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雨傘運動與第二種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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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自由通過公路的權利是重要的，而示威的權利不能造成過度阻礙，超出合理範圍。」在「佔中九子」案的判詞中，法官再三如此說，反映這宗案件的本質是兩個權利的衝突。

佔路示威，原則上是沒有問題的。判詞引用的楊美雲案早已確認，示威是公共道路的用途之一，但示威者對他人權利的損害不能過度。「法律要求一般道路使用者遷就行使示威自由的示威者，容忍示威對其往返公路的權利所造成的干擾⋯⋯法律亦要求示威者顧及他人的權利，尤其是一般公路使用者的自由通行權。」[1]

公民有權利做各樣的事，但談權利，不能不談責任。兩者總是如影隨形。尊重和盡量不損害別人的權利，可說是每個公民——包括示威者——的責任。

雖然很多時候，我們未必會如此條理分明地界定哪個權利、誰的責任，但其實也是在此框架之內理解社會的運作。例如法官賀輔明提及公民抗命時，表示「抗爭者的行為必須合乎比例，並不會構成過度的破壞或不便」，不也假設了抗爭者有責任尊重其他公民的權利？

香港終審法院在黃之鋒案曾經引用的政治哲學著作《正義論》，亦將與公民抗命相關的段落，置於「義務和責任」的大章節之內。作者約翰羅爾斯提到，在接近公平和正義的社會，公民有責任遵守法律，但同時享有表達異見的權利。若然符合特定條件，人民可以「行使公民抗命的權利」，呼喚社會大眾的良知。[2]在此，公民抗命被視為一種權利。

然而，我們可有想過，除了這種與權利共生的理解之外，還可以有第二種責任？

美國政治理論家艾莉斯楊曾經說過一個故事：一個單親媽媽帶着兩個孩子找便宜的單位租住，要輪候兩年的政府援助無解燃眉之急，找到一個位置偏僻的小單位，不但孩子要共用一張床，業主還要求先付三個月租金，她最終一籌莫展。

艾莉斯楊問，這個單親媽媽淪落至此，是誰的責任？她認為，常用的罪責模式根本派不上用場，因為「兇手」是社會結構不正義，我們沒辦法揪出對應者來問責。所以，她提出「政治責任」的觀念，指出當有群體因為制度不公而處於劣勢時，社會上的其他公民有政治責任，推動結構改變。[3]

這種責任，與第一種的迥然不同。第一種責任是公民在社會制度下，互不干犯他人的權利，但第二種責任是挑戰社會的不公義結構，幫助那些正在受苦、但沒有人可問責的弱者。

要挑戰社會結構，有人甚至會違法抗爭。艾莉斯楊認為，這既令社會重新思考某些抗爭能否算為可接受，更可詰問法律制度的權威和正當性。「關注社會公義，有時可以揭示出某些法律或整個法律制度，其實在加強和合理化特權和壓迫。」[4]

當然，很多人不認同抗爭者。他們支持商議式民主，認為社會改變要在制度內推動，強調理性協商。但抗爭者選擇在體制外抗爭，正是因為他們認為現行的制度不公，只會讓得利益者主導議程，限制了可以商討的選項，並將其他直接排除在考慮之外。留在體制內再三嘗試也好，都無法帶來根本的改變。所以，抗爭者認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應該拒絕與他們商議政策，不再默許這個結構和制度限制」，視挑戰體制為一種政治責任。[5]

縱然體制外的抗爭被視為偏激，有時候甚至徒勞無功，但在艾莉斯楊的眼中，抗爭者對鳥籠協商的批判卻是切中要害。社會若然未能有力回應這個基本前提上的分歧，只怕難以說服抗爭者走回體制之內。

說了這些，與佔領運動有何關係？

或許，參與和支持佔領運動的人，不少均會認同第二種責任。沒錯，他們行使表達異見的權利的同時，可能違反了第一種責任，干犯了其他市民使用道路的權利。但他們進行公民抗命，同時也是在爭取全民普選，打破社會的不公義結構，有如實踐公民責任。說到底，就是想幫助每一個在現時制度下淪為弱勢的人。所以，支持者才會問：「雨傘運動，何罪之有？」

法院裁定佔領者有罪，因為他們不合理使用道路，「造成的交通阻礙和不便嚴重，超出合理範圍」。但其實，要判斷佔路示威是否不合理，並不容易。根據楊美雲案的定義，這視乎示威者能否合理地預望，他們的阻礙可獲公眾容忍。

在這個合理性測試中，天秤的一端是預期佔領的規模、時間和路段的重要性，另一端是示威目的及是否和平。縱然法庭表示不會評斷政治立場的高下，但市民上街佔領所為何事，亦是衡量因素之一。那麼示威者能否合理地相信，其他市民看在爭取普選的原因份上，會包容他們封了市中心幾條道路？

若然看重公民在現行秩序下的權利和義務，或許會更強調佔路造成有多不便，並認為不可能期望他人容忍；但如果明白胸懷弱勢的第二種責任，就不會不着眼於抗爭者的目的，慮及改變社會結構有多重要。

所以，對佔領運動的兩種看法，說到底不只是兩種權利孰輕孰重的問題，亦是公民責任觀的不同。而律師、法官以至每一個生活相對安逸的人，能否從更寬闊的眼光看見社會體制的問題，及明白糾正不公義的政治責任，或許就成為了關鍵。

參考文獻：

[1]: Yeung May 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 para. 147-148.

[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99), §57.

[3]: Iris Marion Young,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and Structural Injustice’, The Lindley Lecture, 2003,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4]: Iris Marion Young,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ocial Change: a Response to Minow’,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52 (1991), 859-870.

[5]: Iris Marion Young, ‘Activist Challenges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Theory, 29 (2001), 670-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