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浩銘：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雨傘運動公眾妨擾案陳情書

【編者按】「佔中九子」案今日（4月10日）繼續開庭。本文為第八被告黃浩銘庭上發言。時任社會民主連線副主席的黃浩銘被裁定「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兩項罪名成立，法庭將於稍後宣判刑期。

陳法官仲衡閣下：

自2011年你審理只有23歲的我追問時任特首曾蔭權知否米貴，涉擾亂公眾秩序的案件距今已有8年。在命運的安排下，我再次站在你面前，只是當你讀到這封陳情書的時候，我已經不是當年被你宣判無罪釋放的年青人，而是一個準備迎接第三次入獄的積犯。然而，今天我不是尋求你的憐憫，而是希望道明我參與雨傘運動，公民抗命的緣由，讓法官閣下可以從我的動機及行為來給予合理判刑。

8年以來，我們的崗位稍有轉變，但香港的變化更大，充滿爭議的各個大白象基建均已落成，更多旅客走訪社區，似是一遍繁華景象，但同時，更多窮人住在劏房，更多群眾走上街頭，亦有更多我們愛惜的年青人進入監牢。從前我們認為香港不會發生的事，都一一在這8年間發生了。當我8年前站在你面前那一刻，我們都不會想像得到香港人可被挾持返大陸，亦想像不到原來有一天大陸的執法人員可在香港某地方正當執法，更想像不到中共政府除了透過人大釋法外，還可藉著「一言九鼎」的人大決定，甚至中央公函來決定香港人的前途命運和收緊憲制權利。

爭取民主的本意

民主只是口號嗎？當年，我痛罵無視100萬窮人及30萬貧窮長者利益，卻慶祝不知辛亥革命本意的前行政長官曾蔭權，並要求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廢除強積金，因此首次被捕被控。但時至今日，香港仍然有過百萬貧窮人口，超過30萬貧窮長者，貧富懸殊及房屋短缺的問題愈加嚴重。2014年，我見過一位75歲的伯伯跪在立法會公聽會向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下跪，懇求政府不要拆遷古洞石仔嶺安老院。2019年，我又見到一位67歲執紙皮維生的婆婆在立法會公聽會哭訴難以找工作，現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竟然叫她找勞工處。為何官員如此冷酷無情？為何我們的意見均未能影響政府施政？歸根結柢，就是因為香港人沒有真正的選擇，喪失本來應有制訂政策及監督的權力！

所謂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任何施政，應當由人民倡議監督，公義分配，改善公共服務，使得貧者脫貧，富者節約。今日香港，顧全大陸，官商勾結，貧富懸殊，耗資千億的大白象跨境基建接踵而來，但當遇見護士猝死，教師自殺，老人下跪，政府政策就只有小修小補，小恩小惠，試問如何服眾？由1966年蘇守忠、盧麒公民抗命反對天星小輪加價，乃至1967年暴動及1989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甚至2003年反廿三條大遊行，無不是因政權專政，政策傾斜，分配不公，引致大規模民眾反抗。2014年雨傘運動的起點，亦是如此。

多年來，港人爭取民主，為求有公義分配，有尊嚴生活，有自主空間，但我們得到的是甚麼？

多年來，港人爭取民主，為求有公義分配，有尊嚴生活，有自主空間，但我們得到的是甚麼？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前夕，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曾回覆香港大學學生會要求「民主治港，普選特首」的訴求，清楚承諾「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當時，不少港人信以為真，誤以為回歸之後可得民主，但自1989年六四血腥鎮壓及2003年50萬人反對《廿三條》立法大遊行後，中共圖窮匕現，在2004年透過人大釋法收緊政制改革程序，並粗暴地決定2007及2008不會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自此，完全不民主的中國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掌控香港人的命運福祉，人大釋法及人大決定可以隨時隨地配合極權政府的主張，命令香港法庭跟從，打壓香港的民主和法治。

2014年8月31日，是歷史的轉捩點。儘管多少溫和學者苦苦規勸，中共仍以6月的＜一國兩制白皮書＞為基礎，展示全面管治權的氣派，包括法官閣下在內，都要屈從愛國之說。在《8‧31人大決定》之後，中共完全暴露其假民主假普選的面目，其時，我們認為對抗方法就只有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的起點

違法就是罪惡嗎？我們違法，稱之為「公民抗命」，就是公民憑良心為公眾利益，以非暴力形式不服從法律命令，以求改變不義制度或法律。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賀輔明（Leonard Hoffmann）勳爵曾在英國著名案例 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 案提出：「發自良知的公民抗命，有着悠久及光榮的傳統。那些因着信念認為法律及政府行為是不義而違法的人，歷史很多時候都證明他們是正確的……能包容這種抗爭或示威，是文明社會的印記。」

終審法院在最近的公民廣場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亦道明「公民抗命」的概念可獲肯定（該案判詞第70至72段）。因此，亦印證我等9人及其他公民抗命者並非可以一般「違法犯事」來解釋及施刑。港人以一般遊行示威爭取民主30年，無論從殖民年代乃至特區年代，皆無顯著改進，今日以更進步主張，公民抗命爭取民主，正如印度、南非、波蘭等對抗強權，實在無可厚非。誠然，堵塞主要幹道，影響民眾上班下課，實非我所願，但回想過來，中共及特區政府多年來豈不更堵塞香港民主之路，妨擾公眾獲得真正的發聲機會？

如果我是公民抗命，又何以不認罪承擔刑責？2014年12月，警方以成文法「出席未經批准集結」及「煽動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在村口將我逮捕。2017年3月，警方改以普通法「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提控。正如戴耀廷先生在其結案陳詞引述英國劍橋大學法學教授 John R. Spencer 提及以普通法提訴的問題：「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的案件，都出現以下兩種情況的其中一個：一、當被告人的行為是觸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懲罰是輕微的，檢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額外的棒子去打他；二、當被告人的行為看來是明顯完全不涉及刑事責任的，檢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訴他」，無獨有偶，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楨在其2018年退休致詞提及：「普通法同樣可被用作欺壓的工具。它是一種變化多端的權力，除非妥善地運用人權法加以適當控制，否則可被不當使用。」如今看來，所言非虛。

今我遭控二罪，必定據理力爭，冀借助法官閣下明智判決推翻檢控不義，但法庭定讞，我自當承擔刑責，絕無怨言，以成全公民抗命之道。

今我遭控二罪，必定據理力爭，冀借助法官閣下明智判決推翻檢控不義，但法庭定讞，我自當承擔刑責，絕無怨言，以成全公民抗命之道。

試問誰還未覺醒

我是刻意求刑標榜自己，讓年青人跟從走進監獄大門嗎？我反覆推敲這個問題。然而，我的答案是，正正是希望後輩不用像我此般走進牢獄，我更要無懼怕地爭取人們所當得的。縱使今日面對強權，惡法將至，烏雲密佈，我依然一如既往，毋忘初衷地認為真普選才是港人獲得真正自由之路。任何一個聲稱為下一代福祉者，理應為後輩爭取自由平等的選擇權利，讓他們能自立成長，辨明是非，而非家長式管控思想，讓下一代淪為生財工具，朝廷鷹犬。

主耶穌基督說：「我確確實實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去，它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很多子粒來。（《約翰福音》第12章24節）」沒有犧牲，沒有收穫。故然，我不希望年青人跟我一樣要踏上公民抗命之路，承受牢獄之苦，但我請教所有智慧之士，既然舉牌示威遊行均已無顯其效，公民抗命和平抗爭為何不是能令政權受壓求變之策？若非偌大群眾運動，梁振英豈不仍安坐其位？

刑罰於我而言，無情可求，唯一我心中所想，就是希望法庭能顧念75歲的朱耀明牧師年事已高，望以非監禁方式處之，讓港人瞥見法庭對良心公民抗命者寬容一面。美國法哲學家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1968年論及公民抗命時（On Not Prosecuting Civil Disobedience），不但認為法庭應給予公民抗命者寬鬆刑罰，甚至應不予起訴。事實上，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賀輔明在2014年12月4日，即雨傘運動尾聲（已發生大規模堵路多日），佔中三子自首之後一日，接受《蘋果日報》及《南華早報》訪問時提到「抗爭者及掌權者均未有逾越公民抗命的『遊戲規則』，抗爭活動並沒有損害香港法治」，更進一步提到「一旦他們被判有罪，應該從輕發落，認為這是傳統，因為自首的公民不是邪惡的人」，由此，我期盼法庭將有人道的判刑。

我已花了最青春的10年在社會運動上，假若我有80歲，我仍有50年可以與港人同行。

法官閣下，我能夠參與雨傘運動，爭取民主，實是毫無悔意，畢生榮幸。我已花了最青春的10年在社會運動上，假若我有80歲，我仍有50年可以與港人同行，繼續奮鬥。要是法官不信，且即管以刑罰來考驗我的意志，試煉我的決心，希望我的戰友們在我囚禁的時候，可以激發愛心，勉勵行善，更加有勇氣和力量作個真誠的人對抗謊言治國的中共政權。

「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唯有透過群眾力量，直接行動，才能改變社會。8年前如是，今日亦如是。但願港人堅定不移，爭取民主，打倒特權，彰顯公義。自由萬歲！民主社會主義萬歲！願公義和慈愛的　主耶穌基督與我同在，與法官先生同在，與香港人同在！

社會民主連線副主席、雨傘運動案第八被告

黃浩銘

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