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專訪

《淪落人》Crisel Consunji:當我看到菲律賓人也會歧視菲律賓人

「以最少的偏見去看事物。保持開放的頭腦,接觸世界大事,辯論不同歷史事件,明白世上沒有單一而清楚的答案,每個國家都自己的經驗與歷史。」


「我希望傳達一個明確訊息:才能並不建基於族裔之分。我相信如果你想打敗偏見,首先要展現你更有容人氣度與理節。 」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我希望傳達一個明確訊息:才能並不建基於族裔之分。我相信如果你想打敗偏見,首先要展現你更有容人氣度與理節。 」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邀約近日憑電影《淪落人》嶄露頭角的菲律賓籍女演員 Crisel Consunji(姬素·孔尚治)訪談,話題少不免從偏見與歧視說起。此前,她接受本地媒體訪問時,不諱言偏見同樣活在菲律賓同鄉人的心裡,比如曾有居港菲裔友人勸她周日別去市中心,以免被誤認家傭,但她暗忖家傭一樣是體面工作,縱被錯認又如何。

在訪問開始前我道明來意,提及自己素以報導時政議題為主。果然,大學本科與碩士主修政治學的她立時說,樂見娛樂版以外的角度。之後我們談起上述這種內化了的歧視心理,她直言,這是一種亞洲社會潛移默化的「後殖民經驗」。整整一個小時的訪問,她不時因感冒咳嗽而停下,但沙啞聲線難掩其充滿涵養的談吐。

「當年我離開迪士尼樂園決定轉投教育時,就有人對我說找工作想必困難,『因為你來自菲律賓』。但我很快就意識到,如果是這樣,那就不是適合我的地方吧。當時的我未必會如此直說,但現在我自覺身處一個更好的位置去發聲。」

「如果你要從政,你必須成為一個超級主管,為人們設下主要方向。但這有點由上而下。如果你與社群共同合作,你能促進實質的改變,啟發人們能作自主決定,為自己發聲。這不需要大人物來推動。」

Crisel 口中的「更好的位置」,是她一手創立的學前教育事業。她跟我如此憶述當初辦學的緣起:「你不願聘用我麼?好,那我就為自己做點東西出來。噢,現在我有三所學校了。噢,我還在跟你競爭呢。我無不敬之意,只是想證明自己跟他們平起平坐。」訪問當日就在她其中一間幼兒學校內進行,另一端不時傳來小孩的嬉笑聲,期間有家長來到不知所以,她不忘以老闆身份探頭問好,一臉歉色向我示意暫停訪問。

「四年前我們開辦初期,會接到本地家長來電,問有沒有『土生土長的英語老師』,意即指白人老師吧。本來任何國籍都沒關係,但我會直接回應這種偏見,答道我們老師有很多亞洲人,但全都有優秀的專業資歷,你自行決定好了。」

「對此我很自豪的是,我們現在有來自本地、菲律賓、馬來西亞,以及德國等不同國家的老師。我希望傳達一個明確訊息:才能並不建基於族裔之分。當然,我的回應方式同樣很講求尊重,因為我不想以不敬去對偏見。我相信如果你想打敗偏見,首先要展現你更有容人氣度與禮節,因為有時對方並未意識到自己的言行是歧視。」

異邦的文化歧視鏈

儘管如此,她深明人生際遇無常,不是人人有幸尋得這種自覺心安理得的發言位置。「不是每個人都有我這種被賦權的感覺與自信,不論是家傭抑或純粹菲律賓的身份而言。例如我曾面試過一位菲籍老師,她資歷很出色,與小孩相處表現亦很好,但她曾因自己的國籍而不被本地幼稚園接納,也有過被園方阻止她接觸家長等不快經驗。有些人經年累月面對如斯體制,自尊便被擊潰。所以我覺得發聲很重要,要令對方知道錯不在自己、應當公平待人,爾後更堅強面對。」言及此,她語氣篤定從容,跟她在鏡頭下演活的家傭 Evelyn 一般不卑不亢。

「我相信如果你想打敗偏見,首先要展現你更有容人氣度與禮節。有些人經年累月面對如斯體制,自尊便被擊潰。所以我覺得發聲很重要。」

《淪落人》講述了半身不遂的癱瘓人士昌榮和菲傭Evelyn互相扶持的故事。

《淪落人》講述了半身不遂的癱瘓人士昌榮和菲傭Evelyn互相扶持的故事。網上圖片

「當我說菲律賓人也會歧視菲律賓人,我想說的是,這是一種共同的體驗,講白點就是一種殖民主義遺下的情結。曾被歧視所傷的人,反過來又把這種傷害加諸於其他人身上,形成惡性循環。我覺得很多有種族偏見的人,可能都是源於自身的不快樂、不滿足。如果你不夠敏感或自省,你就很容易把這些情緒與不忿反饋到這循環裡去。」就如《淪落人》初段黃秋生飾演的昌榮輕諷「菲傭談甚麼夢想」,不過是孤家寡人自憐自卑的情感投射,無心卻傷人,觀者感歎之餘,多少也能聯想起某種仇富嫌貧的複雜心理。

居港 11 年的她,深明菲律賓身份意味著她往往處於歧視鏈的低端。如《淪落人》的網上討論中,不乏一類本來善意的觀眾留言:「難得見菲律賓女仔咁靚。」儘管歐亞血統源遠流長的菲律賓是世界選美大國,以盛產英語流利得體、能歌善舞的佳麗聞名,但大部份香港人卻只知道假日聚集於街頭的「賓妹」們(較禮貌的會喚之以「姐姐」)。

「菲律賓人也會歧視菲律賓人,我想說的是,這是一種共同的體驗,講白點就是一種殖民主義遺下的情結。我覺得很多有種族偏見的人,可能都是源於自身的不快樂、不滿足。」

較年輕的香港人也未必知道,菲律賓音樂人在 1960 至 1980 年代初曾經縱橫香港樂壇,對本地流行音樂發展影響深遠。Crisel 自十歲起接受演藝訓練、因受僱為迪士尼演出歌舞劇而來港,恰好是巧合重踏前人的足跡,璀璨瑰麗卻蒙塵。在訪問前一兩天,我無意中在網上看到她在某活動上現場演唱音樂劇《歌聲魅影》名曲之一「Think of Me」的片段,從抒情詠歎到曲末的昂揚花腔,唱功與情感收放皆自如有度,已非一般流行歌手可比。

「在那個年代,第一批移居香港的菲律賓人都是歌手、樂手,隨後才是成千上萬來工作的家傭。現在得益於社會流動,多了專業人士,還有來港購物、去迪士尼樂園的家庭。居港的菲律賓人口本就很多元。我當然不是說當家傭有甚麼不好,但若你都以某種特定的框框去看待他人,不去細思自己的成見,這就是問題所在。」

《淪落人》是 Crisel 的大銀幕處女作,此前,她的演戲經驗僅有香港電台單元劇集《獅子山下2017 -孤島》,同樣也是飾演家傭。「坦白說,之所以參與這(電影)製作,並不是因為這是電影,不是因為我想演戲。」她嫣然笑說:「如果只是因為這樣,我當初就不會做了。因為(演戲)不是我的 comfort zone,不是你在 34 歲時才選擇做的事。」

接演 Evelyn 一角時,她名下的教育事業已有可見成功,演戲不過是無心插柳的因緣。「那是因為我感到必須要分享我已知曉的故事。而如果這些故事要拍出來,那敘事必須是由真正懂得它們的人一起建立出來,而不是一知半解、裝作知情。我從前在參與社區義工過程中聽來很多不同故事,所以在這角色未出現之前,我彷彿已一早準備好了。」她頓一頓:「我一直都很想有機會去分享這些故事,只是過去沒有平台。」

「如果這些故事要拍出來,那敘事必須是由真正懂得它們的人一起建立出來,而不是一知半解、裝作知情。」

業餘參演,為述說同鄉故事

《淪落人》的製作成本只有三百多萬港元,如今叫好叫座,獎項票房雙收,多少要歸功於「影帝」黃秋生願意不收片酬參演,既收名氣宣傳之效,也造就了戲中令人觸動難忘的演出。以戲論戲,它並非無可挑剔,惟木棉飛絮、四季流韻的意象溫柔淡雅,編導把這個本可以寫成控訴社會問題的悲情故事,返樸歸真拍出一個萍水相逢、相知相惜、尋夢復圓夢的含蓄小品,不落俗套之餘,亦處處煥現市井幽默感——比如身邊朋友觀後紛紛說,沒試過有港式粗話在電影中出現得令人如此感動。

更劃時代的是,《淪落人》不僅是首部起用菲律賓演員為擔綱主角的電影,也著力呈現在港家傭的生活日常與異鄉視角,多個外傭聚會場景以他加祿語對白如實拍攝再輔以字幕,並無特意「遷就」香港觀眾的觀影習慣。電影為 Crisel 帶來了角逐影后的提名與「最佳新演員」的殊榮,刷新了香港電影金像獎近40年的歷史,不過她強調,獎項與評論終究不是她最在意之事。

「我更重視菲裔觀眾對這電影的感受。我當然非常感激電影獲得的好評與支持,但我知道這部電影要成功,必先獲得菲裔觀眾的認同,要他們感到這故事能真實代表他們。」在電影拍攝前後,Crisel 也積極與從事民間團體的朋友交流意見,盡力確保他們感到被尊重。「而這正是小娟(註:導演、編劇陳小娟)帶來的分別。在和她溝通的過程中,我能信賴她會維護故事的尊嚴,不會把它草草拍成話題大路的作品,並呈現這些女性的堅韌。」

《淪落人》電影劇照。

《淪落人》電影劇照。網上圖片

「我希望我們能多點了解兩極中間的故事,因為大多數人都是處於這模梭兩可的中間。他們可能沒有刻薄自己的家傭,但雙方關係也就僅止如此了。」

可喜的是,電影在她的居港菲裔社交圈子中同獲肯定。「上映前在學校跟一些家長提起,他們很訝異,為甚麼會有一部香港電影想去講她們的故事?我反問:為何不可呢?」有趣的是,Crisel 說電影上映後,很多觀眾在映後反過來問:為甚麼這樣一部電影,我們竟等了這麼久?她續說:「有幾個在學校認識的家長,他們很讚賞這個故事正面樂觀的力量,沒有把家傭敘述為無望的弱者。」

片名「淪落」一詞一度惹人斟酌:像昌榮一樣半身癱瘓失婚失業獨居公屋,或是大學畢業的 Evelyn 被迫擱置攝影夢想來港照料他人起居飲食,就必然是淪落嗎?我卻猜想,除了是向典故致意,這會不會亦是編導有意在調侃觀眾對這故事的預設期望?正如攝影乃是捕捉一瞬光影、在尋常之處洞見美好的藝術,Evelyn 想必知道,是陰翳幽暗令灼目白光有了層次與生命。電影首尾兩度出現的井型雙塔式公屋的仰視鏡頭,仿似四面圍牆,又宛如長廊盡處的出口,俗世中的所謂幸福,畢竟端看那游離擺蕩於明暗之間的一念。行善助人、敬生惜生,都是一念與一念之間的選擇。

這「選擇」,正是 Crisel 希望當下的外傭敘述能開啟的想像。「在這十年間,我看到很多正面的改變,很多勇於改善現狀的人;同時,我也不會否定那些可怕的剝削個案。但我希望我們能多點了解兩極中間的故事,因為大多數人都是處於這模梭兩可的中間。他們可能沒有刻薄自己的家傭,但雙方關係也就僅止如此了。」

「如只專注於呈現好壞兩極,那這些位處中間的人就沒有機會去從中反思自己是否能做得更好。他們會想:我沒有虐打家傭也沒有令她捱餓,我不是壞人啊,這些故事不代表我。但如果我們呈現更多元的故事,也許他們就能思考,咦,可能我在能力可及的細微之處,還可以做好一點。例如你知道的,將她們與所有其他職業一視同仁,不要只因她們在你家中生活,就期望人家要每天工作十多小時⋯⋯」

片場與學校,原則如一

「我不會假裝我曉得(家傭)在工作面對的身心重負,但我的確知道她們信任而托付於我的故事。」

言及外傭處境,我問 Crisel,在演出 Evelyn 過程中,有沒有曾感到內心矛盾?畢竟她的際遇比需要寄人籬下的同鄉們來得幸運。為免誤會,我拿自己的經驗解釋:身為記者有時也難免會有類似的自我質疑,詰問到底是誰給我權力去書寫他人的困境與故事。

她想了想,如此說:「正如我說,我很在意她們的意見,因為我想確保(演出)能盡可能忠於現實。我不想人們跑來說,『噢,你怎麼會知道,你又沒有體驗過。』但我更想強調的是,你的社會地位並不重要,因為我們的情感是共通的。」

「這正是小娟作品美麗的地方。她呈現的 Evelyn,是她面對這些困難,卻又同時不受處境所制約、定義。Evelyn 面對的問題是任何人都有可能面對的,例如家庭的紛爭與羈絆、脫離不愉快的關係、受困於金錢而無力實現理想⋯⋯我相信如果你專注於這些面向,就能體會故事與你的聯繫。最重要的是找尋那條線索,你和你的角色之間那真實的共通之處。我不會假裝我曉得(家傭)在工作面對的身心重負,但我的確知道她們信任而托付於我的故事。」

《淪落人》電影劇照。

《淪落人》電影劇照。網上圖片

一般人乍聽 Crisel 修畢政治學去做歌舞劇演員,然後又轉投幼兒教育,或覺得這「生涯規劃」有點異於常規。然而在她眼中,這些工作的底蘊沒有甚麼不同,同樣是為故事注入生命、由此連繫他人。

「人們問,做演員跟做老師有甚麼分別?我覺得沒甚麼分別,兩者都要求你坦承待人。在學前教育,我認為誠實與尊重待人是毋庸置議的(品格),但你要跟小孩溝通,必先跟他們建立關係,摸索他們的話言與媒介。」

「我忘了是誰說過那句話,『我們歌唱先於言語,舞蹈先於行走』。我說的創意並不是指『來戴上小丑面具,我們唱歌跳舞!』,而是『我覺得快樂,我想表達自己』。假如有小孩想唱歌,我不會第一時間『殊!』(示意他安靜),而是希望他不畏表現自己,找尋自己的聲音,和他一起實驗不同的歌唱方式。把創意融入教育並不是關於 gimmick,而是如何以小孩的語言來溝通。」

不過她也知道這種育兒方針,並不符合香港以至亞洲社會追求「聽話」與「入群」的傳統教學文化。她很相信藝術創作的力量:「因為它容許小孩直面自己的感受,表達自己他們想要甚麼、不想要甚麼,同時也教導他們細心聆聽。這是我們的未來需要的人才,會去解決問題的人。這是我在劇場裡成長的親身經驗,我知道這些小孩最後無論會不會從事創作也好,這些技能都是一生受用的。」

「我考慮的不是角色有多少戲份、電影公司的名氣,或是風格與形式。我關心的是它想說甚麼,它會不會 make a difference,會不會令人們感到被尊重。」

《淪落人》之後,多元往何尋?

那麼,還會考慮再演戲嗎?不過,會否擔心除了家傭,港產電影就沒其他適合她的角色可演?畢竟,但凡涉及少數社群的媒體再現,「提高社會意識」與「加深固有刻板印象」之間的界線不易拿揑,好心有時做壞事。

Crisel 說,只要機會合適,都會保持開放態度。「我喜歡學習新事物,而(演戲)是一個好的挑戰⋯⋯對我來說,我考慮的不是角色有多少戲份、電影公司的名氣,或是風格與形式。我關心的是它想說甚麼,它會不會 make a difference,會不會令人們感到被尊重。」

《淪落人》為香港電影的多元再現行前了一步,但菲律賓以至其他東南亞文化位處邊緣,同類製作是否能迎合商業考慮與本土觀眾口味,尚待試驗、觀察。

曾留學美國與新加坡的菲籍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Elmo Gonzaga 向我指出,如果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 (HAF) 或「創意香港」這類融資平台,能更重視香港多元文化或亞洲跨國文化交流的電影項目,本地電影有望能拍出更多涉及在港少數族裔的故事,例如南亞社群以至重慶大廈的非洲商人。「如果香港政府真的希望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城市』,這難道不是最理想的方向嗎?」

Gonzaga 續說,新加坡近年的電影業值得香港借鏡:「這在新加坡更趨普遍,有得到政府資助的獲獎電影呈現本地少數族裔生活,例如《The Apprentice》與《A Yellow Bird》分別以馬來裔獄卒與印度裔出獄犯人為主角,《A Land Imagined》則呈現中國與南亞建築工人的處境;《Unlucky Plaza》則敘述一位開餐廳的菲裔小商人如何夢想成為公民。」

他尤其認為,在港菲裔社群同樣很多元,本就可以啟發很多不同的故事。他以王家衛的《阿飛正傳》和《花樣年華》的南洋印象,以及1960年代香港電影配樂受菲律賓的拉美音樂風格影響舉例,「其中一個可能性,是由本地電影人『南向』重尋香港與東南亞之間被遺忘的(文化)關係」,並在內地片商以外,開拓與東南亞電影人的合作。這種多元與跨地域交流,長遠或能開啟更多元的身份與文化想像。

Crisel 則坦言不熟諳香港流行文化,不能判斷本地電影的未來發展。但她相信,「在世界各地,很多從事主流電影或戲劇創作的人都低估了觀眾的成熟。我覺得觀眾已經準備好去推倒『麵包和馬戲』的方向——羅馬時期免費向窮人送麵包與馬戲娛樂(註:指以小恩小惠穩定民心的綏靖文化)。我樂意相信,我們已經不再活在那樣的時代,人們受益於跨文化交流,都在變得更聰明。」

本地電影有望能拍出更多涉及在港少數族裔的故事,例如南亞社群以至重慶大廈的非洲商人。「如果香港政府真的希望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城市』,這難道不是最理想的方向嗎?」

「我喜歡學習新事物,而(演戲)是一個好的挑戰……對我來說,我考慮的不是角色有多少戲份,我關心的是它想說甚麼,它會不會 make a difference,會不會令人們感到被尊重。」

「我喜歡學習新事物,而(演戲)是一個好的挑戰……對我來說,我考慮的不是角色有多少戲份,我關心的是它想說甚麼,它會不會 make a difference,會不會令人們感到被尊重。」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未忘政治學,見林又見樹

在訪問前,我曾好奇 Crisel 會不會避談政治。在異邦定居多年,或多或少有份隔岸回首的期許?憑藉《淪落人》如今的成功,也許她會樂意偶然擔當一下非正式「文化大使」,推動一下本地大眾對家鄉的認知?

她說,當初主修政治學,本來就因為她有求變的熱情。「因為當時希望之後當律師。但讀完第一年,我就意識到只有一類人才能在那種環境中生存並有所成就——你必須能承受你見證的疾苦,同時在那窄縫處為正確的事持續爭取。但這體制太混亂了,我覺得自己承受不來。」

「我當時對自己說,天啊選錯了科目。但之後我發現我仍有東西真的很在乎,那就是參與社區工作。如果你要從政,你必須成為一個超級主管,為人們設下主要方向。但這有點由上而下。如果你與社群共同合作,你能促進實質的改變,啟發人們能作自主決定,為自己發聲。這不需要大人物來推動。」

Crisel 說,政治學訓練至今仍影響她如何看待自身位置與周遭社會。「它教曉我要盡量以最少的偏見去看事物。讓你保持開放的頭腦,也令我們接觸世界大事,辯論不同歷史事件的好與壞,彼此如何重覆,明白世上沒有單一而清楚的答案,每個國家都自己的經驗與歷史。」

久居香港的她想必知道,但凡自己的家鄉上新聞,都以負面居多。「目睹國家現時的狀況令人痛心。社會缺乏正直的領袖,而這也跟世代、世紀以來面對的壓迫有關。」她當年不少同窗有的加入了政府,有的從事民間組織。她相信體制內外不同崗位,都自有其價值所在,都有人在努力爭取。

「在世界各地,很多從事主流電影或戲劇創作的人都低估了觀眾的成熟。我覺得觀眾已經準備好去推倒『麵包和馬戲』的方向。人們受益於跨文化交流,都在變得更聰明。」

「政治學不只是研究政治與管治的結構,你其實是在研究各種關係與權力的本質。誰有權力?誰能獲得權力?如何利用這權力,去實現甚麼?」她深信,無論在哪裡,窒礙社會向前的,往往都是源於人們為著不同的身份與利益而拒絕對話、尋找折衷。

但她依然樂觀。「現在菲律賓湧現了一批新晉的設計師、音樂人、作家、電影工作者。尤其菲律賓電影業其實正處於一個新的黃金年代⋯⋯我想,有部份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共同經歷過的痛苦,鼓動我們一起向前。」

無論是香港、菲律賓抑或放眼世界,從舞台、學校到片場,Crisel 的信念始終繫於普通人的經驗與故事。「我會說,由我們能做的東西開始入手:接觸大眾,述說他們的故事,讓他們的聲音得以被聽見,感覺自己是社會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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