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鬼城：那些你看不到的“卡塔尔人”

“有这么一座劳工建造的城市。当他们搭建的大楼竣工后，这些人，大部分是男性，就不见了。当最后一块砖砌好，玻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电梯可供使用，管道也开始运转，每一个劳工都开始褪色，最终完全消失。有人相信，他们变成了鬼魂，萦绕在建筑外墙上。当你探访这座城市，可要记得，如果在室外、附近又有建筑物，那么，鬼魂可能已经坠落下来，甚至可能落到你身上。”

这是小说《临时人》（Temporary People）开篇第一段。在这本描述外来劳工众生相的小说里，刚出生就被父母带去阿联酋的印度裔作家乌尼克里希南（Deepak Unnikrishnan）没有立即点破“这座城市”在阿联酋的哪里——很可能是拥有全球最高大楼的迪拜，也可以是拥有世上唯一“八星级”酒店的阿布扎比。

当然，说到既依赖外来劳工又可以随时让他们“消失”的城市，我们可以想到复制“用石油换金钱”以及“在沙漠起高楼”模式的任何其他海湾国家，譬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又譬如我此刻所在的卡塔尔首都——多哈。

“你想知道多哈劳工营是什么样的？”

如约而至的私家出租车稳稳停下，司机瓦斯姆（Wassim）请我上车。车不新，但很干净，驾座旁搁着一大瓶白开水，就快见底。像我在多哈遇到的所有出租车司机一样，瓦斯姆肤色黝黑，来自南亚。他拧开瓶盖，咕咚咕咚喝几口，把看来从不离身的耳塞挂在耳后，精神满满地对我打包票，“找我就对了。”

卡塔尔很小，大约台湾的三分之一；居民很少，仅有250万人。理论上，生活在此的人极其富裕：2016年，该国人均生产总值近13万美金，全球最高。只是“人均”在此地是极不恰当的算法。卡塔尔借石油，尤其天然气贸易换得的巨额财富，全都掌握在“卡塔尔人”手上。而卡塔尔人只有32万人。剩下的200多万居民，都是来自别国的“外籍务工人员”，大多来自亚洲国家，包括印度、尼泊尔、孟加拉、菲律宾、斯里兰卡。外劳占卡塔尔劳动人口总数的95%，其中近80%为男性——瓦斯姆便是一员。

“一旦来到这里，你就走不掉啦，”

到下午4点，早上5点半出门的瓦斯姆已不停歇跑了10小时车。过去一整年，他每天都跑15个小时，一天未歇。他有个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也许过半年就能达成，到时就能减少工作量到每天10小时。

“我要盖一间大房子。”

45岁的瓦斯姆来自孟加拉小镇。197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孟加拉人奔赴海湾国家打工。为补贴家用，瓦斯姆19岁那年随亲戚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大城市迪拜，一住便是15年。等到父母搞好包办婚姻，他才回去老家。

可老家日子不好过。在迪拜打工那些年，要顾家人，又要送弟弟们上学，剩下的存款并不算多。回去一段时间后，母亲埋怨他给的补贴越来越少，婆媳关系也越来越差，迟早得分家。分家意味着再盖套房子。一双儿女也在长大，盖房子的钱、孩子以后上学、结婚的钱，一笔一笔，瓦斯姆越算越忧心。

在老家找份工作不是好选择。瓦斯姆的父亲曾是警察，在镇上有头有脸，容不得长子一把年纪还开出租车、做散工。可高中毕业就在迪拜打工的瓦斯姆，干过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就是汽车销售。他试着在孟加拉做日用品销售，但工资低得可怜。

赚钱的希望在别处。回家八年后，也就是三年前，瓦斯姆狠心花了5000里亚尔（约1300美金）买到卡塔尔工作签证，重回中东。当时，迪拜陷入经济危机，工作紧缺，恰好瓦斯姆的表亲来到多哈，便也捎上他。

担保方是间出租车公司，瓦斯姆又借了4万里亚尔买二手车，每个月给公司缴500里亚尔租金。他多跑一些就多赚一些，最好时一个月能赚八九千里亚尔。这是他在老家打工所得的十倍，也比他能在多哈找到的其他工作都多。

“我算是技术工人，而且懂得跟客人打交道，”瓦斯姆对收入很满意。虽然为节省开支，他跟另外两个司机合租一个房间，但每个月，他都要买高级巧克力、进口玩具寄给家中孩子。

“95% 以上在卡塔尔打工的孟加拉人都是底层劳工。在孟加拉就是底层，到这里依然是底层。”很多人两年才能付清为买签证欠下的高利贷。工资最糟的每月只有700里亚尔，一般则在1200到1300里亚尔，稍好的服务业岗位可以达到三四千里亚尔。

这些劳工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公司集中安排在“劳工宿舍”里。

“一旦来到这里，你就走不掉啦，”瓦斯姆叹口气，他有很多老乡在多哈工作，偶尔见面，最常聊的就是：赚够钱了吗？半年后、一年后，就能回老家了吗？若听到有人说再过几个月就回去，瓦斯姆总是不相信。

“赚到一点钱不难，难的是决定何时收手离开；老家永远有更多的难题，永远需要更多的钱来解决，你就永远栽在这儿了。”

多哈的繁华只在几处，其余街区大多简陋，布满未完成的工地。偶尔，街边有一些树，被沙漠的阳光晒得无精打采，要是没有劳工定时浇水，就会干死。我们驾车离开市中心，逆着夕阳往城南工业园区走，劳工营集中在那区。我问瓦斯姆，你喜欢多哈吗？

他颇为不满地抬眼，提高音量说：“当然不喜欢”。

“这地方要的不是奴隶，它只是不停索取我们的青春。”

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菲律宾⋯⋯

八个月，一年半，三年，五年，八年……

第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

第二个问题，你在这里多久了？

第三个问题，你喜欢多哈吗？

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前，建筑公司安排的大巴陆续将工人送回宿舍。瓦斯姆和我在一间专为劳工开设的“大卖场”外，拿这三个问题问路过的工人。前两个问题有些机械，但第三个问题大约太过奇特，大多人听了都略惊讶地顿住，然后笑出声。

一些人笑得搪塞：“这有什么好问的”。

另一些人像被刺中，笑得讽刺，皱起眉，狠狠摇头：“当然不喜欢……但这有什么好问的。”

2010年，卡塔尔获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主办世界杯的国家。在炎热的沙漠里踢球，卡塔尔承诺设有先进露天冷却技术的体育馆，并以此为契机大批引进南亚和东南亚的建筑工人。

为降低比赛风险，卡塔尔世界杯已被安排在温度适中的冬天，球员不必面对酷暑。但是，一砖一瓦搭建场馆的民工却不能避开夏天动辄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2017年的报告显示，由于残酷气候和不当管理，卡塔尔建筑工地上每年都有数百工人死亡。而气候亦非唯一挑战，尽管输出国的劳工中介在“贩卖”签证时，会说“耐热”是在卡塔尔工作的唯一要求。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2016年发布报告称，修建世界杯场馆时，来自亚洲的劳工一直遭到剥削和虐待，“包括缴纳高昂的招聘费用、住宿条件恶劣、拖欠工资、不得离开工地、不得换工作、被威胁、被恐吓”。

宣传这些外籍劳工在世界最富裕国家的悲情故事也有些效果。临近大卖场的宿舍看起来刚建成不久，被高高的围墙挡住。一位常年跟踪卡塔尔劳工权利的专家告诉我，卡塔尔政府颇花了些心力建立设施齐备的劳工宿舍。为了堵住批评者的轮番轰炸，“能见人”的劳工宿舍如今已是卡塔尔重要的“形象工程”。

11月，卡塔尔已入冬，过6点就夜意浓厚。路上行人只一种：刚离开工地的建筑工人。破旧衣服沾满一天苦工留下的尘与汗。全是壮年男子，三三两两，不吭声走在路上。沿街偶有店铺，都是给工人开设的饭堂、手机维修店、修鞋店，见不到一个女性或孩子。女性也不准走进大型宿舍。事实上，为了避免恋爱（或其他麻烦，譬如性交易），雇用女性劳工的公司通常设有宵禁，晚上8点后，这些女工便不准再出宿舍了。

在卖场买好蔬果食物的工人走回宿舍楼，门口的警卫拦住他们，仔细查看购物袋。瓦斯姆说，公司担心工人偷偷带酒回宿舍。生活在一个禁止饮酒的伊斯兰国家，非穆斯林员工要有公司开具的许可才能买酒。全国只有一处可以凭证、限量购买。当然，黑市卖很多酒，啤酒10里亚尔一罐、廉价的威士忌一小瓶50里亚尔。

下了工回宿舍便无事可做，有人会赌博。

“一开始赌博，那可就不能回头了，也剩不下钱寄回家。”瓦斯姆和我离开“示范宿舍”，往更南的方向走。在这里，“劳工宿舍”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复杂。

任何店铺后头的小楼里，挤挤都可以住几十人。有精明的商人，从卡塔尔人手里租下荒地，再建些简易棚，又可以挤下一大群人。在整齐宿舍里偷偷摸摸的赌博，到这区，便是几百号人大街上的集体活动。

瓦斯姆随便往黑夜里一指，说四五十公里开外的沙漠深处还会有那种特别大的劳工集中宿舍，住著成千上万人。“那才是完全没有指望，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2018年9月，国际特赦组织追加了一份报告，许多尼泊尔和菲律宾的工人为得到工作机会，给黑心中介付钱而欠下高利贷；来了卡塔尔，又被公司拖欠工资，等脱身回国时，竟比离开时更穷。

“哪怕让他们在卡塔尔过得再好一点点呢？哪怕能让我们的老婆一年有十多天来看看我们，哪怕有一点点娱乐场所？而不只是工地、宿舍两点一线呢？”

夜又深了些，瓦斯姆终于有了倦意。

“这个地方要的不是奴隶，它只是不停索取我们的青春。”

“一切都是卡塔尔人说了算。”

与瓦斯姆见面前几天，我第一次踏足多哈有名的海滨大道。

这条7公里长的大道，沿城市最东边的海湾画一个半圆，把南边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与北边的西湾连在一起。这是多哈风景最好的地方，尤其是博物馆延展出的一个人工半岛尖端。小小半岛上，有间露天咖啡馆，沿海而坐，西湾几十座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一览无遗。

满脸胡茬的乔治（George）休闲打扮，在这儿独自呆坐半天。他的办公室就在对面某座摩天大厦。这个周六，他心里不畅快，盯着西湾，任咖啡凉去；有清洁工来扫地，他叹口气起身离开。

三十出头的乔治是个不喜欢阿拉伯世界、甚至不愿使用阿拉伯名字的黎巴嫩人。他已在多哈待了8年，一直都是银行的客户经理。比起南亚、东南亚的劳工，外来的阿拉伯人口只占卡塔尔劳力的12%，但基于语言和教育的优势，占据九成以上高收入、高技术含量的工种。

在黎巴嫩老家，乔治有个11岁的儿子。他常年独自在外，已与妻子疏远。两年前，乔治试着回国发展，跟家人做酒店生意，未果，只好又回多哈。为归国，乔治付出好大代价：他从多哈银行辞职。当他想再回多哈找工作时，多哈银行不愿意出具“无异议证明”——在卡塔尔，上家公司的肯定是外来劳工寻得新雇主的前提。若没有来自上个雇主的证明，乔治便无法再去找同行业的工作。

幸好，在金融业这些年，乔治积攒了一些人脉。一个相熟的卡塔尔人愿意给他“担保”，至少保他能留在多哈。不久，乔治在多哈一家来自黎巴嫩的银行办事处找到临时工，合同三月一签。他说，全球金融业都在整肃裁员，而这家银行新上任的执行总监，便以精简人员为首要任务。这个周六，便是乔治上份合同的最后一天，虽说人力资源部门口头答应下份合同已经在拟，他心中的石头仍放不下。

限制乔治求职的与限制建筑工人与公司讨价还价的，都是一个叫做“卡法拉”（Kafala，意为“担保”）的外籍劳工制度——要在海湾国家工作，外来劳工必须获得当地个人或公司的“担保”。在卡塔尔，担保人曾拥有极大权利，雇员未经允许不得离开卡塔尔，不得更换工作，不得自行结束合同。

世界杯引发的争议使卡塔尔做出部分改革，2018年开始，大部分工人如果想要自行离开卡塔尔，无需公司出具“出境证明”；合同到期另寻工作，也不必上个雇主出具“无异议证明”。虽然法律明文已有修改，实际情况却没有好转。

“在这个国家，普通劳工是没有权利的，一切都是公司说了算，”听我提起建筑工人的境况，乔治同情之余，也想起自己，“不，一切都是卡塔尔人说了算。”

即便合同三月一签，乔治还是这座城市里专业高薪人群的一员。底层劳工的难处离乔治很远。景况最好时，乔治还住在西湾再往北、多哈最高级的住宅区：“卡塔尔之珠”（Pearl-Qatar）。

2004年开发的“卡塔尔之珠”是片400万平米的人工岛，在高空看像一串珍珠项链。开车入内，满眼欧洲地中海风格的建筑，若非仍会见到身着长袍的卡塔尔年轻人在咖啡馆约会，就像置身于空荡荡的南欧小镇。这是卡塔尔唯一允许外国人购买的地产。乔治买不起，但曾遇到业主吸引租客，放低房租，也搬去住过一段。

但过去一年，乔治只能住在酒店。卡塔尔的租金一年一交，每三个月就要担心一次自己是否仍有工作的乔治，只好长期住在酒店房间。虽说人前光鲜亮丽，客居他国的不安感也笼罩着乔治这样的高收入人群。

乔治想逃脱三个月“诅咒”，不久前找了阿拉伯半岛最东端国家阿曼（Oman）银行的面试机会。可他底气不足。“我所在的行业重人脉、重客户资源，在多哈待得越久，越是将资历集中在了这座城市。”若真去阿曼，不仅工资更低，核心业务也要从头打点。

“卡塔尔所谓的中产也是外籍雇员，大多与地产相关，承包商、人力、保险、贸易。但是，他们中绝大多数都会把收入寄回家。”没有外籍雇员会把“生活”建在这里，这里不给你构建生活的机会。妻儿都不喜欢来多哈，乔治只能在新年回国探望她们。

而卡塔尔人拥有最好的福利，无需缴水电费，出国念书到博士都免费，政府给地、给特别优惠的贷款盖房子，乔治撇撇嘴：“只要愿意，他们就肯定有工作。”

“人生，怎么能够重选呢？”

第一次来卡塔尔时，尼日利亚人尤斯（Useful）还少不知事。十年前，14岁的他只记得自己穿着唯一的西装，从尼日利亚首都机场忽而就到了多哈机场。

尤斯知道自己是幸运的，因为父亲是收入颇高的空调技师，来多哈后，还能把妻子和四个孩子都接来同住。但他又不确信是不是用完了运气，因为他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多哈。

尤斯曾“成功”逃离过一次。刚来多哈时，他念的是菲律宾人开设的高中，17岁那年，菲律宾的大学来招生，他便顺势去菲律宾念大学，工程专业，专攻水利。毕业后，他被打回原形：要是回尼日利亚，便得志愿给国家服务一年；要是回到父母所在的沙漠国家卡塔尔，水利工程无用武之地，便要加入劳工大军。

见到尤斯的这个午后，多哈难得地忽降暴雨，像个休止符，打住了整座城市工地的运转。乘午休，尤斯从工作的医院出来与我吃午餐，头上还戴着白色的安全帽。工地上安全帽的颜色象征工种，也象征级别，戴白色帽子的通常是工程师、监理或者领导。他的职位是安全员，负责保护戴黄色帽子的普通工人不受伤。在多哈各种各样的工地上，安全员是紧俏岗位。两年前，尤斯考了安全员证，加入来自葡萄牙的建筑维护公司，“至少不用在酷暑，露天作业。”

卡塔尔像磁石，紧紧攥住尤斯一家。他的父亲想念故国，几年前试着回国，但尼日利亚的高消费、低工资让他打退堂鼓。离开卡塔尔等于离开稳定的收入。可长久地留在卡塔尔，又绝无可能。

“如果我明天能走掉，”24岁的尤斯笑容灿烂，“我完全不会回头看。”年轻的他，不喜欢卡塔尔人与外籍社群的隔离、更不喜欢这儿几乎没有同龄女孩可以约会。可到底哪天能离开？离开这儿，又能去哪里？尤斯没有答案。

饭后，踩著雨后的积水往工地走，尤斯想起一个人，收起笑容对我说：“要是时间允许，你可以去机场送送吉米。”

吉米姓翁，来自菲律宾，有一半中国血统。一个月前，他刚满60岁，大半辈子都在海湾国家打工。大约20年前，他在沙特工作时，不幸遇上瓦斯爆炸，失去右眼。浑身的伤痕至今可见。

就像尤斯的父亲，吉米也在卡塔尔有份不错的工作：维护建筑的工程师。60岁是卡塔尔法定退休年龄，翁吉米的工作签证以及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权利，在生日戛然中止。

“来卡塔尔只是一时之策”——我遇到的所有劳工都这么告诉我。但是，仔细听他们的故事，会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暂时”，在用工作换取价值的时候，他们也将人生交给这个陌生的国家。后者，只需要你的“劳力”，不会接纳你的“生活”。

飞回菲律宾的这趟航班，便是吉米在海湾国家工作近30年后，最后一次离开。

“回到三十年前，再选一次？”听到我的问题，站在登机口前的吉米笑出了声，“人生，怎么能够重选呢？”

“但如果能的话，肯定不会再选择来中东了。”回看多年打拼，吉米的总结很简单：因为在这里赚钱，所以可以培养子女长大；因为在这里赚钱，所以“完全错过了子女的成长。”

“至少我还能回去好好地做祖父，不再错过孙辈。”个子矮矮的吉米挥挥手，不似对最后一次离开有什么特别的伤感，快步走进了机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