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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電影的大熱以及對這部電影的評價又牽扯出了對劉慈欣小說的爭議：有的人認為他的小說奇偉瑰麗，充滿浪漫的情懷；有的人反對小說所推崇的的價值觀：否認人性，推崇專制。可以說，關於劉慈欣小說討論已經上升到了思想性的層面。
然而，當我們回過頭來講劉慈欣風格已經定型，對較為成熟的小說思想做一個整體性的審視，我們會發現，劉慈欣是一位優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始終能以前後自洽的邏輯和嚴密的設定推理，表達他統一的思想內核。分析劉慈欣的思想內核，我們會發現，他的小說再現了德國思想19-20世紀的發展脈絡，而我們對小說的爭議，其實也是在重複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對德國思想的爭議。
尼采：「超人」還是「公民」？
劉慈欣的小說中總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物：對世界或科學有強烈的好奇心，並為了探索科學與世界不惜一切代價，《三體》和《球狀閃電》裏的丁儀，《地球大炮》裏的沈淵，《朝聞道》裏為知曉真理而死的眾多科學家，《地火》中的劉欣，《山》裏的登山者都是這樣的人物；同時劉慈欣也對這樣的領袖表達出極大的讚頌與同情：有堅定的目標和執行力，甚至為了實現目標（劉慈欣通常通常設定為一個偉大的目標）不惜犧牲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名譽，像是《三體》中的羅輯、章北海、維德、雷迪亞茲，《球狀閃電》中的林雲父女，命令對人質和劫匪無差別攻擊的政治家，《流浪地球》中的幾千人類領袖等等。
劉慈欣對他們的精神力、意志力的肯定，對人的好奇心、求知慾的推崇，像極了德國一脈相承的對「浮士德」式的英雄的讚揚。這種思想在尼采的筆下得到系統性的闡述，在尼采看來，上帝已經死了，世界正迎來人類的時代，人類的精神與意志才是最值得推崇的價值。而展現人類精神與意志的，正是那些不凡的天選之人，即「超人」。
19世紀，隨着科學的進步和工業文明的發展，文明樂觀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席捲世界。隨着對人的精神力與意志力認識的進一步加強，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推崇的人文主義在這時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是像法國思想家那樣，認為人人皆有這樣的精神，因此應該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尊嚴；另一條路，是像尼采那樣，認為非凡的精神與意志只有「超人」才享有，因此應該由強者來統治庸眾，走向威權主義的道路。科幻文學的基調是人文主義，但面對着這條十字路口時，劉慈欣選擇了尼采，正如當時的德國一樣。
政治學是一門關於人的科學，對人本身的看法是所有政治制度與理論的基礎。而劉慈欣對「人」的看法，決定了他對國家與政治的看法。
費希特與伯倫知理：「國家有機體」還是「公民社會」？
科幻小說中對未來社會的幻想往往是作者自身價值觀的投射：如帝國、共和國、商業寡頭等等。但他們的小說中，表象的秩序之下往往潛伏着湧動的暗流，如各種黑市、宇宙海盜、黑幫、反叛軍等等。這些角色存在於宏觀秩序之外，卻對情節起着推動甚至主導的作用。但在劉慈欣的筆下，很少出現這些政治之外的「秘密社會」。劉慈欣所描述的社會模塊，似乎都是國家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與國家融為一體，只存在宏觀上的對抗而缺少微觀層面更為複雜的關係展開。
比如在《三體》中，大低谷之前的社會裏，大史是一名警察，但他破案和打擊敵人主要依靠國家的強力資源投入與幫助，從未利用線人、地下情報網等國家之外的方式來破案。但在威權國家現實中，警察這一職業恰恰是與國家權力之外的秘密社會打交道最多的職業，一方面他們所打擊追捕的對象是這個社會中的成員，但另一方面現實中他們去追捕這些成員往往要依靠這個秘密社會的力量；再比如劉慈欣所描寫的戰時計劃經濟時代普通人的生活，他們完全依靠國家分配的物資來生活，從未聽過想過黑市與其他交易方式。但在現實中，計劃經濟與黑市就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東歐原來那些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恰好也都是黑市盛行的國家。
劉慈欣的這種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描寫正是他自身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想像的投射：在他看來，國民是服從於國家的，國民的一切行動都是與國家的權力交織在一起，國家不僅是國民在行動上整合成的有機體，同時也是國民精神上的有機體。因此，存在於國家權力之外，公開的「公民社會」和不公開、基於人與人之間直接的聯繫的「秘密社會」，都是不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在劉慈欣對未來的想像中，並不存在這種社會的一席之地。
國家主義是19德國面臨着深重的民族危機的背景下所發展出來的一套政治理念，是對政治學基本問題「為什麼要有國家」另一種回答。與英法傳統的「國家工具論」，即相信國家是為公民謀取福利的工具不同，國家主義認為國家本身就能賦予自身存在的意義，國家本身就是國民發展的目的。國家主義先天的對國家之外的社會有着排斥，在具體的文學描述中，陣營被簡化成「國家及其對抗者」，而兩者之間、和兩者之外的東西，卻被忽視。
劉慈欣所描寫的國家，正是接過了德國20世紀思潮的棒，正如他之前所描寫的人，是接過了19世紀尼采的棒。
拉採爾與希特勒：「生存空間」與社會達爾文主義
劉慈欣小說爭議最大的部分，莫過於他對宇宙的冷酷以及人類應該如何應對冷酷宇宙的策略描寫。在他看來，自然本身是冷酷的，規律是無情且違揹人倫與道德的，如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那樣。因此為了文明的生存，允許使用一些超越道德的方式，比如《三體》中的執劍人專制，宇宙太空人類飛船中相互攻擊，用思想鋼印控制人的思想，《流浪地球》中將一部分人棄之不顧，《超新星紀元》裏以「戰爭遊戲」的方式決定南極領土的分配等等。劉慈欣與江曉原的爭論更好地反映了這一主題：在劉慈欣看來，所有的文明成果都集中於生存本身，文明的意義不在於創造與進步，而在於生存。
這種以生存為文明發展的目標，並且將戰爭和流血視為生存的唯一方式的思想，在德國曾經盛行一時。即拉採爾所提出的「生存空間」理論，拉採爾認為，每個國家都像是具有生命的有機體，如同生物一樣，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間，一個健全的國家透過擴張領土來增加生存空間是必然的現象。而為了擴張領土以保證生存，任何手段都是值得使用的，包括戰爭乃至屠殺平民等等。而希特勒則為這樣的理論加上了種族主義的外衣，使其更有號召力。兩者都描繪了一個冷酷的自然法則：不用戰爭與違背道德的方式去獲得生存，一切的意義都將失去。同時兩者都享用了一條共有的前提，即生存本身既是文明發展的前提，也是文明發展的意義。文明的成果集中生物性的人。
關於「文明的意義」這一終極問題的討論確實有很多種觀點。比如也有其他的觀點認為，文明的成果並不一定由其創造者的後裔來享用才有意義，只要其成果延續或者存在下去，文明即使生物性上滅亡也有意義。甚至也有的觀點（在描述遠古文明的太空歌劇式科幻小說中嚐嚐出現）認為，一個文明並不一定要留下成果，文明古希臘哲學所言的那樣，並不需要後面的繼承者來賦予它意義，文明本身就能賦予自己意義。或是那種堅持人類的原則去對抗冰冷的宇宙的文學意義上的悲劇。
德國的「生存空間」理論伴隨而來的是強烈的民族主義。劉慈欣的作品中也繼承了這種情緒：《全頻段阻塞干擾》、《球狀閃電》、《魔鬼積木》、《光榮與夢想》、《超新星紀元》等等小說都是將美國作為假想敵，情節中也充滿了「以犧牲對抗強敵」的思維。但這種情緒不僅是小說的內核思想發展而來，也是當時時代民族主義抬頭情緒的產物。
新的十字路口，怎樣選擇？
就像人文主義一樣，每種思想都可以創造性的轉化，永遠都有多種發展的方向。
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最終選擇了法西斯：「超人」思想為威權統治提供了合法性，「國家有機體」理論催生了國家掌控一切的極權政府結構，「生存空間」理論為大屠殺和戰爭提供了理論依據。
但德國的歷史真的是被決定的嗎？「超人」思想也有尊重人性的一面，凡爾納的小說中就充滿着對人智慧的褒揚與「人定勝天」的故事；梁啟超也接受了「國家有機體」理論，但卻將其和自由平等的公民的設想相結合，創造了他的民主理論和國家設想。每種思想都有着向不同方向創造性轉化的可能，一切在於我們自己的選擇。
劉慈欣這位優秀的科幻作家還沒有做出他的選擇。但那些滿口「失去獸性，失去一切」的，奉《三體》為人類聖經的讀者們，卻做出了和上個世紀上半葉的德國人一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