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鸡鸣：广电总局“通则案”后，中国LGBT网路空间紧缩

2019年4月8日，律师唐向前收到来自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封信件，里头是一名男同性恋者小五状告国家新闻广电总局一案的行政判决书。他打开信封，快速浏览判决书，上头的落款日期为4月3日，接着翻到最后一页，看见一个不太令人意外的结果——驳回上诉，维持一审（驳回诉讼）判决。

唐向前是原告小五的代理律师，尽管对于结果并不意外，但他对宣判来得如此突然，还是有些困惑，“通常案件进到了二审，开庭的比较多，但这个案子可能考虑到公众的关注度，所以选择进行书面审。原本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开庭，创造更大一波的传播，而且在法庭上说我们想说的话...，那现在书面审，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一样，人家根本不让你打。”

在此之前，唐向前已经为二审开庭做好准备，手上也掌握了被告方事实矛盾的证据。当他谈起这些证据，还是展现出不少信心。

唐向前接着把判决书传给小五，并大致说明这个耗时近两年的官司已经落幕。

目前正在互联网公司担任人资的小五，收到讯息时，正在上班，只能简单回覆。他说自己打从一开始就对这场官司的预期非常低，过去也没有跟政府打过官司，完全没料到事件会持续两年之久。他自嘲可能因为在互联网公司待久了，所以“对效率的要求非常高”。

而协助这起官司上诉与立案的中国公益组织“LGBT 权益促进会”负责人彭燕辉，一得知判决结果时，只是“喔”了一声，接着就着手在自家的微信公众号上，拟定对外说明的文章。一切就如同标准作业流程一般，相当熟练。

“LGBT 权益促进会”（权促会）是一个专门以法律途径，替中国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的组织。与其说是“组织”，更像是一群关心 LGBT 议题的人，聚在一起研究法律手段维权的平台。此外，由于服务群体是 LGBT 的关系，他们很难正式在民政局登记为合法的公益组织。这里的成员，几乎是来自各地的志愿者。

彭燕辉除了是这个平台的发起人，也参与过多起相关的法律诉讼。他说目前中国的同性恋群体为了争取法律权益，总共打了14起官司，但只要被告方是政府部门，无论是教育部、民政局，还是广电总局，基本都不会赢。而这些官司当中，权促会所协助的案子，就有8起。

彭燕辉还提起今年四月中国互联网上频繁出现同性恋话题遭到打压的消息，像是“微博超话 #LES 被封”、“豆瓣 les sky 被锁”、“淘宝下架大量彩虹周边商品”等事件。他并不认为小五这起案件，就算往后延迟，结果就能趋于乐观。

至于今年已经65岁的吴海音，一名同性恋的母亲，是直到记者联系采访时，才得知原来官司已经结束了。

两年前，吴海音因为这个事件，与两名同样有同性恋孩子的母亲，前往位于北京市的视听协会、广电总局以及中国广播影视发展研究中心门口进行陈情。她们不认识里头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连地址也是出发前，自己上网搜寻之后得知的。抵达位置前，她们连办公室具体是位在哪一栋大楼、哪一层都搞不清楚。

吴海音说当时一看到《通则》，就觉得非常气愤，她想替孩子做点事情，所以在没有告知孩子的情况之下，亲自在上班时间前往视听协会与广电总局，打算亲手递交一封来自许多家长的联合公开信，以及一封自己亲手写的信。

她回忆当天的状况时，说自己非常紧张，“结束之后，我们三个妈妈一起讨论，就觉得个人力量站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实在感觉非常渺小。其实我也只是有个问题，想找谁问，但都投诉无门。”

如今，吴海音不像案件爆发时，那样愤慨，也鲜少关注后续进展，“这事情都过去两年了，当时发生的时候，关注度还是挺高的。但新闻总有个时效性，而且随着这两年，就是大环境也不好，真的不好。很多事情都不能涉及相关内容，这还是挺明显的吧。”

与两年前案件初始，在网上造成热议的状况形成强烈对比，如今诉讼案落幕，以一个未经告知的书面形式进行宣判。一切静悄悄落幕。

而牵涉其中的相关当事人，这两年期间也产生一些改变。他们无法细数到底有多少类似事件发生，更无法具体指出与这起案件有什么直接关联。

2017年，事件初始

这起耗时将近两年的诉讼案，被唐向前以及相关当事人简称为“通则案”。

2017年6月30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下称协会）公布了一项新公告《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里头洋洋洒洒列出68类应被审查的内容材料。

协会是中国网络视听领域唯一的国家级行业组织，现有会员单位730家，包含央视、人民网、新华网、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爱奇艺、优酷等媒体。

根据官网资讯，协会成立是为了“推进行业自律，组织会员单位树立媒体责任，抵制不良和有害内容...，积极开展节目评议工作，鼓励引导优秀内容创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际上，协会并非政府单位，而是受到广电总局与民政局所监督管理的企业单位。尽管如此，他们所发表的《通则》，依然对会员们有实质的约束作用。

香港大学“中国媒体计划”的分析师兼编辑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过去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这些公司很多都是私营公司，所以领导层必须把它们聚到一起，创造一种方式进行集体施压，...这是一个同化策略。”

协会当时发布的《通则》禁止内容包含：“渲染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味：1.具体展现卖淫、嫖娼、淫乱、强奸、自慰等情节；2.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如乱伦、同性恋、性变态、性侵犯、性虐待及性暴力等。”

消息一出，引发网友热议，尤其针对《通则》里语焉不详的“非正常的性关系”说法，以及将同性恋与其他犯罪行为并列的情况。

为什么我们要打一场不会赢的官司？我们抱持的心态是，大家可以在法庭上平等的沟通，因为没有其他机会了。如果不用这个手段的话，根本接触不到他们（政府单位）。

中国知名学者李银河率先在微博上公开批评：“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设立公然剥夺公民艺术创作自由权利的审查制度，尤其是出于道德整肃目的的审查制度。”随后，她又发表一篇文章强调为何需要取消审查制度。很快地，文章被撤下，甚至遭到禁言三个月。

与此同时，权促会做了线上模板，并在网上号召一百多名志愿者，让关心的人可以申请“信息公开”、寄信，发电子邮件给协会或广电总局。

小五就是在这个时候，通过邮箱向广电总局提出十一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在中国，目前并没有一条明定的反歧视法，可以针对同性恋权益进行保护，因此许多活动人士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手段，侧面要求政府部门公开说明，颁布相关禁令时的原因。

这是一种辗转迂回，但不少活动人士惯用的手段，“如果一个议题在法律上存在障碍，咱们直接打（官司），打不成，哪怕是绕一个圈也得先打起来。”唐向前说。

彭燕辉很早就知道可以把“信息公开”视为一种沟通手段，“为什么我们要打一场不会赢的官司？我们抱持的心态是，大家可以在法庭上平等的沟通，因为没有其他机会了。如果不用这个手段的话，根本接触不到他们（政府单位）。”

随着诉讼经验的累积，彭燕辉则认为，他们现在越来越清楚，要怎样在一个没有直接相关的法律的情况下，让同性恋的字眼出现在判决书里头。而这些作为，实质上都是他们进行公共倡议的利器。

吴海音也是在网上沸沸扬扬讨论《通则》的同时，与一群妈妈们商量前往广电总局陈情的事。

2008年，吴海音得知女儿出柜的消息。几年之间，为了更了解女儿的世界，她加入了“同性恋亲友会”积极参与同性恋的公益活动。

2017年7月5日，吴海音跟着另外两位妈妈约了早上八点半，在北京的地铁口见面，一同出发前往协会。由于不清楚协会的具体办公位置，她们只能在大楼员工出入口前方，询问进出人员。

等了一个小时之后，一名准备进门的妇女，表示自己是协会的工作人员，并听了她们的诉求，走到办公室里出来后表示，“领导不在”。

这名妇女建议三位妈妈留下纸条，并保证会转交公开信给领导，接着又说“其实这个不关你们什么事，也不影响你们的生活，以后别再来了”。三位妈妈则回覆，这就是关乎到她们的权益，因为她们有同性恋的孩子。

接着，吴海音前往下一站广电总局。作为政府机关，这里的门禁更为森严，外头还有士兵站岗。三位妈妈必须在外头的“传达室”通过电话联系上内部人员后，才可能有人出来接洽。

她们从下午两点一直打电话到三点半，才有人接通。一名男子从总局里出来，先是询问吴海音的来意之后说：“按理说，协会不是政府部门，制定的这个《通则》也不是政策法规。”

吴海音说，这名男子对她们的态度不错，只不过“当时他答应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信转交给有关部门，而且会给我们一个答覆。但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收到任何答覆。”

2018年，立案

2018年1月3日，小五以广电总局为被告，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正式立案。这个消息让中国同志社群里的气势为之大振。

一审开庭的时间就订在2月23日。那一天，正值春运期间，小五在办公室加班，无法前往北京参加开庭，由唐向前代理出庭。

在此之前，通则案已经走了一连串漫长的法律程序，包含申请信息公开、广电总局告知、行政覆议申请、广电总局行政覆议决定等，才走到一审诉讼。

小五说开庭当天，他完全没有心思上班，整颗心悬在北京的法院外头。如今回忆起整个诉讼案的过程，他说最令人紧张的时刻，就在一审开庭当天。

尽管小五不在现场，但他的朋友却自愿到法庭外头，替他回报开庭结果，“我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当天唐律师说择日会再判，我就感觉还是有希望的。”

突然萌生希望的人还有唐向前，但他的判断依据更为实际。他说开庭当天，广电总局与视听协会的人员，在某个文件信息的传达上，出现说法矛盾，“我虽然本来就觉得，他们的回复肯定有问题，但在法庭上亲口听到他们的矛盾之后，我感觉还是可能胜诉的。”

2018年10月22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宣布一审开庭结果：驳回诉讼。

这结果一等就是八个月，远超出法律规定的时限。

这段期间，中国同志社群的信心已经不如以往，因为坏消息不只一个。中国互联网相继出现不少与同性恋有关的争议事件，像是去年四月的微博公告清查同性恋内容的争议（随后又澄清撤销）；去年五月“北京798”安保人员禁止身戴彩虹勋章者进入园区且涉嫌暴力执法等。

漫长的等待与争议事件的增加，逐渐耗损关注话题的人的热情，甚至引发不同意见的争端。

可以想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同性恋的法律条文还是会是空白的，可大家知道会怎么处理。他们跟着感觉走，苦的是老百姓，他说你犯了流氓罪你就是犯了，我又凭什么说我没犯呢？

彭燕辉表示前几年针对不同案件对同志社群进行动员时，都有很好的效果。但从去年开始，除了感受到环境收紧，也发现社群里出现两种分化的声音：一种是认为打官司这样的行为过于激进，会导致政府的限制加大；另一种则是有更多普通的年轻人，很有权利意识，一遇到事件就说可以提起诉讼。

李银河曾在2009年出版的《同性恋亚文化》里提及中国同志运动里长期有着两派观点的角力，一种是维持现状的保守观点，另一种则是否定现状的激进观点。

“对中国同性恋处境持否定和激进态度的人是这样看：中国的同性恋在法律地位上并不明确，并没有具体的条款视同性恋为非法。这使我想到了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虽然没有正式的新闻检查，可大家心里有本账，知道什么可以登什么不能登。可以想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同性恋的法律条文还是会是空白的，可大家知道会怎么处理。他们跟着感觉走，苦的是老百姓，他说你犯了流氓罪你就是犯了，我又凭什么说我没犯呢？”

2019年，宣判

不光是社群动员的难度加大，过去与彭燕辉密切联系的媒体，也开始对这个话题保持距离。

根据彩虹媒体奖的媒体监测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主流媒体（不含自媒体）对 LGBT 的话题报导来到了历史上新高，共有867则。但从这一年开始，数字就急遽锐减，一直到《通则》发布的那一年，主流媒体报导 LGBT 话题的数量就少了一半。

李真是一家新闻机构的调查组记者，平时主要负责关注中国本地的社会重大事件报导。她说今年初，公司领导在开会时，已明确告知社内记者“绝对不能碰的话题”，除了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左翼青年等事件，其中一条就是与LGBT相关的禁令。

而另一位长期关注教育议题的记者高知语，去年追查一起同性恋教师遭到开除的案件，“当时觉得编辑批准的机率很小，所以只是顺嘴一提，没想到编辑觉得是有必要做的。然而最后还是被压掉了。”

除了新闻报导数量锐减，网路视听节目也趋于保守。今年二月，中国的芒果TV转播奥斯卡颁奖典礼时，修改了最佳男主角拉米·马雷克（Rami Malek）获奖感言，将同性恋字眼替换成“特殊人群”；三月，皇后乐队的传记片《波希米亚狂想曲》里同性恋的情节遭到删减。

此外，协会也再次发布《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并规定“弹幕”也将列入先审后播的范围。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则刊载评论表示，弹幕中的“非主流婚恋观”频繁刷屏，影响恶劣。

“这个案子，我们就不大敢去传播多一点。因为我们确实不大想扔出一个坏结果，然后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他说，“就是不想再传达这种这种无力感的心态。”

现今的传播环境，对彭燕辉与同志社群来说，显然已经开始有些使不上力。

尽管彭燕辉持续不懈在公众号上分享许多同性恋事件的进展，但对比“通则案”刚发生时，微博上大量转发的情形，如今在网路上的关注度，确实大不如前。

“这个案子，我们就不大敢去传播多一点。因为我们确实不大想扔出一个坏结果，然后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他说，“就是不想再传达这种这种无力感的心态”。

接踵而来的坏消息，很难说不会打击到中国同志社群的发展。国际NGO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王亚秋也告诉《金融时报》，多起打压行动证明“中国政府并不想看到LGBT群体通过线上的组织变得更加强大。”

确实，无论是主打哪一种议题的LGBT组织，正受到不小的挫败，当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权利运动类型，也就是社会动员型的活动或组织。根据《南华早报》报导，近几个月来，包括广州性教育中心在内的多家LGBT组织已经关闭，过往的积极分子，转趋低调。彭燕辉观察，“接下来确实要想下一步可以怎么打，突破现在的瓶颈，至于具体要怎么调整策略，真的不太清楚。”

但长期研究中国同志运动的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魏伟2016年曾谈及中国同志运动的发展，则说：“同志的诉求要和社会更大的诉求结合起来，比如社会公平，同志维权要和大的维权运动结合起来，才有前途，单独搞同志运动，有局限。”

今年他在一场公开活动上清楚地讲述现阶段的同志运动，必须更具策略性，才有更多空间，“中国的同志运动可否发展一个新的策略，叫家庭主义的同运模式？”魏伟问。

在魏伟看来，中国社会重视家庭观念，加上市场经济转型之后，国家角色社会保障的退位，家庭在稳定社会的功能上越来越重要。家庭自然具备政治合理性。

这是一种别于西方个体主义的发展脉络，却更贴近政府能接受的修辞，更接近政府期待的方式做运动，“像是目前众多同志组织受挫，唯独同性恋亲友会依然持续发展，就证明这个路线可行。”

“通则案”的诉讼告一段落后，中国LGBT社群陷入一段明显的迷茫期。未来的发展将会如何？谁也说不准。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中的小五、吴海音、李真、高知语的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