊！你看这边这幢，有一条街那么宽！”“不对，你看这边，这幢更夸张，简直是凯旋门十倍！”“前面叫司机开慢点啦，那边那幢更吓人！我来不及拍啦！”

这一刻，坐在大巴里的陈润芝不会想到，三年后，汶川遭遇强震，毒奶粉事件曝光，刘晓波身陷囹圄；再向后，习近平于2013年上台，两年后大批维权律师被捕，四年后刘晓波病逝。

当彩灯照进大巴，陈润芝跌进记忆，那是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上的灯，熄灭了。

入京：报道六四，是“历史把我放到了那个位置”

1989年6月3日凌晨两三点，陈润芝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Ida（陈润芝的英文名）！起来了！好多军队入城！”同事在电话里大叫。陈润芝睡眼惺忪，立即冲去同事的房间，这是北京饭店12楼，所有记者聚在房间露台上，摄影机对准近在眼前的长安街。只见一列军队沿着长安街，自西向东，向天安门广场小跑前进。他们看起来年纪很小，都是“娃娃兵”。

和逾百米宽、如今有双向十车道的长安街相比，这列军队看起来“好像一条线”。陈润芝和同事们讨论，都认为军队的阵势很奇怪，如果要入城、围天安门广场，“兵力是单薄到不堪的”。

很快，就在记者眼皮底下，大量民众从天安门广场涌过来，把长长的军队拦住。双方对峙之下，有市民将单车扔向军队，试图冲散他们。

这是陈润芝赴京第四天，也是她加入亚视第四年。这年七月，她就要移民加拿大。报道六四，在陈润芝看来，是“历史把我放到了那个位置”。

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开始，香港媒体就高度参与到北京学运的报道中，连被视为有官方背景的《大公报》、《文汇报》皆大力报道。5月20日中共戒严，翌日《文汇报》发表四字社论“痛心疾首”，这是1949年之后中共报业史上第一次有传媒“开天窗”写社论。彼时风头正劲的亚视，更陆续派出十几名记者和摄制队成员上京，在港的新闻编辑部差不多空了。亚视是整个华人地区首间电视台，新闻质素一直为人称道。

香港民众从未对国内事务产生如此高的关注度，局势起伏，他们日夜守在电视机前，紧盯现场报道，为记者鼓掌。试过北京那边卫星传播被中断，后来又接通，记者做卫星直播时，仍在港的陈润芝接到新闻部楼下接线生电话：“好多人打电话进来赞你们！”整个五月，鲜花成批成批送来，新闻部都被摆满了，花篮子直摆到外面电梯大堂里。

新闻总监包云龙原以为陈润芝即将移民，来不及赴京。但陈润芝眼见北京的同事们相继病倒，主动请缨。5月31日，海关在陈润芝回乡证上盖章，她正式加入报道八九学运的队伍。

有女同事稍微打开房门，朝外看了看，转过头，陈润芝看见她嘴唇发紫。“我第一次见到有人嘴唇是紫色的。我就知道，外面一定是军队。好恐怖。”

一到北京，陈润芝马上到天安门广场采访民众。官方宣布戒严已过十日，她嗅到广场上已经涣散的气息，整个运动似乎失去了方向。陈润芝感觉清场即将到来，“以为会像‘四五’（运动）那样，用棍棒打你（清场）。”

事态正在走向失控，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讲话似乎已被丢弃。台面底下，暗流涌动，水即将沸腾。

戒严：“我真的怕得要死”

6月3日早上，娃娃兵进城后，带着困惑，陈润芝到六部口巡街，看到一些已被市民拦下的军车，里面有枪。她爬上一辆军车，眼前的军人个个灰头土脸，也不肯回答她的提问。周围市民秩序井然，他们看守着军车，有意识不去碰触枪支；一见记者，就为他们开路：“记者来了，让路给记者采访。”

采访完市民后。下午四五点，陈润芝正和几个同事在饭店休息，彼时已有传言，说新华门有军人和学生发生流血冲突，有军人被打中脑袋。她感觉“水已经沸腾起来”。忽然一个男同事叫道：“外面有好多军队呀！”有女同事稍微打开房门，朝外看了看，转过头，陈润芝看见她嘴唇发紫。“我第一次见到有人嘴唇是紫色的。我就知道，外面一定是军队。好恐怖。”

她回到房间，站在浴室里，哭了足足十分钟，然后对自己说：“停啦，妳停、停、停。”

他们立即把所有安全锁、防盗链全部扣上，然而十几个大汉已经来到房门外，把门拍得彷如山响：“你开门！你开门！”

陈润芝拖慢语气道：“我们里面有两个女记者，你们进来会不会打人？”

他们不理：“你先开门！先开门！”大汉个个身高六尺，其中一人拿着一圈钥匙，早已把门打开，只剩防盗链扣着，这显然有点激怒他们。

另一位摄影同事已经打电话回港，原来在做即时电话报道。陈润芝眼见没法拖延，只好温声道：“这里有女记者，你进来不要打人。”就把他们放了进来。穿着制服的大汉们向他们吼道：“你知不知道现在在戒严？！你们还在拍摄？！”陈润芝好声好气说：“我们不熟悉而已。我们不拍了。”

一通警告过后，房间内气压骤降。陈润芝打电话回家，是父亲接的。她的父亲是一名香港警察，“什么都见过，殓房见过，暴动也见过。”但当陈润芝报告情况、安慰家人时，父亲语气虽镇静，却说：“喂，冇理由唔惊呀（没理由不害怕）。”

那一刻陈润芝崩溃了。之前她一直沉浸在工作的兴奋里，现在才回过神来。“我真的怕得要死。我连房门都不敢出。”

晚饭过后，从北京饭店后方的小巷回来，见到一些军人坐在地上好像被揍过、败兵之将的样子，陈润芝和同事们都觉得“今夜一定出事”。她回到房间，站在浴室里，哭了足足十分钟，然后对自己说：“停啦，妳停、停、停。”

这是6月3日的夜晚。电视不断播放通知，警告市民不要外出。而亚视记者谢志峰已带着一班记者，只装备沾水的毛巾，一头扎进广场的夜色里。

枪响：三轮车载着流血的伤者离开，又再来，再走

长安街上，人头涌动。一辆装甲车如雷轰鸣，从天安门广场，朝北京饭店楼下方向疾驰，那里站满了民众。陈润芝看得目瞪口呆，“装甲车原来跑起来这么快”。直到装甲车冲抵的最后一两秒，人群才开始移开。“后面的人怎来得及挪开？太残忍了。”陈润芝并不确定，装甲车有没有撞到民众。

她吓得赶紧给广场上的同事打电话：“我在高处看（情形）好危险，你们快点回来。”谢志峰他们不肯：“我们这边还可以，可以做多一阵。”

手机在当时是救命的宝物，陈润芝不敢消耗同事的电量，又赶紧打给回去香港给总编辑伍国任：“不要再用他们的报道了，会死人的，叫他们回来吧！”伍国任说：“他们说现在走回来，比留在那里还危险。”

“改革开放进行中，你却搞一场这样的屠杀。就像你有一间漂亮的缸瓦舖，你在慢慢修复古董，怎知一头狂牛冲了进来，撞烂所有的东西。”陈润芝说，“那些人命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第一下枪声响起。不可置信的感觉向她涌来。

然后“砰砰砰砰砰”，接二连三，枪声不停。

救护车驶过来，架着大木板的三轮车驶过来。流血的伤者被载走，车再来，又再走。那个情景，正如人们今日能看到的照片。

陈润芝不能相信。1982年她念大学，还会到大陆旅行，感觉一切都在慢慢进步。1987年，她去昆明报道《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过后，她和香港代表司徒华、李福善、李柱铭、乌维庸、廖瑶珠和谭惠珠，以及中方官员郑伟荣一齐，在大厅里唱歌。那时气氛融洽，大家“是有朋友倾的（可以做朋友的）”。

当枪声响起，历史的巨轮转向。一切都改变，李柱铭与司徒华随后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改革开放进行中，你却搞一场这样的屠杀。就像你有一间漂亮的缸瓦舖，你在慢慢修复古董，怎知一头狂牛冲了进来，撞烂所有的东西。”陈润芝说，“那些人命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这一晚几乎无眠。同事李少媚负责做电话报道。陈润芝和同事不断观察广场状况，每在枪响时便赶紧躲回房间；她们都为广场上的同事忧心。6月4日凌晨五点钟，她累得昏睡过去，一小时后再醒来，早晨已降临，枪声却未远去。

早上十点钟左右，一些市民踩自行车回到现场，不断试图靠近军队。每隔二十分钟，军人就开枪，他们不止站在队伍里，还冲出来开。砰砰砰砰砰，陈润芝和同事李少媚赶紧躲回房间。再回露台时，只见军队前面已倒下十几个黑点——这样的场景不断重复。

中午，陈润芝做电话现场报道，一听到那边香港同事徐佩莹的声音，她已差点哭出来。

“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目击的……（哽咽，无法说话）是一些令人很难过的镜头。那些市民是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横幅或者什么。他们只不过踩单车在接近军队的地方兜圈，或者很不明智地集结。”

她终于哭了起来，再强忍下去。

三十年过去，她坐在桌前，对记者说：“真残忍啊。”

撤离：六四令她更加关切中国人权事件

6月5日晚上，陈润芝和大部分香港记者、学生一齐，登上港府派来的港龙包机。就在起飞前，忽然十几个公安人员走入机舱，称有人证件有问题，需要查看。气氛立即十分紧张，众人悬心等待发落。然而此时，支联会李卓人主动站起来，对带头公安说：“这班机是我负责。”公安便把他带走。学联成员李兰菊激动起来，想冲出去找李，被亚视新闻总监包云龙制止。港龙的空姐红着眼睛，向大家说明航空规定，飞机无法继续留在原地等候。

飞机就这样起飞了。

当飞机降落到香港启德机场，机上所有人鼓起掌来，然后哭成泪人。就在此时，手臂戴着黑纱的机场人员和香港市民涌上前来，夹道欢迎，温暖与苦涩在记者们的内心交织、勒紧。“把同胞都抛弃在北京了，他们会怎么样？”陈润芝无法回答。

6月8日，经历三天软禁，在中国官方要求下，李卓人签了“悔过书”，获准登机回港。

陈润芝一直留在了新闻行业里。六四过后，她按原计划移民加拿大，因当地华人新闻媒体影响力较小，于93年回港，加入有线新闻，退休前为有线新闻直播新闻台台长。“我比较现实，人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生活。”

她仍像刚入行时那样充满行动力和敏锐触觉。像1986年她迅速电话采访了劫持华航飞机到北京的机师王锡爵的太太、并获上司赏识一样；2000年，她又采访了新当选为台湾副总统的吕秀莲，这一次，她的独家新闻，被时任中联办副主任王凤超批评为“鼓吹分裂”。

她说六四从未过去。“六四是共产政权最残酷、极致的表现。它的残酷，其实到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达，包括逮捕人权律师、强力打压所有为民请命的人。”

六四的经历也令她更加关切中国人权事件。近日最新发生的维权新闻，她逐一数来：“危志立，帮工人争取权益，被捕了；然后北大马克思学会帮工人争取权益，又抓了。（中共政权）高度敏感到一个程度，不容许任何第三方力量去纠正一些错误的行为，社会如何进步？”

“当一些事成为日常以后，你就觉得，是这样的啦，没眼看。香港人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如果有一日来到你面前，你怎么办？”

经过2003年，香港以一场百万人大游行而改变政府23条立法的决定，她更觉面对政权的打压不能坐以待毙。当身边有人觉得“我出声都没用”，她坚持认为，不能以功能性去看待一切——“如果七百万香港人都这么想，你岂不是像澳门那样？人最终都要去见上帝，你中间的过程是否也应该过得好好的？善用你的blessing。”

六四三O：“这件事（六四清场）是不对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不对的。”

2008年底，陈润芝自费、请假到美国采访吴仁华、程真、陈一咨、王军涛等，又跑去深圳访问人权律师浦志强，写成《六四二O》。她希望不止着眼六四，更要碰触“后八九”的中国状况。她在书中问道：“今天的祖国，有没有比廿年前更开放、民主、廉洁？传媒自由度，有没有比廿年前多了，还是少了？”

她那时还约访当年的“广场四君子”、“零八宪章”发起人、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刘晓波爽快答应：“行！你来吧！”一个星期后，刘晓波被捕了。

八年多后，2017年，服刑中的刘晓波病重的消息登上世界各大新闻版面，陈润芝在香港，和众人一样从新闻中得悉噩耗。她再次发出叹息：“好残忍。”

今年六四30周年，她再次自费出书《六四三O》，采访对象包括王丹、王超华，还有“后八九”的维权律师滕彪等。她仍说：“是历史把我放在那个位置。”多年从事新闻，来到这一刻，“我退休了，有时间、资源、人脉，那我运用这些知识和经历，去多做一点事情，引起香港人对国内人权状况的关注。”

“我只是观察者，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作为一个小小的记者，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这件事（六四清场）是不对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不对的。”

她说对中国的感情，来自于在采访、在新闻中所见的各种维权和民运人士。“包括危志立的太太（郑楚然），包括谭作人牺牲家庭幸福，明知会坐牢，夫妻俩完全无悔，连女儿的教育都牺牲了。”

她在新书里访问了王丹，王丹第一次坐牢是坐四年，去到三年零六个月，官方告诉他：你写悔过书，我早点放你。王丹母亲说：都坐了三年半了，把它坐完！不写！

“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妈妈？如果我儿子被捕了一天，叫他写悔过书，我会说：快点写，快点写，不要说那么多。王丹妈妈却说不要写。我真是服了。”

如今再看陈润芝珍藏的那张1987年《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会后照片，司徒华、李福善、乌维庸、廖瑶珠都早已去世，只剩李柱铭和谭惠珠仍健在。六四之后，他们走向不同的道路：谭惠珠后来成了港区人大代表，一度称国民教育教材无需纳入六四内容；而李柱铭则在六四翌年成立港同盟（民主党前身），每年风雨不改参与维园六四纪念晚会。

陈润芝也会去维园烛光晚会。有一次，她乘的士过去，司机知道她参加六四纪念晚会，对她说：“也把我的心带过去。”当她向媒体忆起这一幕时，不禁落泪：“香港人还是明辨是非、站得坚定。”她认为，纪念六四，“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出声，但可以出声的人要出。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的地方，是不是更有一个道义的责任去发声？”

如今，大陆的言论空间急剧收窄，政治愈加高压。也喜欢做台湾新闻的陈润芝说：“一个对比：228事件，当年我是看着李登辉道歉的。但我觉得，我不会看到中国领导人就六四事件道歉。”

“习近平也说过，不搞三权分立，不搞独立司法。那我看不到希望在哪。但你不能因为渺茫而什么都不做。因为你知道事情没有希望，你才会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