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十字路口：刘慈欣小说的德国思想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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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电影的大热以及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又牵扯出了对刘慈欣小说的争议：有的人认为他的小说奇伟瑰丽，充满浪漫的情怀；有的人反对小说所推崇的的价值观：否认人性，推崇专制。可以说，关于刘慈欣小说讨论已经上升到了思想性的层面。

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讲刘慈欣风格已经定型，对较为成熟的小说思想做一个整体性的审视，我们会发现，刘慈欣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始终能以前后自洽的逻辑和严密的设定推理，表达他统一的思想内核。分析刘慈欣的思想内核，我们会发现，他的小说再现了德国思想19-20世纪的发展脉络，而我们对小说的争议，其实也是在重复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对德国思想的争议。

尼采：“超人”还是“公民”？

刘慈欣的小说中总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物：对世界或科学有强烈的好奇心，并为了探索科学与世界不惜一切代价，《三体》和《球状闪电》里的丁仪，《地球大炮》里的沈渊，《朝闻道》里为知晓真理而死的众多科学家，《地火》中的刘欣，《山》里的登山者都是这样的人物；同时刘慈欣也对这样的领袖表达出极大的赞颂与同情：有坚定的目标和执行力，甚至为了实现目标（刘慈欣通常通常设定为一个伟大的目标）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名誉，像是《三体》中的罗辑、章北海、维德、雷迪亚兹，《球状闪电》中的林云父女，命令对人质和劫匪无差别攻击的政治家，《流浪地球》中的几千人类领袖等等。

刘慈欣对他们的精神力、意志力的肯定，对人的好奇心、求知欲的推崇，像极了德国一脉相承的对“浮士德”式的英雄的赞扬。这种思想在尼采的笔下得到系统性的阐述，在尼采看来，上帝已经死了，世界正迎来人类的时代，人类的精神与意志才是最值得推崇的价值。而展现人类精神与意志的，正是那些不凡的天选之人，即“超人”。

19世纪，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文明乐观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席卷世界。随着对人的精神力与意志力认识的进一步加强，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推崇的人文主义在这时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是像法国思想家那样，认为人人皆有这样的精神，因此应该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尊严；另一条路，是像尼采那样，认为非凡的精神与意志只有“超人”才享有，因此应该由强者来统治庸众，走向威权主义的道路。科幻文学的基调是人文主义，但面对着这条十字路口时，刘慈欣选择了尼采，正如当时的德国一样。

政治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对人本身的看法是所有政治制度与理论的基础。而刘慈欣对“人”的看法，决定了他对国家与政治的看法。

费希特与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还是“公民社会”？

科幻小说中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往往是作者自身价值观的投射：如帝国、共和国、商业寡头等等。但他们的小说中，表象的秩序之下往往潜伏着涌动的暗流，如各种黑市、宇宙海盗、黑帮、反叛军等等。这些角色存在于宏观秩序之外，却对情节起着推动甚至主导的作用。但在刘慈欣的笔下，很少出现这些政治之外的“秘密社会”。刘慈欣所描述的社会模块，似乎都是国家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家融为一体，只存在宏观上的对抗而缺少微观层面更为复杂的关系展开。

比如在《三体》中，大低谷之前的社会里，大史是一名警察，但他破案和打击敌人主要依靠国家的强力资源投入与帮助，从未利用线人、地下情报网等国家之外的方式来破案。但在威权国家现实中，警察这一职业恰恰是与国家权力之外的秘密社会打交道最多的职业，一方面他们所打击追捕的对象是这个社会中的成员，但另一方面现实中他们去追捕这些成员往往要依靠这个秘密社会的力量；再比如刘慈欣所描写的战时计划经济时代普通人的生活，他们完全依靠国家分配的物资来生活，从未听过想过黑市与其他交易方式。但在现实中，计划经济与黑市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东欧原来那些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恰好也都是黑市盛行的国家。

刘慈欣的这种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描写正是他自身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想像的投射：在他看来，国民是服从于国家的，国民的一切行动都是与国家的权力交织在一起，国家不仅是国民在行动上整合成的有机体，同时也是国民精神上的有机体。因此，存在于国家权力之外，公开的“公民社会”和不公开、基于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联系的“秘密社会”，都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在刘慈欣对未来的想像中，并不存在这种社会的一席之地。

国家主义是19德国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政治理念，是对政治学基本问题“为什么要有国家”另一种回答。与英法传统的“国家工具论”，即相信国家是为公民谋取福利的工具不同，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本身就能赋予自身存在的意义，国家本身就是国民发展的目的。国家主义先天的对国家之外的社会有着排斥，在具体的文学描述中，阵营被简化成“国家及其对抗者”，而两者之间、和两者之外的东西，却被忽视。

刘慈欣所描写的国家，正是接过了德国20世纪思潮的棒，正如他之前所描写的人，是接过了19世纪尼采的棒。

拉采尔与希特勒：“生存空间”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刘慈欣小说争议最大的部分，莫过于他对宇宙的冷酷以及人类应该如何应对冷酷宇宙的策略描写。在他看来，自然本身是冷酷的，规律是无情且违揹人伦与道德的，如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样。因此为了文明的生存，允许使用一些超越道德的方式，比如《三体》中的执剑人专制，宇宙宇航员类飞船中相互攻击，用思想钢印控制人的思想，《流浪地球》中将一部分人弃之不顾，《超新星纪元》里以“战争游戏”的方式决定南极领土的分配等等。刘慈欣与江晓原的争论更好地反映了这一主题：在刘慈欣看来，所有的文明成果都集中于生存本身，文明的意义不在于创造与进步，而在于生存。

这种以生存为文明发展的目标，并且将战争和流血视为生存的唯一方式的思想，在德国曾经盛行一时。即拉采尔所提出的“生存空间”理论，拉采尔认为，每个国家都像是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如同生物一样，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一个健全的国家透过扩张领土来增加生存空间是必然的现象。而为了扩张领土以保证生存，任何手段都是值得使用的，包括战争乃至屠杀平民等等。而希特勒则为这样的理论加上了种族主义的外衣，使其更有号召力。两者都描绘了一个冷酷的自然法则：不用战争与违背道德的方式去获得生存，一切的意义都将失去。同时两者都享用了一条共有的前提，即生存本身既是文明发展的前提，也是文明发展的意义。文明的成果集中生物性的人。

关于“文明的意义”这一终极问题的讨论确实有很多种观点。比如也有其他的观点认为，文明的成果并不一定由其创造者的后裔来享用才有意义，只要其成果延续或者存在下去，文明即使生物性上灭亡也有意义。甚至也有的观点（在描述远古文明的太空歌剧式科幻小说中尝尝出现）认为，一个文明并不一定要留下成果，文明古希腊哲学所言的那样，并不需要后面的继承者来赋予它意义，文明本身就能赋予自己意义。或是那种坚持人类的原则去对抗冰冷的宇宙的文学意义上的悲剧。

德国的“生存空间”理论伴随而来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刘慈欣的作品中也继承了这种情绪：《全频段阻塞干扰》、《球状闪电》、《魔鬼积木》、《光荣与梦想》、《超新星纪元》等等小说都是将美国作为假想敌，情节中也充满了“以牺牲对抗强敌”的思维。但这种情绪不仅是小说的内核思想发展而来，也是当时时代民族主义抬头情绪的产物。

新的十字路口，怎样选择？

就像人文主义一样，每种思想都可以创造性的转化，永远都有多种发展的方向。

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最终选择了法西斯：“超人”思想为威权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国家有机体”理论催生了国家掌控一切的极权政府结构，“生存空间”理论为大屠杀和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德国的历史真的是被决定的吗？“超人”思想也有尊重人性的一面，凡尔纳的小说中就充满着对人智慧的褒扬与“人定胜天”的故事；梁启超也接受了“国家有机体”理论，但却将其和自由平等的公民的设想相结合，创造了他的民主理论和国家设想。每种思想都有着向不同方向创造性转化的可能，一切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刘慈欣这位优秀的科幻作家还没有做出他的选择。但那些满口“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的，奉《三体》为人类圣经的读者们，却做出了和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人一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