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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雞鳴:廣電總局「通則案」後,中國LGBT網路空間緊縮

歷時兩年的中國廣電總局「通則案」在上個月宣告落幕,與此同時,LGBT社群在網路上的活動與現身空間日益收緊。


2013年12月10日,同性戀權利組織LGBT Rights Advocacy China的負責人彭燕輝(左)在提供“性重新定向”服務的診所門外抗議。 攝:Mark Ralston/AFP via Getty Images
2013年12月10日,同性戀權利組織LGBT Rights Advocacy China的負責人彭燕輝(左)在提供“性重新定向”服務的診所門外抗議。 攝:Mark Ralston/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4月8日,律師唐向前收到來自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一封信件,裡頭是一名男同性戀者小五狀告國家新聞廣電總局一案的行政判決書。他打開信封,快速瀏覽判決書,上頭的落款日期為4月3日,接著翻到最後一頁,看見一個不太令人意外的結果——駁回上訴,維持一審(駁回訴訟)判決。

唐向前是原告小五的代理律師,儘管對於結果並不意外,但他對宣判來得如此突然,還是有些困惑,「通常案件進到了二審,開庭的比較多,但這個案子可能考慮到公眾的關注度,所以選擇進行書面審。原本我們的目的是希望通過開庭,創造更大一波的傳播,而且在法庭上說我們想說的話...,那現在書面審,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一樣,人家根本不讓你打。」

在此之前,唐向前已經為二審開庭做好準備,手上也掌握了被告方事實矛盾的證據。當他談起這些證據,還是展現出不少信心。

唐向前接著把判決書傳給小五,並大致說明這個耗時近兩年的官司已經落幕。

目前正在互聯網公司擔任人資的小五,收到訊息時,正在上班,只能簡單回覆。他說自己打從一開始就對這場官司的預期非常低,過去也沒有跟政府打過官司,完全沒料到事件會持續兩年之久。他自嘲可能因為在互聯網公司待久了,所以「對效率的要求非常高」。

而協助這起官司上訴與立案的中國公益組織「LGBT 權益促進會」負責人彭燕輝,一得知判決結果時,只是「喔」了一聲,接著就著手在自家的微信公眾號上,擬定對外說明的文章。一切就如同標準作業流程一般,相當熟練。

「LGBT 權益促進會」(權促會)是一個專門以法律途徑,替中國同性戀群體爭取權益的組織。與其說是「組織」,更像是一群關心 LGBT 議題的人,聚在一起研究法律手段維權的平台。此外,由於服務群體是 LGBT 的關係,他們很難正式在民政局登記為合法的公益組織。這裡的成員,幾乎是來自各地的志願者。

彭燕輝除了是這個平台的發起人,也參與過多起相關的法律訴訟。他說目前中國的同性戀群體為了爭取法律權益,總共打了14起官司,但只要被告方是政府部門,無論是教育部、民政局,還是廣電總局,基本都不會贏。而這些官司當中,權促會所協助的案子,就有8起。

彭燕輝還提起今年四月中國互聯網上頻繁出現同性戀話題遭到打壓的消息,像是「微博超話 #LES 被封」、「豆瓣 les sky 被鎖」、「淘寶下架大量彩虹周邊商品」等事件。他並不認為小五這起案件,就算往後延遲,結果就能趨於樂觀。

至於今年已經65歲的吳海音,一名同性戀的母親,是直到記者聯繫採訪時,才得知原來官司已經結束了。

兩年前,吳海音因為這個事件,與兩名同樣有同性戀孩子的母親,前往位於北京市的視聽協會、廣電總局以及中國廣播影視發展研究中心門口進行陳情。她們不認識裡頭的任何一個工作人員,就連地址也是出發前,自己上網搜尋之後得知的。抵達位置前,她們連辦公室具體是位在哪一棟大樓、哪一層都搞不清楚。

吳海音說當時一看到《通則》,就覺得非常氣憤,她想替孩子做點事情,所以在沒有告知孩子的情況之下,親自在上班時間前往視聽協會與廣電總局,打算親手遞交一封來自許多家長的聯合公開信,以及一封自己親手寫的信。

她回憶當天的狀況時,說自己非常緊張,「結束之後,我們三個媽媽一起討論,就覺得個人力量站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實在感覺非常渺小。其實我也只是有個問題,想找誰問,但都投訴無門。」

如今,吳海音不像案件爆發時,那樣憤慨,也鮮少關注後續進展,「這事情都過去兩年了,當時發生的時候,關注度還是挺高的。但新聞總有個時效性,而且隨著這兩年,就是大環境也不好,真的不好。很多事情都不能涉及相關內容,這還是挺明顯的吧。」

與兩年前案件初始,在網上造成熱議的狀況形成強烈對比,如今訴訟案落幕,以一個未經告知的書面形式進行宣判。一切靜悄悄落幕。

而牽涉其中的相關當事人,這兩年期間也產生一些改變。他們無法細數到底有多少類似事件發生,更無法具體指出與這起案件有什麼直接關聯。

2013年5月17日,中國湖南省長沙市舉行的反歧視遊行中,年輕人舉著彩虹旗,,大約有一百人聚集在一起參加遊行。

2013年5月17日,中國湖南省長沙市舉行的反歧視遊行中,年輕人舉著彩虹旗,,大約有一百人聚集在一起參加遊行。攝: STR/AFP via Getty Images

2017年,事件初始

這起耗時將近兩年的訴訟案,被唐向前以及相關當事人簡稱為「通則案」。

2017年6月30日,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下稱協會)公佈了一項新公告《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裡頭洋洋灑灑列出68類應被審查的內容材料。

協會是中國網絡視聽領域唯一的國家級行業組織,現有會員單位730家,包含央視、人民網、新華網、阿里巴巴、騰訊、百度、愛奇藝、優酷等媒體。

根據官網資訊,協會成立是為了「推進行業自律,組織會員單位樹立媒體責任,抵制不良和有害內容...,積極開展節目評議工作,鼓勵引導優秀內容創作,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實際上,協會並非政府單位,而是受到廣電總局與民政局所監督管理的企業單位。儘管如此,他們所發表的《通則》,依然對會員們有實質的約束作用。

香港大學「中國媒體計劃」的分析師兼編輯班志遠(David Bandurski)過去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這些公司很多都是私營公司,所以領導層必須把它們聚到一起,創造一種方式進行集體施壓,...這是一個同化策略。」

協會當時發布的《通則》禁止內容包含:「渲染淫穢色情和庸俗低級趣味:1.具體展現賣淫、嫖娼、淫亂、強姦、自慰等情節;2.表現和展示非正常的性關係、性行為,如亂倫、同性戀、性變態、性侵犯、性虐待及性暴力等。」

消息一出,引發網友熱議,尤其針對《通則》裡語焉不詳的「非正常的性關係」說法,以及將同性戀與其他犯罪行為並列的情況。

為什麼我們要打一場不會贏的官司?我們抱持的心態是,大家可以在法庭上平等的溝通,因為沒有其他機會了。如果不用這個手段的話,根本接觸不到他們(政府單位)。

彭燕輝

中國知名學者李銀河率先在微博上公開批評:「這個世界上幾乎沒有什麼國家設立公然剝奪公民藝術創作自由權利的審查制度,尤其是出於道德整肅目的的審查制度。」隨後,她又發表一篇文章強調為何需要取消審查制度。很快地,文章被撤下,甚至遭到禁言三個月。

與此同時,權促會做了線上模板,並在網上號召一百多名志願者,讓關心的人可以申請「信息公開」、寄信,發電子郵件給協會或廣電總局。

小五就是在這個時候,通過郵箱向廣電總局提出十一項政府信息公開申請。

在中國,目前並沒有一條明定的反歧視法,可以針對同性戀權益進行保護,因此許多活動人士通過申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手段,側面要求政府部門公開說明,頒布相關禁令時的原因。

這是一種輾轉迂迴,但不少活動人士慣用的手段,「如果一個議題在法律上存在障礙,咱們直接打(官司),打不成,哪怕是繞一個圈也得先打起來。」唐向前說。

彭燕輝很早就知道可以把「信息公開」視為一種溝通手段,「為什麼我們要打一場不會贏的官司?我們抱持的心態是,大家可以在法庭上平等的溝通,因為沒有其他機會了。如果不用這個手段的話,根本接觸不到他們(政府單位)。」

隨著訴訟經驗的累積,彭燕輝則認為,他們現在越來越清楚,要怎樣在一個沒有直接相關的法律的情況下,讓同性戀的字眼出現在判決書裡頭。而這些作為,實質上都是他們進行公共倡議的利器。

吳海音也是在網上沸沸揚揚討論《通則》的同時,與一群媽媽們商量前往廣電總局陳情的事。

2008年,吳海音得知女兒出櫃的消息。幾年之間,為了更瞭解女兒的世界,她加入了「同性戀親友會」積極參與同性戀的公益活動。

2017年7月5日,吳海音跟著另外兩位媽媽約了早上八點半,在北京的地鐵口見面,一同出發前往協會。由於不清楚協會的具體辦公位置,她們只能在大樓員工出入口前方,詢問進出人員。

等了一個小時之後,一名準備進門的婦女,表示自己是協會的工作人員,並聽了她們的訴求,走到辦公室裡出來後表示,「領導不在」。

這名婦女建議三位媽媽留下紙條,並保證會轉交公開信給領導,接著又說「其實這個不關你們什麼事,也不影響你們的生活,以後別再來了」。三位媽媽則回覆,這就是關乎到她們的權益,因為她們有同性戀的孩子。

接著,吳海音前往下一站廣電總局。作為政府機關,這裡的門禁更為森嚴,外頭還有士兵站崗。三位媽媽必須在外頭的「傳達室」通過電話聯繫上內部人員後,才可能有人出來接洽。

她們從下午兩點一直打電話到三點半,才有人接通。一名男子從總局裡出來,先是詢問吳海音的來意之後說:「按理說,協會不是政府部門,制定的這個《通則》也不是政策法規。」

吳海音說,這名男子對她們的態度不錯,只不過「當時他答應我們一定會把這個信轉交給有關部門,而且會給我們一個答覆。但一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收到任何答覆。」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圖:Imagine China

2018年,立案

2018年1月3日,小五以廣電總局為被告,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正式立案。這個消息讓中國同志社群裡的氣勢為之大振。

一審開庭的時間就訂在2月23日。那一天,正值春運期間,小五在辦公室加班,無法前往北京參加開庭,由唐向前代理出庭。

在此之前,通則案已經走了一連串漫長的法律程序,包含申請信息公開、廣電總局告知、行政覆議申請、廣電總局行政覆議決定等,才走到一審訴訟。

小五說開庭當天,他完全沒有心思上班,整顆心懸在北京的法院外頭。如今回憶起整個訴訟案的過程,他說最令人緊張的時刻,就在一審開庭當天。

儘管小五不在現場,但他的朋友卻自願到法庭外頭,替他回報開庭結果,「我是那種不撞南牆不回頭的人。當天唐律師說擇日會再判,我就感覺還是有希望的。」

突然萌生希望的人還有唐向前,但他的判斷依據更為實際。他說開庭當天,廣電總局與視聽協會的人員,在某個文件信息的傳達上,出現說法矛盾,「我雖然本來就覺得,他們的回復肯定有問題,但在法庭上親口聽到他們的矛盾之後,我感覺還是可能勝訴的。」

2018年10月22日,北京市高級法院宣佈一審開庭結果:駁回訴訟。

這結果一等就是八個月,遠超出法律規定的時限。

這段期間,中國同志社群的信心已經不如以往,因為壞消息不只一個。中國互聯網相繼出現不少與同性戀有關的爭議事件,像是去年四月的微博公告清查同性戀內容的爭議(隨後又澄清撤銷);去年五月「北京798」安保人員禁止身戴彩虹勳章者進入園區且涉嫌暴力執法等。

漫長的等待與爭議事件的增加,逐漸耗損關注話題的人的熱情,甚至引發不同意見的爭端。

可以想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有關同性戀的法律條文還是會是空白的,可大家知道會怎麼處理。他們跟著感覺走,苦的是老百姓,他說你犯了流氓罪你就是犯了,我又憑什麼說我沒犯呢?

李銀河

彭燕輝表示前幾年針對不同案件對同志社群進行動員時,都有很好的效果。但從去年開始,除了感受到環境收緊,也發現社群裡出現兩種分化的聲音:一種是認為打官司這樣的行為過於激進,會導致政府的限制加大;另一種則是有更多普通的年輕人,很有權利意識,一遇到事件就說可以提起訴訟。

李銀河曾在2009年出版的《同性戀亞文化》裡提及中國同志運動裡長期有著兩派觀點的角力,一種是維持現狀的保守觀點,另一種則是否定現狀的激進觀點。

「對中國同性戀處境持否定和激進態度的人是這樣看:中國的同性戀在法律地位上並不明確,並沒有具體的條款視同性戀為非法。這使我想到了中國的新聞檢查制度,雖然沒有正式的新聞檢查,可大家心裡有本賬,知道什麼可以登什麼不能登。可以想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有關同性戀的法律條文還是會是空白的,可大家知道會怎麼處理。他們跟著感覺走,苦的是老百姓,他說你犯了流氓罪你就是犯了,我又憑什麼說我沒犯呢?」

2016年5月17日,孫文麟(左)和他的同性伴侶胡明亮在中國湖南省長沙市舉行婚禮。

2016年5月17日,孫文麟(左)和他的同性伴侶胡明亮在中國湖南省長沙市舉行婚禮。 圖:VCG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宣判

不光是社群動員的難度加大,過去與彭燕輝密切聯繫的媒體,也開始對這個話題保持距離。

根據彩虹媒體獎的媒體監測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主流媒體(不含自媒體)對 LGBT 的話題報導來到了歷史上新高,共有867則。但從這一年開始,數字就急遽銳減,一直到《通則》發布的那一年,主流媒體報導 LGBT 話題的數量就少了一半。

李真是一家新聞機構的調查組記者,平時主要負責關注中國本地的社會重大事件報導。她說今年初,公司領導在開會時,已明確告知社內記者「絕對不能碰的話題」,除了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週年、左翼青年等事件,其中一條就是與LGBT相關的禁令。

而另一位長期關注教育議題的記者高知語,去年追查一起同性戀教師遭到開除的案件,「當時覺得編輯批准的機率很小,所以只是順嘴一提,沒想到編輯覺得是有必要做的。然而最後還是被壓掉了。」

除了新聞報導數量銳減,網路視聽節目也趨於保守。今年二月,中國的芒果TV轉播奧斯卡頒獎典禮時,修改了最佳男主角拉米·馬雷克(Rami Malek)獲獎感言,將同性戀字眼替換成「特殊人群」;三月,皇后樂隊的傳記片《波希米亞狂想曲》裡同性戀的情節遭到刪減。

此外,協會也再次發布《網絡短視頻平台管理規範》和《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標准細則》,並規定「彈幕」也將列入先審後播的範圍。中國官媒《人民日報》則刊載評論表示,彈幕中的「非主流婚戀觀」頻繁刷屏,影響惡劣。

「這個案子,我們就不大敢去傳播多一點。因為我們確實不大想扔出一個壞結果,然後我們什麼事都做不了,」他說,「就是不想再傳達這種這種無力感的心態。」

現今的傳播環境,對彭燕輝與同志社群來說,顯然已經開始有些使不上力。

儘管彭燕輝持續不懈在公眾號上分享許多同性戀事件的進展,但對比「通則案」剛發生時,微博上大量轉發的情形,如今在網路上的關注度,確實大不如前。

「這個案子,我們就不大敢去傳播多一點。因為我們確實不大想扔出一個壞結果,然後我們什麼事都做不了,」他說,「就是不想再傳達這種這種無力感的心態。」

接踵而來的壞消息,很難說不會打擊到中國同志社群的發展。國際NGO組織「人權觀察」的中國研究員王亞秋也告訴《金融時報》,多起打壓行動證明「中國政府並不想看到LGBT群體通過線上的組織變得更加強大。」

確實,無論是主打哪一種議題的LGBT組織,正受到不小的挫敗,當中影響最大的還是權利運動類型,也就是社會動員型的活動或組織。根據《南華早報》報導,近幾個月來,包括廣州性教育中心在內的多家LGBT組織已經關閉,過往的積極分子,轉趨低調。彭燕輝觀察,「接下來確實要想下一步可以怎麼打,突破現在的瓶頸,至於具體要怎麼調整策略,真的不太清楚。」

但長期研究中國同志運動的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魏偉2016年曾談及中國同志運動的發展,則說:「同志的訴求要和社會更大的訴求結合起來,比如社會公平,同志維權要和大的維權運動結合起來,才有前途,單獨搞同志運動,有侷限。」

今年他在一場公開活動上清楚地講述現階段的同志運動,必須更具策略性,才有更多空間,「中國的同志運動可否發展一個新的策略,叫家庭主義的同運模式?」魏偉問。

在魏偉看來,中國社會重視家庭觀念,加上市場經濟轉型之後,國家角色社會保障的退位,家庭在穩定社會的功能上越來越重要。家庭自然具備政治合理性。

這是一種別於西方個體主義的發展脈絡,卻更貼近政府能接受的修辭,更接近政府期待的方式做運動,「像是目前眾多同志組織受挫,唯獨同性戀親友會依然持續發展,就證明這個路線可行。」

「通則案」的訴訟告一段落後,中國LGBT社群陷入一段明顯的迷茫期。未來的發展將會如何?誰也說不準。

(應採訪對象要求,本文中的小五、吳海音、李真、高知語的名字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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