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運關鍵詞書寫筆記（二）：「拆大台」——從自發群眾到多元領袖

【編者按】2019年是香港雨傘運動5週年，香港本地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發起一場持續9個月的「傘運關鍵詞計劃」，希望用「關鍵詞」的方式書寫這段社會史，並將邀請關注傘運的學者、律師、社運人士與公眾人士一起讀書與討論。端傳媒紀錄每月一場的講座關鍵詞、發言人的思考及與公眾的對談內容。我們邀請諸位讀者一起，紀念和反思這場運動。本文為第2期，講座筆記將持續9個月，敬請關注。

「雨傘運動關鍵詞」第二期聚焦「拆大台」，邀請吳靄儀分享傘運留下的遺產。

若要回顧「拆大台」這個因雨傘變得耳熟能詳的詞，就要理解它在怎樣的背景下生成、促成了哪些行動，在雨傘中和傘後的實踐里，又有哪些局限。吳靄儀將自己的雨傘經歷，嵌入她對香港民主運動多年的參與和觀察中加以審視。

為什麼要拆大台？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倘若我喜歡有明確指示，希望上街時有人指點，「拆大台」後誰來領導我呢？如果大家都想領導，豈不是很亂？倘若「大台」意味著政治領袖聚集人氣、統合立場，甚至是發號施令的場域，那麼大台拆掉以後，是否也要連同政治領袖一起摒棄？

吳靄儀認為，真正值得反思的問題，並非是否要徹底放棄領袖，而是檢視要有怎樣的領袖、領袖如何產生，以及領袖和其他參與者之間的政治倫理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拆大台」並非斷裂式的放棄，而是激活政治能動性和政治成熟度的嘗試。

「哲學是應該在街邊講的」

回憶起五年前的雨傘運動，吳靄儀覺得最迷人的是她在街頭講學的經驗。從9.26開始的罷課不罷學，到9.28之後流動民主教室，她先後在佔領空間內講什麼是法治、政府使用禁制令為何不妥，佔領的理據……

以講者的身份經歷過各種場合的吳靄儀，卻只在傘運中見到過這種聽眾：他們既帶著強烈的危機感，又掩蓋不住高度熱忱；不論多深的題目，講出來都有人認真地聽。她面對的既有年輕的同學仔，也有大叔大嬸，但不論讀書多少，只要有不明白的，他們都會當面直接提問——不像課堂里的學生，因為怕問不出好問題或者出醜，乾脆默不出聲。她半打趣地評論道，說得誇張些，這挑戰了儒家傳統中不當面辯論的習慣——為此她還開玩笑說，孔子就不即刻反駁不妥意見，而是先離開幾步，再感慨，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在吳靄儀看來，這種自信不是自大，而是出於一種對自己的責任：我要為自己負責，我有權利。更精彩的是，這樣的人群不僅出現在街頭，還一起打造了一個可以容納異見的公共空間。即使在衝突要上升到肢體語言時，也總有人上前阻止。激情但理性的辯論，因此顯得非常珍貴。

吳靄儀描繪的傘運佔領區空間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寬容的、接受人之脆弱的公眾性，使得普通人可以在此時此地，和同樣無法「獨立」面對危機和困境的其他人一起，在互相的觀照中，平等地去「成為」。

我們或許可以引申吳靄儀的觀點，更豐富地理解「無大台」的佔領區在公共政治層面的特質和意義。在自由主義者對公共空間的寄託中，常常假定參與者都是自在自為的、獨立的政治主體，隨時可以快人快語，「自由」地討論起來。現實中的人，則往往更加脆弱和「不完整」。公共討論對許多人來說，是在知識、術語，乃至談吐上都有門檻的一件事。面對強權和不公義時，除了憤怒，人們的情感狀態常常是恐懼、無助，很難直接發言或行動。從這個角度看，吳靄儀描繪的傘運佔領區空間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不僅讓已經知道如何發言、帶著清晰觀點前來的參與者——一種已生成的政治主體——以平等的方式交流、辯論；它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寬容的、接受人之脆弱的公眾性，使得普通人可以在此時此地，和同樣無法「獨立」面對危機和困境的其他人站在一起。在互相的觀照中，他們可以平等地去「成為」，無論是參與討論或是做些其他工作，從而體驗到與以往不同的政治狀態和自我感覺。

「拆大台」之後，我們還需要領袖嗎？

正如「關鍵詞計劃」導言所論，「拆大台」在傘運後已經成為人們不假思索就會說出來的詞彙，但在使用中它的意涵未必那麼清晰。「拆大台」是去中心化的組織形式，還是否定自上而下的領導？在傘運時它是怎樣產生的，又和其他的關鍵詞有哪些關聯？這三個字改變了哪些傳統民運默認的「玩法」，對傘運後五年的今天，還有什麼啟發？講座中，吳靄儀回顧并延伸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重點分享了，在大台拆掉以後我們如何打開對「領袖」的想象。

吳靄儀援引岑朗天在《傘悔錄》中的分析，指傘運說明在社交網絡盛行的今日，習慣或者有決心做「獨立判斷」、更傾向於「自發」上街的群眾越來越多，這讓傳統民主運動中依靠自上而下的指令做動員的「社員大台」顯得陳舊，甚至尷尬。「拆大台」的基本意思因此有兩層：首先，在組織形態上，不再由少數人發號施令，霸佔話語權，帶領大家做抗爭；其次，從政治倫理上說，群眾不再需要高高在上的民運神龕，把民主的希望全部寄託在一些需要供奉的「代理人」身上，仿佛只要跟隨他們，自己想什麼、做什麼就不重要了。雨傘的重要遺產便是揚棄了這些陳規之後，自己承擔自己命運的政治倫理。「拆大台」和「命運自主」因此是一體兩面。

不過，在吳靄儀看來，「拆大台」帶來的思考如果止步於此，一些常見的問題便無法得到回應：如果人人都可以自決，為什麼還要有領袖？如果「命運自決」和有領袖組織行動本身不矛盾，應該如何處理二者的關係？這些問題說明，「拆大台」遠非趕走傳統意義上的領袖那麼簡單，亦不可大而化之地認為，只要用自發性來取代少數人的領導，一切問題就解決了。

吳靄儀對這幾個問題的思考，深受她的博士指導教授、哲學家約瑟艾格思（Joseph Agassi）的影響。在為哲學入門者所寫的 The Siblinghood of Humanity: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中（中譯本《本是同根生》由吳靄儀翻譯并撰寫中文版序，待出版），艾格思用了一章專門討論領袖問題。他的論述基於一個基本的判斷：在一般的社會/政治生活中，領袖總會以各種形式存在，是不能人為取消的一種自然狀態和經驗事實。

因此，回到香港的語境中，吳靄儀認為，既然領袖不是說沒就沒的，真正的問題就不是「我們是否還需要領袖？」。更具價值的設問是：我們想要什麼樣的領袖？領袖和其他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更廣義地說，需要何種社會土壤，才有助於生成這樣的領袖？

這是吳靄儀當晚的發言中，非常有見地的一種思考方法：我們在討論領袖時，需要視其為一種以契約和信任為基礎、由多方共同構建的社會關係，而非孤立地描述某個人怎樣才算是一個領袖。後者常見於各種以「培養領導力」為名的項目中——它們設定某些個人特質為領導力的核心，以此為標準劃分擁有特質的領導者，和缺乏特質的被領導者，進而突出「與眾不同」的領袖，甚至將「領導-被領導」的結構固化。相反，吳靄儀所倡導的領袖關係，不再強調群體中需要有絕對「英明神武」的寡頭，而是對一般群眾的政治智慧有更高要求。

吳靄儀的這一觀點亦受到艾格思著述的啟發（詳見「本是同根生」中譯序）。艾格思師承波普爾（Karl Popper），并發揚其批判理性主義觀點。波普爾曾論斷，「科學」是通過證偽不斷靠近真理的過程，而非對真理不證自明的壟斷。艾格思沿用這種進路分析法律和政治。例如他說，法律的權威不來自對公義的絕對壟斷，而是提供了一種方法，通過不斷改進錯誤，接近公義。在這種由批判理性主義生成的自由主義視野內，「公義」概念的多元性和它帶來的紛爭，都是可以接受的。

法律如是，政治莫不如此。借艾格思的論述，吳靄儀談到，開放社會的政治生活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它要求足量的政治主體——不以佔據真理為榮耀，有自我懷疑精神和好奇心，可以接納政治事件的不確定性，同時秉持對錯誤和缺陷的包容，樂於實驗、明白陳規終有推翻之日……如果領袖產生於這種政治主體的互動，拆大台與命運自主等理念，就和領袖並無矛盾：我想要什麼樣的領袖，本身就可以成為自主決定的對象。

講到這裡，吳靄儀回憶起在《明報》工作時的一次採訪經歷。1980年代中期，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吳靄儀採訪過著名人文學者、時任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談及香港的未來，她問王賡武：你這間大學想培養什麼樣的領袖？王答道：領袖近乎天生，是很難靠外力「培養」出來的。大學培養的不是領袖，而是有眼光的人，他們會識別哪一個才是社會需要的領袖，再去支持他，這才是大學的責任。所謂慧眼識英雄，英雄是天生的，而慧眼和社會責任感則是可以培養的……「所謂物色」，吳靄儀補充說，「不是去尋寶一樣去挖掘一個英明神武的人，以後就完全靠她了。即使是天生的領袖，也時時會犯錯，需要社會看住。」

在吳靄儀眼中，十年前的「菜園村-反高鐵」抗爭中，社會運動和立法會議員之間的互動便是這樣的例子。她回憶到，對於政府撥款修高鐵，當時的大部分議員都沒什麼反應，覺得給錢修鐵路很好啊……一些環保人士還覺得，鐵路的集中運輸比汽車要環保，贊成的人很多。真正的反對聲浪，形成于議會之外。當時朱凱迪等社運界的人，嘗試遊說立法會議員，告訴他們在新界發生了什麼事，高鐵有哪些弊端，如何影響到菜園村。讓時任議員吳靄儀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在前立法會大樓外搭了台，用擴音系統將議員在裏面講的東西播出來，讓他們向公眾交代立場。另一邊，也有公共專業聯盟的努力，議員一邊在議會內先「頂住」，一邊也向他們拿資料補習。吳靄儀認為，這種民間能實質性地輔佐議員達到社會目的的過程，彰顯了真正的民主。拆大台和領袖之間，因此有良性互動的可能，二者並不天然矛盾。

無大台的團結與「任何人」式領袖

講座互動環節中有觀眾問，在傘運和其他民運場合，常常聽到「團結」這個字——大家要團結在一起，面對共同的敵人——那麼，「拆大台」是否也意味著團結不再重要？

吳靄儀回應說，香港的民主派的確常常會講，如果不團結，就不夠人投票，或者說你的理論和我相近，我就和你團結，反之就不理你，甚至會說，不團結的就是壞人。她覺得出問題的不是追求團結的目標，而是這種「傳統大台」設定的「團結觀」——其要求的團結程度未必合理，很難實際做到，甚至對運動有害。

在她看來，我們不需要時時、事事都保持團結，更不需要通過制度和身份製造永遠的團結。相反，當出現特別的行動或者某一個議題時，如果有很清晰的意見可以解釋給大家聽，你同意就跟我同行……如果不同意，也無須勉強。只有大家有共同的目標和理由（cause），討論團結才有意義。這種時候，你就可以問自己，我的意見是否對奮鬥目標有用，我可以在什麼時候發揮作用？

「我說地球是圓的，你說地球是平的，好有意思啊，不如講來聽下？當你說講來聽下的時候，你真的要去聽喔！不要只關心對方有什麼漏洞，我去攻擊一下……你要真心去聽啊！」

那麼，我們怎麼去處理意見不同的人呢？吳靄儀覺得，當需要集體行動時，「少數服從多數」仍然是不理想中最可以接受的方式，而少數人應有離開的自由。但更常見的畢竟是非行動狀態的辯論——在她看來，這時候最重要的，莫過於好奇心帶著自我懷疑的聆聽：「我說地球是圓的，你說地球是平的，好有意思啊，不如講來聽下？當你說講來聽下的時候，你真的要去聽喔！不要只關心對方有什麼漏洞，我去攻擊一下……你要真心去聽啊！」

意見可以多元，能力也應如是。吳靄儀說，自己對人的基本態度是：「我不會特別看得上任何人，也不會特別看不上任何人……因為每個人在不同的事情上都可能叻過我（比我做得好），或者沒我叻。」這種態度背後是一種更深刻的期許：如果我們相信，不同的人在不同時刻或情境中，有各自擅長之事，尋找「領袖」的焦慮恐怕也不會那麼多。假若我們的政治生活能鼓勵這種多元領袖觀，它也將有助於提高參與者自身的政治能動性。

當更多的人去想，自己或許能在某件具體的事上做領袖，我們就不會特別被動地等待跟隨某個大佬。相反，她則會更留心什麼場合需要用到我，自己在哪個環節可以扮演具體的角色。在吳靄儀看來，這是傘運「拆大台」中留下的珍貴遺產：任何人在任何時刻，都可以選擇站出來。

去中心化社運中的政治責任

一如香港的「拆大台」，近年來世界各地的社運中，去中心化幾乎已是默認配置。就吳靄儀關於領袖的發言，「傘運關鍵詞」計劃的召集人許寶強評論道，或許有時候可以調整一下字眼，未必要沿用「領袖」。例如，無政府主義者出於抗拒等級差異和過於僵硬的組織，傾向于使用「協調者」（facilitator），其主要是促成討論發生、將已形成的共識快速轉化成為直接行動，并通過有機地重複這個過程校準行動（註1）。

吳靄儀補充道：協調者並不是那麼好做的，不是收集意見然後總結一下就好了……自下而上的民主實踐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協調者要知道議題的情況，要給不同人解釋、指出分歧的地方，補充大家忽略的東西……這些是可以在實踐中學習的技能，但與傳統民運領袖的培養方式十分不同。

如果「拆大台」意味著領導運動的責任有了更靈活的配置方式，那麼行動如果「失敗」，對錯誤的問責應該怎樣相應地改變呢？許寶強說，如果按照「協調者」的方式來理解運動領袖，那麼它們所做的決策就並非純粹的個人意志，因此也不需要背負所有的責任。

政治行動總是充滿變數，未必所有人為努力皆可以成事。吳靄儀認為，香港社會對「確定性」的要求太高，不太接受開放的結局，最好沒有意外，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許寶強也引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觀點，指出公共參與中形成的契約關係，雖然總包含對成功的許諾（promise），但終究還是不徹底的契約（incomplete contract）。因此，檢討錯誤時，原諒（forgiveness）就顯得很重要。只有諒解自己和他人，不把錯誤全部歸因于某個人或組織，才能保住行動（action）的活力和政治的空間（註2）——在鄂蘭筆下，行動之珍貴，不在於它保證有結果，恰恰是它可以打開僵局。只有當參與的權利和失敗的責任都再不集中于少數人身上時，大台的解體，才能成為釋放政治活力的真正契機。

反思：「拆大台」精神如何走出佔領區？

我們上街，不是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而是我們可以到街上去，一起準備。

對吳靄儀來說，「拆大台」折射出傘運最為進步的一面：它把香港民主運動中的集會從請願式政治（petition politics）升級成為參與式（participatory politics）。在既是拼來，也是借來的時空中，佔領者未能等到「真普選」，但卻得到了共同學習和踐行民主生活的機會。她談道，專制政權的成功，往往並非依靠獨裁者的勤奮；專制的基石是大量寧願由獨裁者左右一切，自己不想承擔責任的普通人。經過雨傘洗禮的參與者，不管是對民主政治的質素還是他們自己的政治能力，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傘運之前的十年，接連不斷的香港社運，大大地豐富了傘運的思想和經驗資源。儘管如此，對許多人來說，傘運才是真正起點——他們在傘後「落區」，重新發現自己的社區、探索和挑戰城市里的不公義。傘運可以被視為一次激進的公然造人事件——幾十天的時間里催育出的政治想象力和自我感覺，香港社會至今仍在消化。

然而，雨傘佔領區作為預示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的一種形態，也難免有諸多局限。人們爭取不到普選，便佔據街道，在地呈現民主生活。這是非常特殊的集會場景。它提供了諸多可能性，但和「現實」中更為複雜的社區發展、民生訴求、政策研究等更隱性的政治活動相差甚遠，而後者往往更代表香港政治文化的日常。落區的傘兵所需要的工作能力，因此遠多于吳靄儀所偏重的、以理性溝通為主的交流。他們面對的群眾，也不可能像傘運中的那樣，大家有相近的目標。如何處理基本盤就是「不團結」的人群？在高度異質的社區里，怎麼做一個領袖？「拆大台」精神作為傘運遺產，其影響是否能走出佔領區，關鍵在於它能否能有機地完成在地轉化。

互動環節尾聲，有聽眾分享說，傘後常碰到的情況，是根本沒有動力開口，或者一開口辯論即陷入僵局。朋友之間可能一句「你我立場不同」，就不再能繼續對話。這些情感狀態的困局，揭示出批判理性主義論述公共政治的局限性：有時候人們不是不知道辯論和溝通思想的重要，只是情緒上沒準備好，或者不再相信那樣做有什麼用。

誠然，雨傘營造的社運場景難以複製。它不保證參與者在特定時空中獲得的高峰體驗和開放性可以永續。回到自己的小環境里，我們仍然會感到無力。然而，也應該相信，如果我們曾經「成為過」，日後便會有再度打開自我和公眾生活的可能——這也是「關鍵詞計劃」發出的一個邀請。在佔領區，人們除了辯論，還一起承受過失落和彷徨。或許這種共同體的感覺，就是仍然需要在街頭抗爭的理據。我們上街，不是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而是我們可以到街上去，一起準備。

預告

「流動共學課室」將于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舉辦「香港雨傘運動關鍵詞計劃」系列講座。第三次活動（3月30日） 的主題為「當泛民擁抱本土」，將由馬國明主講，許寶強主持。

註1. 參見David Graeber. 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 AK press, 2009.

註2. 參見Hannah Arendt. The Promise of Politics. Schocken,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