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源良生炒廣東話音樂會：想想什麼是你珍惜的，總會為它找到辦法

可以hea的話
不會郁
假使三張幾
哪怕登陸
偏偏世界話變就變
就算點慳點搏點積蓄
錢都會縮……

——《誰明大叔心》，潘源良

聽來有點熟悉，昔日王傑演唱《誰明浪子心》，聲嘶力竭道出浪子獨行孤寂，但昔日的「可以笑的話／不會哭」，如今卻變做「可以hea的話／不會郁（不會動彈）」。兩個版本同出自填詞人潘源良手筆，歷經香港流行樂頂峰年代，潘源良人稱「浪子詞人」，如今自己改自己作品，浪子變大叔。這首《誰明大叔心》，是「潘源良生炒廣東話之有辣有唔辣」音樂會的首波主打二次創作歌曲。己亥新春，這場十分特別的音樂會將於2月15至17日在香港藝術中心和觀眾見面。

音樂會創作者眾人，三位與我們見面，交集既非浪子亦非大叔，而是音樂和粵語。主創潘源良自不必說，代表詞作橫貫粵語歌黃金年代，兼擅編劇與導演，以及體現粵語激情的體育旁述，新片《聖荷西謀殺案》預計年內上映；今次的琴手黃仁逵，香港電影金像獎美術指導與編劇，在港參與1970年代運動後求學巴黎，四十年來是香港文學界、藝術界、音樂界交集人物；Edmund Leung，獨立音樂創作人，近年人氣樂隊「The Interzone Collective」主腦，潮流樂器Handpan在香港的大力推行者。

「我們想用大家都熟悉的歌曲，表達今時今日的感覺」，音樂會這樣對未來觀眾說。舊曲翻唱，聽眾並不陌生。潘源良1980年代出道，當更熟彼時「翻唱」之流行：張國榮、梅艶芳、譚詠麟等皆有不少作品改自日本流行曲。另一方面，在地粵語入歌來針砭時弊，早自許冠傑、黎彼得等人1970年代已如此。由此看來，今日一場「二次唱作」音樂會，實隱含了粵語流行曲兩種傳統。

重要的是能給要處理的議題帶來「更多值得思考的角度，接觸不同層面的人」，而非很簡單的政治取態。

一件事你珍惜它，自會有辦法

音樂會名「生炒廣東話之有辣有唔辣」，借用粵菜「生炒」名詞，要將材料全倒入鍋中大火快炒，演出或將集合最多議題，從自況拉伸至全社會。潘源良謂在眾人熟悉旋律中由自己改編歌詞，粵語九音，歌詞難做，但詞人技藝有保障。面對時事瞬息萬變，勝在快而狠而準。他笑言若音樂會臨近之際發生大新聞，也會考慮改動歌單，即時改編歌詞回應。

「有辣有唔辣」歇後語中即「任君選擇」。所謂「辣」是延續粵語歌反映社會、諷刺時弊的傳統，已在網絡發布的音樂會主題曲《香港製造》即是用《Material Girl》、《康定情歌》、《馬車夫之戀》、《讀書郎》、《半斤八兩》、《射鵰英雄傳》等9歌串連，全新詞作批判如香港基建耗資甚鉅、學生辛酸日常、樓價高踞置業無望等時下現象。「唔辣」則是嘗試二次創作的更多可能：「二次創作廣東歌，能否有文雅的一面？我們能否透過舊曲新詞，表達自身人生感懷，層次豐富些，又或能否達到把改編詞貼近原曲歌詞的意境呢？」

至於二次創作改編歌曲，他追溯源頭到詞人之初的宋詞：「詞是一種曲譜，詞人按照聲律的規格填詞，每一個填詞人，都可以說是在同一首曲子上二創。粵曲也是一樣，同一首反線二黃，但每人填出不同版本，表達不同感覺。」不過當代歌曲二次創作大串聯，就「記憶中比較少」，「通常像昔日《歡樂今宵》把所有二創歌曲輪流演出。但做到有主題，有上文下理的，較為少見。」生炒廣東話，他直接改編歌詞，上傳到社交媒體，與觀眾直接互動，期冀共同來思考「粵語」，「什麼東西是你珍惜的，總會自發地有想法與做法吧。」

「『母語』無可選擇，但『保衞母語』是個選擇」——黄仁逵

初一十五：一種粵語的思考方式

聊起廣東話，潘源良自認並非「粵語專家」：「研究廣東話的學者不少，他們知道一些廣東話的正字，對古籍典故如數家珍。我不是這樣的專家，但在這工業多年，以廣東話溝通、工作，便想藉此主題和大家交流。就像我到廚房找些新鮮食材，由生炒到熟為止。」歌詞中他使用的粵語，也是香港式粵語，綜合粵語口語、中文書面語、英文三者，正是香港人的每日狀態。

按香港昔日有所謂「三及第」語言，即夾雜文言文、書面語以及廣州話的一種書寫文體，盛行於 1940至1960年代的香港報刊，後由香港經典詩人如蔡炎培運用，樂界則如1970年代的黎彼得的作品。而後來的日常港式粵語，則再愈來愈多滲入英文，即有英文正常運用，亦多香港對英文字眼的獨特詮釋與使用。潘源良今次演唱會所使用語言，則是以上綜合，但相信既與俗辣自嘲如「100毛」不同，也與新一代清新絮語如My Little Airport至Serrini有不小的區別。概因其最初的想法，並非來自市井、寫字樓、挪作Bandroom的工廈、咖啡館，或是圖書館、電影院，而是來自一種相對來講更近「雅趣」的傳統：潘源良與一眾文藝朋友的「初一十五詩聚」。

此聚會亦即一班香港五六七十後的寫作者、藝術家、音樂人、導演等，在每個農曆月初一及十五兩日固定擇地團聚讀詩，堅持多年，已然形成一處香港在地的半公開文藝傳統。此一聚會，眾人「老地方」見面，喝酒、唸打油詩、改編歌曲唱和。黃仁逵對此活動以「昔日東晉名士曲水流觴」做比，東晉名士聚會，賦了篇《蘭亭集序》；不過差別在於，前者是酒杯隨水飄到名士手上，酒吧內的「初一十五詩會」眾人，則是人隨酒杯飄去，哪裏有酒，便哪裏有人。參與者文化背景各異，但也正合港產文化的多樣性，而眾人關心的除了當下、樂趣、率性、藝術，亦有社會問題與香港情勢。今日「生炒廣東話」演唱會，雖有更深更新的發揮，但說是脱胎於此，則恰恰闡釋了其特別的性格。

「賦予其意義，有時只會把事情過度簡化。」——潘源良

DLLM：Don't like loud music

「我不會把廣東話當作工具，不會特別思考怎樣去『說』廣東話。香港人的廣東話很豐富，有時字本身不是廣東話，得翻譯一次，例如『我搭lift』（我乘電梯），不是中文，所以得新『造』一個『𨋢』字表達。又例如『叮碗麵』（微波爐加熱一碗麵），『叮』這個字只是模仿微波爐的聲音。若干年後微波爐被取代，可能你再說『叮』字就很落伍。」講到粵語本身，黃仁逵說。身為作家，他的文字擅於發揮香港式粵語的混雜性，在中英、書面／口語的多歧空間中擺放一個藝術家的觀察，這些觀察精細而鋭利，機鋒俯拾皆是，由此呈現的粵語也彷彿袖中小劍，玲瓏處天地無限。

說回粵語本身，香港式粵語之與別處粵語一個很大的不同，概在於中英夾雜程度之深，所謂「半唐番」，如香港日常生活的舊有模樣。語言亦如是。許多詞彙即使廣州人，也未必能完整掌握，如桌球「士碌架」來自「Snooker」，足球越位「恰西」為「Offside」。潘源良舉例說，「DLLM」，粵語粗口縮寫。黃仁逵便回應，1980年代香港有隊由劉以達組軍的重金屬樂團，名字正好是「DLLM」：「當然有人問他們名字的意思，他們便解釋，那是『Don't like loud music』的縮寫。」

「應該盡可能地、不問任何前設地，與不同地域文化進行交流，彼此兼容。要創作的人，不應該先問『好』還是『壞』，不應該先劃出一條界線——彷彿『好』的，我們就要；『壞』的，就不要。」——Edmund Leung

他解釋說：「這就是粵語中的『抵死』，即刁鑽又準確地傳達一種意思。我不填詞，對我來說，音樂本身已經是一種語言。而任何的創作都是翻譯，因為你要把當刻內心的感受和思緒，翻譯成這種形式。」而談到香港粵語之「抵死」，Edmund開口說那確是獨有之處，而粵語歌二次創作往往着重效果之「抵死」，「這與西方流行音樂明顯不同」——在他視野中，外國創作人比香港更少涉獵舊曲新詞，他們要麼翻唱，要麼寫一首全新作品。

香港人唱粵語歌：政治正確的選擇？

香港本地語言粵英混雜，原本香港人唱歌是唱粵語還是唱英文，都自然不過。但Edmund進一步說，他覺得現時香港，某某人唱粵語歌還是不唱粵語歌，都會成為一種可供解讀、討論的話題。語言從來關乎身份認同，這也是本地粵語「保衞」人士的出發點。當如「普通話教中文」這樣的教育現實深入生活肌理，粵語作為母語，說粵語，唱粵語歌，對母語的最自然運用反而被現實賦予「政治」意義，彷彿成為立場，成為一種面對當下形勢的政治化選擇。此等境況，取態分別只是：是以「保衞」作為一種策略及姿態，還是日常自然生發的有機創作。前者凌厲，是戰時策略；而後者自如，適於文化深耕。恰如黃仁逵所說：「『母語』無可選擇，但『保衞母語』是個選擇。」

他於是問潘源良，「你覺得唱粵語歌奇怪不奇怪？」潘源良搖搖頭說不會，他從小到大都聽和唱粵語歌，何怪之有？而Edmund續問大家，那麼若香港人唱英文歌，又奇怪不奇怪？他舉瑞典樂隊ABBA、冰島的Bjork為例，他們既唱自己語言的歌，也唱英文歌，但這些英文歌在其整個音樂作品構成中是如此自然的存在，「未見引來樂迷奇怪目光，那首英文歌也未被因此得到更多注意，或成為一件事（Issue）。」

只是無論瑞典或冰島，與英文的關係都與香港作為前英國殖民地的歷史全然不同。殖民地的語言環境自有其價值取向及歷史烙印，黃仁逵說：「全香港人都不會覺得香港人唱英文歌是奇怪的，但是這個現象本身很奇怪。」例如「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中小學生若在校內講閩南語會被罰款，所有人都要講國語，令本地人覺得自己的語言是次級的。而香港人的經歷是，講粵語低級些，講英文高級些，大家也都完全接受，毫無異議。你看不懂英文的家長，會拼命送子女到英文中學讀書，去不了，也只是出於經濟原因。整體上趨勢便是如此，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九七後這種情況還變本加厲，所以變得好像香港人唱粵語歌，就是『一件事』了。」黃仁逵說。

「創作本應凌駕於政治和社會之上。問題是為什麼今日在香港，創作會被捲進那些議題當中？這局面裏
其實有一點傷感，但這個妥協是必然出現的。」

為何今日在香港，創作會被捲進那些議題裏？

創作本自由之事，只是政治、歷史所塑造的語言環境，會通過怎樣的路徑作用於「創作」？Edmund 回憶1992年自己所在的huh...!?樂隊，本是原創英文歌，但受時代氛圍，團員間也掙扎過「要不要唱粵語歌。」「做音樂是希望曲、詞、唱都能與自己的狀態相調和，用什麼語言唱歌本來是很個人的事情。然而在香港的現實中，我們又希望樂隊可以發揚光大。」

Edmund自述9歲移民加拿大魁北克，抵埗數載即見證1976魁北克獨立運動，蒙特利爾原本英語文化和法語文化並存，在獨立運動中當地人以法語為先，強調法語的正當性及優先性，一時間孩子們想要學習英語，卻變得困難重重。和許多地區運動相似，身份的覺醒總是訴諸於語言，而當某種語言（即使那是母語）被賦予政治考慮的優先性，這與那種重視自我表達與探索的創作人之間通常會發生微妙的爭拗與分離。也許是這樣，「Huh...!?」樂隊後來推出的唯一一首粵語歌《究竟應該點》，在歌詞上就已帶出這種與時代氛圍相悖離的無奈感：「我用上這一種語言／只是希望你能明白多我一點點。」樂隊主唱Tim寫出這首粵語歌，希望能在語言上令更多人聽懂。

「講到『文化』，我認為應該盡可能地、不問任何前設地，與不同地域文化進行交流，彼此兼容。『好』還是『壞』，這些都是在自由『創作』之後，才會出現的『判斷』。所以要創作的人，不應該先問『好』還是『壞』，不應該先劃出一條界線——彷彿那些被視為『好』的，我們就要；被視為『壞』的，就不要。」而近年的「撐」廣東話／歌，對他來說，是一種相對於自由「創作」來說不得不如此的「妥協」：「純粹以音樂創作出發，為了支持某一種語言而創作是頗奇怪的。創作本來是自由，應該是凌駕於政治和社會之上的。所以問題是，為什麼今日在香港，創作會被捲進那些議題當中？這種局面裏其實有一點點傷感，但是這個妥協是必然出現的。」

「你支持不支持睡覺？」當被問及即將開始的演唱會是否在「撐」廣東歌／廣東話，潘源良這樣反問。原因是與兩位老友對創作與自由的想法類似，創作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能給要處理的議題帶來「更多值得思考的角度、讓我們接觸不同層面的人」。也就是說，若是很簡單的政治取態，「就不必花費工夫辦演唱會，改編歌詞」了，而自己用粵語來創作，也並非是簡單的「撐」或「支持」，僅僅是因為那是他「每一天都在說」的語言，就像水和空氣。潘源良說：「賦予其意義，有時只會把事情過度簡化。」而黃仁逵說：「我不必『撐』結他，還不是每天三餐般彈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