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消失在鬼城:那些你看不到的「卡塔爾人」

他們來此本為淘金,計畫著見好就收,但最終的故事卻無關冒險。這個沙漠之國無情吞吐外勞血汗,到最後竟不知是誰淘了誰。


複製了「用石油換金錢」以及「在沙漠起高樓」模式的海灣國家。 插畫:Rosa Lee
複製了「用石油換金錢」以及「在沙漠起高樓」模式的海灣國家。 插畫:Rosa Lee

「有這麼一座勞工建造的城市。當他們搭建的大樓竣工後,這些人,大部分是男性,就不見了。當最後一塊磚砌好,玻璃被擦拭得一塵不染,電梯可供使用,管道也開始運轉,每一個勞工都開始褪色,最終完全消失。有人相信,他們變成了鬼魂,縈繞在建築外牆上。當你探訪這座城市,可要記得,如果在室外、附近又有建築物,那麼,鬼魂可能已經墜落下來,甚至可能落到你身上。」

這是小說《臨時人》(Temporary People)開篇第一段。在這本描述外來勞工眾生相的小說裏,剛出生就被父母帶去阿聯酋的印度裔作家烏尼克裏希南(Deepak Unnikrishnan)沒有立即點破「這座城市」在阿聯酋的哪裏——很可能是擁有全球最高大樓的杜拜,也可以是擁有世上唯一「八星級」酒店的阿布扎比。

當然,說到既依賴外來勞工又可以隨時讓他們「消失」的城市,我們可以想到複製「用石油換金錢」以及「在沙漠起高樓」模式的任何其他海灣國家,譬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又譬如我此刻所在的卡塔爾首都——多哈。

「你想知道多哈勞工營是什麼樣的?」

如約而至的私家出租車穩穩停下,司機瓦斯姆(Wassim)請我上車。車不新,但很乾淨,駕座旁擱着一大瓶白開水,就快見底。像我在多哈遇到的所有出租車司機一樣,瓦斯姆膚色黝黑,來自南亞。他擰開瓶蓋,咕咚咕咚喝幾口,把看來從不離身的耳塞掛在耳後,精神滿滿地對我打包票,「找我就對了。」

卡塔爾很小,大約台灣的三分之一;居民很少,僅有250萬人。理論上,生活在此的人極其富裕:2016年,該國人均生產總值近13萬美金,全球最高。只是「人均」在此地是極不恰當的算法。卡塔爾借石油,尤其天然氣貿易換得的巨額財富,全都掌握在「卡塔爾人」手上。而卡塔爾人只有32萬人。剩下的200多萬居民,都是來自別國的「外籍務工人員」,大多來自亞洲國家,包括印度、尼泊爾、孟加拉、菲律賓、斯里蘭卡。外勞佔卡塔爾勞動人口總數的95%,其中近80%為男性——瓦斯姆便是一員。

卡塔爾人只有32萬人。剩下的200多萬居民,都是來自別國的「外籍務工人員」。

卡塔爾人只有32萬人。剩下的200多萬居民,都是來自別國的「外籍務工人員」。攝:Jason Larkin/Construction Photography/Avalon/Getty Images

「一旦來到這裏,你就走不掉啦,」

到下午4點,早上5點半出門的瓦斯姆已不停歇跑了10小時車。過去一整年,他每天都跑15個小時,一天未歇。他有個重要的目標,這個目標也許過半年就能達成,到時就能減少工作量到每天10小時。

「我要蓋一間大房子。」

45歲的瓦斯姆來自孟加拉小鎮。1970年代開始就有許多孟加拉人奔赴海灣國家打工。為補貼家用,瓦斯姆19歲那年隨親戚到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大城市杜拜,一住便是15年。等到父母搞好包辦婚姻,他才回去老家。

可老家日子不好過。在杜拜打工那些年,要顧家人,又要送弟弟們上學,剩下的存款並不算多。回去一段時間後,母親埋怨他給的補貼越來越少,婆媳關係也越來越差,遲早得分家。分家意味着再蓋套房子。一雙兒女也在長大,蓋房子的錢、孩子以後上學、結婚的錢,一筆一筆,瓦斯姆越算越憂心。

在老家找份工作不是好選擇。瓦斯姆的父親曾是警察,在鎮上有頭有臉,容不得長子一把年紀還開出租車、做散工。可高中畢業就在杜拜打工的瓦斯姆,幹過最有技術含量的工作就是汽車銷售。他試着在孟加拉做日用品銷售,但工資低得可憐。

賺錢的希望在別處。回家八年後,也就是三年前,瓦斯姆狠心花了5000里亞爾(約1300美金)買到卡塔爾工作簽證,重回中東。當時,杜拜陷入經濟危機,工作緊缺,恰好瓦斯姆的表親來到多哈,便也捎上他。

擔保方是間出租車公司,瓦斯姆又借了4萬里亞爾買二手車,每個月給公司繳500里亞爾租金。他多跑一些就多賺一些,最好時一個月能賺八九千里亞爾。這是他在老家打工所得的十倍,也比他能在多哈找到的其他工作都多。

「我算是技術工人,而且懂得跟客人打交道,」瓦斯姆對收入很滿意。雖然為節省開支,他跟另外兩個司機合租一個房間,但每個月,他都要買高級巧克力、進口玩具寄給家中孩子。

「95% 以上在卡塔爾打工的孟加拉人都是底層勞工。在孟加拉就是底層,到這裏依然是底層。」很多人兩年才能付清為買簽證欠下的高利貸。工資最糟的每月只有700里亞爾,一般則在1200到1300里亞爾,稍好的服務業崗位可以達到三四千里亞爾。

這些勞工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被公司集中安排在「勞工宿舍」裏。

「一旦來到這裏,你就走不掉啦,」瓦斯姆歎口氣,他有很多老鄉在多哈工作,偶爾見面,最常聊的就是:賺夠錢了嗎?半年後、一年後,就能回老家了嗎?若聽到有人說再過幾個月就回去,瓦斯姆總是不相信。

「賺到一點錢不難,難的是決定何時收手離開;老家永遠有更多的難題,永遠需要更多的錢來解決,你就永遠栽在這兒了。」

多哈的繁華只在幾處,其餘街區大多簡陋,布滿未完成的工地。偶爾,街邊有一些樹,被沙漠的陽光曬得無精打採,要是沒有勞工定時澆水,就會乾死。我們駕車離開市中心,逆着夕陽往城南工業園區走,勞工營集中在那區。我問瓦斯姆,你喜歡多哈嗎?

他頗為不滿地抬眼,提高音量說:「當然不喜歡」。

外勞佔卡塔爾勞動人口總數的95%,其中近80%為男性,其中又有60%以上住在勞工宿舍裏。

外勞佔卡塔爾勞動人口總數的95%,其中近80%為男性,其中又有60%以上住在勞工宿舍裏。插畫:Rosa Lee

「這地方要的不是奴隸,它只是不停索取我們的青春。」

印度,斯里蘭卡,尼泊爾,孟加拉,菲律賓⋯⋯

八個月,一年半,三年,五年,八年……

第一個問題,你從哪裏來?

第二個問題,你在這裏多久了?

第三個問題,你喜歡多哈嗎?

最後一抹夕陽消失前,建築公司安排的大巴陸續將工人送回宿舍。瓦斯姆和我在一間專為勞工開設的「大賣場」外,拿這三個問題問路過的工人。前兩個問題有些機械,但第三個問題大約太過奇特,大多人聽了都略驚訝地頓住,然後笑出聲。

一些人笑得搪塞:「這有什麼好問的」。

另一些人像被刺中,笑得諷刺,皺起眉,狠狠搖頭:「當然不喜歡……但這有什麼好問的。」

2010年,卡塔爾獲得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成為中東地區第一個主辦世界盃的國家。在炎熱的沙漠裏踢球,卡塔爾承諾設有先進露天冷卻技術的體育館,並以此為契機大批引進南亞和東南亞的建築工人。

為降低比賽風險,卡塔爾世界盃已被安排在温度適中的冬天,球員不必面對酷暑。但是,一磚一瓦搭建場館的民工卻不能避開夏天動輒50攝氏度以上的高温。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2017年的報告顯示,由於殘酷氣候和不當管理,卡塔爾建築工地上每年都有數百工人死亡。而氣候亦非唯一挑戰,儘管輸出國的勞工中介在「販賣」簽證時,會說「耐熱」是在卡塔爾工作的唯一要求。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在2016年發布報告稱,修建世界盃場館時,來自亞洲的勞工一直遭到剝削和虐待,「包括繳納高昂的招聘費用、住宿條件惡劣、拖欠工資、不得離開工地、不得換工作、被威脅、被恐嚇」。

宣傳這些外籍勞工在世界最富裕國家的悲情故事也有些效果。臨近大賣場的宿舍看起來剛建成不久,被高高的圍牆擋住。一位常年跟蹤卡塔爾勞工權利的專家告訴我,卡塔爾政府頗花了些心力建立設施齊備的勞工宿舍。為了堵住批評者的輪番轟炸,「能見人」的勞工宿舍如今已是卡塔爾重要的「形象工程」。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2017年的報告顯示,由於殘酷氣候和不當管理,卡塔爾建築工地上每年都有數百工人死亡。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2017年的報告顯示,由於殘酷氣候和不當管理,卡塔爾建築工地上每年都有數百工人死亡。 攝:甯卉/端傳媒

11月,卡塔爾已入冬,過6點就夜意濃厚。路上行人只一種:剛離開工地的建築工人。破舊衣服沾滿一天苦工留下的塵與汗。全是壯年男子,三三兩兩,不吭聲走在路上。沿街偶有店鋪,都是給工人開設的飯堂、手機維修店、修鞋店,見不到一個女性或孩子。女性也不准走進大型宿舍。事實上,為了避免戀愛(或其他麻煩,譬如性交易),雇用女性勞工的公司通常設有宵禁,晚上8點後,這些女工便不准再出宿舍了。

在賣場買好蔬果食物的工人走回宿舍樓,門口的警衞攔住他們,仔細查看購物袋。瓦斯姆說,公司擔心工人偷偷帶酒回宿舍。生活在一個禁止飲酒的伊斯蘭國家,非穆斯林員工要有公司開具的許可才能買酒。全國只有一處可以憑證、限量購買。當然,黑市賣很多酒,啤酒10里亞爾一罐、廉價的威士忌一小瓶50里亞爾。

下了工回宿舍便無事可做,有人會賭博。

「一開始賭博,那可就不能回頭了,也剩不下錢寄回家。」瓦斯姆和我離開「示範宿舍」,往更南的方向走。在這裏,「勞工宿舍」的形態,變得越來越複雜。

任何店鋪後頭的小樓裏,擠擠都可以住幾十人。有精明的商人,從卡塔爾人手裏租下荒地,再建些簡易棚,又可以擠下一大群人。在整齊宿舍裏偷偷摸摸的賭博,到這區,便是幾百號人大街上的集體活動。

瓦斯姆隨便往黑夜裏一指,說四五十公里開外的沙漠深處還會有那種特別大的勞工集中宿舍,住著成千上萬人。「那才是完全沒有指望,除了工作什麼都沒有的地方。」

2018年9月,國際特赦組織追加了一份報告,許多尼泊爾和菲律賓的工人為得到工作機會,給黑心中介付錢而欠下高利貸;來了卡塔爾,又被公司拖欠工資,等脫身回國時,竟比離開時更窮。

「哪怕讓他們在卡塔爾過得再好一點點呢?哪怕能讓我們的老婆一年有十多天來看看我們,哪怕有一點點娛樂場所?而不只是工地、宿舍兩點一線呢?」

夜又深了些,瓦斯姆終於有了倦意。

「這個地方要的不是奴隸,它只是不停索取我們的青春。」

「一切都是卡塔爾人說了算。」

與瓦斯姆見面前幾天,我第一次踏足多哈有名的海濱大道。

這條7公里長的大道,沿城市最東邊的海灣畫一個半圓,把南邊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與北邊的西灣連在一起。這是多哈風景最好的地方,尤其是博物館延展出的一個人工半島尖端。小小半島上,有間露天咖啡館,沿海而坐,西灣幾十座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一覽無遺。

海濱大道全長7公里,是多哈風景最好的地方,沿海而坐,西灣幾十座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一覽無遺。

海濱大道全長7公里,是多哈風景最好的地方,沿海而坐,西灣幾十座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一覽無遺。攝:甯卉/端傳媒

滿臉胡茬的喬治(George)休閒打扮,在這兒獨自呆坐半天。他的辦公室就在對面某座摩天大廈。這個週六,他心裏不暢快,盯着西灣,任咖啡涼去;有清潔工來掃地,他歎口氣起身離開。

三十出頭的喬治是個不喜歡阿拉伯世界、甚至不願使用阿拉伯名字的黎巴嫩人。他已在多哈待了8年,一直都是銀行的客戶經理。比起南亞、東南亞的勞工,外來的阿拉伯人口只佔卡塔爾勞力的12%,但基於語言和教育的優勢,佔據九成以上高收入、高技術含量的工種。

在黎巴嫩老家,喬治有個11歲的兒子。他常年獨自在外,已與妻子疏遠。兩年前,喬治試着回國發展,跟家人做酒店生意,未果,只好又回多哈。為歸國,喬治付出好大代價:他從多哈銀行辭職。當他想再回多哈找工作時,多哈銀行不願意出具「無異議證明」——在卡塔爾,上家公司的肯定是外來勞工尋得新僱主的前提。若沒有來自上個僱主的證明,喬治便無法再去找同行業的工作。

幸好,在金融業這些年,喬治積攢了一些人脈。一個相熟的卡塔爾人願意給他「擔保」,至少保他能留在多哈。不久,喬治在多哈一家來自黎巴嫩的銀行辦事處找到臨時工,合同三月一簽。他說,全球金融業都在整肅裁員,而這家銀行新上任的執行總監,便以精簡人員為首要任務。這個週六,便是喬治上份合同的最後一天,雖說人力資源部門口頭答應下份合同已經在擬,他心中的石頭仍放不下。

限制喬治求職的與限制建築工人與公司討價還價的,都是一個叫做「卡法拉」(Kafala,意為「擔保」)的外籍勞工制度——要在海灣國家工作,外來勞工必須獲得當地個人或公司的「擔保」。在卡塔爾,擔保人曾擁有極大權利,僱員未經允許不得離開卡塔爾,不得更換工作,不得自行結束合同。

世界盃引發的爭議使卡塔爾做出部分改革,2018年開始,大部分工人如果想要自行離開卡塔爾,無需公司出具「出境證明」;合同到期另尋工作,也不必上個僱主出具「無異議證明」。雖然法律明文已有修改,實際情況卻沒有好轉。

「在這個國家,普通勞工是沒有權利的,一切都是公司說了算,」聽我提起建築工人的境況,喬治同情之餘,也想起自己,「不,一切都是卡塔爾人說了算。」

卡塔爾人擁有最好的福利,無需繳水電費,出國唸書到博士都免費,政府給地、給特別優惠的貸款蓋房子。

卡塔爾人擁有最好的福利,無需繳水電費,出國唸書到博士都免費,政府給地、給特別優惠的貸款蓋房子。插畫:Rosa Lee

即便合同三月一簽,喬治還是這座城市裏專業高薪人群的一員。底層勞工的難處離喬治很遠。景況最好時,喬治還住在西灣再往北、多哈最高級的住宅區:「卡塔爾之珠」(Pearl-Qatar)。

2004年開發的「卡塔爾之珠」是片400萬平米的人工島,在高空看像一串珍珠項鍊。開車入內,滿眼歐洲地中海風格的建築,若非仍會見到身着長袍的卡塔爾年輕人在咖啡館約會,就像置身於空蕩蕩的南歐小鎮。這是卡塔爾唯一允許外國人購買的地產。喬治買不起,但曾遇到業主吸引租客,放低房租,也搬去住過一段。

但過去一年,喬治只能住在酒店。卡塔爾的租金一年一交,每三個月就要擔心一次自己是否仍有工作的喬治,只好長期住在酒店房間。雖說人前光鮮亮麗,客居他國的不安感也籠罩着喬治這樣的高收入人群。

喬治想逃脱三個月「詛咒」,不久前找了阿拉伯半島最東端國家阿曼(Oman)銀行的面試機會。可他底氣不足。「我所在的行業重人脈、重客戶資源,在多哈待得越久,越是將資歷集中在了這座城市。」若真去阿曼,不僅工資更低,核心業務也要從頭打點。

「卡塔爾所謂的中產也是外籍僱員,大多與地產相關,承包商、人力、保險、貿易。但是,他們中絕大多數都會把收入寄回家。」沒有外籍僱員會把「生活」建在這裏,這裏不給你構建生活的機會。妻兒都不喜歡來多哈,喬治只能在新年回國探望她們。

而卡塔爾人擁有最好的福利,無需繳水電費,出國唸書到博士都免費,政府給地、給特別優惠的貸款蓋房子,喬治撇撇嘴:「只要願意,他們就肯定有工作。」

「人生,怎麼能夠重選呢?」

第一次來卡塔爾時,尼日利亞人尤斯(Useful)還少不知事。十年前,14歲的他只記得自己穿着唯一的西裝,從尼日利亞首都機場忽而就到了多哈機場。

尤斯知道自己是幸運的,因為父親是收入頗高的空調技師,來多哈後,還能把妻子和四個孩子都接來同住。但他又不確信是不是用完了運氣,因為他如今最大的願望就是逃離多哈。

尤斯曾「成功」逃離過一次。剛來多哈時,他念的是菲律賓人開設的高中,17歲那年,菲律賓的大學來招生,他便順勢去菲律賓念大學,工程專業,專攻水利。畢業後,他被打回原形:要是回尼日利亞,便得志願給國家服務一年;要是回到父母所在的沙漠國家卡塔爾,水利工程無用武之地,便要加入勞工大軍。

見到尤斯的這個午後,多哈難得地忽降暴雨,像個休止符,打住了整座城市工地的運轉。乘午休,尤斯從工作的醫院出來與我吃午餐,頭上還戴着白色的安全帽。工地上安全帽的顏色象徵工種,也象徵級別,戴白色帽子的通常是工程師、監理或者領導。他的職位是安全員,負責保護戴黃色帽子的普通工人不受傷。在多哈各種各樣的工地上,安全員是緊俏崗位。兩年前,尤斯考了安全員證,加入來自葡萄牙的建築維護公司,「至少不用在酷暑,露天作業。」

根本沒有所謂的「暫時」,在用工作換取價值的時候,他們也將人生交給這個陌生的國家。

根本沒有所謂的「暫時」,在用工作換取價值的時候,他們也將人生交給這個陌生的國家。插畫:Rosa Lee

卡塔爾像磁石,緊緊攥住尤斯一家。他的父親想念故國,幾年前試着回國,但尼日利亞的高消費、低工資讓他打退堂鼓。離開卡塔爾等於離開穩定的收入。可長久地留在卡塔爾,又絕無可能。

「如果我明天能走掉,」24歲的尤斯笑容燦爛,「我完全不會回頭看。」年輕的他,不喜歡卡塔爾人與外籍社群的隔離、更不喜歡這兒幾乎沒有同齡女孩可以約會。可到底哪天能離開?離開這兒,又能去哪裡?尤斯沒有答案。

飯後,踩著雨後的積水往工地走,尤斯想起一個人,收起笑容對我說:「要是時間允許,你可以去機場送送吉米。」

吉米姓翁,來自菲律賓,有一半中國血統。一個月前,他剛滿60歲,大半輩子都在海灣國家打工。大約20年前,他在沙特工作時,不幸遇上瓦斯爆炸,失去右眼。渾身的傷痕至今可見。

就像尤斯的父親,吉米也在卡塔爾有份不錯的工作:維護建築的工程師。60歲是卡塔爾法定退休年齡,翁吉米的工作簽證以及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權利,在生日戛然中止。

「來卡塔爾只是一時之策」——我遇到的所有勞工都這麼告訴我。但是,仔細聽他們的故事,會發現根本沒有所謂的「暫時」,在用工作換取價值的時候,他們也將人生交給這個陌生的國家。後者,只需要你的「勞力」,不會接納你的「生活」。

飛回菲律賓的這趟航班,便是吉米在海灣國家工作近30年後,最後一次離開。

「回到三十年前,再選一次?」聽到我的問題,站在登機口前的吉米笑出了聲,「人生,怎麼能夠重選呢?」

「但如果能的話,肯定不會再選擇來中東了。」回看多年打拼,吉米的總結很簡單:因為在這裏賺錢,所以可以培養子女長大;因為在這裏賺錢,所以「完全錯過了子女的成長。」

「至少我還能回去好好地做祖父,不再錯過孫輩。」個子矮矮的吉米揮揮手,不似對最後一次離開有什麼特別的傷感,快步走進了機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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