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間，民意走向了天秤的兩端。

「我早就聽說在美國，不會叫的孩子沒有奶喝，」網友ithinco用中英雙語寫道，他是一位在中國內地工作的IT工程師，他認為蜻蜓計劃在美國引發的爭議很大，而「來自事件主體中國的聲音卻幾乎沒有」。因此，「作為一位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我希望矽谷聽到來自中國人的聲音。」這個帖子曾一躍成為GitHub上熱度第一位，有近1600個Star（編注：GitHub是程序員社區，Star表示對這個項目的支持）。

「我熱切盼望谷歌能重回中國，不管以任何方式。」他這樣說。

端傳媒通過採訪發現，在互聯網世界裏，蜻蜓計劃折射出人們對威權與民主、封閉與開放、管制與自由的不同觀念和價值取向，這中間存在着難以言盡的衝突、矛盾、糾結和變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超越了蜻蜓計劃是否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的事件本身。

但是，落腳在當下的中國互聯網環境中，無論是企業巨頭還是個體用戶，都不得不做出一道非黑即白的選擇題。對於生活在網絡防火牆內的網民而言，這道選擇題的代價極高——他們既嚮往高質量的網絡環境，又無法迴避如何與牆共生、共處的問題。

「如果我是司機，我會選擇對大多數人有利的一面」

2019年，距離谷歌的搜索引擎服務退出中國已有九年。

九年前在中國，谷歌拒絕對搜索結果進行審查，並稱「受到了來自中國的、複雜的網絡攻擊」。

當時，谷歌關閉了中國域名（Google.cn），將網頁搜索、圖片搜索和新聞搜索定向至香港域名（Google.com.hk），繼續提供未經審查和過濾的搜索引擎服務。其後數年間，谷歌的其他產品和服務陸續在中國大陸遭到屏蔽，Gmail、YouTube、雲端硬盤等產品被先後封鎖。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能使用的谷歌產品僅有瀏覽器Chrome、翻譯Translate和廣告AdWords等少數幾個。

谷歌在中國缺席九年，百度（Baidu）佔據了中國絕大部分的搜索市場份額。 「百度的商業模式是競價排名廣告，和谷歌不同，百度的競價排名廣告臭名昭著。這些年來，因為這些廣告，很多人受騙上當、損失金錢，一小部分人健康受損，還有極小部分人死亡。」ithinco在他的聲援文章中寫道。

據ithinco推斷，中國的網民可以分成三種，一是對技術精通又會用VPN的人，他們使用谷歌；二是對技術熟悉，但無法使用VPN的人，他們使用搜狗和必應，前者是中國本土的搜索引擎，後者來自微軟但接受中國審查；三是只知道百度的人，這些人佔據了網民的絕大多數，也很有可能成為百度的潛在受害者。

他援引了哈佛大學的公開課《公正：該如何做是好？》(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中的一個場景，邁克·桑德爾教授(Prof. Michael J. Sandel) 提出一個問題：假設你是一位電車司機，車子在高速行駛中，這時你突然發現前面有五個工人在幹活，你想剎車，卻發現剎車失靈了，車離那些工人越來越近，他們好像沒有聽到一樣，這時你發現有一條岔道，岔道上只有一名工人在做事，這時方向盤依然可以工作，請問你是選擇轉動方向盤還是不轉？

「如果我是司機，我會選擇對大多數人有利的一面。」ithinco寫道。

「我說的絕大部分人是約551,615,600人（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國網民達到8.02億；根據statcounter的數據，2018年6月百度的市場份額為 68.78%）。」ithinco在文章中說，「這 551,615,600 人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不知道如何向你們發聲，也不知道還有人在為關乎他們利益的事情進行爭論，但這無法成為你們這一小撮人剝奪他們理應享受到的技術好處的理由！」

「每當百度作惡的時候，我們就特別懷念谷歌」

居住在中國北方的前通訊工程師Jerry一直是谷歌的粉絲。他看到ithinco發表在GitHub上的文章，決定在微博上傳播，以吸引更多支持蜻蜓計劃的互聯網從業者來點Star。他更期待，來自中國的聲音可以被谷歌注意到。

「支持蜻蜓計劃最主要原因是我們國內的搜索引擎做得還不夠好。」Jerry對端傳媒記者說，「信息時代的今天，作為互聯網入口的搜索引擎已經不僅僅是網絡工具，它更關係到我們的民生。」他的聲援微博獲得了1000多個贊、500多條留言和近2000個轉發。

「老百姓大小事都會經常去問搜索引擎，而佔據了中國搜索市場絕大部分市場份額的百度，採用了臭名昭著的競價排名廣告，這些廣告不是把用戶體驗放在第一位，而是更在乎商業的利潤。」谷歌搜索已離開中國九年，Jerry覺得，百度並沒有站在用戶角度去改變多少。

他舉了兩個例子。一是，魏則西事件後，不靠譜的醫療廣告還是經常出現在百度的搜索結果中。例如，2018年9月初多家媒體曝光，有兩位網友在百度上搜索「復旦大學附屬醫院」，結果被搜索結果中排名最靠前的民營「復大醫院」欺騙。Jerry覺得，「這是完全可以把控的。」

二是高仿電子簽證網站。2018年9月，著名作家六六發微博稱她在百度搜索上海美國領事館官網的地址，「翻了多少個都是騙子廣告」；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峰同樣「中招」，他通過百度搜索到一個名為「土耳其簽證中心」的網站，然後花了129美元辦理簽證，而真正的官網只需61美元簽證費。這樣的高仿廣告網站覆蓋了很多國家的電子簽證申請網站，即便很多人投訴，至今也沒被百度撤下。

「這是競價排名廣告陷阱冰山的一角，也是我們網絡生活的日常，」 Jerry對端傳媒說，「計算機系的學生、高校的教授都辨不清真偽，可想我們億萬普通民眾又有多少人中招被騙。」

2019年1月22日，名為《搜索引擎百度已死》的文章在社交媒體刷屏，文章指百度正在搜過搜索引擎，將用戶流量引向旗下自媒體平台「百家號」，然後變現。文章作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方可成寫道，「如果你（用百度）搜索最近的新聞，比如『英國脱歐』，第一頁會出現7條結果，第1條是百度百科，第2、4、5、7條全是百家號的文章，只有兩條導向百度以外的網站。」而百家號上，充斥着大量虛假、低劣的內容。

「偌大的中文互聯網竟已墮落到如此境地，連一個搜索引擎都沒有了。」方可成在文章中表達了他的悲傷。

端傳媒記者嘗試分別用谷歌和百度搜索「特朗普」，谷歌搜索結果首頁有特朗普的維基百科、以及各大媒體的關於特朗普的報導鏈接；而百度搜索結果顯示，第一條為特朗普的百度百科，第三條為特朗普的百度貼吧，第七條為伊萬卡·特朗普的百度百科，剩下全是百家號的鏈接，標題分別為「特朗普悄悄做了一個重大決定！」、「特朗普發飆！CNN都驚了……」等。

「搜索引擎具有非常強的公共屬性，是我們接觸互聯網信息的最主要入口，有的學者認為甚至覺得取代了書和媒體，成為普通人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方可成對端傳媒記者說，「它實際上決定了整個社會能接觸到什麼樣的信息，會用怎樣的框架去認識和理解這個世界。」

而在中國互聯網環境裏，百度、微博、微信、淘寶、今日頭條等產品競相搶佔市場且相互割裂、排斥，加之互聯網封閉趨勢愈甚，另一種情緒被滋生出來：「每當百度作惡的時候，我們就特別懷念谷歌。」

「我們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高質量的Google；科研工作者、互聯網建設者需要Google提高工作效率與世界同軌；學生們需要Google接觸更廣闊的英文世界成就國際人才；孩子們需要Google在谷歌地球和Street View上探索地球家園的奧秘……」在斥責百度的同時，Jerry這樣暢想着。

「至於國內互聯網監管的一些遊戲規則和隱私問題，現實狀況一直在那裏。」

「Google來與不來，我們用戶與過去相比不會損失什麼，蜻蜓計劃至少不會去惡化它。」這是他的看法。

若防火牆一直存在，便「很難有一個兩全的方法」

從2010年開始，Jerry開始經營一個名叫「Google谷歌愛好者」的微博賬號。那時候博客開始衰落，全民進入了微博時代，Jerry便着手做自己的賬號，義務報導谷歌產品和資訊，普及谷歌文化。他現在擁有近35萬粉絲。

谷歌偶爾會邀請他參加一些公開活動。一次是有關少兒圍棋的活動，谷歌現任CEO皮查伊（Sundar Pichai）出任嘉賓，Jerry形容他是「一個面帶笑容的工程師」，「沒有半點不耐煩與現場粉絲和小朋友們一一合影」。在「小棋手向聶衞平九段拜師環節」，「皮查伊和作為主持人的谷歌員工，都微微俯身在傾聽。」

這種謙遜的態度讓他印象深刻，他認為「谷歌做事風格不做作，就是想把事情從始至終做好。」

「或許對很多人來說，Google並不是一家互聯網公司，更是一種互聯網精神和道德堅持的象徵。無論Google實際是否如此，至少在這個國家，網民們需要這種信仰。」科技媒體PingWest曾撰文稱。端傳媒記者訪問多位在中國大陸工作的互聯網從業者均認同此觀點，他們在腦海中淡化了谷歌的商業公司屬性，認為谷歌「沒有審查，不為邪惡而屈服」，「政府（不論中國或美國）在人們眼裏通常是不懷好意的，監控和奴役人民的，」「而Google充當了一個布道者」。雖然近年來谷歌不斷因隱私、安全等問題引發的全球性討論，在自成閉環的中國互聯網環境裏，卻很難被大眾獲知。

也因此，Jerry對蜻蜓計劃的聲援微博引發了很多爭吵，甚至謾罵。有人說「我可不想雲上貴州谷歌版，到時候fq（指翻牆）都不安全」；有人說「谷歌離開是我們一直沉默不發聲所造成的惡果，應該由我們自己承擔」；有人說「不希望白左憐憫用不上Google的人」；還有人說「讓牆內自生自滅吧」……

「你難道要一個美國公司來幫你們思考你們自己應該思考的事情？」嘈雜中，一位網友這樣留言。

Jerry沒有一一回應。「過多討論意義不大，還有炸號風險，」他意識到「Google這個話題在中國有時候會很敏感」。

一位在谷歌工作的華人員工對端傳媒記者表示，拋開政治因素不談，作為一個中國人，他非常希望中國網民能夠使用到高質量的搜索引擎；作為一個谷歌僱員，他亦期待公司能夠進入這個十幾億人的巨大市場。但是，他不願谷歌為此犧牲原則，即「呈現客觀的、不受影響的信息。」

他解釋，在中國進行搜索結果篩查，絕非列一張敏感詞單子然後提示用戶「不符合當地法律法規」那麼簡單，而是一個「動態的、模糊的、人為的、主觀的過程」，甚至可能會有權力機構在公司內部「插一個team進來」，「來manipulate（操控）搜索結果」。另一方面，若進入中國，政府需要掌握谷歌用戶的隱私，無論是搜索記錄，還是其他信息，而「谷歌是不能提供的」。「所以說，無論從技術上，還是原則上、價值觀上，都做不到。」

「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若網絡防火牆一直存在，便「很難有一個兩全的方法」。

Jerry也曾和一位谷歌員工交流過，對方說，「情感上我支持該計劃，理智上我認為G（指谷歌）現在在中國做搜索沒有半點實現的可能性。中國政府能夠容忍的Google與公司文化及制度、美國國會及輿論能容忍的Google之間，沒有任何重合。」

「蜻蜓計劃有可能成為一個跨國科技企業和中國政策之間拉鋸的產物，和百度這種匍匐在政策下的平台，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位生活在中港兩地的媒體人對端傳媒說，「失敗也分很多種，」就算蜻蜓計劃會在中國遭遇敗局，她依然期待谷歌能夠來。

蜻蜓計劃處在「在一個非常不幸的環境裏」，方可成表示，歐美社會格外關注科技巨頭帶來的社會影響，加之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可謂生不逢時」。

「中國政府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扼殺表達自由的政府，」反對蜻蜓計劃的谷歌員工公開表示，他們並非針對中國，而是不願成為壓迫弱者的技術幫兇，因為蜻蜓計劃的實施有可能「製造一個危險的先例」，讓其他國家紛紛效仿。

「蜻蜓計劃繼續的話……對全世界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開始。」程序員、互聯網觀察者霍炬對端傳媒記者說，「IT技術尤其是AI，不應該也不能被用在這種地方。如果在中國成功了，之後這套系統會被應用在更多國家，甚至最終在某種程度上也會被運用於美國，最終危害人類。」

當谷歌寫下「組織世界信息並使其普遍可訪問」這一使命時候，「互聯網還不是今天這個樣子。那時候信息比今天少得多，互聯網也沒有國界。」霍炬說，「今天，互聯網充滿了商業壟斷和國家控制、充滿了人們對隱私的擔心，SNS和各種App封閉了大量數據使得Google不可能索引到它們。」

「無論是否有蜻蜓計劃，Google都不可能真的檢索現在這個世界的全部信息，也無法使它們可以被普遍訪問。」霍炬說。

「現在的谷歌員工們有一個選擇：不必重蹈覆轍」

最終，在一片爭議聲中，蜻蜓計劃被終止了。

據英文媒體The Intercept，最大的阻力仍來自於谷歌內部。為開發蜻蜓計劃，谷歌曾通過其早先收購的中文導航網站265.com來進行市場調查，蒐集中國用戶的搜索記錄，用來開發中文網絡搜索詞的黑名單。但這個過程，谷歌內部隱私團隊毫不知情。而通常來說，分析用戶搜索關鍵詞這類行為，必須通過谷歌內部的隱私權檢驗。公司內部的幾番拉鋸之後，2018年12月，谷歌決定關閉蜻蜓計劃的整體數據來源。

「對這件事說真也沒有報太大的希望，畢竟 Google 返華是科技圈四大幻覺之一。」Jerry說。四大幻覺中還有Facebook入華等。

而就在本篇報導發表前一日，微軟旗下的搜索引擎必應（Bing）一度在中國大陸遭到屏蔽。必應原本是中國大陸僅存的外國搜索引擎，並一直順應中國的審查要求。

與此同時，一篇名為《通往中國的老路》（An Old Approach to China）的文章在谷歌內部悄然流傳，作者是谷歌前員工Brandon Downey。在2006年谷歌決定以自我審查的方式進入中國時， Downey曾在谷歌的北京辦公室參與搭建為審查者提供有限訪問權（limited access）的網絡結構，也就是當年的大陸版谷歌搜索引擎。

他曾質疑過自己的工作，但彼時他選擇相信時任CEO Eric Schmidt的解釋：「這（指中國）確實是一個糟糕的環境，但我們覺得，能為用戶提供一些信息，就比沒有強。我們的審查會是最低限度的。」這與今天許多蜻蜓計劃聲援者的想法如出一轍。

當年的谷歌大陸版搜索引擎，頁面底部有一則免責聲明：「據當地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在一次員工會議上，Eric Schmidt曾這樣表態：「互聯網是一個你可以盡情做自己、沒人知道你是誰的地方，在這裏信息自由流動（或至少是便宜得無法計量）。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觸到這個全新的邊界，因為它比你想像得更快。就算政府能觸到邊界，那個時候，公民早就沉浸在這份自由當中，想要阻擋人們獲取自由的進程，無疑是一種政治自殺。」

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互聯網的發展方向會被政治權力改變，高科技可以顯著提高「老大哥」的監控能力。

那款谷歌的中國版搜索引擎在2010年退出中國。

「我很抱歉曾經幫助他們這樣做。」九年後，Downey在文章中寫道，「如果我們搭建了一個技術工具，並交給那些可以用它去傷害其他人的人，那我們的工作就是去制止這件事，或者至少，不提供幫助。」

現在輪到蜻蜓計劃了。「如果有人認為，既然中國已經在審查互聯網了，為什麼我們不至少去提供給普通使用者一些可以提供的信息呢？有，總比沒有強吧？」Downey寫道，「那你應該知道，谷歌已經這麼做過一次，最終以失敗收場。」

「現在的谷歌員工們有一個選擇：不必重蹈覆轍。」

Downey將這篇長達九頁的文章在Google Docs上免費分享，供人們點擊瀏覽，至今已被傳閲成千上萬次。而遺憾的是，身處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用戶，卻沒有機會知道他寫下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