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鬼城：那些你看不到的「卡塔爾人」

「有這麼一座勞工建造的城市。當他們搭建的大樓竣工後，這些人，大部分是男性，就不見了。當最後一塊磚砌好，玻璃被擦拭得一塵不染，電梯可供使用，管道也開始運轉，每一個勞工都開始褪色，最終完全消失。有人相信，他們變成了鬼魂，縈繞在建築外牆上。當你探訪這座城市，可要記得，如果在室外、附近又有建築物，那麼，鬼魂可能已經墜落下來，甚至可能落到你身上。」

這是小說《臨時人》（Temporary People）開篇第一段。在這本描述外來勞工眾生相的小說裏，剛出生就被父母帶去阿聯酋的印度裔作家烏尼克裏希南（Deepak Unnikrishnan）沒有立即點破「這座城市」在阿聯酋的哪裏——很可能是擁有全球最高大樓的杜拜，也可以是擁有世上唯一「八星級」酒店的阿布扎比。

當然，說到既依賴外來勞工又可以隨時讓他們「消失」的城市，我們可以想到複製「用石油換金錢」以及「在沙漠起高樓」模式的任何其他海灣國家，譬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又譬如我此刻所在的卡塔爾首都——多哈。

「你想知道多哈勞工營是什麼樣的？」

如約而至的私家出租車穩穩停下，司機瓦斯姆（Wassim）請我上車。車不新，但很乾淨，駕座旁擱着一大瓶白開水，就快見底。像我在多哈遇到的所有出租車司機一樣，瓦斯姆膚色黝黑，來自南亞。他擰開瓶蓋，咕咚咕咚喝幾口，把看來從不離身的耳塞掛在耳後，精神滿滿地對我打包票，「找我就對了。」

卡塔爾很小，大約台灣的三分之一；居民很少，僅有250萬人。理論上，生活在此的人極其富裕：2016年，該國人均生產總值近13萬美金，全球最高。只是「人均」在此地是極不恰當的算法。卡塔爾借石油，尤其天然氣貿易換得的巨額財富，全都掌握在「卡塔爾人」手上。而卡塔爾人只有32萬人。剩下的200多萬居民，都是來自別國的「外籍務工人員」，大多來自亞洲國家，包括印度、尼泊爾、孟加拉、菲律賓、斯里蘭卡。外勞佔卡塔爾勞動人口總數的95%，其中近80%為男性——瓦斯姆便是一員。

「一旦來到這裏，你就走不掉啦，」

到下午4點，早上5點半出門的瓦斯姆已不停歇跑了10小時車。過去一整年，他每天都跑15個小時，一天未歇。他有個重要的目標，這個目標也許過半年就能達成，到時就能減少工作量到每天10小時。

「我要蓋一間大房子。」

45歲的瓦斯姆來自孟加拉小鎮。1970年代開始就有許多孟加拉人奔赴海灣國家打工。為補貼家用，瓦斯姆19歲那年隨親戚到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大城市杜拜，一住便是15年。等到父母搞好包辦婚姻，他才回去老家。

可老家日子不好過。在杜拜打工那些年，要顧家人，又要送弟弟們上學，剩下的存款並不算多。回去一段時間後，母親埋怨他給的補貼越來越少，婆媳關係也越來越差，遲早得分家。分家意味着再蓋套房子。一雙兒女也在長大，蓋房子的錢、孩子以後上學、結婚的錢，一筆一筆，瓦斯姆越算越憂心。

在老家找份工作不是好選擇。瓦斯姆的父親曾是警察，在鎮上有頭有臉，容不得長子一把年紀還開出租車、做散工。可高中畢業就在杜拜打工的瓦斯姆，幹過最有技術含量的工作就是汽車銷售。他試着在孟加拉做日用品銷售，但工資低得可憐。

賺錢的希望在別處。回家八年後，也就是三年前，瓦斯姆狠心花了5000里亞爾（約1300美金）買到卡塔爾工作簽證，重回中東。當時，杜拜陷入經濟危機，工作緊缺，恰好瓦斯姆的表親來到多哈，便也捎上他。

擔保方是間出租車公司，瓦斯姆又借了4萬里亞爾買二手車，每個月給公司繳500里亞爾租金。他多跑一些就多賺一些，最好時一個月能賺八九千里亞爾。這是他在老家打工所得的十倍，也比他能在多哈找到的其他工作都多。

「我算是技術工人，而且懂得跟客人打交道，」瓦斯姆對收入很滿意。雖然為節省開支，他跟另外兩個司機合租一個房間，但每個月，他都要買高級巧克力、進口玩具寄給家中孩子。

「95% 以上在卡塔爾打工的孟加拉人都是底層勞工。在孟加拉就是底層，到這裏依然是底層。」很多人兩年才能付清為買簽證欠下的高利貸。工資最糟的每月只有700里亞爾，一般則在1200到1300里亞爾，稍好的服務業崗位可以達到三四千里亞爾。

這些勞工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被公司集中安排在「勞工宿舍」裏。

「一旦來到這裏，你就走不掉啦，」瓦斯姆歎口氣，他有很多老鄉在多哈工作，偶爾見面，最常聊的就是：賺夠錢了嗎？半年後、一年後，就能回老家了嗎？若聽到有人說再過幾個月就回去，瓦斯姆總是不相信。

「賺到一點錢不難，難的是決定何時收手離開；老家永遠有更多的難題，永遠需要更多的錢來解決，你就永遠栽在這兒了。」

多哈的繁華只在幾處，其餘街區大多簡陋，布滿未完成的工地。偶爾，街邊有一些樹，被沙漠的陽光曬得無精打採，要是沒有勞工定時澆水，就會乾死。我們駕車離開市中心，逆着夕陽往城南工業園區走，勞工營集中在那區。我問瓦斯姆，你喜歡多哈嗎？

他頗為不滿地抬眼，提高音量說：「當然不喜歡」。

「這地方要的不是奴隸，它只是不停索取我們的青春。」

印度，斯里蘭卡，尼泊爾，孟加拉，菲律賓⋯⋯

八個月，一年半，三年，五年，八年……

第一個問題，你從哪裏來？

第二個問題，你在這裏多久了？

第三個問題，你喜歡多哈嗎？

最後一抹夕陽消失前，建築公司安排的大巴陸續將工人送回宿舍。瓦斯姆和我在一間專為勞工開設的「大賣場」外，拿這三個問題問路過的工人。前兩個問題有些機械，但第三個問題大約太過奇特，大多人聽了都略驚訝地頓住，然後笑出聲。

一些人笑得搪塞：「這有什麼好問的」。

另一些人像被刺中，笑得諷刺，皺起眉，狠狠搖頭：「當然不喜歡……但這有什麼好問的。」

2010年，卡塔爾獲得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成為中東地區第一個主辦世界盃的國家。在炎熱的沙漠裏踢球，卡塔爾承諾設有先進露天冷卻技術的體育館，並以此為契機大批引進南亞和東南亞的建築工人。

為降低比賽風險，卡塔爾世界盃已被安排在温度適中的冬天，球員不必面對酷暑。但是，一磚一瓦搭建場館的民工卻不能避開夏天動輒50攝氏度以上的高温。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2017年的報告顯示，由於殘酷氣候和不當管理，卡塔爾建築工地上每年都有數百工人死亡。而氣候亦非唯一挑戰，儘管輸出國的勞工中介在「販賣」簽證時，會說「耐熱」是在卡塔爾工作的唯一要求。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在2016年發布報告稱，修建世界盃場館時，來自亞洲的勞工一直遭到剝削和虐待，「包括繳納高昂的招聘費用、住宿條件惡劣、拖欠工資、不得離開工地、不得換工作、被威脅、被恐嚇」。

宣傳這些外籍勞工在世界最富裕國家的悲情故事也有些效果。臨近大賣場的宿舍看起來剛建成不久，被高高的圍牆擋住。一位常年跟蹤卡塔爾勞工權利的專家告訴我，卡塔爾政府頗花了些心力建立設施齊備的勞工宿舍。為了堵住批評者的輪番轟炸，「能見人」的勞工宿舍如今已是卡塔爾重要的「形象工程」。

11月，卡塔爾已入冬，過6點就夜意濃厚。路上行人只一種：剛離開工地的建築工人。破舊衣服沾滿一天苦工留下的塵與汗。全是壯年男子，三三兩兩，不吭聲走在路上。沿街偶有店鋪，都是給工人開設的飯堂、手機維修店、修鞋店，見不到一個女性或孩子。女性也不准走進大型宿舍。事實上，為了避免戀愛（或其他麻煩，譬如性交易），雇用女性勞工的公司通常設有宵禁，晚上8點後，這些女工便不准再出宿舍了。

在賣場買好蔬果食物的工人走回宿舍樓，門口的警衞攔住他們，仔細查看購物袋。瓦斯姆說，公司擔心工人偷偷帶酒回宿舍。生活在一個禁止飲酒的伊斯蘭國家，非穆斯林員工要有公司開具的許可才能買酒。全國只有一處可以憑證、限量購買。當然，黑市賣很多酒，啤酒10里亞爾一罐、廉價的威士忌一小瓶50里亞爾。

下了工回宿舍便無事可做，有人會賭博。

「一開始賭博，那可就不能回頭了，也剩不下錢寄回家。」瓦斯姆和我離開「示範宿舍」，往更南的方向走。在這裏，「勞工宿舍」的形態，變得越來越複雜。

任何店鋪後頭的小樓裏，擠擠都可以住幾十人。有精明的商人，從卡塔爾人手裏租下荒地，再建些簡易棚，又可以擠下一大群人。在整齊宿舍裏偷偷摸摸的賭博，到這區，便是幾百號人大街上的集體活動。

瓦斯姆隨便往黑夜裏一指，說四五十公里開外的沙漠深處還會有那種特別大的勞工集中宿舍，住著成千上萬人。「那才是完全沒有指望，除了工作什麼都沒有的地方。」

2018年9月，國際特赦組織追加了一份報告，許多尼泊爾和菲律賓的工人為得到工作機會，給黑心中介付錢而欠下高利貸；來了卡塔爾，又被公司拖欠工資，等脫身回國時，竟比離開時更窮。

「哪怕讓他們在卡塔爾過得再好一點點呢？哪怕能讓我們的老婆一年有十多天來看看我們，哪怕有一點點娛樂場所？而不只是工地、宿舍兩點一線呢？」

夜又深了些，瓦斯姆終於有了倦意。

「這個地方要的不是奴隸，它只是不停索取我們的青春。」

「一切都是卡塔爾人說了算。」

與瓦斯姆見面前幾天，我第一次踏足多哈有名的海濱大道。

這條7公里長的大道，沿城市最東邊的海灣畫一個半圓，把南邊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與北邊的西灣連在一起。這是多哈風景最好的地方，尤其是博物館延展出的一個人工半島尖端。小小半島上，有間露天咖啡館，沿海而坐，西灣幾十座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一覽無遺。

滿臉胡茬的喬治（George）休閒打扮，在這兒獨自呆坐半天。他的辦公室就在對面某座摩天大廈。這個週六，他心裏不暢快，盯着西灣，任咖啡涼去；有清潔工來掃地，他歎口氣起身離開。

三十出頭的喬治是個不喜歡阿拉伯世界、甚至不願使用阿拉伯名字的黎巴嫩人。他已在多哈待了8年，一直都是銀行的客戶經理。比起南亞、東南亞的勞工，外來的阿拉伯人口只佔卡塔爾勞力的12%，但基於語言和教育的優勢，佔據九成以上高收入、高技術含量的工種。

在黎巴嫩老家，喬治有個11歲的兒子。他常年獨自在外，已與妻子疏遠。兩年前，喬治試着回國發展，跟家人做酒店生意，未果，只好又回多哈。為歸國，喬治付出好大代價：他從多哈銀行辭職。當他想再回多哈找工作時，多哈銀行不願意出具「無異議證明」——在卡塔爾，上家公司的肯定是外來勞工尋得新僱主的前提。若沒有來自上個僱主的證明，喬治便無法再去找同行業的工作。

幸好，在金融業這些年，喬治積攢了一些人脈。一個相熟的卡塔爾人願意給他「擔保」，至少保他能留在多哈。不久，喬治在多哈一家來自黎巴嫩的銀行辦事處找到臨時工，合同三月一簽。他說，全球金融業都在整肅裁員，而這家銀行新上任的執行總監，便以精簡人員為首要任務。這個週六，便是喬治上份合同的最後一天，雖說人力資源部門口頭答應下份合同已經在擬，他心中的石頭仍放不下。

限制喬治求職的與限制建築工人與公司討價還價的，都是一個叫做「卡法拉」（Kafala，意為「擔保」）的外籍勞工制度——要在海灣國家工作，外來勞工必須獲得當地個人或公司的「擔保」。在卡塔爾，擔保人曾擁有極大權利，僱員未經允許不得離開卡塔爾，不得更換工作，不得自行結束合同。

世界盃引發的爭議使卡塔爾做出部分改革，2018年開始，大部分工人如果想要自行離開卡塔爾，無需公司出具「出境證明」；合同到期另尋工作，也不必上個僱主出具「無異議證明」。雖然法律明文已有修改，實際情況卻沒有好轉。

「在這個國家，普通勞工是沒有權利的，一切都是公司說了算，」聽我提起建築工人的境況，喬治同情之餘，也想起自己，「不，一切都是卡塔爾人說了算。」

即便合同三月一簽，喬治還是這座城市裏專業高薪人群的一員。底層勞工的難處離喬治很遠。景況最好時，喬治還住在西灣再往北、多哈最高級的住宅區：「卡塔爾之珠」（Pearl-Qatar）。

2004年開發的「卡塔爾之珠」是片400萬平米的人工島，在高空看像一串珍珠項鍊。開車入內，滿眼歐洲地中海風格的建築，若非仍會見到身着長袍的卡塔爾年輕人在咖啡館約會，就像置身於空蕩蕩的南歐小鎮。這是卡塔爾唯一允許外國人購買的地產。喬治買不起，但曾遇到業主吸引租客，放低房租，也搬去住過一段。

但過去一年，喬治只能住在酒店。卡塔爾的租金一年一交，每三個月就要擔心一次自己是否仍有工作的喬治，只好長期住在酒店房間。雖說人前光鮮亮麗，客居他國的不安感也籠罩着喬治這樣的高收入人群。

喬治想逃脱三個月「詛咒」，不久前找了阿拉伯半島最東端國家阿曼（Oman）銀行的面試機會。可他底氣不足。「我所在的行業重人脈、重客戶資源，在多哈待得越久，越是將資歷集中在了這座城市。」若真去阿曼，不僅工資更低，核心業務也要從頭打點。

「卡塔爾所謂的中產也是外籍僱員，大多與地產相關，承包商、人力、保險、貿易。但是，他們中絕大多數都會把收入寄回家。」沒有外籍僱員會把「生活」建在這裏，這裏不給你構建生活的機會。妻兒都不喜歡來多哈，喬治只能在新年回國探望她們。

而卡塔爾人擁有最好的福利，無需繳水電費，出國唸書到博士都免費，政府給地、給特別優惠的貸款蓋房子，喬治撇撇嘴：「只要願意，他們就肯定有工作。」

「人生，怎麼能夠重選呢？」

第一次來卡塔爾時，尼日利亞人尤斯（Useful）還少不知事。十年前，14歲的他只記得自己穿着唯一的西裝，從尼日利亞首都機場忽而就到了多哈機場。

尤斯知道自己是幸運的，因為父親是收入頗高的空調技師，來多哈後，還能把妻子和四個孩子都接來同住。但他又不確信是不是用完了運氣，因為他如今最大的願望就是逃離多哈。

尤斯曾「成功」逃離過一次。剛來多哈時，他念的是菲律賓人開設的高中，17歲那年，菲律賓的大學來招生，他便順勢去菲律賓念大學，工程專業，專攻水利。畢業後，他被打回原形：要是回尼日利亞，便得志願給國家服務一年；要是回到父母所在的沙漠國家卡塔爾，水利工程無用武之地，便要加入勞工大軍。

見到尤斯的這個午後，多哈難得地忽降暴雨，像個休止符，打住了整座城市工地的運轉。乘午休，尤斯從工作的醫院出來與我吃午餐，頭上還戴着白色的安全帽。工地上安全帽的顏色象徵工種，也象徵級別，戴白色帽子的通常是工程師、監理或者領導。他的職位是安全員，負責保護戴黃色帽子的普通工人不受傷。在多哈各種各樣的工地上，安全員是緊俏崗位。兩年前，尤斯考了安全員證，加入來自葡萄牙的建築維護公司，「至少不用在酷暑，露天作業。」

卡塔爾像磁石，緊緊攥住尤斯一家。他的父親想念故國，幾年前試着回國，但尼日利亞的高消費、低工資讓他打退堂鼓。離開卡塔爾等於離開穩定的收入。可長久地留在卡塔爾，又絕無可能。

「如果我明天能走掉，」24歲的尤斯笑容燦爛，「我完全不會回頭看。」年輕的他，不喜歡卡塔爾人與外籍社群的隔離、更不喜歡這兒幾乎沒有同齡女孩可以約會。可到底哪天能離開？離開這兒，又能去哪裡？尤斯沒有答案。

飯後，踩著雨後的積水往工地走，尤斯想起一個人，收起笑容對我說：「要是時間允許，你可以去機場送送吉米。」

吉米姓翁，來自菲律賓，有一半中國血統。一個月前，他剛滿60歲，大半輩子都在海灣國家打工。大約20年前，他在沙特工作時，不幸遇上瓦斯爆炸，失去右眼。渾身的傷痕至今可見。

就像尤斯的父親，吉米也在卡塔爾有份不錯的工作：維護建築的工程師。60歲是卡塔爾法定退休年齡，翁吉米的工作簽證以及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權利，在生日戛然中止。

「來卡塔爾只是一時之策」——我遇到的所有勞工都這麼告訴我。但是，仔細聽他們的故事，會發現根本沒有所謂的「暫時」，在用工作換取價值的時候，他們也將人生交給這個陌生的國家。後者，只需要你的「勞力」，不會接納你的「生活」。

飛回菲律賓的這趟航班，便是吉米在海灣國家工作近30年後，最後一次離開。

「回到三十年前，再選一次？」聽到我的問題，站在登機口前的吉米笑出了聲，「人生，怎麼能夠重選呢？」

「但如果能的話，肯定不會再選擇來中東了。」回看多年打拼，吉米的總結很簡單：因為在這裏賺錢，所以可以培養子女長大；因為在這裏賺錢，所以「完全錯過了子女的成長。」

「至少我還能回去好好地做祖父，不再錯過孫輩。」個子矮矮的吉米揮揮手，不似對最後一次離開有什麼特別的傷感，快步走進了機艙。